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婷，曾婷

（1.深港产学研基地，广东深圳518055；2.深圳市深港产学研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深圳518071）

在贸易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极大的物质循环便利也带来了极大的资源浪费。由此，在20世纪60年代Boulding提出的航天飞船理论（Earth as a spaceship），指出了地球上资源的稀缺性，阐明了地球无法满足人类的无限索取，从而引发了全球循环经济的新革命[1]。

作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和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日、德的循环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基准参考线，于2005提出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环保部通力合作，以“循环产业园”的方式进行集中试点，了解循环经济在国内发展的可行性，并在十一五规划（2006—2010）中对循环经济进行了单个章节的重点描述。随着3年探索期的结束，国家国务院于2008年正式颁布了《循环经济促进法》，并于2009年推行，旨在从3个维度——微观、中观和宏观上推动全国循环经济的快速发展；在随后2011年颁布的十二五规划（2011—2015）中，提出了截至2015年，国家工业体系要实现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72%，同时50%以上的国家园区和30%以上的省级园区要实施循环化改造的主要目标[2]。而在2016年发布的十三五规划（2016—2020）中，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表明，会在未来建立更加清晰的循环经济评估框架，细化循环经济评价指标[3]。

发展循环经济10多年以来，中国的循环经济框架已经从单一地关注循环产业园资源整合、致力于零废弃生态产业园打造，逐步向综合性科技创新转变；从强调资源消耗与经济发展的脱钩，到“注重减量，3R并行”的原则转换[4]，并建立了更加明晰的目标和统筹计划。文中将从发展阶段对中国循环经济的发展进行综合论述，并探讨存在问题与后期潜在发展可能。

1 起源

1990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Pearce首次提出“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的概念，指出其与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垃圾经济”的区别，以及其对于未来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潜在的重要性[1]。

1998年，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通过大力解放生产力，全国的工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但不同于发达国家战后的“先发展，再统筹；先污染，再治理”策略，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资源在地域、时空上分布不均的特殊国情，让中国在发展初期就已经遭遇了一定的资源瓶颈，这一挑战决定了其在后期为了谋求长远发展而对于循环经济战略的重视[5]。同时，在此阶段，中国涌现出大批学者，对起源于欧美的“循环经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索，重点论证该经济框架对于中国国情的适应性，并积极推动世界范围内循环经济理论的深化与发展[6]。

2006年中国正式将循环经济列入“十一五”规划，并在2008年推出《循环经济促进法》，于2009年全面推行。这些标志性成果，同时也在作为一个讯息，在全球范围内再一次引发了循环经济深度研究的展开。

2 适应与发展

十二五期间是中国循环经济推进的快速阶段，针对煤炭、钢铁、电力等高耗能产业均设立了相应的节能减排目标，同时由于循环化改造园区、循环经济教育基地、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污水处理试点城市等项目的推广，在全国范围内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这种自上而下的推动方式，也是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特点：通过政府主导税收优惠、资源整合、绿色补贴等手段，推动企业在资源节约、提高资源产出率、减少废物产生方面的发展，以实现国家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的相对脱钩[7]。

与此同时，为重点从政策层面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欧盟也继中国之后于2015年提出了“一揽子”计划，即强调循环经济理念在产品的开采—生产—消费整个周期过程的应用[6]。

除各国政府外，更多国际机构与企业，开始针对循环经济进行深入研究。其中来自英国的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EMF），由 Ellen Mac-Arthur女士牵头，多个英国循环经济领域的科学家共同参与成立，是世界上首个关注循环经济发展的非政府组织。EMF在2011—2015年，发布了3篇与循环经济有关的报告，其中由EMF与世界经济论坛、麦肯锡合作出版的《New Plastic Economy》，重点关注了全球塑料废品的情况，该报告指出，全球塑料产品的产量从1964年的15×109t，增长到 2014 年的 311×109t，翻了 20 倍，而其中仅有14%的产品得到了有效的回收利用；如果全球的塑料产品以该增速继续被生产，至2050年，海洋内塑料产品质量将是鱼类质量的5倍[8]。

3 阶段性成果

2016年，《Nature》期刊刊发了一系列与循环经济有关的文章，其中包含了对中国近10年来在循环经济推动方面成果的肯定[9]。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数据显示，中国在 1990—2011年，资源强度（resource intensity）从每单位GDP消耗4.3 kg资源，下降到每单位GDP消耗2.5 kg资源；同时作为国家重点扶持项目的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2010年完成了每万元GDP消耗0.57 t煤炭的目标，而同期国家平均水平为每万元GDP消耗煤炭1.24 t。

另一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13年，中国的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已经实现了相对脱钩，废物的再生利用比例增长了8.2%；而循环经济指数从2005年的100，增长到了2013的137.6，说明了全国范围内循环经济综合表现的提升[10]。

从地区层次来看，全国各区域之间循环经济绩效存在明显差异，其中东部地区领先于西部地区，与区域经济发达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自2005年起，浙江、山东和广东三省的循环经济绩效水平有持续明显增长，截至2014年，云南和浙江两省的循环经济已达到全国领先水平[11]。

以广东为例，2017年广东八大部门联合发布的《珠三角城市群绿色低碳发展2020年愿景目标》提出：到2020年，第三产业在珠三角地区的增加值占GDP比重要达到60%，同时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实现单位GDP碳排放强度降低到0.457 t/万元。同时，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市正在创建国家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试点城市，在产业园建设方面，广州经济开发区、深圳光明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深圳坪山园区、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惠州大亚湾产业园这5个园区列入国家循环化改造试点[12]。

201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人民大会强调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并指出环境财政、环境价格、生态补偿政策框架体系已经基本建设完成，未来将对环境生态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4 完善与挑战

虽然已经在能源消耗、资源整合、终端物品回收等方面获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如“共享经济”作为当下循环经济分支发展的热门话题，中国的共享单车已经走出国门，进入欧洲、澳洲等地，作为理想的服务型经济实体被其他国家接受[13]。

但考虑到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资源消耗经济体，其循环经济的发展仍然面临如下问题：（1）提升数据透明度，增加更新频率，及时发布最新数据，更新成果，反馈行业对于政策变动的反应；（2）进一步完善循环经济评估框架体系，同时不再将GD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单一指标，并针对钢、铁、铝等行业设立具有更加代表性的评价体系，以应对其较高的再循环可能性；（3）加强循环经济变革性的理论支撑，建立更加完善、自洽同时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体系；（4）在自上而下引导的基础上，关注自下而上的参与，提升企业与消费者的自发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