河北 刘世芬

我在《文学自由谈》写稿这些年，一直远远近近地关注着几位同刊老作家：李国文、韩石山、陈世旭……皆因他们老而弥坚，始终不紧不慢地“老骥伏枥”着。此间形成一个不成文的印象，他们专于随笔——至少古稀之后的他们渐渐远离了散文、诗歌等比较“年轻”的文体，虚构的小说更为少见。不仅如此，他们的随笔更显“水落石出”的筋脉和骨感，时而放射出不那么平淡的锋芒。这似乎也回应着历史规律，从青涩到成熟再到清癯力道，仿佛不带点棱角就辜负了岁月沧桑的珍贵，而小说的虚构、诗歌的激情、散文的吟哦对于他们都未免有点“轻飘飘”了。他们需要面对面地直抒胸臆。

有点意外的是，岁逾己亥，“文坛刀客”韩石山就爆出了“冷门”，一部近50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边将》（河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版），着实击溃了我以往那些隐约的偏见。

《边将》“一剑”，历经四年打磨，冉冉逸出的，是一段明朝的烽烟。这段烽烟“燃”起于雁北大同右卫城，也时而燃及周边乃至京师，总之就是一场接一场大大小小的战役。边关一守就是几代人，镜头拉近，是杜家。爷爷杜俊德、爸爸杜国梁，以及兄弟三人，大哥杜如松、二哥杜如柏、老三杜如桢。作者截取其中的六十六年，一个完全虚构的人物——杜如桢，从他的十三岁初识边关，写到七十九岁终老于故乡，从新平堡的守备任上的青年军官，到独石口的参将，再成为大同的主帅，一生戎马，壮怀激烈。三兄弟的后代思勋、思义、思昭，也都成为“边将”。边将们有的年纪轻轻就战死了，如二哥如柏；有的自童年就被异族掳去，星月移转竟被同化，成为流淌着汉族血液的异族人，如二嫂王慕青的哥哥王效青以及成年后偷偷跑回的马芳；也有的虽墨绖从戎，却历经战火，建功立业，还有的因谗言奸佞陷害而死，大部分官兵则在边关哨卡的时光漫漶中度过一生……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幅明朝大同的战时烽火图、日常风情画。

诚然，韩石山断不肯呈现一个高大全的“假人”，杜如桢是一个血肉真实的——人。不错，他饱读诗书兵书，家教严饬，作战勇敢，体恤官兵，未雨绸缪，精准把握战机，情怀与山川相激荡，这些统统让他有了英雄意味。男人是讲国品的，无家国情怀的男人，才气再高非上品。别说上品，中品都不算，别说中品，指定下品……也因此，尽管杜如桢毫不掩饰地爱恋二嫂，敢于“腹诽”母亲、诅咒二哥，一次次酣战之后，仍去狎妓，可是读来你就是觉得这是个可敬可爱可信赖可仰望的——人，具有凡人的温度和触感，活生生的，不是蜡人。

