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菁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049)

中国现代科学是在引进世界先进科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0世纪上半叶，以留学欧美等西方国家为主的归国留学生，将西方科学技术引入中国，建立了一批现代大学、研究机构和工矿企事业，开创了中国的现代科学技术事业。1949年以后，由于世界冷战格局的形成，中国采取了一边倒向苏联的政治和外交政策，与西方主要国家的科技学术交流的正常渠道几乎中断。从1950年至20世纪60年代初，向苏联派遣留学生，成为中国学习和建立现代科技事业的一条重要渠道。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至今，留苏科学家一度成为中国科技界耀眼的明星，他们归国后许多人在重要的岗位任职，在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科技事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而又独特的作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科学院向苏联大量派遣研究生、进修生、实习生等留学人员。关于中国向苏联派遣留学生的问题，学界已有诸多讨论。本文通过大量档案资料，讨论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向苏联派遣留苏生的情况，包括选派方式和规模，这也是1949年以后“留苏潮”的一部分。

1 派遣留苏生的背景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两国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行各业展开了亲密合作。苏联通过派遣专家、提供经济和技术支援等方式对中国进行援助，中方也派遣了留学人员去苏联学习科学技术。中央从上而下发起了“学习苏联”的号召。1950年10月5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召开成立大会，总会会长刘少奇在会上讲话指出：“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等。”([1]，页4)1951年我国向苏联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由此出现了留苏热潮。

中国科学院是中国科学发展的火车头，从成立开始，就计划向苏联派遣留学生，学习当时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1950年6月26日，郭沫若院长在中国科学院第一次扩大院务总结报告中提出“拟派十人到苏联及东欧各国留学”。在与苏联科学院协商后，苏方希望中国科学院选派数学专业2人、物理专业2人、灌溉专业5人，水利专业5人留苏。但实际上中国科学院的首批留苏生是1951年8月派遣了7人到苏联科学院留学(其中1人为大学生，6人为研究生)，这批留苏学生分别于8月12日和8月19日离京前往苏联学习。中科院对这一批留苏生的选拔要求是，需要他们有研究工作能力，并能阅读俄文科学文献。人选经过严格选拔后并上报人事部、教育部批准，第一批留苏学生是黄祖洽、梅镇彤、冯康、刘国光、陶宏、谢蕴才、徐叙瑢，他们去往苏联学习物理学、化学、数学、生理学、计划经济等专业。中国科学院1951年派遣的留苏学生在苏联学习和回国以后的发展简况见表1。

表1 中国科学院1951年留苏生的情况统计

续表1

1951年的派遣是中国科学院派出留苏生的初步探索，当年派出学习的人数不多，主要是经过高教系统派出，去往苏联的大学和苏联科学院的研究所学习。这批留学生大多完成了学业(陶宏因病于1954年回国，未完成学业)，一部分人取得了苏联副博士学位。回国后，他们大多数留在中国科学院系统内工作，利用所学，在专业内发挥作用，成为业务骨干，并取得了成就。他们中有三位被评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一人成为外籍院士。

经过1951年派遣7人去往苏联学习以后，中国科学院逐步加大了派遣的力度。1952年2月16日，中科院召开第19次院务会议，通过了《本院本年度赴苏联留学生选派计划》。1952年12月15日，在中国科学院第一次院务常务会议上，更是对派遣人员留苏的前景提出了规划，提出，“留苏学生每年五十名，研究的科目也应提出，应估计到一九五七年有若干留学生回国”[2]。

1953年2—5月，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全面考察了苏联了科学、制度和先进经验。访苏代表团回国以后，总结访苏经验的同时，提出了向苏联科学院学习和向苏联派遣研究生、进修生和实习人员的建议，这对派遣留学工作有较大推动，与此同时，苏联科学院各研究所欢迎中国派遣留学生前往学习。截至到1953年，中科院派遣留苏、留德学生共10人。1954年1月28日，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团长钱三强在政务院第二百零四次政务会议上报告提到：“由中国科学院每年派遣研究人员若干赴苏联科学院各所进修，年限人数由双方酌定。”([3]，页8)1955年8月15日中科院在《关于同苏联科学院合作问题的几项规定》中提出互派并逐渐扩大留学生名额。

