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才友

既有苏区史研究对中共革命与组织动员的关注较多，对“反革命”势力的关注较少。实际上，革命不是孤立发生的，中共革命史也不应该孤立地研究和书写，只有将革命的主体力量和革命的敌对力量以及局外各方放在同一个历史场域下来考察，才能再现革命“众声喧哗”的历史本相(1)参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5页；黄道炫：《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革命史研究及其趋向》，《史学月刊》2012年第3期；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李金铮：《寻觅“他者”镜像下的中共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1期。。尤其在赤白对立的苏区革命时期，研究者除应关注南京国民政府等“顶层”反革命势力对革命的破坏外，更应关注地方反革命势力对革命的影响。具体而言，国民党基层党部在“清党”后仍进行着激烈的社会革命，包括镇压中共革命。同时，旧乡绅也是地方反革命势力的重要代表，他们不仅反对革命，而且对抗南京国民政府的基层权力渗透。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共、绅三方的关系又远比想象得复杂：一方面，由于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基层党部有大量中共力量的介入，这一局面一直延续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这就使得苏区时期国共之间的政党竞争更显胶着与迷乱；另一方面，地方乡绅与受新式教育成长起来的国共两党的青年学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和冲突。因此，梳理这一时期政党竞争下的代际冲突对于继续推进中共革命史研究大有裨益。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核心统治区域之一，浙江无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较湘鄂赣等主体革命区要发达，革命敌对力量也更为强盛，因此地方社会的“反革命”及其相关各方的势力变化和区域差异，就成为考察浙江革命演进的“晴雨表”。尤其作为浙江革命的核心地带——浙南地区，既是红十三军的主要活动区域(2)红十三军活动的浙南地区系指金衢、天台盆地以南的广大地区，主要包括台州、温州、金华和处州(今丽水)等地，其中永嘉、瑞安、温岭和永康是浙南游击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参见《血染的丰碑——红十三军斗争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1页。，又是1930年地方旧乡绅蒋叔南残杀红十三军、酿成“隘门岭惨案”的事发地，且这一惨案也成为浙江苏维埃革命顿挫的转折点。因此，考察浙南地区的国、共、绅三者关系，为考察国共两党的政党竞争及其与地方乡绅之间的代际冲突提供了重要视窗。本文拟从新式教育下旧乡绅与国共两党青年党员代际冲突的缘起谈起，进而讨论三者在“清党”前后和苏区革命时期的对抗与合作的复杂关系。笔者认为，只有在对革命与反革命的互动关系作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深刻理解革命演进与地方政治变迁的某些特征。

一、缘起：旧乡绅与国共青年学生的冲突和分裂

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地方军事化使得上层士绅的政治权力急遽膨胀，下层乡绅也因此获得更多地方事务的管理权。以浙南而言，许多乡绅因办理团练和镇压金钱会起义获取了功名(3)如平阳县江南乡乡绅杨配篯和宜山大族陈际中“以团练自守”，杨配篯从弟杨配芝赏加五品衔训导，其子杨镜澄“遇缺即选”，并赏廪生，陈际中为增生，后又由廪生议叙为训导。参见符璋等纂修：《平阳县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397—399页。。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地方乡绅再度办团自卫，强化了在地方社会的话语权，同时还通过宾兴款的劝捐和分配参与地方科名事务(4)陈明华：《清中后期宾兴款的设置与下层士绅权力的扩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清末新政后，江浙各地普遍推行兴办新式教育的政策，进一步增加了乡绅参与地方事务的渠道，浙南的地方乡绅凭借着宾兴款和其他地方公款产兴办了大量新式学堂。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浙南涌现出一批长期耕耘地方的乡绅。在平阳，杨配篯之外孙刘绍宽(1867—1942)，1896年补廪生，1897年拔贡。瑞安汀川里贡生张庆葵亦因办理团练平定金钱会的军功而被“奖叙知县”，其子张棡(1860—1942)得荫父荣，1900年捐廪贡，成为清末民初瑞安的重要乡绅。还有一些乡绅虽未因平乱得功名，地方军事化却给了他们释放活力的舞台。如乐清大荆人蒋叔南(1885—1934)，其父蒋炯为晚清贡生，曾任冠山书院教习，以学行著乡里。蒋叔南少从学于其父和大荆贡生曹志旦，1908年肄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为蒋介石同期同学，凭借其家族威望及其日后军功，在大荆素有“天盖”之称。

1905年，温州府在各县兴办学堂的基础上设立温处学务分处，筹建温州府中学堂，刘绍宽任学堂监督。1908年，温州府还创办温州师范学堂，由乐清乡绅黄式苏任学监。(5)朱璋：《清季瑞安、温州、乐清办学简况》，《乐清文史资料》第1辑，1984年，第82页。尤有进者，参与地方教育事务使乡绅们积累了更高的名望，并在民初地方政治转型中举足轻重。如在辛亥鼎革之际，温处道郭则沄弃职逃走，并将政府职权交与刘绍宽和黄式苏。在温州师范学堂召开的温郡各界光复会议上，蒋叔南参加会议，后随张云雷等赴杭参加革命。(6)卢礼阳编校：《蒋叔南集》，黄山出版社，2009年，第591—592页。在平阳光复中，刘绍宽等地方乡绅成立军政支部，执掌平阳军政大权(7)《黄光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368—369页；姚亦菲：《辛亥革命在平阳》，《平阳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1991年，第24—33页。。实际上，类似乡绅参与教育事务、控制地方的现象在浙江省其他各地亦可见(8)如台州临海省议员何奏簧与台州府中学堂监督周继潆争夺地方公权，“城绅除二三老外，若游学生，若少年绅董，无一人非周、何两家之羽翼”。参见汪林茂主编：《浙江辛亥革命史料集》第7卷，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53页。。

正是在此背景下，地方社会开始了教育近代化的转型。前述诸人先后就职于温州、台州等各府中学堂或师范学堂，或任学监，或任教习，为浙南各地培养了大量的新式青年人才(9)如刘绍宽于1906年至1918年间曾担任温州府中学堂监督和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校长；张棡于1908年至1925年间长期担任温州府中学堂文史教员和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国文教习；蒋叔南则于1909年至1911年担任温州师范学堂经学兼体操教习，并在1911年兼任温州府中学堂体育教习。。民初政党兴起后，他们也不同程度卷入其中，如刘绍宽于1912年7月组建了共和党平阳分部，并长期担任县议会议长和县教育会会长，直至1927年北伐军入境。蒋叔南则在民国改元前入同盟会，往来于南北政权之间，曾担任沪军第二师第五团团附(蒋介石为团长)，1913年还曾任大总统府军事咨议(10)据闻其深得袁世凯信任，当时有传言甚至说，袁世凯在1913年“内事不决问仲恕，外事不决问叔南”。参见卢礼阳编校：《蒋叔南集》，第595—596页；蒋达生：《大荆惨案的元凶蒋叔南》，《隘门岭事件》，1997年，第91—92页。。相比之下，张棡对民初政治参与最少，他依靠家中赀财和名望开设聚英楼书塾，并被聘为续修《浙江通志》的瑞安东区采访员(11)俞雄选编：《张棡日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前言”第1—6页。。数人之中，张棡在民初学校中任教最长，其对紧接着兴起的政党竞争和代际冲突有着最直接的体认。

也正是在1895年至1925年间这一“转型时代”，乡绅们培养起来一批批青年学生，他们成为后来国共两党在基层社会发轫之基础。尤其在五四运动前后，随着民主科学观念、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青年学生对地方政治尤其是由乡绅所控制的教育秩序愈发不满，新旧之间的代际分隔立见。(12)值得注意的是，前述诸人以及同时代的黄式苏、刘绍宽等乡绅在新学青年心中多以“旧式”文人出现，然实际上，这些旧学中人在接引西学和士人阅读等“趋新”方面，可能是后人无法想象的。参见徐佳贵：《乡国之际：晚清温州府士人与地方知识转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28页。本文无意纠缠新旧学之分，文中言及“新旧”，更多基于时代和代际上的冲突而言。1919年5月9日，十中学生张冲、萧铮等倡议组织成立“醒华学会”，推举张冲为理事长，每星期集会一次，宣传新思潮。6月15日，郑振铎偕同十中同学陈仲陶、黄超和游侠等，在华盖山双忠祠创设“救国讲演社”，宣传爱国救世思想。是年暑假，随着在外大学师生返乡，曾任南京高师教师和十师校长的姜琦等人发起“永嘉新学会”。7月25日，学会在十中正式成立，推举姜琦为干事长，并通过《新学会宣言书》，号召“改革旧思想，创造新思想”，“解放思想，创造新生活”，在当时浙南影响较大。(13)《中共永嘉历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6—7页。

新学会对浙南各县青年思想产生了猛烈冲击，后来浙南各县涌现之革命社团大多皆缘起于此，如“瑞安知行社”就是受“永嘉新学会”影响而设立。1920年夏，在日本和京沪等地求学的瑞安籍青年金嵘轩、周予同、林炜然等人利用假期自筹经费在城区创办“知行社”，宗旨是“研究地方情形，尽瘁公益事业，以图社会进步”(14)《中共瑞安党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16页。。平阳、乐清和临海等地则相继建立“旭社”“女子救国联合会”“台州救国协会”等类似革命社团(15)《中共平阳党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5—6页 ；《中共乐清党史(1919—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3—5页 ；《中共临海地方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23—25页。。1922年6月至1923年9月，省立十中的学生蔡雄、苏渊雷、金贯真等又先后创办“会文社”“宏文会”“血波社”，金贯真和李得钊还在永嘉楠溪成立了“溪山学友会”和“青年策进会”(16)《中共温州党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20页。。

