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浩 宋明月

一、引言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供给侧和需求侧发生质变，加之国际经济和贸易形势的变化，投资型和出口型经济遭遇瓶颈，消费的作用日益凸显，增强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虽然数据显示，我国消费的经济增长贡献率正逐年提升，但通过对居民消费现实的梳理可知，诚如臧旭恒所言注臧旭恒：《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消费形势和今后走势》，《学术月刊》2017年第9期。，应全面看待消费贡献率的大幅提升，居民消费现状仍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消费总量有待扩大、消费倾向有待提高、消费结构有待优化的现实仍较为明显，结构失衡的表现尤为突出，如何优化消费结构成为政策界和理论界的关注焦点注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占八成以上，故我国消费的现状主要是居民消费的现状。针对我国消费增长贡献率大幅提升的现象，臧旭恒(2017)等专门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该现象的出现是由其衡量方式所导致，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率下降和投资、出口的疲软，消费的作用“被动”增长，因此其并非是消费本身的扩大，通过对我国经济基本情况的梳理也证明了这一点。另外，通过历史数据的纵向对比和不同国别的横向对比，可知不论依据消费类型的八分法，还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三分法，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均处于较低的水平，生存型消费占比最大，而发达经济体如美国，则是享受型消费占据最大比例，生存型消费占比较低，因此我国居民消费结构还有较大的优化空间。。

习惯形成特征被认为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消费结构是其消费行为的结果和体现，故分析习惯形成特征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对于探寻优化消费结构的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习惯形成特征形成于供给侧的消费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快速增长、持续转型的经济环境，“摸着石头过河”、马尔科夫式的制度环境和儒家传统文化共同塑造了具有增长性、不确定性的消费环境，居民习惯于生活水平的逐期提升，并在做出消费决策时“三思而后行”，消费行为呈现效用跨期影响的习惯形成特征。习惯形成是一种特殊的效用理论，认为消费效用具有跨期影响，即效用取决于当期消费量和习惯存量，居民在禀赋的约束下通过平滑消费的增长(而非消费)保证生活水平逐期提升。其中，习惯存量即消费习惯，为一个逐步调整的状态变量，其改变了外部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和居民的风险偏好，表现了居民对消费提升的愿望和对降低的担忧[注]本文所指的习惯形成采用狭义的习惯形成概念，即Deaton所说的内部习惯形成。习惯形成和消费习惯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是后者的过程，后者是前者的结果，习惯形成强调形成居民消费习惯的过程。。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文献综述，对习惯形成、居民消费结构以及两者关系的相关研究进行述评；第三部分，理论模型，将习惯形成嵌入LA/AIDS模型，构建居民消费结构函数；第四部分，实证分析，采用省际面板数据，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分析习惯形成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第五部分，得出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运用习惯形成理论对我国居民消费问题的研究，主要从解释居民消费现实、外部因素的影响等角度展开。应用该理论解释居民消费现实的研究是国内学者主要关注的方向，如杭斌分析了习惯形成下农户的缓冲储备行为[注]杭斌：《习惯形成下的农户缓冲储备行为》，《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贾男等分析了不确定性下农村家庭食品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均认为习惯形成是导致农村家庭消费不足的原因[注]贾男、张亮亮、甘犁：《不确定性下农村家庭食品消费的“习惯形成”检验》，《经济学(季刊)》2011年第10期。；黄娅娜和宗庆庆[注]黄娅娜、宗庆庆：《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形成效应》，《经济研究》2014年增1期。、臧旭恒和陈浩则从城镇居民着手，亦认为习惯形成是城镇居民消费不足的重要因素之一[注]臧旭恒、陈浩：《不确定性下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特征研究》，《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从消费倾向角度进行分析的研究主要有杭斌[注]杭斌：《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何持续下降——基于消费习惯形成的实证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年第6期。、李春风等[注]李春风、陈乐一、李玉双：《消费习惯下我国城镇居民持久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基于缓冲储备模型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现代财经》2012年第11期。，前者运用时间序列ECM模型的分析发现，习惯形成对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后者从边际消费倾向入手，基于数值模拟的结论也证明了这一点。关于习惯形成对外部因素影响的研究主要有吕朝凤和黄梅波等[注]吕朝凤、黄梅波：《习惯形成、借贷约束与中国经济周期特征——基于RBC模型的实证分析》，《金融研究》2011年第9期。，其运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的分析发现，习惯形成能够降低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因此，运用习惯形成理论对我国居民消费的研究主要是解释居民消费不足的现实，相关结论也较为一致，即其会抑制居民消费，降低居民的消费倾向。

三、消费结构函数构建

(1)

Δwi,t=∑jrijlnki,t+βi(Δlnxt-∑twi,tlnki,t)

(2)

其中lnkj,t为j类消费品在t时的消费价格指数。为简化计算，将Δlnxt-∑twi,tlnki,t处理为居民实际消费的一阶对数差分值，记为Δlnct，则最终LA/AIDS模型为：

