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春曦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它无疑是中国历史进程中最伟大的决策之一。而改革开放能够启动，不仅仅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英明决策，也是以十年“文革”引发的灾难与反思为契机、以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成果为基础的。

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为改革开放奠定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并不是凭空发生的，而是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认识和实践成果为基础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1]544-545。毛泽东为改革开放的展开与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毛泽东带领党和人民创建了享有充分主权的国家，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政府，并确立起一套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为新中国搭建起基本的国家形态，为之后的一切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和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对此，邓小平曾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2]148。这套基本制度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制度基础，确立了前进方向和政治底线。因为改革既不是凭空创造也不是彻底颠覆，而是在毛泽东时代就已建立的这套制度基础上进行完善与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强调：“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3]

第二，毛泽东时代的经济科技发展成就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物质基础。新中国二十八年的经济建设大大缩小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奠定了我国现代化工业的基础；科教文卫等各项社会事业的进步为改革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技术人才和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使改革开放后快速实现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为可能。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建立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累积起来的”[4]；国防工业的突破性进展大大增强了我国的国防能力，为改革开放赢得和平的发展环境。

第三，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精神动力。毛泽东从社会主义探索的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原则、理论和经验，包括“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目标、“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社会主义两阶段论、社会主义发展的发展动力等，以及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具体方针。这些都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思路和经验参照。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更是成为了邓小平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藩篱、推动思想解放的重要武器。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涌现出的时代精神成为改革开放宝贵的精神财富，邓小平曾多次强调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与精神，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2]257，提醒党员干部要有艰苦创业的意识。

第四，毛泽东确立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理念捍卫了我国的主权和尊严，成为改革开放后外交活动的指导思想。邓小平曾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2]3。同时，毛泽东时代取得的外交成就使我国突破了经济封锁和禁令，也为我国赢得了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平等互利的对外经贸格局，这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访问美国及之后的中美建交都奠定了基础，为1978年后逐步实行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使我国得以从西方发达国家、苏联和东欧国家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三个方面建立起全方位的开放格局。邓小平由此指出，“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2]172。

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社会危机倒逼改革

中国的改革是由问题倒逼出来的，它直接面对的是“文革”造成的社会危机局面。这场全国性动乱给中国带来灾难性影响，也为全党敲响了改革的警钟。为此，邓小平深刻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2]150。

第一，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首先，生产发展速度下降，经济效益降低。“文革”全面发动引发一系列的红卫兵“大串联”、派性斗争、造反派“夺权”和武斗事件，使得交通运输受阻，货物运输滞塞，大批工矿企业被迫停工停产，国民经济损失惨重。十年间，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棉花产量下降32%，油料下降24%，粮食仅增长5.8%。工业大幅度波动，工业总产值同上一年相比，十年中有两年连续下降，一年停滞不前[5]。基本建设固定投资资产的交付使用率为59.6%，是建国以来最低时段[6]；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4.9%，低于前十四年（1953年至1966年）6.2%的增速[7]。其次，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总产值占比将近农业总产值的两倍；重工业比重从1966年的32.7%上升到1976年的38.9%，相比之下，农业和轻工业比重均呈下降趋势[8]27。这种失调的产业结构导致了原材料、日用工业品和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严重供给不足。再次，经济体制僵化，管理秩序混乱。“文革”期间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大批“资本主义”，又强调“割资本主义尾巴”，使得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消失殆尽，经济结构变成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工农业产品均实行统一收购、调拨和销售，缺乏对资源的有效分配和利用，经济发展缺乏活力；同时，过于急速盲目地下放企业管理权限，出现项目乱批乱建现象，加上计划制定上追求高质量、高指标的跃进倾向，往往投入大而产出小，资源浪费严重。

第二，政治体制遭到严重冲击，政局混乱。一方面，“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引发的夺权斗争，使政治体制备受摧残。“文革”初期，为了顺利动员群众开展斗争，毛泽东主持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作为领导全国“文革”的最高一级权力机构，它一度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能。与之相呼应，地方各级和基层单位的文革小组和革命委员会也相继成立。在“造反有理”和“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造反派”通过文革小组发起了向走资派的夺权浪潮，使得从中央部委到省市级党委直至基层党组织都陷入瘫痪；大量党政机关人员被揪斗迫害，导致大量冤假错案。此时，国家宪法和作为国家权力机构的人民代表大会都已经名存实亡，丧失了其本有的约束力。另一方面，“文革”期间，毛泽东以自己的个人领导代替了中央的集体领导，对他的个人崇拜也达到了近乎狂热的程度，使得党内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民主生活失常。对此现象，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鼓吹‘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广为流传”[2]330。与此同时，地方各级建立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则成为包揽党、政、军大权于一体的绝对权力机构，在工矿企业中还负责生产与管理，基本代替了原有的党委领导，将党政不分、党企不分的弊端发展到极致。

