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昌文， 徐 丹

(中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 430074)

戴维·佩珀(David Pepper)是生态社会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著作《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从不同视角深刻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否定了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环境无涉的批判与质疑之声，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具有深厚的生态意蕴。在此基础上，佩珀进一步提出了自己对生态社会主义的一些见解和主张。

一、佩珀眼中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

在佩珀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有明晰的生态立场，他们是社会生态学的先驱，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包含了足够的、有意义的生态学观点。在佩珀的眼中，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社会生产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造成人口过剩和资源稀缺的根本原因；此外，自然辩证法论证了人与自然是有机统一的，从而揭示了自然异化的本质。这些思想对他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第一，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是历史进步和发展的起点，社会的基础由物质生产和商品交换这两个因素构成。同时，生产方式对于生态环境也是至关重要，因为产品生产体现了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方式，而为了生产产品，我们也在与别人相互作用。所以，生产方式强烈地影响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想改变现在的人类社会，改变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要对现行的生产方式做出改变。同时，马克思主义者还注意到了社会的物质基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上层建筑(包括社会中盛行的观念和价值)都随着基础的经济和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佩珀指出，当前社会中的一些主导性观念都是一直以阶级利益或资产阶级利益不受挑战为前提的，在其背后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推动这一意识形态。而许多绿色分子也意识到了这些观念都与生态相对立，也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但他们的批判只停留在对观念的批判上，没有注意到在其背后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将历史聚焦于不同生产方式的转换，而其他的变化都应由此加以解释。佩珀借用了帕森斯的观点指出，西方自然概念的改变与历史上具体的生产方式的改变相一致，每一个历史阶段的生产模式都有一个具体的与自然相处关系模式。从早期人们受到自然限制，到后来自然逐渐被改变。到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完全由社会所创造，它的价值被交换法则所控制。最后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自然与社会又将重新达成既有区别又能调和的统一。

第二，在佩珀看来，马克思关于“人口—资源”议题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人口—资源”这个议题，马克思认为必须用历史的观点(即必须与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来分析所谓的与资源可获得性相关的人口数量这一难题。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人类社会改变环境能力很小的地方，由于资源的物质限制，人口数量是制约物质富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在社会能够改变和管理它的环境的地方，可以维持的人口数量更多地由社会关系决定”。[1]142人口过剩可以被理解为没有足够食物吃的群体，这是资源稀缺所蕴含的理解。但是，并不能就断定“自然短缺”是造成饥饿的决定性因素，恰恰相反的是，“‘剩余’人口之所以不能购买食物，仅仅是由于一种经济制度无力(或不愿)创造足够工作以增加收入或对那些工作的人支付充分工资的结果。”[1]142而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无论商品升值还是降价，都要尽可能地压低工资来满足资本积累即剩余价值最大化。这样做的前提，就是需要有一个失业者“蓄水池”，保证当工人以工资过低为理由而罢工时，仍然有人愿意来做这些工资很低的工作。无论人口的绝对数量如何，最终都会引起人口的相对“过剩”。对于劳动者而言，资源是稀缺的，因为他们没有钱买足够的生活资源。

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却谎称贫困是无法避免的，贫穷国家应当为自己的贫穷负责。而马克思却明确地批判了这一言论，马克思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发现了第三世界在被西方殖民化之前，人口与生态是平衡的，与自然的协调一致是他们生活方式的一个特征。但是随着货币经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西方个人主义的出现，这些生活方式也改变了。资本的国际化过程导致了不平等发展的非合理性，人口的相对“过剩”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渗透，“人口过剩”的问题也随之在第三世界蔓延。

第三，马克思认为自然与社会之间是有机统一的，并非两个孤立的、毫无关联的实体。自然辩证法的主要观点：一是人与自然之间不存在分离或鸿沟，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人的行为是自然的，人化的自然是在社会中产生的；二是自然与社会不断地渗透和相互作用，人类通过劳动改变了自然，被改变的自然又进一步影响人类社会的进步，由此形成循环往复、相互影响的关系。佩珀强调，在自然辩证法中，马克思阐释并区分出了“第一自然”(自在自然)和“第二自然”(人化自然)。马克思认为，世界上有一种“第一自然”的存在，它先于人类而存在，人类是由它产生的。“第一自然”为人类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和基础，而人类又通过劳动生产创造了许多的物质财富(劳动生产出的产品等)和精神财富(社会制度、思想、价值观等)，这些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可以被看作是“第二自然”。换言之，人类通过劳动改变了“第一自然”，创造出了“第二自然”。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区分“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的意义就在于揭露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当人类从第一自然中创造出第二自然时，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就必然受到交换价值的调节。人与自然将会彼此分离，甚至互相对立。“第二自然主要成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的商品，而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可能根本没有自然的内容。”[2]