中国科学院向苏联派遣留苏生的方式，在1956年以前主要是派遣留苏研究生和大学生。派遣规模不大。在1956年以后，中国科学院派遣方式更多样化，一是派遣留苏研究生，另一种是派遣进修生和实习生。其中研究生和进修生多集中于苏联科学院下属的各研究所学习；也有少数人是通过高教系统派出，在苏联高校学习。实习生除了分布于苏联各研究所之外，还有去往产业部门参加工作的。他们在苏联学习的时间，研究生是三年到四年，以取得学位为主；进修生和实习生在苏联的学习时间是根据专业来定的，从数月到三年半不等。

2 派遣目的和选派条件

从1956年开始，中国科学院通过与苏联科学院签署科学合作协议，互相培养科学工作人员，并开始大量向苏联派遣留苏生。派遣的目的很直接，是为了通过派送留学生至苏联，以及其它人民民主国家去学习其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回国以后建立和发展重要的落后及空白科门。1956年，高教部在高校校长、院长和教务长座谈会上再次强调：“向苏联先进经验学习，是今后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学习方向，是不可动摇的方针。”([1]，页81)同时，派遣人员去苏联学习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是“为了迅速培养研究人员与迅速开展新的研究工作”，并且通过派遣人员出国，“如果能有一个较有经验的研究人员，带领若干必要的初级人员，出国作半年或一年的实习，回国后可迅速把某一新的工作建立起来。这是可以采取的一种形式”([4]，页168)。

1956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稼夫在《中国科学院在中央召开的知识份子问题会议上的发言要点》提出：“我们认为能够最迅速最有效地加强我国科学的薄弱环节的办法，是先挑选科学机关中的在职研究人员，有计划有目标地去到苏联和兄弟国家的科学机关中去进修，因为他们已有一定的学术水平，而且也懂的目前本门学科的关键性问题。估计有的只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就可以解决问题。”同年2月3日，中国科学院干部培养局根据高等教育部由机关干部中选拔留苏预备研究生的通知，向院属各研究机构发出在本院干部中选择留苏研究生的相应通知。

1956年，中共中央制定出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规划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按照“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确立了科学技术研究的重点任务和各学科在各项任务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全国第一个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1956—1967)的要求，我国派遣留学人员学习的主要是国内尚无条件培养的尖端和急缺专业，留学生的学习内容包括有机化学、高分子化学、固体物理、磁学、金属学、半导体、燃烧理论、机械、动力学、声学、电机制造、计算机、冶金等国内急需、实践性强的专业。1956年4月17日，科学干部培养部陈泽副主任访苏，赴苏联科学院商谈派遣研究生的问题。同年6月26日，院务常务会议听取陈泽副访苏了解苏联科学院培养科学干部的情况汇报后，讨论实施1956年留苏研究生计划的办法，决定组织一个小组，由陈泽领导，负责进行选拔和各项准备工作[5]。1956年初，钱三强赴苏联访问，在与苏联科学院接洽后，苏方同意接受我国赴苏联学习研究生，并提出了专业分配的草案。根据“苏联科学院1956年预备接纳我国研究生的名额草案”[6]，1956年苏联计划接纳赴苏研究生为物理数学部30人、化学部34人、技术科学部53人。

针对今天依然薄弱或空白学科，派遣进修生到苏联和兄弟国家去学习，尽速把薄弱和空白学科补充起来；发挥现有科学家的潜在力量，大力培养青年科学干部，采用一些新的办法以加速新生力量的成长；建议在苏联或兄弟国家毕业的留学生中，每年都能有计划地留下至少半数以上继续学习，使在国外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都能继续取得候补博士和博士学位以后再回来；在某些重大科学问题上采取与苏联及兄弟国家合作进行的办法，今年计划与苏联合作进行的共有八个研究项目，以后将逐年增加。[7]

除了研究生以外，1956年还大幅度派遣了留苏实习生。无论是研究生和实习生，1956年以后派出的留苏学生，大多是为了配合十二年科学规划，去苏联学习国内的急缺专业。1956年11月，中科院对派出者的专业做了明确规定：凡国内有能力培养或培养能力不足但并不迫切需要者不派[8]。这一条例严格限定了留苏人员的专业，即必须是我国急缺的专业。