第三，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就业形式严峻。首先，伴随着人口的盲目增长，高积累率使得国民收入用于消费和文教卫生的投入不断下降，城市居民居住条件恶劣，医疗卫生设施建设萎缩，人民生活日益不便；农轻重产业比例的失调使得人民生活必需的农副产品（如粮食、棉花、食用油、猪、禽、蔬菜等）和日用品（棉布、纺织品、手表、缝纫机、肥皂等）都全面紧缺，大部分都需要凭票供应，甚至出现凭票也无货供应的状况。十年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平均每年只增长1.9%[9]；1976年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粮食只有383 斤，低于1952年的395 斤[7]。其次，人民收入较低，就业困难。“文革”十年间，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从636元下降到605元，实际工资水平下降6.5%[8]460；农民从集体分到的收入人均每年只有62.8元，比1965年增加10.5元；随着农民自留地和家庭副业逐渐被取消，农民实际收入不增反降，不少农民需要国家救济或外流就食[10]。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得一千多万人无法及时就业，在农村收入微薄，难于糊口；城市又因为劳动力不足而从农村大量招收劳动力，加剧了城市的就业困难。

“文革”造成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损失、混乱和创伤，而且“左”的错误在“文革”结束后还在延续，“两个凡是”的提出和经济上的新“跃进”让本已脆弱的国民经济再次受到破坏。另一方面，“文革”造成的落后状况及暴露出的众多机制体制弊端在出国考察团的见闻对比中得到更深刻的凸显和验证。这引发全国人民的深刻反思和醒悟，思想的闸门开始打开。无论是党内，还是知识界和民间，都开始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反思过去所走道路的正确性，由此汇聚了思想解放的洪流。从天安门事件到西单民主墙，再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些都为清除“文革”余毒、冲破“两个凡是”束缚、平反冤假错案起到关键性作用，极大促进了改革共识的形成，为改革开放作了思想准备。党中央也开始总结教训，转换发展思路，进行全面的拨乱反正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同时，“文革”的失败也激发了新的要素，为改革提供了突破口。因此，“文革”在给国民造成重大伤害的同时，又从客观上刺激了中国人民对新的出路的寻求，为改革提供了契机。正是在此意义上，邓小平才会说“文革”也有一“功”。

三、要客观看待毛泽东对改革开放的作用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节点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四十年的历程，我们已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论认知、更丰富的实践经验、更清晰的战略谋划，因而能够以更宽广的视野来审视毛泽东的双重遗产与改革开放的关系。

第一，历史的发展是连续的，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是不可人为割裂的整体。从两段历史发展的主题看，它们皆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二者也皆是中华民族复兴实现从站起来到强起来到富起来的三次飞跃历程中的重要阶段，因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如一的初心与使命。因此，这两个阶段虽有理论指导和方针政策上的差别，但依然保持着本质上的一致性，就像邓小平所表达的，改革“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做好的事情做好”[11]。从历史演进的规律来看，事物的发展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更新再造，而不是凭空臆造。马克思曾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2]。毛泽东的社主义建设的探索，为改革提供了物质与制度基础、理论准备和宝贵经验，它决定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影响了改革推进的深度、广度和速度，使它具有了中国改革道路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独特性质。对此，习近平有过总结，“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没有它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它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13]。

第二，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笔直的，而是充满了曲折与波折，要正确看待毛泽东时代出现的错误与挫折。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以自身存在的矛盾为动力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生的、进步的力量，脱胎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既要清除旧制度残余，又要建立并巩固公有制，消灭剥削和压迫现象，故而面临着更大的阻力和困难。同时，社会主义作为一项崭新的事业，没有完全成功的范本可以参照，没有充足的经验可供借鉴，只能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初始阶段，由于认识不足而出现错误和波折是正常的。所以，不能因为“文革”时期出现的错误就否认改革开放前为建设社会主义所付出的艰苦努力、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面对这些错误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总结教训，为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提供鉴戒。正如恩格斯所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1]379，正是“文革”的惨痛教训，让党和人民幡然醒悟，将国家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着手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总之，评价和纪念改革开放，不能忽视毛泽东为之所做出的贡献，也不能忽略其错误带来的警示与教训。只有正确衡量并确定毛泽东的遗产在改革开放中的地位，才能珍惜它并将其继承发展下去，为新时代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人民富裕、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提供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