佩珀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揭露了自然异化的本质。马克思指出：自然是一个社会概念，如今的自然是人类用生产劳动重新建构起来的，异化是对自身的分离，自然的异化就是指自然从社会中分离出来，是社会产物的失败。如果人们的生活环境是肮脏和危险的，就意味着人类社会自身的行为在创造环境的过程中，是与人类自身相对立的，是反人类的。同时，人类又不能自觉地、有意识地合理控制自己的行为，不能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能够朝着和谐的方向发展。因此，人类从自己的创造物中异化出来。如何克服自然的异化，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克服自然的异化意味着通过消除它虚假的外部性和控制与规范它对整个社会的用处来坚持自然的人性。”[1]165既然是人类社会行为的不当造成了自然的异化，那就要克服自然的异化，就要改变人类的社会行为，就要从“自然的人性”上下功夫。

二、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

戴维·佩珀在研究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佩珀清楚地认识到，要解决生态危机就必须改变社会制度，而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真正改善生态环境。并且，佩珀详尽地描绘了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系列规划，具体举措如下：

第一要坚持人类中心主义。戴维·佩珀赞成马克思的观点，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以人类为核心的社会，是建立在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认为，想要让全体人民的物质福利得到保证，就要用劳动来“支配”自然，增长生产力。但是“支配”自然并不表示就要完全的“统治”自然，它表示着人们能够自觉地、有意识地去经营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无意识地、无所谓地去破坏自然。因此，马克思所指的“支配”自然非但不会带来环境问题，反而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出发点。正如格仑德曼所说：“‘自然的支配’不应对生态难题负责，事实上恰恰相反，生态难题的出现，证明了这种支配关系的缺乏。”[1]339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在“第二”自然里，人类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人类在将“第一”自然逐渐转换成“第二”自然的过程中，人们就会越来越能理解自然法则，也能逐渐脱离自然对他们的约束。

佩珀认为，这种人类中心论更加倾向于人文主义。但它又不等于技术中心论，因为它包含了马克思关于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观点，倡导促进人类利益而不破坏自然的其他部分的东西。佩珀指出：“生态社会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短期的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1]340其目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样一个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很注重对人类精神的需要，并在一定程度上重视其与自然界其他部分的非物质互动。但同时，佩珀也反对将自然神秘化或只注重自然环境而忽视人性的行为，以及这些思想和行为可能引起的一切反人道主义。

第二要建立理性增长的经济模式。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是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它致力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它提倡适当地发展经济。佩珀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永远不可能构建出一个环境优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资本主义的增长模式其实就是对人类以及自然进行无休止的剥削和压迫，从而增加它的现实价值，而这样的方法会引起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和社会不公正的现象。加尔布雷思也强调：“消除污染和环境退化的自由也需要一种物质富裕的基础。同样，一种生态意识的发展也是如此。另外，一种生态——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也需要生产力的发展。”[1]336因此，为了能够创造可以支付清理环境的财富，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增长是必需的。

“生态社会主义的增长必须是一个理性的，为了每个人的平等利益的有计划发展。”[1]336因此，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完全是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销售和获利，人类能够以生态可接受的方式来满足他们的需求。这种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对每个人的物质需要的自然限制这一准则基础上的，在这个过程中，只要保持在自然法则允许的范围内，人们各方面的需求可以不断上升、逐渐复杂化。同时，在生态社会主义里，排斥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方式，但是合理的、规范的工业生产是被允许存在的。弗兰克尔提出：“国家同时在全国的、地方的和分散化层次上发挥作用，也存在一个无计划的、只受市场管理的个体生产者和家庭生产者的部门。”[1]332这种方法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能保证资源的合理运用，环境也不会遭到较大程度的破坏，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得到了佩珀的提倡。

第三要倡导社会公正并延伸至生态领域。在戴维·佩珀构建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正义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佩珀看来，社会公正的缺乏是生态环境问题的本质，所以他提倡要将环境正义联合社会正义，将社会公正作为整个社会的基础。一般意义上的公正，是指对人们的利益和责任分配的公平公正，但在佩珀看来，社会公正是说人们能够平等地享受自然环境带来的利益，并且能平等地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在佩珀看来，保持社会的公正能够有效地提升人民群众的整体责任意识，同时也不会束缚了每个人个性的自由发挥，还有利于社会安定祥和，对公共社会的稳定和进步是很有帮助的。

佩珀认为，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社会不公和环境破坏。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生态帝国主义”在不平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条件下，对“第三世界”进行了经济剥削和生态剥削，将环境污染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生态殖民主义)。这种环境不公正的现象使得生态环境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并越来越严峻。因此，想要真正地解决生态环境难题，就必须要将社会公正作为人类社会的基础，大力加强社会公平公正的建设。佩珀据此提出了关于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有真正基层性的广泛民主，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制，结果的平等，相互支持的社会——自然关系。”[3]