不难看出，这些革命社团是“五四”新时代下新青年的“士人”结社，但实际上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结社之风即颇为盛行，尤以晚清时期为甚。民初旧乡绅同样热衷结社。1914年，刘绍宽挚友鲍竹君约刘绍宽等十同志立社，取名“无闻社”，即取自《论语·子罕》“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之意，从中不难体察旧乡绅与新青年之间的代际分野和心理冲突(17)陈镇波：《刘厚庄年谱》，《苍南文史资料》第16辑，2001年，第423页。。张棡亦曾与瑞安乡绅结“十老社”，他对周予同等新社团创办者的批评则使得代际分野尽显，“此等少年略拾胡适之、陈独秀唾余，便自矜贯通教科，而语气总不免蹈轻薄之病，且崇奉胡、陈二人学说如金科玉律。噫！学风之坏，出此卮言，亦吾国文教之一厄也”(18)张棡：《杜隐园日记(稿本)》(1922年3月14日)，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藏。。1920年5月30日，永嘉梅冷生和瑞安薛钟斗等人发起成立“慎社”，虽然《社约》明言“不涉政治”，但其与“永嘉新学会”围绕着地方教育的理念分歧和资源争夺十分显见(19)据梅冷生后来回忆，“永嘉新学会”的主要会员系北大、南高师两校学生，“慎社”与其对立严重，互不来往和邀请参加入会。参见梅冷生口述，孙孟桓记录：《“慎社”与“瓯社”》，《温州文史资料》第15辑，2001年，第356—360页；徐佳贵：《乡国之际：晚清温州府士人与地方知识转型》，第501—508页。。

这一代际分野很快就在国民革命的激荡下外显为激烈冲突，最明显地体现在蒋叔南和仇约三之间。仇约三(1891—1967)，乐清大荆高地人，其在净名寺、求志山房以及省立十中求学期间与蒋叔南有弟师之谊。仇约三早年曾受到同盟会会员张云雷的革命思想影响，尤其在温郡省立十中求学期间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故“平素对于教育及社会事业极为注意”，并欲挑战家乡大荆之“恶风”。1924年3月，时值省宪运动选举省自治法会议代表，蒋叔南有意运动参选，仇约三起而反对，并借3月15日大荆财神庙迎神赛会提灯之机带领乐清第四高等小学学生到处演说，指责蒋叔南将大荆商会设于财神庙，提灯聚赌，实为“藉图蝇利”“搜刮民财”。3月17日，仇约三还以此为据，在县议会讲演，揭发蒋叔南“横行乡里”，“不足以充制宪代表”。对此，“蒋天盖”自不罢休，于3月18日带领团练警兵将仇约三住屋捣毁，3月21日，乐清县知事李藩闻讯赶至大荆，在蒋叔南陪同下赶至仇宅勘察拆毁情形，双方对峙，“蒋命李挥兵攻门拿人”，李不同意，“蒋愤甚，口出恶言，并斥李懦弱”。同时蒋叔南认为，“曹邦诰身为校长，受地方付托之重，乃以年少无知之学生付与校内决不相干之人，东奔西走，旷课失业”，尚“自命为‘促进教育’”，故要求李革除曹校长之职。(20)《蒋希召正告天下为仇约三诬蔑开赌提灯事请求公判》，卢礼阳编校：《蒋叔南集》，第546—547页 ；《仇约三因主张正义而毁家》，《乐清导报》第17号，1924年6月1日。对此，仇约三一面致电浙江高等检察厅，要求对蒋叔南之恶行“依法严办”，并发动《乐清导报》对蒋叔南进行舆论攻击，《时报》和《申报》也多有关注。一时之间，对蒋叔南之指责纷至沓来。(21)《乐清人应主持正义》《仇约三因主张正义而毁家》《仇约三致浙江高等检察厅电》《仇约三致北京乐清导报社电》《乐清旅京同乡致省长电》《各方报告两则》《蒋仇事件的公判》(1924年6月1日)，《乐清导报》第17号，1924年6月1日。按：《乐清导报》后来成为国民党乐清县党部的机关刊物。面对激烈的代际冲突，张棡曾言：“近日教育少年，大半以倾轧为尚”，“科举老派近已一落千丈，万不能与诸少年竞争，故老朽如鄙人等只得知难而退”(22)张棡：《杜隐园日记(稿本)》(1924年8月13日、1926年10月7日)，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藏。。

这一代际冲突和矛盾在政党下乡的背景下进一步加剧。国民革命开始后，国共两党先后筹建地方组织，中共早在1923年春即有杭州小组，后扩展到全省各大地市。温州独立支部是浙南最早的中共党组织，系1924年底由革命青年谢文锦等返乡建立。1924年3月，在中共党员的帮助下，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建立，并在重要城市和区域建立各基层党部组织，较早的国民党县党部分布于杭县、萧山、绍兴、宁波、嘉兴等地。温州国民党组织也是由温独支在1925年春帮助建立的。同年8月，国民党永嘉县党部正式成立，温独支成员郑恻尘、胡识因和陈仲雷成为县党部中的骨干分子。(23)《中共永嘉历史》第1卷，第20—21页。瑞安、平阳和乐清国民党三县党部也于1926年底由中共党员帮助建立。

北伐军进入浙江后，筹备和地下状态的国共两党组织逐渐成立或公开。他们一方面占领地方公法团体作为办公地址，如县党部占领县议会，区党部占领同善社或祠庙，并将其公产作为办公经费；另一方面，征求党员，增强党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这一时期青年学生毕业后多流向城镇或乡村做小学教师，因此小学教师群体成为国共两党征求党员的主要方向，为此各县还纷纷成立小学教师联合会。(24)据组织发展较早的中共宁波支部统计，宁属各地到1925年底即有各级小学教师联合会19个，会员共计400余人。参见《宁波支部关于宁波党、团现状与群运工作报告》(1925年12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宁波地委文件)(1925—1927)》，1988年，第5页。

国共两党的组织发展模式，对旧乡绅构成了巨大威胁。兹以平阳和瑞安为例，1926年9月，平阳县教育会召开评议会，在国民党左派党员金恂如的策动下，议决举办中小学教师联合会。12月5日，教育会选举教师联合会会长，多名国民党员任教育会评议员，最终会长由宜山小学校长、国民党员鲍昕担任。可以说，这是平阳“党治”的开始。1927年2月6日，北伐军东路军入城。同日，国民党平阳县党部便占住原县议会会场公开办公，县党部常委为刘绍宽门生范任。因此，县党部给予刘绍宽为首的旧乡绅以最大尊重，并委刘绍宽、王理孚、陈锡琛和姜啸樵等人负责北伐军过境接待。即便如此，刘绍宽还是对党部占住县议会甚为不满。(25)《刘绍宽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2018年，第848页。刘绍宽愤言：“范介生立国民党部，内多坏人，事事掣肘，且党人多右土匪，无理取闹，乱世小人道长，无可如何也！”(26)《刘绍宽日记》第2册，第849页。1927年3月29日，刘绍宽又得消息，“教育会将取消，归教职员联合会接办”。4月3日，刘绍宽便与教职员联合会办理了交接手续。对于旧乡绅来说，这可能是近数十年来之最大冲击。与此同时，工农运动也导致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农会取代自治委员会，刘绍宽挚友、北港自治委员周锡光致信刘绍宽，言“新少年皆力挤之”，刘绍宽复函，如此环境，“劝其卸自治委员也”。(27)《刘绍宽日记》第2册，第853—857页。

相比之下，瑞安县的“党治”更为激烈，这一定程度上与国民党瑞安县党部多数由中共党员控制有关。瑞安国民党临时县党部缘起于1926年12月。次年2月，北伐军抵瑞，国民党瑞安县党部随之成立，党部机关设于瑞安高等小学，并推选跨党党员林去病为党部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其他重要职务也多由共产党员或国民党左派担任。党部新立不久，便与新任县知事余志侠发生激烈冲突。2月12日，知事因北伐军有新兵到南门外而乘轿出接，县党部青年林允明等诟责余，“今日是何日，如何摆此臭架子？！”不由分说，“一哄多人，顿将肩舆两架打断，舆盖摧毁粉碎”，县知事不得不弃轿而逃。张棡言，党部少年“宣传共产，专抑富户，提掇贫民”，“妄谈革命”，“大乱世界无法无天，不图于青年党部见之，可为浩叹”。(28)张棡：《杜隐园日记(稿本)》(1927年1月21日、2月12日、3月2日)，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藏。是月下旬，瑞安县农民协会成立，会员万余人，在城市里也建立了搬运、米业和鞋业等57个行业基层工会，会员2000余人。(29)《中共瑞安党史》第1卷，第29—30页。

两县党部的激烈“党治”分别在3月15日和4月8日达到高潮。3月15日，在林去病的主持下，瑞安县党部在城区四柏巷坦召开万人大会，会议强调“耕者有其田”，并对鲍漱泉(瑞安商会会长)、陈亦点、沈圣达和项荫轩为代表的“四凶”展开斗争，其中还包括揭批青帮首领张志道等“十恶七十二劣”的罪行，并捣毁鲍、沈两家财物。(30)林炜然：《九十年来(再续)》，《瑞安文史资料》第9辑，1992年，第137—139页 ；《瑞安近百年大事记(1840—1949)》，《瑞安文史资料》第5辑，1987年，第30页。张棡闻之曰：“党部之不畏王法，任意为之，于此亦可见一斑矣。”(31)张棡：《杜隐园日记(稿本)》(1927年3月9日)，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藏。平阳县“党治”冲突高潮则因县城士绅、讼师吴醒玉以招柬方式联络各地乡绅与农民运动对抗，跨党党员张植为此率领“农民协会聚众拥至其家，挟以入公署，胁县长监禁之”。随后，党部揭露吴醒玉“八大罪，榜之通衢”，是日，“其农民来者，万全、小南、江南皆有，约千余人，江南为最多”。(32)《刘绍宽日记》第2册，第857页 ；《中共平阳党史》第1卷，第15—18页。

