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梅

商会指从事相同性质经济活动的经济组织，为维护共同的合法经济利益而自愿组织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1]商会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行业协会，是由同一行业的企业法人、相关的事业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自愿组成的、不以赢利为目的的社会团体，其宗旨是加强同行业企业间的联系，沟通本行业与政府间的关系，协同同行业的利益，维护会员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行业发展。另一类是地域性商会，通常由某地区企业、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和热心公益的公民所自愿组成的组织。商会本质上是一种中介性质社会组织，亦是一种互益性组织。

一、中国传统商会的角色定位及历史意义

鸦片战争后，外国商人大量涌入中国，清政府战败国地位使中国商人在与外商贸易中处于劣势。在这种不对等贸易背景下，一方面，外国商人以商会模式对单个中国商户（或商帮、行会）构成贸易倾轧，在市场占有和利润分割上把中国商户（或商帮、行会）挤向生存边缘。另一方面，外国商会在本国政府与清政府谈判中充当重要角色。这种局势促使清政府中洋务派和商界代表认识到商会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开始筹建自己的商会组织。1902年2 月，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1904 年6 月，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为上海商务总会。[2]此后，各地商会组织逐步出现。晚清至民国，各地商会获得一定发展，在商业贸易和政治活动中影响日渐扩大。

传统商会角色定位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与纽带。基本职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为本行业和会员提供服务，调解会员之间、会员与非会员之间、会员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纠纷，维护行业与会员合法利益；第二，规范行业和会员的生产经营行为，加强会员和行业自律；第三，促进会员与政府、会员与其他市场主体交流沟通，协助会员办理公共事务，为行业发声，扩大行业社会影响。在特殊历史时期，商会还发挥过其他职能。如清末民初，商会在维护民族独立，弘扬爱国主义方面有过积极作为；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商会对各地招商引资亦颇有贡献。

中国传统商会的产生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对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产生了深刻而积极的影响。清政府中开明派开始抬眼看世界，冷静思考世界格局中“泱泱华夏”的真实存在，图谋国家民族发展方向。第二，推动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批民族企业成长，一定程度上唤起了民众的“市场”意识。第三，商会管理规则和章程在传承传统“义利观”“诚信为本”“上则富国，下则富家”等商道的同时，化育了会员和一定范围的人群。第四，奠定了近现代市场贸易中行业规则意识、品牌意识，对树立企业文化理念具有启蒙意义。

二、新中国成立后及改革开放以来商会的发展状况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商会在很多情形下以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工商联）的名称出现在经济社会领域，其社会组织属性几乎完全行政化。“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商联基本停止活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商联随着改革开放政策落地在各地相继恢复并获得一定发展，同时呈现出与地域开放程度和市场发育程度一致性特征。

（一）新中国工商业联合会的成立及职能定位

1949 年8 月，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指出，“工商业以合并成立工商业联合会为好，我公营企业主持人员亦应参加进去一些，以便教育和团结私人工商业家”。1952 年2 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指出，“准备成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党和人民政府则经过统战部门和财经部门，去实现对工商业联合会的业务的和政治的领导”。 1953 年10 月，全国工商联宣告正式成立。这一时期，工商联主要履行政治任务，即在政府主导下对私人工商业家进行团结、教育，协助党和政府通过赎买政策把私营经济体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是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人民团体。

（二）改革开放对中国“商会”的重启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工商联在“文化大革命”十年的中断后被制度性重启，并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创新发展。商会民间性、中介性的功能逐渐回归，但“统战性”始终是其重要属性。1988 年召开的全国工商联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明确“工商联是统一战线组织和对内对外的民间商会”，是“统战性、民间性和经济性的统一”。2015 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战工作要面向商会组织有效覆盖，确保商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在实践层面，统战性通过在各级商会中设立党组织得以实现。其发展进程和特点可以概括为四点：一是改革开放释放的市场活力催生了商会在不同行业较快发展；二是商会在发展中呈现出区域性梯级发展状态，即东南沿海地区发展较为迅速，中西部地区发展较为滞后；三是商会的民间性、中介性发展不充分，一部分商会（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有名无实，基本不开展服务会员的实质性活动；四是商会活动的区域和领域在广大农村和农业领域不充分不活跃，与我国农业大国和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情不相符，是新时代乡村振兴需要着力补上的短板。