1956年度中科院派出的留苏生在业务上要求派出者有培养前途，并要求原学专业与欲学专业应相符合。例如1956年由机械所派出前往苏联学习动能经济专业的留苏研究生徐寿波(综合能源专家，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志杰(综合能源专家，研究员)等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研究所参加工作不满一年，因学习的是十二年科学规划中提出的紧缺专业，而得以被选拔出国。195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派遣留学研究生、进修生、实习生的意见》中对派出的专业有明确规定：

从目前国家建设的需要和科学技术力量的实际情况出发，今后出国学习的方向应该是“高、尖、精、缺”，即是国内当前尚无条件培养的尖端和缺门的科学，或者虽有条件但还不高、不清的一些专业。按学科分，应以工科和理科为主，医科和农科次之。[9]

因为国家对留苏的专业限制得非常严格，专业不符合要求的便无法出国，例如原应化所的苏锵，原已经进入留苏候选名单了，但因派遣专业并非国家急需，在单位的说服下，自愿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10]。

中国科学院对所派出留学生的选拔条件与教育部规定大体相同，1953年教育部、高教部和人事部出台的留苏研究生的选拔条例中明文规定：需要具有大学毕业的文化程度，并从事研究工作或实际参加与其所学专业有关的工作1年以上，成绩优良，确有培养前途者，且人选限定于教授、讲师、助教及成绩优良的研究生。1956年11月，中科院明确提出被派遣的留苏研究生需要具有两年以上的科学工作经验，这是为了保障留苏生能胜任在国外的专业学习。

业务之外，另一项要求是需要被派出者具有一定的俄文水平。尽管在1956年1月18日，《高等教育部关于1956年选拔留学预备研究生的指示》中提出“报考留学预备研究生，均须按我部颁发之1956年留学预备研究生考试科目汇编中的规定的考试科目进行考试”，但1956年经中科院选拔出国的留苏生，在俄文程度上并未经过严格考核。据推测是因为当时中科院在各研究所普及过俄语学习的缘故。例如中国科学院在1953年初普遍开展俄文专业书籍阅读的速成学习，根据1954年的统计资料，科学院全体研究人员中，有93.2%学习了俄文，73.5%能阅读苏联科学文献，26.8%能进行俄文翻译[11]。但这些培训并不能解决留苏生的语言难题。1956年中科院在选拔了一批留苏预备生后，经各研究所挑选的留苏预备生们便被集中在北京进行了为期不长(约2—3个月)的强化俄语培训。且经1956年留苏的徐寿波回忆，当时的俄语学习主要是学习哲学为主，口语练习较少[注]胡晓菁访谈徐寿波院士，2013年12月9日。。未经过严格语言选拔产生的问题是，一些留苏生到苏后，语言不过关。1957年5月27日，严济慈在学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了“中国科学院赴苏考察团工作报告”，谈到了在苏联考察过程中了解到已经派出的留苏研究生在苏联的情况，语言和业务问题对留学生在苏联的学习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他说：

关于派遣留苏研究生和实习人员的问题。……从接受留苏研究生的机关、导师和研究生三方面了解到的一般情况看，虽然不少研究生的质量水平是够条件的，三方面都满意，但是有一些研究生的专业基础和俄文程度差，一到苏联又必须先攻哲学(实际上是在专攻俄文)，往往要费一年以上的时间。这样，接受机关特别是导师有意见，研究生本人也觉困难。因此建议，在选择研究生对象时，应该坚持质量水平，严格审查，要求在国内修完哲学课，学好俄文和补习好专业课程，经过再次考试合格，再派往苏联学习。([4]，页168)