张棡长期从教，故其对“党治”所带来的教育冲击观感更为敏感。3月4日，张棡听闻“近日党部之人嚣张已极，瑞安教育局及中学校长均被更换，且议会参事会经费亦一律提去”，且闻“今年瑞中教员、校长一律更换，盖非学生同意，决不承认其教育”。张棡惊叹，此“打倒知识阶级”之举，“真世界未有之奇变也！”(33)张棡：《杜隐园日记(稿本)》(1927年3月4日、3月6日)，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藏。同月27日，县党部撤换莘塍镇聚星小学校长蒋振东，“以王鹤缘次子代之”，且“双方攻讦，蒋边鼓煽学生勿承认，王边则党人极力维持”。聚星小学系由其父所创聚星书院改办，张棡自然对此痛心疾首。同日，又得知“瑞高等校长余崧舫亦遭排挤，现行委员制，党人王某为委员长，而余君则退为执行委员”，张棡感叹，“以六旬老人，乃反听驱使于无知少年，是亦可已而不已乎！”(34)张棡：《杜隐园日记(稿本)》(1927年3月27日)，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藏。4月3日，瑞安中学发生学潮，由中共领导的瑞安中学学生会与国民党右派教师林维猷发生冲突，于是“学生数百人手执白旗，旗上大书驱逐劣教师林某某字样，遍城游行”。林维猷与时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常委萧铮过从甚密(35)游长龄遗作：《解放前永嘉县教育局(科)长人事内幕》，《温州文史资料》第4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30页。，他要求县党部及县长饬警拿办，而学生“反群哄县署，欲拿县长游行示众”，县长无奈逃郡。张棡认为：“小小口舌，竟酿成如此大风潮，此亦瑞安办学以来所未有也。”(36)张棡：《杜隐园日记(稿本)》(1927年4月4日)，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藏。

革命洗涤下的旧乡绅无疑成为首当其冲者，然而国共两党的青年们也正如瑞安学潮一样行将分裂。事实上，与国共两党高层一样，基层青年之间的分歧暗流在国共合作开始时即已存在。1925年7月，林去病等在县城小东门外的话桑楼组建革命社团“中山主义研究会”，时人称“话桑楼派”，而瑞安豪绅子弟伍宙飞、李一飞和陈穆庵等30余人在西门外探花楼另立社团，被称“探花楼派”。这一鸿沟直接决定了国共合作背景下国民党瑞安县党部的两党疏离。1925年秋，瑞安北区桐浦人张贤在上海加入国民党，并于同年10月返回瑞安北区陶山一带秘密发展国民党组织，建立国民党上海直属瑞安区分部，这便成为后来中共革命和国民党左派的重要策源地，而李一飞等豪绅子弟也在县郊仙降等地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员，并成立了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直属区分部，这种局面直至1926年12月省党部派中共党员筹建县党部时才归于一统。(37)《中共瑞安党史》第1卷，第27页 ；《瑞安地方史料选编》，1994年，第36页。这一情况在永嘉、平阳亦有出现(38)1925年11月，国民党右派召开西山会议。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内部左右开始分裂。1926年2月，国民党永嘉县党部奉命改组，将右派分子王超凡等人清除；5月，王超凡等西山会议派另立国民党永嘉县党部执行委员会，与左派国民党县党部分庭抗礼。同年冬，范任组建的平阳县临时县党部下辖9个区党部、39个区分部，共计434人，而县城豪绅子弟、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林骅和余超英等“自称西山会议派老党员”，密谋炮制西山会议派县党部组织，与临时县党部分庭抗礼。参见《中共永嘉历史》第1卷，第21—22页 ；《中共平阳党史》第1卷，第14、24页。。然而，随着北伐军入境和工农运动的开展，二者分歧加大，决裂在所难免。诚如“清党”后中共宁波市委在向中共中央反映群众运动问题时所言：“在土地革命阶段，中等以上学校完全成了反革命的一种力量。中等以上的教职员，完全是封建阶级或资产阶级的走狗(极少数的革命分子，都在已排挤或将排挤之列)；中等以上学生的阶级成分，又多半出身于小地主以上的家庭，自耕农以下的工农子弟，如不与豪绅地主教会有特别的姻缘，很难入中等以上学校的大门。所以，我们现在断不能笼统地说‘学生是小资产阶级’，我们应该说学生是多阶级的，是一天天在分化的，而中等以上的学生必然是反动阶级占多数，所以现在中等以上学校，便是豪绅地主的教职员培养豪绅地主子弟能力，宣传反革命、迷惑工农平民子弟的机关。”(39)《中共宁波市委全体会议对中央提出几点意见——关于群众运动问题》(1927年10月)，《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地县文件)(1927—1929)》，1989年，第149—150页。

结合前文所论及“旧乡绅”清末兴学和瑞安情形，上述论断大致符合实情。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国共两党决裂，浙江国民党于1927年4月9日开始“清党”，旧乡绅即引文所述之“豪绅地主”与国民党的青年学生短暂地达成了一致，共同镇压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4月15日，浙南开始“清党”，各县国民党纷纷成立“清党委员会”，瑞安原参事会参事、国民党员林永寻与原永嘉第二高小和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许岳被任命为“清党委员”；4月17日，平阳吴醒玉出狱，并率众千余人在城“清党”，范任、游侠和张植等人被迫出逃，林骅等西山会议派分子乘机接管了平阳县党部，时称“县非常执行委员会”。然而，“清党”并不意味着国共两党竞逐和代际冲突的结束，恰恰相反，随着中共革命向乡村下移，国、共、绅三者之间的角逐才刚刚开始。

二、“党治”和暴动下的国共竞逐与代际冲突

就在瑞安清党后的第二天，张棡即闻“瑞安党部内器具簿据亦均被检去”，对于国民党，“经此一番雷厉风行，党人大半销声匿迹，而本日演说会、提灯会亦一律停止”，而对中共党员戴树棠、苏渊雷和陈仲雷被捕的消息，张棡颇称其意，“兴也勃焉，亡也忽焉，其今日共产党之谓乎？”(40)张棡：《杜隐园日记(稿本)》(1927年4月16日)，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藏。当然，以张棡对“党治”观感之嫌恶，自然希望国共两党皆“销声匿迹”，他也无法理解打破传统旧秩序本身就是“革命”应有之义。但“清党”并未停止国民党“党治”和中共革命暴动的脚步，且二者的竞逐行动对旧乡绅们的打击殊途同归，以致旧乡绅的地位进一步跌落，成为新时代的“挣扎者”。

各县国民党借“清党”之机接收了城区教育。虽然“清党”并未达到国民党所预期的效果，基层党部陷入不断的整理和改组之中，以致许多地方党部出现了“逆淘汰”运动(41)王奇生：《清党以后国民党的组织蜕变》，《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但国民党也恰恰是在不断洗牌之际强化了国家权力对地方的渗透，教育党化则是其中的重要步骤。如永嘉在北伐军入境前先后由朱鸿藻、胡国铭和江步瀛等旧乡绅担任县劝学所所长，1923年，劝学所改称教育局，江步瀛仍为局长。1927年4月“清党”后，国民党永嘉党务委员会成立，当权者魏隼、孔梦韬和王人驹等西山会议派掌握了县党部，他们视江步瀛为“军阀时代人物”，极为排斥，王人驹还利用其在省党部任执委的哥哥王超凡的关系，实际掌控了永嘉县教育局。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地方权力关系略有调整，但新任教育局局长吴江冷基本上是王人驹的傀儡。至1928年8月，王人驹实任教育局局长，完全控制永嘉县教育。虽至1929年永嘉CC系代表人物戴福权控制县党部，王人驹被调离，但教育始终牢牢控制在县党部手中。(42)游长龄遗作：《解放前永嘉县教育局(科)长人事内幕》，《温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25—30页 ；《邵天民巡视永嘉、瑞安两县的报告》(1929年6月25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1989年，第241页。无独有偶，据中共浙江省委特派员徐春辉巡视浙西发现，永康县在“清党”后“实业社”和“丽社”两派争夺县党部，同时借党势先后把持永康县城各校和教育局，并以组织学界联合会和教育研究会等名义，“投机于政治活动之下”(43)《徐春辉巡视浙西各县的报告》(1929年6月7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第196—197页。。

同样，瑞安和乐清的城区教育也被国民党掌控。“清党”后，省政府撤免余国辉的瑞安县县长职，另派刘国桢继任，“党部拥余阻刘”。不久，隔江小学校长陈天放和林天择“为微嫌被党部所拘”，旋又释归。对于党部对教育的“摧残”，张棡自然愤愤不平，恰此时乡人撰联嘲讽党部：“余非国辉，刘岂国桢，看二国相争，国真不国；陈是天放，林乃天择，叹上天降罚，天丧其天。”县党部对教育的控制还体现在经费的支配上。1927年8月22日，县党部、县政府和各乡绅合议纂修《瑞安县志》事，会议由“清党委员”许岳和县党部常委林永寻主持，许岳任主席，会议围绕修志有无必要产生激烈争执，以党部为首的新青年，如陈叔龙率先立议，“修志是过去历史，教育是将来希望”，因此主张修志款应移作瑞安中学学费，已任瑞安县党部改组委员的瑞中教员林维猷附和此议。以张棡和孙莘农为首的旧乡绅则群起反对，认为“修志与教育截然两途，无比较之可能性，且从前议会议决带征库串，上已注明修志费用不准别项提用，今忽因教育费少率尔提去，未免名实不符。且教育如果少费，亦应地方另筹，何得张冠李戴，贻笑大方，阻碍志事，移提万万不可”，最后经调停，许岳议决，修志款移作瑞中学费，但修志并入瑞中兼修。(44)张棡：《杜隐园日记(稿本)》(1927年8月1日、8月22日)，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藏。

