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铮

中共革命既包括1921年至1949年的革命历史，也包括1949年至1978年的革命历史，本文主要指前者亦即战争年代的中共革命史。一般将中共革命称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然而毛泽东还有一句经典的概括：“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2页。后来的学者即便是国外学者也都注意到这一特征，如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说：“中国由于逃过了资产阶级革命反而变得更容易产生农民革命。”米格代尔指出：“20世纪是农民革命的世纪……中国共产党和越盟的成功，使农民成为第三世界主要的政治动荡的焦点。”沙培德也认为：“20世纪的一大标志就是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与革命活动。没有哪一场农民革命比中国规模更大，直到该世纪末，这场革命仍在被秘鲁、墨西哥、斯里兰卡、尼泊尔以及其他后来的革命者所效仿。”参见〔美〕巴林顿·摩尔著，王茁、顾洁译：《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494页；〔美〕米格代尔著，李玉琪、袁宁译：《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95页；〔美〕沙培德著，高波译：《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19页。的确，从整个中共革命的进程来看，无论是革命的起源、革命的动力还是革命的领袖、革命的空间、革命的道路等，都与乡村、农民之间存在特别密切的关系，并由此铸造出一种笔者认为的“乡土性格”，而正是这种乡土性格影响了中共革命的路向及其结果，也决定了中共革命与以往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的区别。所谓性格，不仅包括个人的心理、态度和举止特征，而且包括集体性格，举凡地域、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现代、民族、阶级、群体、集团、家庭等等都有其共有的性格倾向。革命也是如此，任何革命都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社会运动，都有基本的性格特征。对于中共革命而言，就是浓厚的乡土性格，笔者以为大致可从以下三个角度加以理解。

第一，“乡土中国”的普遍制约。近代以来，随着外国列强的侵略和愈益碰撞的中外关系，中国出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巨大的变局，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心和焦点。不过，无论发生什么变化，传统的乡土底色却一直是延续和保持的，并成为影响历史变迁的潜流。著名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梁漱溟指出：“中国原来就是一个以乡村为本的社会；而西洋各国便与此不同。我们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都住在乡村，过着乡村生活；中国就是由二三十万乡村构成的中国。”(2)梁漱溟：《乡村建设大意》(1936年11月)，《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08页。社会学家费孝通更是将之经典地概括为“乡土中国”，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尽管“我们自己虽说是已经多少在现代都市里住过一时了，但是一不留心，乡土社会里所养成的习惯还是支配着我们”(3)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14页。。两位学者的阐述都意味着，近代中国社会一切的“变”与“不变”，无一不是在乡土中国这个巨大舞台之上表演与衍生的故事，因此或多或少都具有乡土性格。如所周知，从区域来讲，变化最大的是城市，城市变化最大的是新兴工业，然而即便如此，新兴工业也是无法离开农村而生存的，那就是工人队伍的成长离不开进城的农民，工业生产也离不开产自农村的原料。因此，乡土像一张巨大无比的网，笼罩着中国的一切，不站在这一角度就无法深刻理解近代中国城市的特征。

同样，中共革命也离不开乡土中国这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只是比其他领域的表现更甚罢了。乡土中国不仅是孕育中共革命的巨大力量，而且影响和制约着中共革命。不注重乡土中国这一角度，也就无法充分理解中共革命的起源、革命的动力、革命的道路以及革命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问题。尽管历史事实非常复杂，但逻辑上并不难以理解，毋庸赘述。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在同样的乡土中国背景之下，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却未表现出乡土性格，其结果也与中共革命大相径庭。

第二，“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进一步限制。如果说乡土中国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宏大背景，那么“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或者说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则是形成中共革命乡土性格的直接原因。

中共革命尽管受到俄国革命的巨大影响，但进行的却是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乡土革命，依托农村根据地是中共革命道路的特有属性，而这一道路恰恰是乡土中国的实际所导致的，毛泽东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5页。也就是说，农村虽然远远落后于城市，却是中共集聚革命力量之所在，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是革命成功的必由之路(5)亨廷顿认为，在现代化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城市的作用是一个常数，它永远是反对派的力量根源。农场的作用则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对政治体制来说，城市内的反对派令人头痛但不致命，农场的反抗派才是致命的，得农村者得天下。参见〔美〕亨廷顿著，王冠华、刘为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41页。。当然，正如历史事实所证明的，这一认识并非一蹴而就，在“干中学”“学中干”的共产党是经历城市暴动的惨痛失败后才获得的。