三、 佩珀思想的合理性与局限性

在现今众多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流派中，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生态学结合到了一起，为分析生态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并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今社会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为解决当今生态危机提供了一些新的思维和方法。但是，佩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还不够深刻，在考虑社会变革方式的问题上还存在一些矛盾和不足。从某种意义上讲，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还是带有一定的乌托邦色彩。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中得到了大量的体现，马克思所倡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方法在佩珀的思想中也被部分地吸收和采纳。佩珀在研究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时，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灵活地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方法，对资本主义作了深入的、独到的分析，阐明了生态环境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同时，佩珀还正确指出，绿色的和生态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解决生态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消灭资本主义，用社会主义制度来取而代之。只有这样，生态环境的危机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在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佩珀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认为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相互作用，并据此提出了“人类中心主义”，强调要通过这样的视角正确认识和对待自然。佩珀在阐述他的社会变革方面的理论时，也强调了阶级斗争是推翻资本主义的核心，佩珀还肯定了工人运动在社会变革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此外，佩珀还吸收了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思想，提出了今后建设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系列理论，如合理地发展经济、完善社会的公平公正等等。

佩珀的理论和思想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难以解决的一些社会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现实指导性，人们依然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地解决资本主义的生态环境问题。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为解决全世界的生态环境难题找到了一条新兴且可行的路径。但是，佩珀在批判资本主义时过度放大了生态因素的作用，他将生态环境问题视为建立自己理论思想的根基，在批判资本主义时，特别关注资本主义对自然环境的摧毁，忽略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思想，试图以生态危机理论取而代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但佩珀却将人与自然的矛盾过度放大，这就导致人与自然的矛盾取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事实上，社会性质才能决定社会的基本矛盾，人类与自然的矛盾不过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造成经济危机的一个外在表现。所以，佩珀忽视了社会性质决定社会矛盾这一点，没有完全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思路，企图用生态危机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这就背离了唯物主义历史观。

佩珀在社会变革方式的问题上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强调阶级斗争在生态运动中具有重要作用，认为激进的社会变革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而且还会不断地发生。同时，他也承认工人阶级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但是，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他主张非暴力的变革方式，希望在不破坏现有制度的前提下，用一种相对民主的方式进行变革，并且佩珀认为工人阶级并不一定能创造一个健康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他主张工人阶级参与到绿色运动中，从而对资产阶级不断施压，把革命手段严格地限定在“教育”和“示范生活”范围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四、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借鉴意义

近年来，我国特别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其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对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大目标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在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改善经济发展方式和完善社会制度等方面，对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第一，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戴维·佩珀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中汲取了许多的理论和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虽然佩珀的思想还存在着一些瑕疵，但他对社会主义以及对自然环境问题的独到见解，对我国目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目前，我国民众对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存在一些偏激的看法，认为自然就应该为人类的发展服务，人们不惜牺牲环境来满足自身的利益与社会的进步，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而佩珀在他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中，提出了要坚持“人类中心论”，走“人本主义”的道路，这与我国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一致的。我国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发展。因此，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为人类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环境和资源，人们应该尊敬和保护自然；其次，人类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需求去改造、开发自然，但是这种开发必须在合理的范围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之间，不应该只是人类单纯地使用自然，还应该更加注重对自然的投入与建设，要做到人与自然相互影响、和谐共生。

第二，大力发展绿色循环经济。佩珀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式与自然环境是不协调的，必然会导致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所以，他提出经济增长要适度的想法，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很有帮助。目前我国的经济制度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导，很多的私人企业和工厂都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且，在我国工业刚起步的时候，走的是粗放型发展道路，形成了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了严峻的生态问题。所以，不能只关注经济效益的增长，要及时调整经济增长方式，不仅要提高生产效率，更要重视生态环境保护。自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的整体布局以来，国家一直将绿色发展、循环发展视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和目标，这就要求改变以往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向新型的、循环的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循环经济的特点就在于低耗能、低排放和低污染，这种经济模式能让资源和能源得到不断的循环利用，能够有效地回收利用那些废弃物，这种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绿色产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生态环境难题。总之，只有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建立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才能让我国走出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的困境，才能赢得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友好的双赢局面。

第三，将社会公正逐渐推进生态领域，实现生态正义。在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中，着力强调了社会公正的重要性。佩珀指出，社会的不公会造成生态环境方面的不公正。因此，要维护生态正义，就必须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这里的社会公正不仅强调了人们分配利益和责任时的公平公正，更着重强调的是人们能够平等地享受自然环境带来的利益，并且能平等地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和义务。这一思想对我国维护社会公正，推进生态正义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根据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想要以维护社会公正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首先，要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一切都要着眼于人们的利益，在群众路线的指导下，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同时，要充分发挥基层民主的作用，佩珀也主张实行基层民主的办法，想要有效保障公民的权益，就要集思广益，要发挥公民们参政议政的能力和作用，充分吸收和借鉴人们的意见和建议，以促进社会和谐；其次，要建立一种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证人们能平等享有资源和环境的福利，并且要及时关注不发达地区及贫困人口利益，实行政策上的倾斜和照顾，努力实现普遍共有和人人共享，实现生态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全面发展。

总而言之，戴维·佩珀作为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坚定地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去分析生态环境问题，并以此作为理论基础，进一步提出了他自己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对比佩珀之前的一些生态社会主义学者或绿色分子的思想，佩珀的理论更加科学合理，其中一些独到的见解也彰显出了其理论的独特性。虽然，佩珀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理解还存在一些偏颇，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些内容还带有一定的空想色彩。但佩珀的思想依然能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我们应该仔细研读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领会其中的精华，为我国的生态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些可行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