此外，国民党党义教育及其相关仪式更让张棡等旧乡绅觉得格格不入。1929年1月，瑞安女学并入瑞中，并有图书馆之设，但馆中遍悬党旗、党义。4月，张棡赴永嘉，发现大成殿已改为商业学校，“两庑木主一概搬罄，改为教员及办事讲堂”，“大成殿至圣先师牌位，亦不知迁于何处，中间竟悬挂孙文像，左右悬革命党旗”，见之忧言“此真千古未有之大变”。面对世变，张棡显然准备不足，“近日学校风气日坏，稍不自检，便堕党派”，并告诫其次儿“敬业乐群非是党”。(45)张棡：《杜隐园日记(稿本)》(1929年1月25日、4月28日，1928年1月28日)，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藏。

台州也是中共浙南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党”后台属各县教育亦渐党化。20年代临海士绅分野复杂，主要有“三宵”和“五道”，其中“三宵”以陆翰文为代表。陆翰文早年加入光复会，曾参与浙江、上海之光复，“五道”则以安福系成员杜棣华马首是瞻，政治倾向保守。陆翰文从1913年起即主办回浦高等小学，后赴日留学，心倾无政府主义，1924年回到临海继续主办回浦高等小学，并增办初级中学。1927年1月，临海国民党县党部联合陆翰文在校内设立第一区党部第五区分部。据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特派员巡视台属六县发现，“三宵”的“政治活力比五道灵敏”，陆翰文服膺于“反动的国民党党部下”，国民党县党部也借此“完全占有各教育机关政治机关及许多青年团体”，并在与“五道”的竞逐中占据上风。(46)《台属六县政治经济的状况与党的工作》(1928年6月7日)、《曹珍给中央的报告——台属各县的情况及对工作的意见》(1929年7月3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地县文件)(1927—1929)》，第282、307—308页；立冬：《陆翰文传略》，《临海文史资料》第3辑，1986年，第74—75页。温岭县东南派掌控了县城教育，并倚靠其所属之“声社”包办了县党部、各区分党部，并时常召开豪绅地主联席会议，指名攻击和对付共产党(47)《中共温岭县委报告》(1928年3月)，《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8)》(上)，1987年，第112—118页。。

与国民党县党部对城区教育控制和强调不同的是，中共在“清党”后就展开了对乡村教育资源的争夺。“清党”后，一方面，中共以武装暴动回应国民党的反动屠杀；另一方面，省委命令各地中共党员退入乡村，以小学教师为掩护，继续革命。金属浦江临时县委即按省委部署，要求“党员尽量到学校任教，把学校建成党的活动中心”(48)《中共浦江党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第25—26页。。永康县委亦以芝英镇培英小学为基地，建立培英小学支部，后来又将组织网络扩展到岸溪的培文小学、古山的崇正小学、胡库的崇本小学和四路的青山小学，发展了一批进步小学教员入党。1929年，为稳固共产党地下活动的学校据点，永康县委还将长安小学反动旧乡绅校长倪瑞芝处决。

台属各县对省委决策贯彻得最为深入。1928年3月，省委基于临海教育局内有“同志”策应，故要求中共临海县委把学生党员“尽量地派到乡村工作”，并“以教(育)款(产)分配各乡办平民学校”，安插各区党员主持各学校。对温岭，省委要求改变过去大革命时期宣传“祠产归学校”的口号，宣传“祠产归农民管理”“祠堂的米粮分给贫民”，变教育款产争夺为阶级斗争(49)《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台属六县工作决议案》(1928年3月24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8)》(上)，第105—106页。。当时，浙南如永康、义乌、武义和缙云一带，“土地大半还是宗祠所有”(50)《郑馨巡视杭州的报告》(1930年8月9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地县文件)(1930)》，1989年，第14—15页。。这些口号对无地农民来说具有极大的鼓动性。中共在宁海的教育嵌入最为成功，据宁海县委报告，到1928年4月，宁海文化机关如教育局和宁中各小学校“十之七八操之本党”(51)《中共宁海县委报告》(1928年3月)，《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8)》(上)，第110页 ；《中共台州党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第51—60页。，这也是“清党”后浙江最大、最具影响的暴动发生在宁海亭旁的重要原因。

国民党的教育党化已然让旧乡绅不知所措，中共对乡村教育资源的争夺更加剧了旧乡绅的沉沦。以瑞安县为例，“清党”改组后，许岳被调离瑞安，中共利用原跨党分子在国民党县党部改组选举时暗中操作，推选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薛幼经为国民党瑞安县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组织部部长，郭演九担任县党部教育委员。郭演九在任期间，先后派陈卓如等到沈岙、白门、桐溪、潘岱和仙降等地小学当校长，城区各小学校长也多由左派教员担任。(52)《瑞安地方史料选编》，第32—43页。1927年11月，张棡听闻省垣有密电到温，近来“十中学生为共产之嫌已被捕十余人”，共产党正在准备暴动，且“机关大半在学校与农协会中”(53)张棡：《杜隐园日记(稿本)》(1927年11月13日)，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藏。。张棡所言大致不虚。

国共两党正是依靠各自掌握之教育网络深入其“党治”和革命暴动实践与竞逐。1927年秋，林去病和省委特派员郑馨正是在白门小学的隐蔽下领导和发动了“白门秋收斗争”，揭开了瑞安土地革命的斗争序幕。是年底，随着浙东暴动和奉化暴动的失败，省委逐渐认识到浙北平原核心区革命难以骤成，温台金处等边缘区则保存了大量革命实力，因此省委决定温台为农民暴动的中心区域之一。1928年1月，郑馨在瑞安城关明伦堂召集永嘉、瑞安、平阳三县党的负责人开会，传达八七会议精神，贯彻省委“赶快组织农民武装暴动”的革命号召。为此，陈卓如以沈岙小学为中心开展闹荒斗争，广泛发展农会会员。在此基础上，陈卓如还于是年春建立了驮山农民赤卫队，人数最多时达150余人，陈卓如自任总指挥，雷高升和李振声负责政治工作，驮山农民赤卫队成为全省第一支由中共领导的工农武装，并成为后来红十三军的重要组成部分。(54)《瑞安地方史料选编》，第42—44页。1928年3月，省委还进一步确定温州暴动将以瑞安的白门、西区以及永嘉的西楠溪等地为中心区域(55)《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永嘉、瑞安及温属各县工作决议案》(1928年3月25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8)》(上)，第129页。。

在“清党”后的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基层党部仍在从事激进的社会改革工作，如打倒土豪劣绅、破除封建迷信、提倡“二五减租”等，这些激进的“党治”措施进一步打击了旧乡绅在乡村社会的话语权。浙江的减租运动由来已久。早在1927年1月，沈定一和宣中华就曾在浙北萧山推行。“清党”后，CC系成员萧铮亦曾在浙江省力推减租，非常委员会结束以后，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以周炳琳和许绍棣等为首的“新青年”也曾在1928年至1929年间推行过“二五减租”，但这些减租最终皆因种种原因而失败。(56)何志明：“权力重构与利益抗争：国民党江浙党部的政治主张及其实践(1928—1931)”，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历史系，2011年，第93—124页。然而，对于旧乡绅来说，三年内减租政策反反复复，基层党部的激烈推动加上中共革命的激荡，剥夺和侵犯感却实实在在。1927年7月起，温属各县政府饬警赴各乡晓告诸农，“宜遵减租新令”。虽然农民对“清党”中负责农运的中共党员被捕多有忌惮，但随着国民党基层农会建立，又时常出现“恶农借协会名目压制业户事”，如永嘉“早租被农会把持不交”，地主赴乡收租，“秤竟被顽佃夺去”，围绕着减租问题，业主希望农民“息讼听理”，但他们“坚执不允”，张棡忿言，“此种少年之昏瞆也”，业主从此“不能一刻安枕”。(57)张棡：《杜隐园日记(稿本)》(1927年7月11日、7月18日、8月10日，1928年5月1日)，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藏。

瑞安县的减租运动由于有大量中共党员的介入而更加复杂。1928年4月，中共瑞安县委借国民党名义率领数千农民，“各擎大旗数面，或青天白日旗或白色旗”，“上书瑞安东区第一区岩川及泊岙各村农民协会字样”，赴瑞城四柏巷坦开四民大会，且占住寺院为会场，没收寺产为办公经费。霞川、白门两地农协则在中共党员郭范的带领下开会演说，主张减租，甚至纷起抗租。张棡认为，郭范等人“皆乳臭少年，轻举妄动”，他们“耸掇顽佃”“挟制业主”之举，“甚矣，赤祸之烈也！”张棡对县长方树雷也极为反感，对于佃农抗租，方虽饬令追租，“乃近被党部弄鬼，又出尔反尔，转批俟查”，“堂堂一县之主，反受党人驱使，然则今日官场尚有真是非乎？闻之令人恨恨不已”。(58)张棡：《杜隐园日记(稿本)》(1927年11月30日、12月27日，1928年4月13日、5月18日、6月23日、11月14日)，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藏。

“清党”前，乐清中共组织相比于永、平、瑞三县力量薄弱(59)乐清的中共组织一直较弱，直至1930年10月，中共浙南特委仍然在批评乐清区委的萎靡，“乐清整个区委是从国民党转变过来的，保留着国共合作时代机会主义的遗毒”。参见《中共浙南特委七月份工作报告——浙南的政治形势、党组织状况、军事工作等》(1930年10月8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地县文件)(1930)》，第252页。，但国民党县党部势力强劲，因此代际冲突主要体现在国民党青年党员与旧乡绅之间。“清党”后，这一冲突进一步加剧。以仇约三等人为代表的改组委员会向省党部呈控蒋叔南“任袁氏军法处长时，曾捕杀孟某等革命青年”，蒋叔南由此被捕入狱十余天，其兄亦因安福系成员身份而身陷囹圄。谢侠逊后来追记，蒋叔南“经此一度激刺后，即谢绝政途，不问世事，转移经营北雁为唯一要务”。(60)转引自卢礼阳编校：《蒋叔南集》，第658—660页。作为“天盖”之蒋叔南被捕，在大荆乃至乐清引起了巨大反响，代际矛盾和冲突进一步激化。