为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语言困难，1956年11月，中科院提出留苏生候选人应以掌握基础俄语为标准，需由所学术委员会主持进行口试或笔试。1957年由各研究所推荐的留苏生候选人，一部分参加由各所学术委员会举行公开的考试，一部分参加高教部留苏预备生考试，通过考试成绩择优录取。为了提高留学人员的水平，提高他们在苏联期间学习进度，1957年以后规定，留苏预备生需要在国内集中学习一年，内容包括语言和专业学习，有的应用性较强的专业还要求在相应的单位实地实习一年后再派出。1958年，中科院再次调整留苏生的选拔制度，提出了在全院范围内进行公布专业、公开报名，并通过考试的办法决定人选。1959年以后中科院明确规定，派出的留苏研究生一律要参加考试。考试科目包括共同科目和专业科目，共同科目是国文、政治理论课、俄文考试，专业科目按照留学研究生专业考试科目汇编的规定进行。

留苏生候选者在通过业务和语言两关后，还需要通过政审和体格检查。国家对留苏生的政治审查一贯严格，1956年提出的选拔办法中规定，政治条件“须按中共中央组织部规定的条件执行”[12]。根据1954年的文件《中央组织部关于留学生政治审查的标准条件及审查的程度再行通知》规定，留学生在出国以前“必须经过以中央人事部为主的全国中央公安部、北京俄专二部的联合审查；其中学习机密科系者，再经中央公安部审查，最后决定出国与否。”并且补充规定，凡有以下情节之一者，不宜选派出国，即“⒈凡本人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或者有严重右派言行的；⒉凡家庭主要成员或亲密的社会关系是右派分子，本人受影响较深，而又没有显著进步表现的；⒊凡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和旧官吏专制的阶级家庭，本人阶级观点模糊，思想界限不清，没有显著进步表现的”[13]。从中可看出，国家对被派遣者的政审标准十分严格。

家庭出身、个人成分、阶级立场都被纳入到了对留苏人员的审查范围中。经过严格的政审，一些人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即便入选了留苏名单，最终也未能去往苏联学习。据曾于1956年留苏并于1960年获得了副博士学位回国的的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胡克源回忆，他的妻子徐晓白(环境化学家，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中科院化学所工作期间曾获得过留苏学习的机会，但却因其家庭成分不好以及既往的历史问题，属于被“考察使用”的对象，最终未能成行[注]胡晓菁访谈胡克源研究员，2017年5月17日。。1964年，冶金所的庆志纯原将被派遣去往苏联留学，他曾于1960年由苏联学习回国，回国后参加政治学习，在“反修学习期间和国家经济暂时苦难时期，他在许多原则性问题上暴露了一些错误立场观点”[14]，经单位鉴定，也被认为不再适宜派往苏联留学。

上述是因为政治原因被淘汰的留苏候选者的事例。实际上，每年在政审这一关被淘汰的留苏人员不在少数。以1955年为例：

根据1955年中苏科学技术协定，我院今年原计划派120人赴苏联科学院各单位实习，一月份开始了人员选拔工作，首先由各研究所选拔了政治业务上较好的研究人员164人，经我院干部局复审，初步确定了152人，最后经公安部审查，同意出国的计63人，同意先出国但对某些问题还须查证的计65人，须查清问题再确定能否出国的计20人，不宜出国的计4人。如以第一、二类合计，可即行出国的共计128人，其中2人因基础较差暂不宜出国，故能在这批出国的实为126人。[15]

再以1959年为例，当年的候选人名单经过层层审批上报，最终确定后，仍有7人在政治审查中被发现政治条件不合格而被淘汰。执着于家庭出身和政治条件，往往导致一部分符合专业要求、业务优秀的候选者被淘汰，每年的留苏名额不能用完，十分可惜，因此中科院也提出希望放宽政治审查比例。1956年中科院党组书记张稼夫在院内会议上提出：

去年苏联科学院已为我们留了120个研究生的名额，但至今尚未派出；主要是因为这些人大半是解放初期的大学生，家庭成份不好，不免有些社会关系在美国或台湾，按照出国审查条例多数不能出国。我们意见是否可以允许作为特例，对于这些人的出身和一般的社会关系的审查尺度可以略为放宽一点，请中央考虑决定。[7]