Δwi,t=∑jrijlnki,t+βiΔlnct

(3)

ΔlnCt=βt+htΔlnCt-1+αtΔlnYt+γtΨt+ut

(4)

其中Yt为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Ψt为消费支出不确定性即调整差率adr。以式(4)为量测方程，运用状态空间模型测算ht的时变参数。进而借鉴借鉴张慧芳和朱雅玲(2017)的做法，将其纳入LA/AIDS模型：

Δwi,t=∑jrijlnki,t+βiΔlnct+γiht+εi,t

(5)

另外，考虑到居民不同类型消费之间的相互影响，对式(5)施加如下约束：

(6)

式(5)和式(6)共同构成居民消费结构函数。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说明、变量选取与方程构建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Hierarchy of Needs)是分析居民消费结构的常用理论之一，其按照消费需求的层次性将消费结构归纳为生存型、发展型和享受型三类消费的占比。一般把食品、衣着和居住归为生存型消费，交通通信、医疗保健归为发展型消费，家庭设备及服务、文化娱乐教育和其他商品与服务归为享受型消费。但本文认为尚需进一步细化，具体而言，在以上分类方法的基础上，食品消费中细分出烟草类、酒和饮料类消费及在外用餐消费，将其归入享受型消费，文化娱乐教育消费中细分出教育消费，将其归入发展型消费。据此界定，计算三类消费在居民总消费中的比重w，并以各项消费为权重重新计算了三类消费的价格指数k。

根据以上界定，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如图1所示：首先，从消费占比可知，生存型消费占比最大，超过40%，发展型消费占比最小，生存型消费仍是决定居民生活水平的关键因素；其次，从消费占比演变速度看，生存型消费占比减速基本维持在5%以下，个别年度甚至出现增加，2003年以来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占比的增速也基本低于5%，优化速度处于较低水平，且三者变化均有日益减慢的趋势，故相比于欧美等成熟经济体，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仍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注]根据国别比较数据库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数据，美国居民消费中享受型消费占比最大，超过60%，而生存型消费占比很小，在30%以下。。

图1 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现实

2.变量选取。借鉴前人的相关做法，选择变量如下：

(1)被解释变量。以生存型、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在居民总消费中所占比重w的差分值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

图2 我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城镇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时变参数(终值)

闫新华和杭斌、王雪琪等在对居民消费结构的研究中，曾以单独滞后一期的居民消费ci,t-1、滞后一期消费结构占比wi,t-1表示习惯性因素，虽两者的做法有待商榷，但为验证结果的稳健性，以此两者为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此外，蔡兴和刘淑兰的研究表明收入差距、人口结构等外部变量显著影响居民消费结构[注]蔡兴、刘淑兰：《人口结构变化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基于LA/AIDS拓展模型的实证分析》，《消费经济》2017年第6期。，为进一步验证习惯形成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借鉴郝云飞和臧旭恒的做法[注]郝云飞、臧旭恒：《中国家庭“尊老”与“爱幼”消费差异性分析》，《经济与管理研究》2017年第5期。，采用基尼系数gi和少儿抚养比cdr、老年抚养比odr分别作为收入差距、人口结构的代理变量。基于以上采用的数据和选取的变量，构建省际面板数据。统计特征显示该面板数据为一平衡面板，其中T=21，n=29，N=783。

3.计量方程构建

依据消费结构函数和选取的变量，构建计量方程组如下：

Δw1,t=r11lnk1,t+r12lnk2,t+r13lnk3,t+β1Δlnct+γ1ht+∑ζk1X1t+ε1,t

Δw2,t=r21lnk1,t+r22lnk2,t+r23lnk3,t+β2Δlnct+γ2ht+∑ζk2X2t+ε2,t

Δw3,t=r31lnk1,t+r32lnk2,t+r33lnk3,t+β3Δlnct+γ3ht+∑ζk3X3t+ε3,t

(7)

其中下标1,2,3分别表示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对应的各变量，Xit为控制变量。为提高估计的效率，下面将运用3SLS对方程组(7)进行系统估计[注]系统估计的方法主要有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似不相关回归(SUR)和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mm)。因本文所用面板数据的T=21，N=29，且涉及三种类型消费，故不适用似不相关回归(SUR)，且其非动态面板，故不适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mm)，因此本文选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

(二)系统方程估计

为探究习惯形成特征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本节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对方程组(7)进行系统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方程(1)表示不考虑习惯性因素时的估计结果，方程(2)引入习惯性因素，方程(3)则在控制收入差距、人口结构变量情况下考虑习惯形成特征的影响。方程(2)和(3)的结果比较可体现结果的稳健性。F统计量显示各方程均高度显著。