“捣神运动”更能体现旧乡绅与国民党激进青年的代际差异与冲突。1928年7月，省党部派定仇约三、赵咏八、陈经等人为乐清县党务指导委员，重新办理党员登记(61)《浙江省各县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呈报各委员担任职务、委员会成立及开始登记日期一览表》，《浙江党务》第12期，1928年11月1日；张诚、陈亦乐：《张临球先生生平事略》，《乐清文史资料》第9辑，1991年，第41—42页。。是年秋，仇约三约同王荣三、周醒迷等20余名国民党员组成“捣神团”，城隍庙的城隍爷、杨府庙的杨府爷及其神船、西象寺的雷公神像、东岳庙的阎罗王全部被捣毁。最初“捣神团”规定捣神主旨是“捣神不捣佛”，但实际上大部分寺院及各殿宇前门的四大金刚也被捣毁。西象寺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的坐骑，拿回学校改制木马，做学生运动器具，西岩寺的大钟则作为学校生活报时之用，只有关帝庙和少数崇拜观音、三宝的佛教处所未被捣毁。(62)方宗苞：《乐成捣神团》，《乐清文史资料》第1辑，第116页。在县党部的带领下，白象、虹桥和大荆各地皆掀起了“捣神运动”(63)瞿守中：《从放牛娃到留学生——记张乐山先生生平事略》，《乐清文史资料》第5辑，1987年，第84页；高益登编注：《高谊集》，线装书局，2013年，第397页 ；《乐清上下一千六百年(人物篇)》，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170页。。

“捣神运动”表面上是为了废除“封建迷信”，但背后恰恰隐藏着党部新青年们“废庙兴学”的目的。如瑞安也曾进行过激烈的破除迷信运动(64)参见罗士杰：《城隍神与近代温州地方政治——以1949年黄式苏当城隍为讨论中心》，康豹、高万桑主编：《改变中国宗教的五十年(1898—1948)》，2015年，第101—139页。，1928年清明前，城区东郊城隍庙中神像“忽被人斫其头首及手足，均抛掷于外，其冠袍则脱置椅上”，神像不知去向，据悉是由党部欲阻止旧士绅担任主持迎神赛会的“斋官”不得而为之。3月25日，神像被寻回，“外间争传来毁像(者)均是校内少年，约有十六七人于夜间由城隍庙后墙爬假山岩而入”。(65)斋官，指司迎神赛会者，“会中一切事件皆由斋官指挥之”，“其中颇有利可图”。参见张棡：《杜隐园日记(稿本)》(1928年3月23日、3月25日)，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藏。党部废庙后，庙产多收归学校为办学经费，正因为此，乐清在1928年“乡村小学如雨后春笋，盛极一时”(66)周庆岐：《天一书局》，《乐清文史资料》第7辑，1989年，第159页。。一时间，党部成为支配乡村教育经费的决定者。同年，省政府向各县拨还1927年间北伐军入境地方招待所费之“赔款”，经费由县党部支配。次年，芙蓉人周锡祥等人又借党部之势将原桥头佛堂捣毁，并与地方人士商议将赔款用于创办芙蓉私立小学。周锡祥与仇约三系省立十中同学，他又通过仇约三的关系在白溪赔款项内抽出300元作为办学经费。(67)黄士华：《芙小创办人周锡祥》，《乐清文史资料》第10辑，1992年，第316—318页。

相比于国民党，中共浙江省委对迷信和民间偶像的策略却要实用得多。虽然省委亦反对迷信，但要求各地“不要武断的急遽的惹起群众反对的去打毁偶像”，应该要“注意宣传鼓起群众自己起来打毁”。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捣神”问题上更为激进的国民党各基层党部便成为众矢之的，群众要求“护神”并“打毁国民党部”。对此，省委认为应该加入这种群众运动，并要领导群众变“护神运动”为“反国民党的运动”和“反豪绅地主的运动”，提出庙宇庙产应该归农民协会，反对国民党各级党部没收或提取庙产。(68)《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以后的工作报告》(1929年3月26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第103—104页。

国共两党的激烈行为触犯了旧乡绅的利益。旧乡绅一方面镇压农民运动，另一方面也将矛头对准了国民党各级党部。1928年秋，蒋叔南向省政府呈控仇约三为“共党”，并指责省党部包庇共产党，“藏污纳垢”。为此，仇约三反控，“控告者为曾受袁世凯之嗾使，谋杀总理未遂，清党后曾加逮捕之浙东大土豪蒋叔南先生”，故“其所控各节，全系捏造”，此事在省党部的保护下最终不了了之。(69)《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对于浙江省政府秘书处宣传室及戊辰社专电新闻稿之驳正》，《浙江党务》第12期，1928年11月1日。自此至1930年春，蒋叔南无奈之下只能以“无恙慰头颅，偷生人海匿”“大隐居市，成竹在胸”聊以自慰，终日以云游和撰写游记为乐(70)卢礼阳编校：《蒋叔南集》，第659—661页。。大相径庭的是，仇约三则因其出色的“党治”成绩被调任省党部民训会总务科干事，1929年2月还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71)《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浙江党务》第36期，1929年4月12日。。

然而，并不能由此判定浙南国共竞逐和代际冲突激烈程度的普遍性。实际上，平阳县的国民党“党治”和中共暴动就相对平和，代际之间的冲突也相对温和。刘绍宽虽然亦怒骂“新”时代下“教育退步，实业废坏”(72)《刘绍宽日记》第3册，中华书局，2018年，第902页。，但正如前文所述，平阳的旧乡绅权力网络根基甚深，他们能够通过代际传递和家族等媒介影响国共两党新青年的行为选择。早在1927年4月平阳“清党”后的几天，赵石泉和张植就响应中共中央和浙江省委收编土匪武装的号召，率领江南农民协会数千人准备渡过鳌江，收编丁振华部，举行暴动。在此情形下，陈锡琛和国民党第三区党部常委鲍希初“知事不妙，往寻(中共党员)张植、陈味腊等，语以利害”，而陈味腊等“亦来鳌江探听”，后得知丁振华部是“非正式军队”，故“力劝农民解散，不与勾结”(73)《刘绍宽日记》第2册，第860页。，暴动不成。在这里，国、共、旧乡绅之间并未出现你死我活的零和局面(74)还可从奉化“清党”的地方政治中看到相似的影子，中共党员王任叔被捕，经旧乡绅庄崧甫担保释放。有学者认为，20年代地方政治中的“立场”并不那么界限分明，激进派与温和派、国与共、新青年与老绅士，虽具有不同的出身、身份和政治立场，但也能在地方政治与社会生活中融洽相处。参见沈洁：《1920年代地方力量的党化、权力重组及向“国民革命”的引渡——以奉化〈张泰荣日记〉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此后，虽然县党部不断改组，与旧乡绅也存在一定冲突(75)如非常委员会时期，平阳县长召集全县代表会议，讨论丁白之乱时所征军用款如何归还，最后议决由“全县摊捐，以粮额为标准，每亩大洋二元”，会后，“县党部反对，以为非法会议”，但亦未能改变政绅之决议。参见《刘绍宽日记》第2册，第869页。，但旧乡绅的权力网络一直受到较大范围的尊重，许多乡绅的子女甚至还加入党部，如黄光之子担任县党部宣传委员。颇有意思的是，林骅还曾邀请黄光担任候补执行委员(76)《黄光集》，第425—426页。。改组委员会时期，县党部常委陈天鸿、叶翀和徐箴亦对刘绍宽等人礼遇有加，徐箴更是于1898年至1900年与王理孚等人从学于刘绍宽，故在县党部发起的“打倒土豪劣绅”运动中，刘绍宽和王理孚因1927年初孙传芳由闽退入浙时曾负责“招待”被人控告“勾匪”，然在其门生徐箴和陈仲芸的庇护下，控案并未掀起大的波澜。

受控案影响，刘绍宽在1928年短期内对政治意兴阑珊。教育会奉裁后，县府又新组公款公产委员会，刘绍宽、陈锡琛和陈仲芸等人皆被选为委员，刘绍宽有意辞职，但终被新任县长陈濬所阻，且被选举为常务委员。借着款产会的平台，刘绍宽等人拥有了较大的关于教育经费的管理权。(77)《刘绍宽日记》第2册，第878—882、883页。

不仅如此，平阳地方革命者在策划永瑞平三县联合暴动时亦较为温和。1928年6月19日，中共浙江省委特派员林平海在平阳云岩主持召开永瑞平三县联席会议，讨论浙南革命形势和暴动计划，会议决定统一定期联合大暴动，攻打县城，夺取政权。平阳县委成立了以林平海和游侠为首的暴动领导小组，6月27日，领导小组计划从东、西、南三门攻入城内。(78)《中共平阳党史》第1卷，第29—33页。东门外的队伍暴动前恰潜伏在黄光家柑园之内，不意农军的暴动计划已被县府侦悉，暴动也最终在省防军和县府的联合镇压下失败。然而暴动领导者游侠劝降黄光的过程颇值玩味：“匪首游侠、林珍于柑园伏匪后，即亲到黄梅生家，谓今夜起事，全省一律，驻郡团长甘清池已投诚，大势所趋，无可制止，须急请陈县长、符连长来，与之说妥归投，免致全城糜烂。”(79)《刘绍宽日记》第3册，第914—915页。

