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马兵

虽然今天人们在讨论《洛丽塔》时，大都秉持一种回归文学立场的自觉，而不再有先入为主的道德排斥，但小说里的不伦之恋依旧是颇具禁忌意味的话题。在对《洛丽塔》的辩护中，莱昂内尔·特里林的说法很有意思，他在《最后的恋人》中指出，《洛丽塔》的迷人之处在于其语气与意图的“含混性”，同时还在于“它能激发人们产生不安的心理，打破读者的心理平衡，要求读者改变自己的立场，转换自己的阵营，继续进行思考”。他也不认为《洛丽塔》中“令人愤慨”的“恋童”主题是关于性的，而是关于一种悲剧的“激情之爱情”的。我不知道二湘是否读过特里林的这篇文章，在向《洛丽塔》的致敬之作《心的形状》中，她一面提醒自己不做单纯的仿写，一面又敏锐地抓取到原作中“奇异的道德流动性”和“深沉的爱情”，并将之做了出色的创造性转化，把亨伯特和洛丽塔的故事搬演到当下，通过对施一白这个失意者形象的塑造，提供了一份关于一个移民者居于庸常又渴望用非常规的手段超越庸常的病象报告。

如果我们注意到小说是从施一白对一株多肉植物的留恋开始入笔的，就应该能体会，这个厌倦现状的男人一直希望有一种不一样的东西把自己从沉滞无趣的生活秩序中拯救出来，哪怕只是一株植物。施一白第一次见到劳拉时是先闻其声再见其人的，他听到了劳拉演唱的斯汀的那首歌，才注意到唱歌的女孩。是女孩的歌让他想起自己二十年前看《这个杀手不太冷》的时候的那些记忆，于是他回到家里从网上找到斯汀演唱的视频，“屏幕上两个老男人还在唱着最后几句，斯汀的鬓角有些花白，施一白伸出手，像是要触摸到他花白的头发，又像是要触摸他的心跳”。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因为后来在他陷入对劳拉不能自已的觊觎中，他又一次对屏幕伸出了手，“他伸出手——那只早已不再年轻的手，触摸着屏幕。他的手停在她的胸部，在那绿色的小丘上来回磨挲”。这两处“伸手”的并置所带来的正是一种“道德的流动性”，施一白对劳拉的迷恋确实是有着浓酽的欲念成分的，但就像特里林评价《洛丽塔》那样，我们如果设身处地，那么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他会觉得书中所描绘的情形正一点一点地失去抽象、道德、可怕的色彩，反而逐渐增加了人性和‘可以理解’的成分。”——小说虽然很短，但从容不迫地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有文学情结的中年男人在婚姻和事业上双重的溃败历程，一面是与时代的扞格不入，一面是内心虚妄的坚持。于是，劳拉的出现就像纳博科夫反复申说的“悸动”，终于给了施一白不顾一切去成全自己的机会。

然而小说的结尾是反讽而寒凉的，失业的施一白在与劳拉的网络聊天中收获了久违的生命暖意，也渐渐发现自己对她越来越多地有了父爱的慈悲和善意，但是当他邀请劳拉同他一起去听斯汀演唱会的当口，不期而至的警察逮捕了他，这个失败者没有想到引导他的生命之光却将他的人生引向更深一层的跌落——他不是亨伯特，虽然对着劳拉的照片自渎，但他所有的欲念也只不过是一场春梦，他也无力救赎自己和劳拉，甚至连那条叫旺达的鱼他都不能给它更好的照料。

二湘曾借另一篇小说《白的粉》谈到过生活的不确定性和戏剧性与小说的关系，《心的形状》其实同样如此，在斯汀的那首歌中有句歌词：“I’m not a man of too many faces”（我不是多面的人），施一白在小说中其实也并非分裂的，他的职场失意、对程序化生活的拒绝以及后来对劳拉的爱都是一种人生态度的逻辑结果，这可能是他与亨伯特最大的不同，然而生活的不确定性却永远在人心的设计之外，谁也不知道命里该拿哪一张牌。所以，施一白的救赎或许要永远延宕下去。

纳博科夫本人对于小说进行伦理化和社会学的解读是非常抗拒的，他自己倾向于把《洛丽塔》看作一个美丽的谜，“她的谜面同时也是谜底，这取决于你观看她的方式”，同时他呼吁读者把重心放在小说所需要的“艺术品质”上。而二湘的这篇致敬之作虽然并不像《洛丽塔》有那么多修辞技巧和知识埋伏，但也把各种元素措置裕如，小到多肉盆栽、一条小鱼，大到主人公人生的起落，又不断以电影《那个杀手不太冷》和原作《洛丽塔》为镜像，在互文性的文本里织入施一白钝感和敏感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感觉，确是一篇匠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