《边将》取材于山西右玉县古代的一位将军——麻贵，先是抗击蒙古人南下，后来又率部赴朝鲜，抗击日寇的侵扰，涉及明代北部边疆许多真实的历史事件，谋篇布局颇显“刀客”的眼力与腕力。除了杜如桢一家，《边将》中的人物都是明朝历史上真实存在，比如声震关外的大人物杨博，屡战屡胜、只要赏赐不要官阶的将军马芳。既有边将们的征战厮杀、家国忠诚，也有烽火连天中的儿女情长，更有明朝大同一带的民风民居、市井俚俗等边关民众的日常生活场景。此外，当时流传于坊间，引起士子与平民关注的《金瓶梅》《三国志演义》的情节和典故也被作者信手拈来，安插于六十六年生活战斗的各个场景中，显得格外自然、贴切。一个个极具地域风情的地名、物名、俚语、饮食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脚地、毛裢袋子、蒲州小吃“杂镇”、海东青（一种草原上的苍鹰）……使得小说显得格外耐读，口齿噙香。我尤其对朝廷大臣杨博改良戏班子的情节印象深刻：本是落魄的蒲州同乡班主和外甥，因右卫被围，穷得连唱戏的行头都变卖了，也不够回家的盘缠，杨大人深表同情，杜家为他们置办了行头，再排几出戏，转身之间竟成为大同边军的“文工团”，在边防军堡巡回演出，一时成为盛况。更为奇怪的是，戏台就建在堡门外，每当演戏，大同这边，杨大人吩咐下属告诉墙外的蒙古人：“备上吃喝，请他们老老少少，都过来看戏！” 几十年后班主的儿子重整旗鼓，依然不忘边关情谊，每年都带戏班子到边关来演出。那些演出的剧目也被韩石山安排得恰到好处：《五典坡》《黑叮本》，全书结尾处的那场戏还把杜如桢的生平故事编排进去，这个细节安插在杜如桢的暮年，更给人一种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电光石火、云垂海立的情感大回旋。

多年前，我在大同出差时走马观花地游览了这座“边城”，领略一座边塞风情浓郁的城池以及一个个“边”味十足的地名，深感历史的厚重和苍凉。此时读《边将》，那种“边”的意象鱼贯而出，蓦然发觉全书早已被一个个带有“边”的词语塞满。既有我们熟知的边关、边疆、边塞、边寨、边防、边民，也有颇为新鲜的“边”字组词：边材、边务、边堡、边镇、边兵、边地、边戏、边军、边诗、边墙、边患、边鄙……诸多的“边”，统于“边将”。这些“边”字写满边关的高渺悲怆，也不乏烟火挚爱。沿着这一个个“边”字，恍然、慨然：华夏版图的脊背处，大同这个兵燹之地，对当时的大明边防可谓一夫当关！

你可曾见一种独特的边关情态：一边亮剑、一边握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狗咬连环，撕扯不清”。历史的各次战役形成明军中留有不少“达（鞑）将”，到全书的尾声，如桢的随从张胜就酒后出言：“要说守边，功劳谁最大，还数咱们达人，靠汉人，哼！”另一方面，“去了蒙古那边的汉人，不是三十二十，也不是三百二百，海了去了”。外人看上去，真有那么一股“天下大同”的意味儿。当然谁都明白天下“大同”是个美醉的童话，但民众、百姓以及他们人性深处的自然流露，从而生发出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让烽烟有时还会变为炊烟，至少变得不那么面目狰狞，还让人有一丝留恋、回眸。

二嫂的哥哥杨效青自从6岁被蒙古人掳去，直到成为蒙古将领，名字都改为“巴图鲁”。思乡心切的巴图鲁装成鞑靼的样子劫持了自己的亲妹妹假意猥亵以此聊慰思亲之情。之后不久，右卫城经历蒙古军长时间的围困，巴图鲁冒着“通边”杀头的危险，趁妹夫如柏上哨巡察不在家的当口儿，偷偷溜到妹妹家，为久被围城饥荒困窘的妹妹全家送来新鲜的蒙古奶酪，以及妹夫一旦作战失利时救命的“腰牌”。这种奇特的“腰牌”关乎生命，上面刻着“奇奇怪怪”的“八思巴文”，有浅浅的双勾的“令”字，按如桢理解，应为蒙古首领俺答大营里的宝物，“至高无上悉听此令”，为的是让妹夫如柏一旦与蒙古军打仗，得胜不用说，而一旦失利身陷重围，出示这个腰牌即可保命……残酷的墙子岭大战中，巴图鲁适时地为如桢送来救命的汗血马和海东青，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巴图鲁深知自己“回国”无望，但对“国内”亲人的眷眷之情可见一斑。还有朝廷命官杨博手下大将马芳，自10岁被掳，18岁凭着过人的机智和才能偷偷跑回大同，而蒙古首领俺答明明看到他逃跑却不让手下人搭弓射箭。俺答看到成年后容貌昳丽的马芳，也说“这样长相的人，要为他们朝廷效力”……匪夷所思的是，无论马芳还是巴图鲁，竟对掳了自己的俺答众口一词地称颂“雄才大略”“值得留恋敬重”。这种复杂的边塞情态意味深长，同时直指人性深处：杜如桢与王效青藏身山洞那一段尤为感人，这时的效青已是巴图鲁，巴图鲁高烧，如桢悉心照顾他，他们各自的下属纷纷喊他们，但为了不让对方暴露，他二位宁可煎熬也都默不作声。巴图鲁的“战友”默扎哈是个纯种蒙人，他对巴图鲁已情同手足，他在山洞外一遍遍喊着：“好兄弟，你要不回来，我怎么向俺答老人家交代？你可是他最喜欢的孩子呀！巴图鲁呀巴图鲁，你在哪儿我的好兄弟！” 可见他对巴图鲁的感情已超越族类国别，发人深思。

