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部

多年来，一国科学家发表的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论文总数被看成是评价该国科学实力的指标,论文数越多,实力就越强。当人们认识到只考察论文数量显得过于简单粗略后，就希望用更好的指标来反映科研质量， “高被引科学家”人数就成为新的质量评价指标。

2019年11月19日，科睿唯安公布了2019年度高被引科学家名单，美国人次继续位居第一，占全部人次的比例为44%，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中国内地人次 (占比10.2%)首次超越英国 (占比8.3%)，位居第二。

按照定义，在科睿唯安分析依据的科学论文数据ESI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中，某位科学家论文被引频次位于同一学科的前1%，就被称为高被引科学家。高被引科学家这一称谓也就反映了这些科学家在同行之中的重要学术影响力。一国的高被引科学家人数越多，这个国家的科研实力就越强，科研水平和质量就越高。

2015-2019年，美国入选高被引科学家的人数 (次)依次为1548、1529、1644、2639、2737人 (次)；英国依次为309、323、344、546、516人 (次)；中国内地依次为144、185、249、482、638人 (次)。如果加上港澳台地区，2019年中国上榜人 (次)则达到735人。需要说明的是，2018-2019年高被引科学家人数 (次)增加较多，主要是因为自2018年起统计名单新增了跨学科领域，同时有的人被重复统计。从人数 (次)来看，中国人数 (次)连续5年呈现高速增长；从位次来看，2015—2016年，中国位居德国之后的第四位；2017年中国超越德国，位居英国之后的第三位；2019年再超英国。由于位居首位的美国被引科学家人次众多，中国在未来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只能超越自己，无法超越美国的霸主地位。如果单从数量来看，截至2018年10月，中国SCI论文数已经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二位，正逐渐逼近美国。

如果把 “高被引”用于个体科学家评价时，我们会进一步追问，高被引论文是否必然意味着是高质量高水平的论文呢？按照逻辑推理,高被引论文既可能是突破性研究成果，也可能是延续性研究成果；突破性成果既可能发表在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也可能发表在影响因子不高的普通刊物上;而延续性研究成果对科学的贡献并不如突破性研究成果大，因此高被引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具有更高价值的突破性研究成果。反过来，一些科学家的科学贡献也不能用被引次数来衡量。比如在生物医学领域，英国科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关于青霉素发现的论文都是沉睡多年后，才被人再发现其科学价值；201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发现青蒿素的关键论文的引用次数在当时也不高。这些被称为 “有影响的低被引论文”放在即时的学术评价中，其科学贡献会被严重低估。

依靠论文发表进行科研评价，从关注数量的 “不发表，就走人 (Publish or Perish)”，到关注发表论文的期刊影响因子的 “要发表,更要影响 (Publish and Impact)”，再到发表论文的高被引，无论是科学家还是科技管理者，都越来越被一些数字束缚着，在中国尤其如此。如何才能真正 “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 “改善科技评价体系”，值得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