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琪 ［山东大学，山东 威海 264200］

20 世纪60 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逐渐发展起来，在学术界成为一种引人注意的批评方法。本文旨在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水浒传》中潘金莲的形象做出新的评价。《水浒传》中明显存在“两个潘金莲”，一个是被作者的评价与议论“塑造”出来的潘金莲，一个是真实的心理和行动表现出来的潘金莲。我们要剥除作者附加在“她”身上的评价，通过潘金莲自身行为认识“她”，同时考察作者的创作倾向，分析潘金莲如何被“塑造”成一个淫妇。

一、剥离男性权威的潘金莲

潘金莲本是清河县一大户人家的使女，“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只因那大户纠缠她，她不肯依从，便被怀恨在心，白白嫁给了“身材短矮，人物猥琐”的武大。在这不般配的婚姻中，潘金莲生理和心理上的欲望都得不到满足。她遇到高大威武的小叔子武松，不自觉地萌生了爱意，百般引诱却被拒绝。于是她恼羞成怒，挑拨兄弟二人的关系，但这行动也告失败，反而让武大在武松的劝诫下对她加强了戒心；后来她又与西门庆勾搭成奸。奸情败露后，他们又伙同王婆铤而走险，毒杀了武大，而最终被归来为兄报仇的武松所杀。

在以往的文学批评中，潘金莲往往会被批为一个妖艳、残忍的淫妇，也有人为其翻案，说她是抗争封建礼教的斗士，但两种说法都没有从她女性的身份出发、结合女性心理去认识她。他们分析的依然是一个被男性作家“塑造”出来的女性形象。吉尔伯特和古芭在关于“天使”和“怪物”的理论中指出，“怪物”是与“天使”对立的镜中形象，她表现的是男人觉得“放肆”的欲望，而不是天使般的谦卑恭顺，“以及为她设计好的‘单调乏味’”。我们用这一观点重新评价潘金莲，或许会得到与以往不同的结论。潘金莲毒杀无辜的武大罪无可赦，但她一步步走向毁灭的过程却也充满了诸多无可奈何。她的身上体现了一位女性正常的生理欲望和心理需求。

潘金莲拒绝大户的纠缠，说明她对于爱情有自己的坚持，却因为大户的报复永远地失去了在她所处的社会环境下拥有完美爱情的可能。因为她的合法丈夫——“身材矮短”“人物猥琐”“不会风流”的武大——不可能是她心目中的良人。在这强权所加、无法逃脱的悲剧婚姻下，她没有放弃追求理想伴侣的可能。遇到武松时，她马上想到“我嫁得这一个，也不枉为人一世”“不想这段因缘，却在这里！”她认为只有高大勇猛的打虎英雄武松才配得上自己。试想，如果她还是那个美丽贞洁的使女，男未婚女未嫁，故事也许会变得不一样。可惜，二人初次相见已是叔嫂关系，而造成这尴尬局面的不是潘金莲的错，而是大户的残忍报复，是男权的威压。武松不会也不能对潘金莲的热情有任何回应。在男权一手制作的婚姻牢笼下，潘金莲第一次对爱情的追求终告失败。

潘金莲与西门庆邂逅是因为她手滑掉落的竿子误中西门庆。“这妇人见不相怪，便叉手深深地道个万福，说道：‘奴家一时失手，官人疼了！’”简短的对话后，她“自收了帘子叉竿归去，掩上大门，等武大归来”。这一节中，潘金莲表现得是一个正常的良家妇女，她并没有任何勾引对方的意思。倒是西门庆“立住了脚，意思要发作，回过脸来看时，却是一个妖娆的妇人，先自酥了半边，那怒气直钻过爪哇国去了，变作笑吟吟的脸儿”，随后的对话中“那一双眼都只在这妇人身上，也回了七八遍头”。所以西门庆和潘金莲之所以能勾搭成奸，首先是因为西门庆的见色起意。

随后，西门庆去找王婆，王婆给他出了“十分光”的计谋。仔细分析这“十分光”的计谋，会发现这是在最大限度地利用潘金莲的善良无知。因为王婆计谋的第一步是请潘金莲为自己做衣服。她这样对西门庆献计：

大官人，你便买一匹白绫……却与这雌儿说道：“有个施主官人，与我一套送终衣料，特来借历头，央及娘子与老身拣个好日，去请个裁缝来做。……他若说：‘我替你做，不要我叫裁缝’时，这便有一分光了。”