原来，蒙古人掳汉人孩子，也不是随便见一个就抢，而是暗中跟踪很久，搞清这孩子的家世背景，“孺子可教”的，才被盯上。当时的这种社会状态被在永安寺避难的儒商孙占元一语道破：大明、蒙古以及漠北的鞑靼三方要“互市互惠”，才能平安无事。而朝廷如果一味剿灭，只能是“治丝益棼，难有靖时” ……

韩石山在2018年第12期《文学自由谈》撰文，以他一贯的深涵若海、机趣俏敏告诉我们《边将》的成书起因及过程。他自称此书为“短篇的框架，中篇的节奏，长篇的气势”。在写作手法上，具有“抟泥成型”的结构，即将一些小的事件，抟在一起，成一个大疙瘩；同时让故事舒展开来，感情与战事相伴发展，最后共同达到高潮，然后“齐格察”地停了。

由《边将》看来，先前的我多为狭隘。八十四岁的王蒙先生去年在陕西演讲时还激情轩昂地宣称自己写了一部五万字的爱情小说，写得“要死要活”，并格外珍视“写小说所得到的那个心潮起伏的感觉”。2019年初，那个让他“要死要活”的《生死恋》分分钟出炉了（《人民文学》2019年第1期），《小说选刊》转载时用了这样的推介语：“如果你读到王蒙的《生死恋》，绝对想不到这篇作品出自一位八十五岁老人，语言的热度、感觉的奇妙、行文的畅快，仿佛来自青春写作者……”

这部《边将》也有同感同质。韩石山称这是一个“神圣的爱情故事”，也是一曲人性的赞歌。杜如桢始终深挚地爱着二嫂王慕青，长他四岁的二嫂也是“怎么看着他这个小叔子都喜欢，说话，笑，都多余”。在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无疑无法打破诸多禁忌，即使在杜如桢的夫人过世可以“把二嫂续过来”的时候，侄子思义坚决反对母亲嫁给三叔——已成为明军将领的思义要为母亲向朝廷争取“节孝牌坊”。为了不让思义难堪，也为了却叔嫂二人相望已久的心愿，后来还是孙胡子费尽苦心，花五千两银子，为二人在广宁王府安排幽会，那一刻二嫂变成了“王妃娘娘”，黑暗中二人尽享鱼水之欢，如桢日后才知那就是二嫂……

在我读来，这段烽烟，堪称历史长河中的那一管“大漠孤烟”，虽千疮百孔，却也华美绮丽，温暖而又苍茫。饱经时光淬炼的人淡定从容又端丽宏大，岁月沧桑中漫溢而出的激情恣肆，一方面拜托了岁月，更重要的，则是顽强的生命意志，以及由此衍化的生生不息。难怪韩石山称《边将》乃晚年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此生有此作，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