当然，暴动领导人意图策反旧乡绅更多是为保存实力和“免致全城糜烂”，但旧乡绅与革命者间关系之暧昧和温和亦可见一斑，也许正因为此，有好事之人事后向省政府呈控黄光和刘绍宽等人，言“平阳暴动系诸劣绅所激成”(80)后驻温省防军即派人来平查案，不过此事亦在平阳公安局局长陈哲人的转圜解释下不了了之。参见《刘绍宽日记》第3册，第915—916页。。

综上而论，“清党”后，国共两党在基层社会围绕教育展开了激烈争夺，并以各自的教育领地展开“党治”和革命暴动实践。不难发现，旧乡绅在与国共两党新青年们的颉颃过程中难有作为，多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嗟叹，成为“党治”和革命下的“挣扎者”。然而，这一时期的“党治”和革命相较1930年而言尚难称激烈，尤其1927年至1928年间的中共暴动，无论规模和影响皆难与1929年崛起的红十三军及其革命等量齐观。因此，随着1930年前后中共革命的进一步工农化，国、共、绅三方之间的折冲和较量的内涵就更为丰富。

三、革命工农化下的政党竞争与代际冲突

1929年4月，正当主体苏区走向强盛之时(81)虽然由于战事频繁，根据地范围时大时小，但其核心区域始终存在，中共已先后建立井冈山、湘鄂赣、闽西、赣西等十余块革命根据地。参见黄琨：“从暴动到乡村割据——中共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1927—1929)”，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年，第11—13页。，作为非主体革命区的浙江却陷入低潮。在经历了亭旁暴动、永瑞平三县联合暴动和兰溪暴动的失败之后，中共浙江省委终于意识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企图以一处或几处暴动的成功，迅速夺取革命的胜利是不现实的”(82)《中共浙江党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221页。。1928年9月，中央巡视员陈潭秋来浙江传达中共六大精神，强调目前的政治任务是“扩大党的组织，建立党在群众中的基础”(83)《中央浙江省委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1928年9月20日)，《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81页。。但是，由于形势恶劣和交通不便等原因，省委不了解各地实际，仍坚持以城市为革命中心，而实际上浙江革命的中心已从浙北核心区转移到温台等浙南边缘区(84)参见王才友：《由“社”入“会”：浙江中共组织嵌入与革命动员的演进(1925—1934)》，《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1期。。加之省委机关屡遭破坏，无法统一领导全省工作。为此，中共中央在1929年4月决定暂时取消浙江省委建制，全省另设杭州、宁波、温州、台州、湖州和兰溪等六个中心县委，直属中共中央领导(85)《中共浙江党史》第1卷，第223—225页。。

实际上，浙江省委在取消前就开始反思导致暴动失败的知识分子属性问题。早在1927年9月，中央特派员王若飞在分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原因时就曾指出：“过去组织的人员多系知识分子，阶级观点不坚定，一有危险就吓跑了，置党陷入危境而不顾。”(86)《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记录——中央特派员王若飞报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原因及今后的办法》(1927年9月26日)、《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浙江目前工作大纲决议》(1927年11月16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6—1927)》，1986年，第115、243页。1928年3月，省委进一步指出，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党的指导机关，十之八、九都在动摇不定的智识分子手里”，导致“党的政策没有深入党员群众”(87)《中共浙江省委对于浙西各县工作决议》(1928年3月27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8)》(上)，第155页。。不难看出，这里所说“智识分子”更多指向前文所述之小学教员党员(88)如永康“过去(组织)完全都是建筑在小学教员的成分上”。参见《中共永康县委给中央的报告——永康县党组织的情况及存在的困难》(1932年12月11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地县文件)(1931—1936)》，1989年，第176—177页。，他们在暴动中往往采取“吗啡针式的刺激”及“煽动利用军事”来鼓动同志的情绪，表现出“机会主义”的倾向和错误，一遇失败，便灰心消极或犹疑不决。(89)《团浙江省委关于教育训练工作大纲》(1928年2月20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8)》(上)，第262—263页。如在宁海亭旁暴动中，亭旁区委书记包定在攻打旧乡绅任禹玉的问题上游移不定，“不敢下手”，导致起义失败，而当时党员同志都“骂包定同志为机会主义”(90)《宁海亭旁区游击战争的经过》(1928年6月16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地县文件)(1927—1929)》，第357页。。

省委取消前后，小学教员党员逐渐淡出革命队伍。从1928年4月开始，省委主张“排斥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分子”，提拔活跃的工农分子。同时，为使组织和革命工农化，基层党组织对于知识分子党员和干部开始严审，导致一般支部和同志都认为“只要工农群众就够，小学教员学生及小资产阶级等都可以不要”(91)《团浙江省委扩大会议关于浙江C·Y目前工作任务决议案》(1928年4月)，《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8)》(上)，第311页 ；《中共浙江省委给浙西特委的公函》(1928年5月)，《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8)》(下)，1987年，第76页。。此外，中共还不断开除不愿退出国民党的中共小学教员党员。受此影响，小学教员联合会逐渐“偏于讨论小学内部问题”，小学教师支部也逐渐萎缩，“暮气沉沉”(92)《松寿巡视宁波的报告——宁波之政治经济情形、各阶级之估计、过去和现在党的工作之大概》(1928年7月)，《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8)》(下)，第324页 ；《郑馨关于浙江党、团工作情况的报告》(1929年10月21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第320页 ；《中共杭州市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字第九号)——对市委人选的意见及最近工作情况》(1929年4月4日)、《德清县党、群组织状况》(1929年12月)，《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地县文件)(1927—1929)》，第35、137页。。尤有甚者，省委取消后，地方党组织与中共中央逐渐失去联系，浙南温岭、黄岩、瑞安和平阳等地甚至与上级党组织“脱离关系”长达一年之久(93)《中共台州县委报告第七号——党组织状况、存在的问题、今后的工作计划》(1930年1月2日)、《牧也夫给中央的报告——台州各县的斗争形势及党组织存在的问题和纠正的意见》(1930年5月5日)、《金贯真的巡视报告——瑞安县委的问题，改组派的活动情况，开办短期训练班的问题等》(1930年1月19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地县文件)(1930)》，第130、143、153—155页。。

从革命领导和统摄角度而言，浙南革命未能得到来自中共中央的战略关注和指导，前途不容乐观。然而，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往往在看似山穷水尽之时却又峰回路转，时势发展甚至超乎想象，浙南革命就是如此。正是在省委取消后的一年里，浙南地方革命精英“自为革命”的热情完全被唤醒，加上1929年浙江遭遇历史上罕见的旱灾，矛盾激化使得各地农民抗租运动此起彼伏，全省各地的武装暴动有增无减。永嘉西楠溪地区更成为浙江省农民武装暴动的中心，到1929年10月，西楠溪地区的中共党员已发展到505人(94)西楠溪是西溪、楠溪两河流经地域的合称，位于瓯江北岸山区，民性强悍，人多地少，外出谋生者众多，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国共合作后曾有十余人被送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其中胡公冕、谢文侯和金贯真成为早期的中共党员和红十三军的重要骨干。参见《中共浙江党史》第1卷，第227页。，永嘉县委还于1929年11月开始组建红军(95)1929年11月，永嘉县委第八次常委会议定在西楠溪发展20岁至30岁之间的青年工农及退伍士兵，开始组织红军，要求红军兵士有阶级觉悟、家庭负担轻、身体健全和没有烟酒嗜好，组织方法为以十人为一组，三组为一个小队，三个小队为一个中队，三个中队为一个大队，三个大队为一个总队，每一小队组织一个支部，“发生党团作用”。参见《中共永嘉县委11月份工作报告》(1929年11月30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地县文件)(1927—1929)》，第194—195页。。1930年1月，党中央派巡视员金贯真巡视温台，纠正了近一年来各县县委执迷“解决经济”和“绑抢”土豪的政策错误，并提出只有组建红军、发动游击战争、走向土地革命才能使浙南革命工农化。1930年4月，浙南红军改编为红十三军，其中温州、台州和永康游击队分别被整编为红一团、红二团和红三团，军长胡公冕，政委金贯真，政治部主任陈文杰，军部设在永嘉楠溪五尺村。(96)《王国桢的武装工作报告——在浙南组织红军的经过情形》(1930年4月28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地县文件)(1930)》，第193页。浙南游击根据地由此形成(97)浙南革命在1930年的成功与陕北革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周锡瑞通过研究30年代的陕北革命发现，革命在陕北的突破性胜利恰恰发生在1933年中共陕西省党组织的瘫痪之后，以刘志丹为首的地方革命精英由于没有受到陕西省委的命令羁绊而躲过了中共投入对大城市自杀性进攻的劫难。因此，他将过分依赖组织性的解释称之为“组织膜拜误区”。参见Joseph W.Esherick, “Ten These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Vol.21, No.1 (Symposium: Rethink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Paradigmatic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 IV, 1995)。。

虽然失去“小学教员”的身份掩护，但随着浙南革命工农化和红十三军的壮大，知识分子党员依然扮演着地方革命领导者的角色，他们与旧乡绅之间的代际冲突也愈发激烈。以温台而言，旧乡绅即利用青帮等乡村武装力量对抗革命，如瑞安和永嘉地主利用宗族影响公开征求工农会员，组织青帮向革命青年进攻，进行反革命宣传(98)《邵天民巡视浙东南各县的报告》(1929年6月20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第229页。；瑞安豪绅还利用青帮流氓“混入党的组织”，组织“产权委员会”，鼓动群众与革命对立(99)《中共永嘉县委1929年12月份工作报告——政治形势及组织状况》(1930年1月3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地县文件)(1930)》，第277页。；永康豪绅则组织“百子会”，向群众作反动宣传，说“永康C·P不是真的，他们‘百子会’将来才是要真的实行共产”(100)《卓兰芳巡视浙西的报告》(1929年11月9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第359页。。

