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玲

（西华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2）

剑舞是以剑作为舞蹈道具，以人的肢体语言为表现手段来展示、刻画人物性格、表达思想感情的舞蹈形式。剑舞的形式基础是干戚舞。所谓干戚舞，指的是舞者手执干（盾）、戚（斧）而跳的一种祭祀性舞蹈—巫舞。《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与军事是国家的头等大事。而在中国古代，剑是一种用于军事战争的防御性武器。相传始于轩辕黄帝时期，早在商代就有了关于制剑的文献资料记载，铜制，一般呈柳叶或锐三角形状。随着人们审美观的不断提高，以及制剑技术与剑术的发展到一定程度，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种把剑术与舞蹈融合在一起的舞蹈新门类—“剑舞”。剑舞产生以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存在环境下，体现了不同的文化内涵。

先秦时期，剑舞在祭祀活动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战国时期楚人屈原《九歌》最具代表性。其中的第一篇《东皇太一》“抚长剑兮玉耳，璆锵鸣兮琳琅”；第六篇《少司命》“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均出现了巫师挥舞着镶着玉的法剑，跳着剑舞，主持祭祀活动的场景。剑舞在祭祀活动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祭祀活动中的指挥作用；二、巫师与神灵沟通的作用；三、辟邪的作用。秦朝时期，随着“晏乐必舞”、“乐饮酒酣必自起舞”等习俗的兴起，剑舞作为一种正式的舞蹈形式常常出现在一定的社交场合之中。其中最为大家津津乐道的是楚汉时期“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典故。

西汉时期，剑作为防御性武器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逐渐降低，相反，其在社会生活中的礼仪功能却得到大大的提升。剑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完成了从防御性武器向舞蹈工具的过度，最终作为武器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而作为舞者的道具为存在。由于舞蹈性和艺术性的不断加强，剑舞正式进入到舞蹈表演艺术领域。进入舞蹈表演艺术领域的剑舞，在西汉时期的表演大多与百戏杂技相结合。汉代的百戏包括杂技、幻术、武术以及民间歌舞杂乐、杂戏等多种门类。

在出土的画像石、画像砖、壁画、陶俑中我们常常都能见到百戏表演的艺术形象。其中“跳丸弄剑”是典型形象。“跳丸弄剑”指的是表演者两手连续快速的向空中抛起若干弹丸和短剑，一手抛，一手接，史料记载，最多的时候可以连续向空中抛九丸或七剑。这种艺术形象在四川出土的汉画像石刻中也多有出现。四川纳溪崖墓石函出土的“杂技”图中石函一侧，自右起一人跳三剑，一人跳四丸，一人执剑、上顶一球，一人倒立。1954年成都东汉墓出土了一高4厘米，宽46.4厘米的乐舞百戏画像砖，在砖的右上侧，出现了上身赤裸、椎髻的两伎人。其中一伎人正跳弄七丸于空中，他身后的一伎人，右手执剑，剑尖向上，跳弄一丸，左手肘部弯曲，肘上跳弄一瓶。收藏于四川省博物馆的彭县鼓舞画像砖，在砖的右侧，出现了一着喇叭裤，袒露上身，舞弄双剑的舞蹈形象。除此之外，内江岩边山崖墓、宜宾翠屏村汉墓石棺、成都凤凰山汉画像砖、彭县汉画像砖、永川石棺、重庆璧山石棺等都出现过该艺术形象。“跳丸弄剑”艺术形象在崖墓石棺、石函、画像石、画像砖中的大量出现，说明这种技艺在汉代的巴蜀地区是广泛流行的，是深受巴蜀人民喜爱的一种民间技艺。

汉朝时期剑在与杂技相结合的过程中，一方面自身的艺术表现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另一方面，与其他杂技门类的结合，使得剑舞的表现力更加精彩，更具多样性，难度也不断增大，为后来剑舞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支持。剑舞成为了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都非常喜爱的艺术门类。这一时期剑舞文化盛行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一、作为一种武器，剑的佩戴十分的方便，佩剑、习剑、舞剑，不仅是古人个人素养和礼仪习俗的体现，更重要的是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周礼》中对不同等级阶层的人佩戴的剑器做过严格的规定：一般来说，地位越高的人所佩戴的剑越长越重，地位越低的人所佩戴的剑就越短越轻。二、剑舞文化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剑舞中所蕴涵的功业内涵与这一时期所推崇的儒家思想中对权力地位的追崇相一致。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在剑舞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同时也成为了儒家仁、礼、节、义等品德的象征。三、秦汉时期设立了专门掌管俗乐的专职机构“乐府”，乐府乐工的努力，使得这一时期众多艺术门类得到繁荣的发展，同时也为剑舞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汉朝统治者崇尚儒学，推行礼乐教育，从而赋予了在政治与教化双重动力推动下兴旺发展起来的剑舞更多的文化和思想内涵。

唐朝时期，剑舞艺术达到了其发展的顶峰时期，宫廷和民间举办的筵宴上大都有剑舞的表演，出现了李白、白居易、王昌龄等一大批持剑而舞的文人雅士，更出现了以公孙大娘为代表的教坊专业艺人。相传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已达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杜甫在观赏到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后，激动不已，发出“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的感叹！宋元时期剑舞逐渐退出艺术舞台，而在明清时期的戏曲舞蹈中，剑舞又重放异彩，新中国成立，剑舞艺术进入了历史发展的崭新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