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志 军

进入新世纪以来，基于地方档案的中共地域史与基于外交档案的当代中国外交史逐步发展为党史学界的主导性研究形态，持续发掘和展现着以往不为人所知所悉的历史图景与历史知识，引领着党史研究领域的新实证主义潮流，推使党史研究从整体上呈现细密化和具体化的学术气象，“不少年轻研究者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运动的研究，主要兴趣在讨论历史演进中的非常态过程”[注]满永：《重释“社会革命”的意义——试论中共地域史研究的“问题共识”》，《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5期。，其本质属于一种短时段的历史研究形态。相形之下，关于党史的宏观研究则显得较为缓滞，历史知识的增扩并没有切实推进具有长时段解释效力的历史认识或历史思想的成长，而缺乏统一融贯的宏观历史理论的深度阐论，显然会强化具体问题研究在史实呈现和历史叙述等诸多方面的不确定性，从而持续降低新实证主义史学研究的边际效益，“让历史研究脱离任何一种脉络、放弃将经验性的研究与更为广泛的巨型叙事关连在一起的企图……我们将很快地看到一种新的恋古癖出现，而很少有人会有兴趣再去研究历史，且更少有人会去阅读历史”[注]〔英〕理查·伊凡斯著，潘振泰译：《为史学辩护》，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2年，第273页。。事实上，目前新实证主义史学研究所产生的一些问题或弊端，大都与此相关。准此而论，努力探究貌似毫无关联且变化多端的历史事件背后的稳定性历史因素，并据此培育更具历史解释力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而在历史思想层面初步整合目前的具体问题研究，理应是今后党史学界着力加强的一个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