对此，中共瑞安县委一方面“自己组织青帮”，另一方面则派党员打入豪绅之青帮，以达“破坏其组织，打倒其反动领袖，夺取其群众”的目的(101)《中共浙江省委军事运动计划》(1928年8月)，《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8)》(下)，第170页 ；《邵天民巡视浙东南各县的报告》(1929年6月20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第229页。。对“百子会”，中共宣平县委亦派人打入其内，因势利导，宣传中共“穷人翻身解放”的土地革命主张，在会内设党支部，每支部下辖3个到5个民众组，每民众组有5人至15人，并“介绍其各级领袖入党”，“其不能入党者，则由党团作用，取消其在该帮中之领袖资格”(102)《中共宣平县委报告(一)——黄金伯、涂立光报告宣平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1929年2月28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地县文件)(1927—1929)》，第269—270页；王人勤：《党的统战政策与“帮会”的历史作用》，《浙江统战理论文选》第5集，1990年，第344—346页。。

此外，旧乡绅组建了民团对抗革命。永嘉西楠溪三民乡李茅村陈时秀变卖地方公产，筹集资金购买枪支弹药，组织地方民团，他要求村民自备刀枪，凡年15岁以上男丁一律加入民团，并修筑碉堡、架设土炮。在陈时秀的策动下，毗邻的12个村庄都建立了民团，其中以李茅、埭头、蒋山最强，三地形成犄角联防之势。十三地民团在县民团副总陈乾鸣的带领下于1930年5月与永嘉枫林民团联合攻打五尺，大肆捕杀红军家属和革命群众。6月下旬，雷高升指挥红一团分四路直袭李茅十三地，攻占了李茅，并在群众公审下将陈乾鸣就地正法。(103)《血染的丰碑——红十三军斗争纪实》，第97—99页。

瓯渠位于永嘉西部西溪上游，南宋时闽人迁入，至1930年全村有300多户、1000余人口。瓯渠历来尚武，精于“雄鸡三路拳”。村中旧乡绅吴恩侯享有声望，祖父吴通辉系诰封昭武都尉，1865年曾在瓯渠创办武书院。其父吴星石则在1873年中武举人，供职兵部。吴恩侯系晚清武庠生，从小随父习文练武学医，在修路、建桥、捐地、建校方面颇为出力，被当地百姓称为“恩侯相”。(104)1929年吴恩侯还被聘为“全国第一次武术擂台赛”评判委员，名震浙南。参见《东瓯遗韵——温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2)，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第134页。但吴恩侯也筑建碉堡、组建民团对抗革命，并恃势杀害红一团政工干部吴凤祥。1930年9月，吴恩侯及其民团被红十三军击溃后潜逃。(105)《血染的丰碑——红十三军斗争纪实》，第108—110页。

相比之下，在中共革命工农化的背景下，国民党的影响力相对减弱，但其“改良主义”的活动对革命的破坏仍然巨大，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二五减租”，如国民党永嘉县农会深入至村，全县农民协会有500多个，“群众九万”，普遍宣传减租。据金贯真巡视浙南发现，“二五减租”在永嘉已得到普遍实行，有些地方还实现了“对半减租”，“会昌镇佃农甚至有因减租而成为富农的事实”，过去这些佃农是不雇用工人的，“现在都雇用一二个长工来帮着种租田了”，因此，金贯真认为，“这些地方对国民党的幻想还是相当的保存着”(106)《金贯真巡视浙南的报告》(1930年2月28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地县文件)(1930)》，第172页。。无独有偶，卓兰芳巡视浙西后也认为，国民党的改良主义宣传已经收到相当成效(107)《卓兰芳巡视浙西的报告》(1929年11月9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9)》，第340—341、359、386页。。

在国民党“党治”的减租和中共革命的抗租背景下，瑞安旧乡绅损失巨大，剥夺感剧增，最直接的损失就是“田价甚跌”，如瑞安每亩田价暴跌10元至20元。对此，张棡也只能在日记中“徒唤奈何”(108)张棡：《杜隐园日记(稿本)》(1928年11月29日、12月4日)，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藏。。由此能理解张棡得知“二五减租”首倡者沈定一死讯时的“快意恩仇”：“就今日论之，以减租而扰害民生，流毒全省，吾犹恨其死之迟也，悼云乎哉！”(109)张棡：《杜隐园日记(稿本)》(1929年11月11日)，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藏。乐清国民党围绕着减租与旧乡绅的代际冲突同样激烈。1929年7月，蒋叔南、陈仲宽等旧乡绅向县政府呈控国民党县党部执委仇约三等在大荆组织农民协会，“大荆农民常集该地曹公祠内，每夜秘密会议不准闲人进内”，“行踪诡秘，极有可疑”。据报，石门新坊、坎头、江下、石坦和福溪等地受大荆影响，也开始组织农民协会，推行比“二五减租”更厉害的“六折减租”。陈仲宽父子甚至呈控仇约三和冯东明等十数人就是共产党，意图“乘机暴动”，县长胡乃硕闻讯命大荆公安局于8月4日搜查仇约三等人所控制之乐清第四小学，大荆“土劣”集会于小山头商会，“大摆酒席”，“开秘书会议”，密谋对付县党部。(110)《县代表大会中之两个公安分局长撤职查办案》，《乐清导报》第67号，1929年9月15日。

此外，由国民党推行的“土地陈报”政策也遭到旧乡绅的抵制。1929年，为应付各地驻军粮饷，国民党严令各县推行“土地陈报”，即重新丈量土地，田主每亩土地须交土地陈报费0.12银元，不到一亩(丘)以块为单位，按一亩缴纳。浙南山区一亩地多分为十多块(丘)，又恰逢1929年旱灾，故这一政策甫一推行即遭到旧乡绅的反对，“无人承认”，瑞安莘塍镇村里长“开会议抵制陈报土地方法”。张棡在日记中愤言：“荒歉之岁，救死不暇，而昏瞆党徒仍日日励行新政，不顾下民死活，其陷溺之罪，百死不足蔽其辜矣。”(111)张棡：《杜隐园日记(稿本)》(1929年10月26日、12月4日)，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藏。

代际冲突的激化直接导致了“隘门岭事件”的发生。随着浙南游击根据地的日益扩大，作为乐清、永嘉、温岭和黄岩四县通衢必经之地，大荆也逐渐成为红军的活动区域。面对红军压境，驻扎大荆的国民党45师135旅第9连连长张玉芝欲发动兵变。4月25日，中共温岭县委执委、坞根游击队(后红二团主力)负责人叶景泰扮作山货商人到大荆北阁策反张玉芝，张玉芝表示愿意起义投诚。但消息被45师师部侦悉，旋委托蒋叔南和乡绅章松如到北阁“犒劳”张玉芝，要求其“灭匪归营”。于是张玉芝再叛，5月5日，叶景泰部赴大荆接应途中于叶藤岭遭张玉芝部袭击，叶景泰在激战中殉难。6月中旬，为扩大红军，红十三军一团欲赴海门缴枪，6月25日，当红十三军缴枪队伍600余人行至黄岩与乐清交界的大荆大台门时，遭到附近16个村庄民团的阻击，进而惊动黄岩、乐清、温岭三县民团。无奈之下，第二中队长徐定魁决定取道大荆隘门岭，经石坦、北阁折返永嘉楠溪。不料蒋叔南早已在石坦山设下民团伏击红军，导致红军所部几乎全部被杀或被俘。6月28日，蒋叔南在大荆商会设立“公堂”，将被俘红军470余人全数残杀，史称“隘门岭事件”。(112)《隘门岭事件》，第6—8页；卢礼阳编校：《蒋叔南集》，第665—668页。

传统党史对“隘门岭事件”更多就事论事，并未将其放置于国、共、绅三方维度下进行考察，通过本文从反革命视域对浙南革命的梳理就不难发现，“隘门岭事件”并非简单的反革命事件，实际上更是旧乡绅与革命新青年之间代际冲突的直接后果。张棡曾于1930年9月6日嗟叹：“噫！荒灾未了，暴敛无穷，而港乡及永西楠溪诸处匪又充斥，急不能平，生此世界，无可逃生。”(113)张棡：《杜隐园日记(稿本)》(1930年9月6日)，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藏。这一心境也能用来解释蒋叔南的行为选择。不同的是，张棡只是徒留悲叹，而蒋叔南则利用其威势作最后之“挣扎”。蒋叔南不仅将470余名红军战士经简单审讯后即用枪杀或剖腹、剜心、砍头、剁脚等手段残杀。徐定魁被俘后，“临死不惧”，蒋叔南断定其“别具心肝”，竟“剖以示众，果见其硬如铁，远异群匪，切取其半，煮以佐酒，香气袭人，味最适口”。(114)卢礼阳编校：《蒋叔南集》，第667—668页。语虽有吹嘘之意，但足见其代表的旧势力与革命者之间冲突的剧烈与外显。

然而，“挣扎”并未改善蒋叔南与县政府和县党部之间的紧张关系。蒋叔南对红军的残忍处置并未获得官方的认可，时任县长沈金湘即对蒋叔南私设“公堂”和滥杀无度非常不满，但蒋叔南当面顶撞道：“我乐清没有你这个县长！”(115)《隘门岭事件》，第49页。1933年，国民党乐清县党部再度严令禁止迎神赛会，仇约三在大荆推行甚厉。为此，蒋叔南集四书语句特撰一联曰“鲁人猎校，孔子亦猎校；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并“自吹洞箫以讽仇”。旧乡绅与国民党新青年之间的代际冲突也再度体现，仇约三因其与“天盖”蒋叔南长期对立而被当地人称为“地崩”。(116)卢礼阳编校：《蒋叔南集》，第674页。