首先，从居民消费的影响看，其对生存型消费占比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享受型消费占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发展型消费占比也具有正向影响，说明当前阶段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演变的趋势主要是生存型消费占比减少、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占比的增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推动了该趋势的形成，居民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后，对覆盖居民医疗、通信、教育等的发展型消费和文化娱乐、服务等消费需求越来越多。

其次，从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看，一方面各类型消费价格对自身占比均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价格的提高均会导致支出的增加，但彼此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别，其中生存型占比受自身价格影响最大，享受型占比受自身价格影响最小；另一方面生存型价格对发展型、享受型占比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发展型价格对生存型占比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享受型价格也负向影响生存型占比，这与AIDS模型假设一致，但彼此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异质性，其中生存型价格对发展型、享受型占比的影响明显大于后两者价格对其占比的影响，这与当前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有关，如上文分析所言，生存型消费仍是决定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关键因素，其对价格较不敏感，但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却对价格较为敏感，故若其价格水平提高，居民消费对价格的反应将抑制生存型消费占比下降、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占比提升的趋势。

考虑习惯性因素，方程(2)结果显示习惯因素对居民生存型消费占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强度每提高1%后者将提高约0.1%，对发展型消费占比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强度每提高1%后者将下降约0.4%，对享受型消费占比也呈现负向影响，方程(3)在控制了收入差距和人口结构等外部因素后，习惯因素对三类消费占比的影响依然呈现以上趋势。故习惯形成特征阻碍了居民生存型消费占比的下降和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占比的提高，进而减缓了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趋势。这说明在当前的消费环境内，面对不确定性和资源禀赋约束，居民为防止未来生活水平的下降，其消费结构行为主要表现为通过抑制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占比上升来保证生存型消费的稳定，进一步说明居民仍将生存型消费视为体现和保证其生活水平的最主要因素，而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则会在满足生存型消费之后才会考虑对其扩大。

表1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3SLS系统估计结果

注：括号内报告的是t值。*、**、***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F表示第一阶段方程回归的显著性。

为验证以上结果的稳健性，以滞后一期的居民实际消费支出xi,t-1、滞后一期消费结构支出wi,t-1作为习惯性因素的代理变量，进行3SLS系统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方程(1)以xi,t-1作为习惯形成代理变量，方程(2)以wi,t-1表示习惯形成特征。F检验显示各方程均高度显著。

由方程(1)结果可知，习惯因素对居民生存型和发展型消费占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享受型消费占比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虽与上文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差别，但仍主要表现为阻碍了生存型消费占比的下降和享受型消费占比的上升；方程(2)结果显示生存型消费的习惯性因素对其自身和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占比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发展型、享受型消费的习惯性因素则对享受型消费占比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仍表现出习惯形成阻碍了享受型消费占比的上升。因此稳健性检验结果在总体上支持了上文的分析，即习惯形成特征阻碍了居民生存型消费占比的下降和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占比的提高，从而减缓了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此外，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结构具有显著的影响，其对生存型消费占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占比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收入差距扩大亦会阻碍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升级；人口结构中，少儿抚养比仅对发展型消费占比具有微弱的正向影响，这主要与发展型消费中的教育消费有关，少儿抚养比的提高将增加居民家庭的教育支出，老年抚养比则对居民消费结构没有显著的影响，这可能与老年人的消费较少且主要集中在生存型消费有关。

综上所述，在具有增长性、不确定性的消费环境内，我国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习惯形成特征，消费行为较为谨慎，且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生存型消费占比的逐渐下降和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占比的逐渐提高成为居民消费结构演变的趋势，但居民消费的习惯形成特征阻碍了这一趋势，导致居民生存型消费占比下降有限，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占比增长缓慢，并且生存型消费占比最大、习惯形成参数相对较大，仍是决定居民生活水平的关键因素。

表2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

注：括号内报告的是t值。*、**、***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F表示第一阶段方程回归的显著性。消费价格、基尼系数等的影响与表1基本一致，为控制篇幅此处没有列式。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1)随着我国居民消费的增加，消费结构演变总体表现为生存型消费占比下降、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占比上升的趋势；(2)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呈现显著的习惯形成特征，参数值约为0.6，消费行为较为谨慎，其中生存型消费习惯形成参数最大，享受型消费则表现出一定的耐用性，生存型消费仍是决定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主要因素；(3)习惯形成特征阻碍了居民生存型消费占比的下降，抑制了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占比的提升，进而减缓了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因此，为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降低习惯形成特征的影响至关重要，为此应从供给侧出发，推进以下方面的改革：第一，为降低消费习惯的影响，应努力增加居民禀赋，扩大可支配收入范围，并通过健全社会保障、稳定消费预期等，弱化居民消费的谨慎性；第二，鉴于消费习惯变化较为缓慢，应立足长期，构建优化居民消费结构的长效机制，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提升优化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客观环境，积极引导居民形成新的消费意识和消费热点，以促进居民消费由量到质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