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何以成为思想中把握的时代——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重要事件再考察

杨 洪 源

20世纪70年代末在思想界和理论界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不仅为哲学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促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转变，而且还极大地解放了国人的思想，为改革开放的启动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围绕这场思想运动而展开的主要学术活动，包括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7月召开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研讨会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俗讲话)》的出版等，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典型的“哲学事件”。其中“通俗讲话”是当时全国最畅销的图书之一，前后共印刷2300多万册，各地各级报纸普遍转载，从中央到地方的广播电台反复播放该书内容，听众总量数以亿计，被誉为“新时期的《大众哲学》”。这一哲学事件秉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质，从实践的维度解答了哲学的历史性问题。历史一再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大发展的时代。哲学事件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力，全赖于其正确而坚定地把捉到坚持实事求是和大胆解放思想的时代精神。正因如此，它还直接影响了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对实践问题的持续关注，经由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争论、选择论与反应论之争等，开启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建构。另外，哲学事件以人们所熟知的俗语和谚语来阐述哲学观点，这在“通俗讲话”中尤为突出，不失为实现哲学的民族化与大众化的有效形式。当然，从理论上讲，如果运用不好，也容易导致严重后果。因为这种作法在一定程度上将表达哲学思想的方式复杂化了，将其扩展为“语言的形式—语言的内容—哲学的思想”。一旦过程中的某个中间环节出现断裂，特别是语言的形式无法准确承载其内容时，势必将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淖。因此，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形式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构成实现哲学思维与民族思维融合的“大敌”。它们轻则使哲学思想的阐释失去任何意义，使哲学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失效，重则给改造世界的社会运动带来灾难性损害。如果“通俗讲话”为博听众与读者注意而使用各种接地气的语言甚至夸夸其谈，根本不再“讲事实，摆道理”，就必然达不到真理标准大讨论“进人心，入人脑”的效果。大众化绝不意味着庸俗化，这一点仍然值得我们警醒。(吴志军摘自《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全文约16000字)

社会权与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发展奇迹的双轮驱动

龚 向 和

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难题。“社会权”是宪法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要求国家积极促成其物质和文化生活并提供相应服务的权利，主要包括生存权、工作权和受教育权。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奇迹，为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于对自身国情的准确定位和把握，坚持社会权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依存和同步适应：经济建设不断增强国家能力，为社会权的保障和实现提供物质基础；公民享有的社会权越充分，越能激发投身经济建设的热情，因为社会权的充分保障能够免除公民的后顾之忧，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真正做到共谋、共享发展。当然，公民社会权的发展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发展不会自动转变为公民社会权的享有，而是因为对社会权的全面法治保障，其主要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从“八二宪法”到2004年修宪之前、从2004年人权入宪到2010年第一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完成、从2010年至2018年宪法修正案通过。因此，党和国家在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中所取得的经验是：把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和根本手段，为社会权保障提供物质基础；把社会权作为最终目的和策略手段，促进经济发展，并使社会权与经济发展同步适应。但由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制约以及新常态和新时代的到来，社会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面临新挑战。社会权与经济发展的和谐共进，需要社会权主动引领经济发展，并使社会权保障指标制度化。(吴志军摘自《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全文约12000字)

《英勇奋斗的十五年》：共产国际的中共历史书写

黄 志 高

《英勇奋斗的十五年》(以下简称《十五年》)是米夫为纪念中共成立15周年而撰写的，是中共纪念史学的开创性著作之一。该书写作时间大致在1936年7月前，中译本由北方文化出版社约在1937年出版，次年4月再版，发行量共计5000册。《十五年》煌煌数万言，覆盖中共建党以来在政治、经济、军事、组织等诸多方面的历史，内容丰富，有述有议，分七章建构起一个相对完整的中共历史叙述体系，隐含着中共历史阶段的划分思想。同时，该书在史料剪裁、史实把握和人物评判等方面亦取得相当的史学成就，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如对中共的成立时间作出定论，详细论述中共成立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对中共历史上的若干重要会议、事件和人物都有所评述，且有些评价较为中肯；着力探讨了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革命的任务以及领导权等重大理论问题。作为共产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米夫力图将唯物史观贯彻于全书，注重从经济社会角度理解中共的产生和发展，注重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宏观历史背景下考察中共的历史活动，关注中共历史的丰富性和活动主体的广泛性。不过，米夫毕竟是共产国际的负责干部，《十五年》亦带有某种程度的“共产国际中心论”色彩。该书无视或轻视中共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独特性发展，以斯大林的思想观点作为研究中共历史的指导，突出共产国际尤其是斯大林在中共历史上的作用，遮蔽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指挥中国革命过程中的错误，还刻意隐瞒米夫自己操纵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非组织活动。自1937年底米夫在苏联肃反中被秘密处决后，该书随之失去影响力。但《十五年》毕竟代表了中共历史的一种书写方式，是中共党史史学史所不应忽略的，其间得失对于当下的中共党史研究者也是不应忽视的思想资源。(吴志军摘自《苏区研究》2018年第5期，全文约14000字)

20世纪30年代旅苏游记中的社会主义

王 毅

20世纪30年代，赴苏考察在知识界成为一股潮流，考察归来撰写的旅苏游记描画了一个依赖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苏联，展现了一个朴实、平等、奋发向上的“普罗的世界”，当然也呈现了一个物质贫乏、社会痼疾严重以及缺乏个人自由的“有缺点的苏联”。但在30年代资本主义“名声扫地”的历史语境下，苏联的缺点在当时推崇社会主义的思潮中被“忽略”或被时人给予了足够的同情与包容。尽管面临30年代国民党的严格舆论控制，偏于正面描写的旅苏游记依然异军突起，为时人书评竞相推介，一版再版，影响巨大；偏于负面描写的旅苏游记在不受国民党书报审查的情况下，尽管得到广泛关注，却未成为主流，影响有限。而在30年代中共的马列主义宣传受到极大规限的情况下，这些正面宣传苏联社会主义的旅苏游记对很多知识青年的思想重塑产生了直接作用，成为突破国民党宣传禁锢、传播社会主义的重要途径，强化了当时整个国家和社会对于社会主义的向往。这构成了30年代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面相，从中对近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趋势亦可窥见一斑。同时，大多旅苏游记从经济层面认识社会主义，视公有制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视带有均平色彩的平等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主张中国学习苏联实行计划经济。新中国成立后一度出现的追求“一大二公”且高度追求平等的社会主义建设，与30年代的这种社会主义观之间存在一定的历史与逻辑关系。(吴志军摘自《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全文约12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