从邂逅一节中，我们可以看出潘金莲对西门庆并不在意，即使她对西门庆有意，也无从得知西门庆要通过王婆与她通奸。因此她能主动提出要帮王婆做衣服，只能是出于善心和邻里情谊。而当西门庆出现在王婆家时，她或许能敏锐地察觉到不寻常的气息，但未必能猜透他们的计谋。等到西门庆借着拾筷子悄悄地捏住了她的脚时，她已经被不知不觉地引入到一个偷情的情境中去了。多年生理上的压抑，正常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些都促使她很容易在紧张的形势下做出依从的选择。“十分光”的计谋成功了，潘金莲正式成为一个不守妇道的出轨女人，成为作家笔下的淫妇。

但是，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立场出发，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她看作一个“淫妇”，而应该认识到她命运的悲剧性。她出身低贱，是一个被压迫被侮辱的女性，前期身世令人同情。她不满武大，追求武松，虽然违反了传统伦理纲常，却是出于一个青春女性追求健康青年的正常欲望，也是她改变糟糕现实、追求理想生活的尝试。她在对爱情的追求中接连碰壁，人生的欲望和幻想全都破灭之后，遇上了西门庆。在西门庆和王婆的引诱下，她一步步陷入堕落的深渊：为了满足被压抑的自然欲望与西门庆通奸，又为了掩饰奸情鸩杀武大。她身上的善逐渐消失，恶不断膨胀，最终让她害人害己。应该说，是罪恶的封建制度造就了潘金莲，也使她成了这一制度的牺牲品。

二、作者施耐庵的塑造倾向

安妮·芬奇认为在传统的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女性是“男性权威施加的对象”。父权制社会中的女性只能历史性地被降格为纯粹的财产、被囚禁于男性文本之中的性格与形象。因为“她们仅仅是被男性控制和设计生产出来的”。

《水浒传》是一本男人书，描写的是封建男权视角下的男人的世界，它没有意识到妇女本身的地位与价值，是一部男权倾向十分突出的小说。小说中主要女性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梁山三位女英雄——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第二类是淫妇——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等，第三类是罕见的贞洁女子——林娘子。在对这些女性角色的描写中，我们能明显感受到作家对女性的轻蔑态度。如扈三娘美丽动人、武艺高强、战功显赫，却被嫁给丑陋无能的王英，排名也低于曾被她活捉过的三位男将。

从文本出发，我们也不难发现作者对潘金莲形象的歪曲。潘金莲最初不畏强暴，反抗张大户，俨然一个刚烈女子。但她嫁给武大后，作者突然给出一个令人意外的评价——“这婆娘倒诸般好，为头的爱偷汉子”，贞洁烈女一下变为淫荡少妇。后文更是不断提到“若遇风流清子弟，等闲云雨便偷期”“那妇人是个使女出身，惯会小意儿”，将潘金莲此前不畏强暴的情节一应抹杀，使女出身也成了她的污点，成为她“惯会”勾引人的理由。事实上，不管作者如何歪曲，潘金莲在行为上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不堪。比如作者说她“为头的爱偷汉子”，可她在遇到武松之前并没有勾引过其他男子，旁人会说“好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口里”，不正是因为没落到他们口里吗？因此，我们需要排除作者主观意识的干扰，从潘金莲自身言行中认识她。

后来潘金莲毒杀无辜的武大，确实犯下了罪孽。但武松杀嫂的情形也未免太过血腥：

那妇人见头势不好，却待要叫，被武松脑揪倒来，两只脚踏住他两只胳膊，扯开胸脯衣裳。说时迟，那时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里衔着刀，双手去挖开胸脯，抠出心肝五脏，供养在灵前。胳察一刀，便割下那妇人头来，血流满地。

此后武松经常把自己杀嫂报仇的事情向兄弟们传扬，江湖好汉都赞叹不已。正义和复仇的大旗挥舞起来将屠杀女性的非理性和非人道轻轻盖过，把快意恩仇推向暴力与残酷。作者对潘金莲道德上的批判已经偏激到了要去展示这种残忍而变态的细节了。他并没有探究潘金莲命运的悲剧性和她犯罪的客观原因，只是一味地从男权中心和封建伦理道德出发，给她扣上了一顶“千古淫妇、死有余辜”的帽子。

结语

父权制社会以来，男尊女卑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观念。女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受到沉重的压迫。男性不仅掌握着全部的话语权，还把女性作为自己支配的对象。他们可以随意按照自己的意志把女性形象塑造成“天使”和“怪物”，这些扭曲之后的形象，失去了作为女性的特征和独立人格。

潘金莲就是这众多女性形象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个。笔者并不想为她翻案，也曾在文中多次提到潘金莲毒杀无辜的丈夫的确有罪，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她本身命运的悲剧性，以及她在种种情境下做出选择的被动性和偶然性，了解她作为一个女性的完整真实的形象。

①④〔 美〕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杨莉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7页，第14页。

②③⑤⑥〔 明〕施耐庵：《水浒传：名家汇评本》（上册），李贽、金圣叹等评，北京图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175页，第178—179页，第169页，第2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