除了要通过业务和政审这两关，留苏生候选人还要进行严格的体格检查。中科院派遣出国的留学生，对其体格检查标准大体按照高教部关于出国留学生体格检查的规定执行。参照1954年12月发出的“卫生部、高等教育部关于1955年选拔留学生身体检查工作的指示”的附件“选拔留学生身体检查不合标准的规定”中，对候选人的身高、体重、既往病史、各项身体指标都有明确的要求([16]，页212—213)。身患疾病的人一律不得入选。徐寿波院士曾回忆自己因在大学时代患过肺病，在留苏审查中，险些就在体格检查这一关被淘汰，但好在经过复查，医生断定他的肺病已经痊愈，才险过了体格检查这一关[注]胡晓菁访谈徐寿波院士，2013年12月9日。。1956年长春光机所(仪器馆)选拔留苏研究生时，姚骏恩(电子显微镜专家，2001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各项审查以后已经进入单位被选派去苏联留学的人员名单了，但却在体格检查中因色弱而被淘汰。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人因为参与本单位正在执行的重大任务，遇到单位不放人等原因未能赴苏留学。例如，硅酸盐化学与工业研究所的田克温，1964年的时候正从事红宝石课题研究，这是当时研究所的重点课题，研究所认为，田克温一旦离开岗位“将严重影响研究任务的完成”[17]，田克温因此未能赴苏学习，这对于个人来说，失去了进修的机会，是一种损失，但对于研究所而言，则是出于工作的需要。

当然在派遣过程中，除了由我国提出留苏人员的名额和专业外，还必须将名单提交给苏联方面审核，争取到苏方同意，才能最后确定留苏人员的最终名单。倘若苏联对派遣人员的专业提出异议，即使该人选已通过国家留学部门的筛选，依然不能被派出。尤其是在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方面对派遣人员的专业限制更加严格，尤其是限制中方人员前往苏联学习保密性较高的专业。例如1961年，苏联大使馆发来函，告知中方，因专业保密问题，拒绝了一部分人的留苏请求，为此，中方采取了迂回对策，即：修改学习计划，不提出属于对方保密专业，而提出接近保密专业，又不属于对方保密范围的学习内容和要求[18]。

3 历年派遣规模和变化

1956年以前，中国科学院向苏联派遣留苏生的规模并不大，属于早期探索。根据中国科学院的文书档案记载，1951年，派遣7人(研究生6名，大学生1名)去往苏联留学；1952年派遣7人(研究生3名，大学生4名)前往苏联留学；1953年派遣7人(研究生3人，大学生4人)；1955年，派遣留苏研究生18人前往苏联留学。

1956年以后，根据“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中国向苏联大举派遣留学生，掀起了1949年以后的一大“留苏潮”。中国科学院也在这一时期派遣了许多人出国，学习国内紧缺专业。根据中苏两国的协议，中国科学院原计划大量派遣留苏研究生与实习考察人员，其中计划在两年内派遣留苏研究生1096—1097人，实习或考察人员394—400人，以及去苏联大学学习计算数学专业的高中毕业生40人[19]。但实际派遣人数并未达到这么多，这也和苏联对我国留学人员的接收有关。但无论如何，1956年是中科院派遣留苏研究生和实习生最多的一年。以研究生为例，这一年科学院派出140名留苏研究生，于当年的8—9月经过四批，分别启程赴苏学习：8月28日，第一批留苏研究生43人启程赴苏；8月30日，第二批留苏研究生44人启程赴苏；9月2日，第三批研究生22人启程赴苏；9月4日，第四批研究生20人启程赴苏。除此之外，1956年10月22日，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还派遣留学生30名赴苏联莫洛托夫动力学院和列宁格勒工学院学习(各15名)。1956年经由中国科学院派出的留苏研究生到苏联以后，根据中苏两国科学院合作协议，他们被派往苏联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学习，如苏联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合物研究所、苏联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等等。此后，派遣的规模再未达到1956年的高峰，派遣人数逐年减少。以1958年为例，1958年中国科学院向苏联派遣留苏研究生27名，实习生22名，进修生1名[20]。1959年派遣留苏人员中包括研究生60名，进修生16名，实习生16名[21]。

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破裂，此后苏联对于接收我国的留苏生自然也不再那么积极。尽管根据中苏两国的合作协议，苏方仍然会接收我国的留学生，但是再也无法与20世纪50年代中期“留苏潮”的盛况相比拟。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向东欧以及英国派遣留学生人数有所增多。1960年中国科学院实际派出留学苏联的人数是4名，其中研究生1名，进修生2名，实习生1名。1960年以后经中国科学院派出的留苏生的人数见表2。