三、陕西省马嵬驿民俗文化体验园商会的探索实践

陕西省商会发展总体呈现较为滞后的局面。从全国范围看，商会会员企业主要是二三产业的非公经济市场主体。而陕西非公经济与东南沿海以及中西部河南、四川等地区发展情况相比都有一定差距，这自然影响到商会充分发展。突出的问题是：民间商会发展滞后，远不能适应省域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工商联服务会员企业的职能发挥与企业预期有着较大差距，其行业性、地域性影响力明显不足；工商联和各种民间商会大多分布在地市级及以上城市，县城、乡镇和农村商会分布很少；人们从商意识不足，营商环境不佳，一定程度上制约商会发展不力。兴平市马嵬驿民俗文化体验园商会（以下简称马嵬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马嵬驿民俗文化体验园项目发端于2011 年兴平市政府旅游资源开发。马嵬驿被定位为杨贵妃墓历史文化景区和黄山宫道教文化景区的“配套工程”，即填补该区域民俗文化体验、休闲和餐饮等产业空缺。该项目历经一年时间于2013 年10 月建成一期工程并对外营业，随之成为乡村旅游的一面旗帜，亦是各地争先复制的几个成功案例之一。马嵬驿成功的因素有多个方面，本文就其“商会”的成立和运行模式略作分析。

（一）马嵬驿商会成立的目的

马嵬驿民俗文化体验园在管理上选择商会模式的主要目的是补齐民营经济发展的要素短板。首先是资金短板。“融资的高山”是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三座大山”之一。马嵬驿创始自有资金1000 余万，与李家坡村改造和景区建设所需资金相比存在较大缺口。在银行贷款门槛高和民间资本不充裕、不活跃情况下，马嵬驿吸纳150 多商户入驻，每户缴纳10 万元质量保障金；在景区运营过程中，又通过商会向商户融资，解决了企业发展的部分资金问题。其次是人才短板。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出严重制约乡村产业发展。商会把有一定市场意识和致富意愿的人（包括一部分外出农民工）组织起来，形成人才回流，再通过专业培训实现从传统农民到小商户的转变。第三是环境短板。其中硬环境主要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管网、电力、通讯等；软环境主要包括政策、文化、法律和思想观念等，马嵬驿商会对农村环境的影响主要在软环境方面，即影响和改变村镇居民的市场意识，使农民成为市场经济的主力军。

（二）商会管理功能的定位

马嵬驿商会功能定位与传统商会相比：第一，它不是行业间具有中介性质的社会组织，不具有法人身份，而是民营企业马嵬驿民俗文化体验园内设的基本“管理模块”。第二，只承担传统商会对内职能，即服务所有商户，协调处理各商户之间关系，而不承担传统商会对外职能，即沟通协调会员与政府或非商会其他组织之间的关系等。第三，收取的会费（景区物业管理公摊费）主要用于民俗文化体验园范围内各商户运营产生的管理、环卫、安保等日常性支出。第四，从实际出发，发掘新职能，如为园区所有商户采办食材、清洁用品、一次性餐具等，全方位确保饮食安全和食品质量。

（三）商会管理模式的创新

马嵬驿商会管理模式与传统商会相比，既有继承又有改良。

一是商会会长由全体商户推举和商户自荐相结合的方式产生。会长不论身份、年龄、资历等，有别于传统商会中会长多由行业巨头、地方强势力充任。会长、副会长的任职条件必须满足以下三条：第一是马嵬驿商户身份；第二在商户中有威望，能以德服人；第三，具有较强的市场意识和一定的从商经验。

二是把传统商会从社会中介性组织移植到企业内部，充当企业管理层，形成了“传统商会对内职能+现代理事会”的管理新模式。其创新点是为当下乡村旅游业态中的“平台模式小吃街”开创出 “自助”式管理样板。