中共革命的这一特性也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通过不同国家革命史的比较，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在西方型革命中，革命者首先在首都夺取政权，然后逐渐将其控制扩展到外省。而在东方型革命中，革命者却从国家的中心和城市地区撤离，在偏僻地区建立根据地……革命斗争的最后阶段是占领首都。”(6)〔美〕亨廷顿著，王冠华、刘为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26页。巴林顿·摩尔认为：“如果仍然继续死守着城市无产阶级作为反帝革命斗争先锋具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是不可能取得多大进步的。当时，共产党确实获得了大量农民的支持。”(7)〔美〕巴林顿·摩尔著，王茁、顾洁译：《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第498页。费正清也断言：“中共的理论产生于农村中的实践……中国人生活的经济基础主要在农村，也必然赋予中国革命一种不同于苏联的农村性质。农民必定是主要的革命者。”(8)〔美〕费正清著，刘尊棋译：《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295、301页。其实，中共革命之路不仅与西方不同，更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暴动有本质区别，中共革命除了有现代革命的指导思想、承担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双重任务之外，还有比较稳固的农村根据地作为中共革命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所以，不从乡土社会、乡土革命的角度出发，同样无法充分理解中共革命的起源、革命的动力、革命的道路以及革命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问题。

第三，中共革命领导者与参与者的农民属性。在乡土中国和农村根据地的舞台之上，革命领导者是主角，参加者是配角，广大民众是基础，三者的相互作用演出了一场革命大剧。之所以称中共革命为农民革命，就是因为无论是革命的主角、配角还是广大民众，都更多地具有农民的属性。他们即便离开家乡参加革命，和其他陌生的参加者汇集为革命的洪流，但有一点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那就是他们面临的仍然是乡村社会，根据地就在乡村。

革命的参加者主要是农民，且多为普通贫苦农民，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9)《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2页。以征兵为例，在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冀中区正定县征兵458人，其中贫农、中农438人，占新兵总数的95.6%(10)正定县政府：《正定县扩军工作总结》(1946年1月)，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520-1-316-3。。1947年冀南区南宫县二营战士937人，其中贫农629人、下中农11人、赤贫32人，为战士总数的71.7%(11)贺亦然：《巩固新兵工作——十分区轮送新兵工作经验介绍》，冀南军区政治部：《巩固新兵工作》(1947年1月)，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26-1-11-4。。党员发展也是如此，抗日战争时期，从1941年10月到1942年6月，胶东区东海地委发展党员2982人，其中贫农、中农2594人，占党员总数的87%；其他为地主、富农、工人、知识分子、商人等388人，占党员总数的13%。在工人里面，多为手工业工人、学徒，真正的产业工人很少，只有8人。(12)据李里峰《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5页资料计算。可见，正是由于参军者和入党者绝大多数是普通农民、贫苦农民，中共革命的动力充满了乡土性，这一乡土性对他们的革命意识与革命行为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即便是中共革命的领导核心，包括初期领导人和参加革命后逐渐成为领导者，家庭出身也多来自农村。据笔者统计，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计77人，其中来自城市者仅6人，来自农村者71人，占总数的92.2%。在农村里面，来自普通农民49人，居来自农村者的70%，普通农民里面又有18人为贫苦农民。其他为地主、富农、破落地主、教员和书香之家，占来自农村者的30%。从新中国成立后授予的元帅、大将和上将来看，总计也是77人，其中来自城市者仅3人，来自农村者74人，占总数的96.1%。在农村里面，来自普通农民66人，居来自农村者的89.2%，普通农民中又有31人为贫苦农民。其他为地主、富农、书香之家，占来自农村者的10.8%。这两个统计数据表明，中共最为重要的军政领导人基本上来自农村，且多为普通农民。当然，与一般参加者不同的是，他们在参加革命之前，有107人也就是多数受过私塾、小学、中学、军校乃至大学教育。(13)据《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239页以及《解放军将领传》(第1—14集，解放军出版社，1984—1995年)等资料统计。有学者认为，中共革命中的高层领导人多出身于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家庭(参见〔美〕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王学东译：《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6页；〔美〕沙培德著，高波译：《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第429页)，这一判断有欠妥当。尽管如此，来自农村家庭以及农村生活的经历都是一生的深刻印迹，农村经历和求学经历共同影响、铸就了他们革命的思想、策略和行为。以毛泽东而言，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也许因为他来自农村，也许因为他的见解完全是在国内形成，毛泽东在很早的时候就成为共产党人之一，他认识到农民将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中心作用。”(14)〔美〕石约翰著，王国良译：《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4页。这个判断是符合实际的。更具象征意味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领导人，依然保持着浓重的乡音，革命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