表2 1960—1965年中科院派遣留苏生的人数统计[注]根据中国科学院院机关文书档案整理而成。表2中的数据除了中科院直接派出人数外，也包括教育部委托中国科学院派出的人数。1966年的派遣留学数据未从档案中查到。

至1967年1月18日，教育部、外交部发出了“关于国外留学生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我国在外留学生被召回国，1949年以来国家出国留学教育工作暂时中断。

4 结论

20世纪50年代，经由中科院派出的留苏生大部分都较好完成了学习任务，以留苏研究生为例，其中大部分人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论文答辩，并在回国之际都取得了副博士学位，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没有完成学业，并未拿到学位。如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胡仁宇1956年被派往苏联学习原子实验物理专业，但他仅在苏联学习了两年，于1958年奉调回国参加建设。

关于留苏生回国后的情况和使用，在中国科学院的档案中已有统计：

科学院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所，目前共有从苏联和东欧国家回国的留学生760人。其中研究生311人，进修生146人，大学毕业生303人。留苏的713人，留学东欧国家的47人。总的看来，极大多数留学生，都认真努力地完成了国家交付的学习任务，回国后，在专业和政治方面表现很好，其中有不少人已经成为科学队伍中又红又专的中、高级骨干。

回国留学生中92.4%是基本上学用一致的。7.6%学用不一致，需要调整。[22]

留苏归来科学家群体有特殊性，他们是承前启后的一代：首先，在严格的选拔标准下，他们是受过新中国的教育、在政治上过硬的一批人，他们肩负着国家使命——归国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去苏联留学的，他们在苏联学习的专业不是出于个人意愿，而是由国家指定的，学习的是国内建设急需的专业；其次，因中苏关系发生变化，他们回国后的际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政治波及，尤其是中苏关系恶化以后，其中一部分人的遭遇发人深省；他们回国后享受的待遇与前辈甚至后辈归国留学生都有不同，他们中有少数人在归国后便受到重用或得到晋升，但大多是在20世纪80—90年代以后才成为本学科的奠基人或学术带头人，而这一时期，也处于拨乱反正后重视科学发展，急需科技人才的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60年代中期十余年的时间里，留苏生按照年龄，可以划分为两代人，他们之间也有区别；这批人也有其局限性，例如，他们较之同龄人，受到了优良的教育，但比前代留学欧美归来的科学家比，仍有差距和区别。早年留学欧美归来的科学家，他们中许多人是学科的奠基者、开拓者。早年留学欧美的科学家大多为自主留学，及少量公派。而新中国派遣的留苏学生是出于政治派遣，全部是由公家派出。并为了学习新中国建设的急缺学科，他们大多数人在苏联学习的是实用技术。回国以后，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们是学科建设和发展的中坚力量。并为改革开放后科学发展培养了大量后继人才。

值得一提的是，一部分曾经留苏的科学家，还具有留学欧美的双重身份。例如，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栋才是1956年经由中国科学院派出留苏，并取得副博士学位。他在1965—1967年又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英国牛津大学皇家研究所学习生物大分子结构测定技术。回国以后他参加组建了北京胰岛素晶体结构研究组，并于1969年底完成了2.5埃分辨率的猪胰岛素晶体结构的测定，使我国跨入了国际蛋白质晶体学的研究行列。

还有一些人在改革开放以后获得了留学欧美的机会。以中国科学院院士沈韫芬为例。她于1956—1960年在苏联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学习，并获得副博士学位。1980—1983年，她得到去美国进修的机会，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环境中心的PFU法实验室工作。回国以后，她将原生动物分类学和生态学紧密结合，将PFU法用于国内水污染治理工作，做出了很多科研成果。

中国向苏联派遣留学生应放在苏联技术向中国转移的大背景中看。中国科学院向苏联派遣留学研究生，是中苏两国科学院合作计划的一部分。这一批人回国以后或是分布于中科院各个研究所，或是去往大学或工业部门工作，填补了急缺专业的空白。他们许多人成为该领域内的学术带头人，为科学院的科学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中国的科技事业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