三是创新商会管理理念。传统商会管理多依靠行规。行规往往条目烦琐，执行时讲究仪式。马嵬驿商会提出“霸道管理零容忍”原则[3]，用简单明了的理念实现对会员商户的精细化有效管理，为强化农村商业规则意识树立起标杆。

四是把传统乡土社会的“熟人”治理结构融入商会管理机制中，让“以商治商”的“自治”管理富有“乡土情怀”。这些本来有着“乡党”地缘和情缘的商户与马嵬驿民俗文化体验园形成“同处一村”的发展认同，凝聚起商会会员（马嵬驿所有小吃街商户）同呼吸共命运的使命感。商会同时融入“法治、德治”，形成“三治融合”的企业治理文化。

五是实现管理成本最小化。商会产生伊始的17 名正副会长全部实行“零薪酬”，经过6年发展在管理日趋成熟的情况下，会长副会长缩减至4 人，马嵬驿民俗文化体验园通过商会给予4 位正副会长少量通信补贴，基本实现了企业管理费用 “零”突破。

四、马嵬驿商会的借鉴意义

“经济学原理指出，在特定时间内，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内生于其给定的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的相对充裕程度”[4]。马嵬驿商会选择民俗体验游作为基础产业，符合当时乡村旅游的“风口” ；选择商会作为管理模式则是基于“劳动力”因素与“资本”因素。尽管马嵬驿商会目前还有许多不足，如商会对外功能发挥不充分；会长们基本都是经营小吃店的农民，管理经验缺失；商会“霸道”管理难以体现“人性化”，容易引发不必要的冲突等。但其商会功能和管理模式的创新，对民间资本进入农村推动乡村振兴仍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有助于控制市场主体管理成本

商会“以商治商”的“自治”理念在最大程度降低企业管理成本的同时，保持了会长、副会长管理阶层的工作积极性。“取之于商用之于商”的会费收支管理制度，调动了商户义务参与景区治理意愿，实现了商户缴纳会费的最低化，培养了商户的节能环保经营理念。会长、副会长由最初的“零薪酬”变为公司给予适当补贴，工作积极性、主动性意愿更加强烈。

（二）有助于提升乡村旅游从业者市场意识

不少地方乡村旅游停滞在“农家乐”“小吃街”阶段，马嵬驿商会通过对商户的培训，较为成功地解决了以上问题，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做法：

一是通过商会章程的硬约束，解决了商户在“小农”生产模式下养成的自由散漫、我行我素、以我为中心等习惯，培育了农民的合作意识与团队精神。

二是通过商会例会制度，使商户养成遵从制度的习惯。例会对当天发生问题及时处理，对制度公开透明执行，把规则具体化为日常行为，培育了农民的规则意识与契约精神。

三是商会例会不仅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也注重对商户专业技能的培训，在小吃制作上追求“百分之百用心”“美食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理念，在服务上订立并严格执行“乡土味体验+酒店式服务”要求，培育了农民的专业素养和工匠精神。

（三）有助于激活乡村发展的活力

马嵬驿商会针对农村人口这一显著特征，引导农村流出人口返乡创业参与乡村振兴，尝试在乡村市场中设立“商会”，打破乡村旅游发展中出现的同质化现象，盘活了农村中的经营活力。如马嵬驿在输出品牌输出模式过程中培育出一支以农民为主力军的“古建队”，真正做到了“授人以渔”帮助农民致富，同时体现了原创性的鲜明优势。其创新性的建筑理念为马嵬驿景区注入“乡愁”情愫，提升了景区文化内涵，构造了乡愁的意境之美；实现了对商户“以文化人”，促使其在提升自身文化素养过程中将这种素养自觉传导给服务对象，营建具有亲情氛围的服务环境。

[注 释]

[1]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的意见[R]. 广州政报, 2019(5)：15-20.

[2]蒋晓伟. 具有中国特色的商会应该在法治社会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J]. 北方论坛, 2019(2)：33-37.

[3]马嵬驿商会精细化管理[EB/OL]. (2016-03-10). http：//www.maweiyi.com/news-two.aspx?id=110.

[4]姚荣锦. 西部地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的战略选择[J]. 理论导刊, 2014(7)：74-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