由上可见，中共革命的乡土性格是由革命与乡村的密切关系所塑造的，而乡土性格也如基因一般影响着中共革命的进程(15)这种乡土性格同样深刻地影响着新中国成立以后前30年的历史。。一方面，革命领导人及其政权所制定的政策措施与乡村、与农民有关，或者说革命在改造乡村、改造农民；另一方面，乡村和农民也对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起反作用，或者说乡村、农民也在塑造革命。进一步讲，革命之前的乡村社会，无论是生态环境、基层政权还是农民意识、民间习俗，无论家族、家庭、阶级阶层、土地分配关系、人地比例关系还是农业经营方式、手工业生产、民间金融、市场贸易、赋税征收等，都极大地嵌入和制约着中共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影响着中共革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笔者已经研究过的具体问题如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减息废债政策的演变、农民参军与土地改革的关系、旱荒中的民间祈雨与生产救灾等，都可以证明这一看法(16)参见李金铮：《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华北乡村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 ；《革命策略与传统制约：中共民间借贷政策新解》，《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理”、“利”、“力”：农民参军与土地改革关系考(1946—194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总第93期，2016年； 《冲突与和解:一九四八年沂蒙解放区的抗旱救灾与祈雨事件》，《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3期。笔者指导的一些博士论文亦从这个角度开展研究。。此处只举减息废债之例。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的土地政策中，减息废债是仅次于土地分配的重要内容。这一策略集中反映了中共革命的起源、革命对象、革命目标、革命动力以及革命道路的特征，尤其是体现了既源于乡村又为乡村所制约的乡土性格。中共之所以实行减息废债政策，乃源于认识到高利贷剥削是导致农民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实行这一政策可以减轻乃至废除高利贷负担，从而获得农民拥护。然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并非如以往所说的那样一以贯之、所向披靡。农民一时间的确为高利贷剥削的减轻乃至废除而欢呼雀跃，拥护共产党，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富裕的地主、富农、高利贷者不敢外借他人，当遇到青黄不接或其他变故需要借贷时，却没有了以往的借贷渠道。于是，他们由减轻借贷剥削的愉悦，变为借不到债的痛苦，对减息废债政策表示不理解甚至产生埋怨情绪。也就是说，革命策略与乡村传统之间产生了矛盾。同样为以往学者所不曾注意的是，中共政权在新的矛盾面前并没有故步自封，而是对民间借贷政策进行了调整，自1942年以后转行新债利率自由议定的办法。当然，在革命氛围愈益激烈之下，新债利率能否做到完全自由仍是中共政权面临的一道难题。以往学界之所以对以上两个现象有所不解乃至忽略，主要就是因为对中国乡村社会缺乏了解，对中共革命的乡土性格缺少起码的认识。其实，只要对中国传统乡村史有所了解就知道，在农家经济和农民生活中，借贷调剂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民间借贷乃至高利贷的调剂，农家经济和农民生活是很难进行的。农民对减息废债之后借债停滞的埋怨，恰恰就是传统经验对革命政策的一种正常反应。反过来，中共政权对借贷政策的调整，也不过是反映了乡村经济基础的制约和农民的客观需求罢了。这一历史表明，中共革命是在乡土中国、农村根据地展开的，现代革命与乡村传统并不是完全对立的，现代革命无法逾越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17)参见李金铮：《革命策略与传统制约：中共民间借贷政策新解》，《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

此例昭示我们，尽管流动、激变是革命的显著标志，但有些深入骨髓的传统约束依然是长期延续的。只有深入研究乡村史，深入理解中共革命的乡土性格，才能真正认识中共革命某些重要面相的历史演变。但不无遗憾的是，以往绝大多数党史、革命史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相对单纯，很少乃至没有涉猎过乡村史研究，从而忽略了传统乡村惯行的限制，难以理解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是难以解释中共革命的策略和实践中所发生的一些问题。为此，笔者特别想强调的是，党史研究者不能仅仅限于知道中共革命是农民革命，而是要真正从村庄里发现中共革命，真正从乡村角度和农民角度来认识中共革命，从乡土性格的角度认识中共革命的起源、革命对象、革命目标、革命动力、革命策略以及革命实践等一系列历史问题。可以断言，这是未来革命史研究的一篇大文章。

笔者最后想强调的是，如果以往不曾有过既研究乡村史又研究革命史的经历，恐怕是难以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中共革命史的，这也正是近些年笔者提倡“新革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