不仅如此，蒋叔南最终也在代际冲突中死于非命。1934年7月26日，蒋叔南独游石门潭，“失足落水而去世”。然而据老人回忆，蒋叔南的尸体缺一只耳朵，一条毯挂在崖壁的树枝上，路上则失落了他所穿之拖鞋。当地一直流传，蒋叔南乃“被永嘉的‘割稻客’所杀”，也有人说，“蒋是被黄岩、永嘉来的两个拳师抓出去，从山崖上推下，跌入石门潭丧生的”。(117)卢礼阳编校：《蒋叔南集》，第691页。虽然关于蒋叔南的死因至今仍未有定论，其为红军和革命群众所杀的流传说法也未必为真，然流言的生产和传播背后却道尽了蒋叔南与中共革命之间的紧张关系。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浙南革命最激烈的1930年，也并非所有县域的国、共、绅之间都是剑拔弩张的紧张态势，前述平阳等县依旧延续着此前的平和模式，刘绍宽等人倚仗其权力资本和代际传递仍能享有地方社会的较大管理权。在教育方面，温属六县有意共同举办联合县立中学，刘绍宽被公举为校长，平阳每年的教育用度，他皆参与其间；在公共事务方面，刘绍宽在1930年先后被党部和政府聘为县佛教会监察员和公债募捐员(118)《刘绍宽日记》第3册，第1032、1048页。。

另外，平阳党绅之间围绕着镇压中共革命亦达成一致。1930年2月，平阳江南与永嘉西楠溪、瑞安西区被定为浙南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5月，受“立三路线”影响，红十三军主力900余人攻打平阳县城。面对攻城，县政府和县党部召集刘绍宽、阮伯陶、姜啸樵和黄光等人议决“剿共”事宜，旧乡绅等再度祭出晚清民初兴办团练的“杀手锏”，他们在江南和小南以相关田产作抵押，筹款买枪，“联合办团”。1930年9月，鉴于红军撤围，各区区长欲改“治安维持会”为保卫团，“以自为团长”，“治安维持会”主席姜啸樵率众绅争持，“众不肯从”，“遂不能改”。(119)《刘绍宽日记》第3册，第1018、1020、1024、1039页。从此间可以看出刘绍宽等旧乡绅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无怪乎中共永嘉县委在1929年12月的报告中指出：“平阳著名豪绅刘饶宽(即刘绍宽)、王理孚等所组织的十人团，能操纵全县政治经济，极力镇压农民运动，解散群众团体。”(120)所谓“十人团”是指1928年3月由于王理孚经办工商业，“家中财力较强”，联合刘绍宽、鲍竹君、黄光、姜啸樵、周幼康等十人成立诗社，因1928年为戊辰年，定名“戊社”。参见陈镇波：《刘厚庄年谱》，《苍南文史资料》第16辑，第449页 ；《中共永嘉县委1929年12月份工作报告——政治形势及组织状况》(1930年1月3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地县文件)(1930)》，第277—278页。

当然，平阳国、共、绅关系的平和还与中共组织孱弱有较大关联，最直接表现就是“改组派”对革命的侵蚀。所谓“改组派”是指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脱党的共产党员和“第一届国民党的左派分子”，他们奉汪精卫、阎锡山和冯玉祥等人为首领，从事反动宣传，“我们也是要实行土地革命的，因为共产党没有头脑的，而且做事情多乱做的”，“改组派也是主张共产主义，不过我们是和平的共产主义，共产党的是杀人放火的共产主义”，“只有改组派得到胜利后，才能走上共产主义，改组派的成功是达到共产的必经阶段”，诚如中共中央特派员陈吉夫所言，这极大地“混乱农民的意识”。另外，改组派还以流血牺牲来威吓中共革命者，“改组派和蒋介石的国民党的斗争，是党内的派别斗争，所以暴动即使失败，也不能使群众被枪毙，如果听共产党指挥暴动，则群众必遭屠杀，所以跟改组派只有得到利益，没有丝毫危险”。受此影响，平阳、黄岩和富阳等县在1929年间基本被改组派占领，如平阳自1929年4月陈文任县委书记后，“几乎整个县委都被改组派欺骗过去了”，与中心县委失去联系。(121)《金贯真巡视浙南的报告》(1930年2月28日)、《陈吉夫巡视富阳的报告》(1930年9月2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地县文件)(1930)》，第52、158—160、169页 ；《中共平阳党史》第1卷，第33—34页。

正因为国、共、绅的平和关系，刘绍宽等人对待与其有代际关系的中共革命者也相对宽容。民初平阳劝学所所长陈仲芸为刘绍宽门生，其子陈再华参与中共革命，并于1934年12月在广州被捕。虽然刘绍宽对陈再华等为代表的青年后生满纸“鼓动兴奋之语”颇为不屑，谓“此狂潮之毒，狡黠者口是心非、临事兔脱，忠厚者盲从笃信、至死不悟”，实乃“断送吾国百年之人才”，但又对他器重有加，坚信“此子专心求学，不染嗜好”，故数次致信在粤乡友多方营救。1935年1月，惊闻陈再华在广州被枪决，刘绍宽痛心不已，并撰挽联曰：“逐炎洲翠，竟陷虞罗，叹异乡谁切救援，伤哉独行踽踽；生积善家，偏遭横陨，痛乱世难全性命，遑云天道茫茫？”(122)《刘绍宽日记》第4册，中华书局，2018年，第1478、1531、1541页。

四、余 论

太平天国运动以来，随着地方军事化的发展，加上教育、政党和议会等要素的发酵与激荡，地方乡绅的权力日益扩张，以至在清末民初地方社会形成了一定的权力集团，尤其在教育领域，旧乡绅为新式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随着新旧转型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由旧乡绅培养起来的一批青年学生逐渐成长为政党政治下国共两党的骨干力量，并与旧乡绅走向了对立面。国民革命兴起后，三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以往学界研究革命敌对势力与革命的关系往往就革命谈反革命，多从单一角度入手，较少将国、共、绅各方统合起来考量。实际上，国共两党竞争下新青年与旧乡绅之间的代际冲突，是考察20世纪二三十年代政治转型的重要素材。

以浙江革命为例，以刘绍宽、蒋叔南和张棡等人为代表的旧乡绅既培养了诸如金贯真、王国桢、郑恻尘、张植和苏渊雷等中共革命党员，也培养了仇约三、范任和冯东明等国民党“党治”的激进青年。国民革命兴起后，在国共竞逐的背景下首当其冲的就是掌握教育资源的旧乡绅，新青年公开挑战新式教育的“旧秩序”，旧乡绅及其代表的绅权由此一落千丈，这并不仅仅表现在张棡等人的心理失落，更表现在蒋叔南等人在“党治”下的身陷囹圄。“清党”后，旧乡绅和国民党一样也走向了革命的对立面，但“清党”并未满足其对重新恢复教育旧秩序的期待，他们的生存空间在国共竞逐下进一步受到挤压。一方面，国民党迅速取代了旧乡绅的教育阵地，并以“二五减租”、破除迷信运动和打倒土豪劣绅运动等“党治”活动削弱旧乡绅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中共则或借国民党各县党部，或以乡村小学为中心，举行激烈的革命暴动实践，旧乡绅们被动地陷入挣扎之中。

暴动失败后，中共各级组织致力于肃清知识分子属性对革命的影响，故小学教员党员逐渐退出革命阵营，革命由此走向工农化和激进化。正因为此，国共政党竞争背景下的代际冲突白热化，从蒋叔南和仇约三之间“天盖”“地崩”之争以及“隘门岭事件”即能充分看出这一点。中共革命的激进化和国民党对“党治”的强调使得旧乡绅逐渐沉寂，张棡的徒呼无奈和蒋叔南的离世就是旧乡绅逐渐“消亡”的缩影。

不过，本文对平阳国、共、绅关系的强调又表明，即便是在赤白对立的极端年代，旧乡绅虽然饱经国共两党竞逐的冲击，但在有些地区依然能凭借代际关系和宗族要素等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党治”和革命之中，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张力并未出现你死我活的零和局面，旧乡绅并未“消亡”。颇为吊诡的是，“隘门岭事件”后，浙南革命逐渐陷入顿挫，直至抗战前皆未见起色。相反，平阳却因其国、共、绅的和平相处模式而保留着革命的火种，粟裕和刘英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正是以平阳为中心建立了浙南游击根据地。

浙江作为国民政府的核心统治区域，中共原也认为在这一地区策动暴动可极大动摇国民党的统治，但由于国民党在地缘和政略上的重视使得中共遭遇的困难远大于其他地区，难以形成稳定的根据地。然而，长征犹如一招活棋，既缓和了国共之间的地缘矛盾，又使中共实现了由南到北的战略转变。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革命的转型和国、共、绅三者关系的缓解，国民党基层党部的新青年们成为最大受益者，逐渐成长为地方政治中的“新乡绅”，并成为国民党地方政治中的重要人物。以仇约三为例，他在抗战时期凭借党势控制宗文中学，并兼任大荆镇镇长，其子仇岳希任虹桥区区长。他以武力为后盾，不仅组织永乐黄三县联合行动“围剿”中共乐清革命，还以“赤化”为由解散了乐清县三青团。抗战胜利后，仇约三还担任了大荆镇议员和县参议会议长等要职。(123)正因为其“党棍”和“县霸”的罪行，新中国成立后仇约三被判无期徒刑，1967年死于杭州乔司劳改农场。参见《浙江省保安司令部查仇约三、仇震雷等私造枪支及项昌荷、鲍小豆等组织嫌疑》(1939年2月—6月)，浙江省乐清县档案馆藏，档案号221/2/57/1—16 ；《大荆镇志》，1989年，第334—335页。因此，本文从反革命视域考察浙南政党竞争和代际冲突，既是理解中共革命演进的重要切入口，也是地方政治由“旧乡绅”到“新乡绅”的嬗递过程，而厘清这些问题，既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共革命演进与近代中国政治变迁的复杂图景，又可为研究党国政治与地方社会关系提供重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