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果

摘 要：李瑞清精通书法，工于绘画，擅长诗文，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和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开创者之一。李瑞清浸淫书法数十年。他早年痴于碑学，上追周秦，博宗汉魏，临遍钟鼎碑刻，声名显赫。晚年在其他书家淡化法帖之际，李氏却主张由碑返帖，碑帖融合，勇于拓新。他把碑刻的雄强厚拙和帖学妍美流利相融合，作品超键若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风，影响深远。

关键词：李瑞清;临古十一帖;化碑入帖;碑帖融合

李瑞清，字仲麟，号雨农、梅庵、梅痴，晚号清道人。斋名玉梅花庵、黄龙砚斋。清同治六年（1867）丁卯七月初九日出生，江西抚州府临川县人。辛亥革命后，李氏以遗老自居，着道士装，自署清道人，在沪上靠鬻书画自给。庚申年（1920）八月初一日去世，享年54岁。李瑞清生前著有《梅庵诗文稿》《春秋君臣大义通考》等。其遗文由侄儿李健等人编为《清道人遗集》二卷、《佚稿》一卷、《捃遗》一卷。

1 浸淫北碑

李瑞清生于仕宦书香门第。高祖李宗瀚（字北溟，一字公博，号春湖），官至工部侍郎，是清中期著名书法家、文学家和收藏家。父亲李必昌（原名翊芬，字慕莲，号兰生），同治七年（1868）授长沙清军府同知。尝任长沙府同知，武陵、平江、长沙、衡山县知县，诰授资政大夫、中议大夫，其山水、花卉均秀逸出众。受家风影响，李瑞清自幼好书法、绘画，痴于金石。10岁时，在父亲的指导下，以篆分入门，开始学书法。李瑞清早年专习北碑，遍临钟鼎碑刻，其中以魏碑成就最为突出。他上追周秦，博宗汉魏，取法高古，各体兼备，能以篆籀之意行于北碑，笔道遒劲老辣，跌宕生涩，富有金石味;篆、隶、草、真、行都能自成流派，独具一格，和曾熙并称“北李南曾”。

李瑞清知识渊博，对殷墟、周秦、两汉乃至六朝文字皆有综合研究。其自论学书道：“余幼习训诂，钻研六书，考览鼎彝，喜其瑰伟，遂习大篆，随笔诘屈，未能婉通。长学两汉碑碣，差解平直。年二十六习今隶，博综六朝，既乏师承，但凭意拟，笔性沈膇，心与手午，每临一碑，步趋恐失，桎梏于规矩，缚绁于毡墨，指爪摧折，忘其疲劳。”[1]北魏摩崖、碑志极多，千姿百态，面目迥异，正是书家驰骋的天地。李瑞清创造性地将大篆笔法施之于六朝碑志，获得了探索上的成功。北碑本身已具有刚劲雄健的特色，再加大篆曲折劲转的韧力，故李瑞清的魏书既具有阳刚之美，又富有秀逸的韵致，当能超迈时人，自成面目。曾熙赞叹：“阿梅（李瑞清）于三代金文，皆能造其极眇，至其取散盘奥衍，以入郑羲碑，可谓后无来者。”[2]对六朝碑刻包括碑碣、摩崖、造像、墓志等进行综合研究。并六朝碑刻之精华融于自己书法创作中。

李瑞清早年浸淫北碑，不重帖学。寓居上海之后，通阅书史，对自己“桎梏于规矩，缚绁于氈墨”，过分注重跌宕生涩的碑学书风进行了反思，开始关注帖学。李瑞清曾自述“余学北碑二十年，偶写笺启，每苦滞钝”[3]。为了解决这一困顿，他身体力行，研习帖法，对帖学领悟渐深。在其后多年的帖派书法实践中，李瑞清善于化碑为帖，在帖派书风融合了碑派笔意，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其书作雄深雅健、朴茂清冲而不入清末俗流，在扬碑抑帖风气下能够安然定足，求变求通。李瑞清重碑不贬帖，化碑入帖，将碑帖熔铸一炉，开创了一代金石书风之先河。长沙市博物馆馆藏《李瑞清临古十一帖》，即是其研习帖学的重要作品。

2 化碑入帖

长沙市博物馆馆藏《李瑞清临古十一帖》，共26页，每页宽16厘米，高28厘米。从曹魏时著名的书法家钟繇，到晋代王羲之、王献之，唐代欧阳询，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等，李瑞清精选了十一种法帖。每临一通，其后或题评，或叙心得，或明流变，此件作品是李瑞清研究帖学、化碑为帖、碑帖融合的重要见证。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李瑞清在帖学研习时精深的领悟与精湛的书法。帖后有长沙名人徐崇立、雷恺、汪恩至等书法家题跋，使作品弥显珍贵。

第一帖临钟繇《荐季直表》（图1），其后题“抚太傅书时时露隶法”。钤朱文印“梅庵主人”。《荐季直表》为魏黄初二年（221）八月，钟繇70岁时上魏文帝曹丕表，通篇规整而不失畅快，笔画以瘦硬为主。此帖笔法既有《礼器碑》中的典雅、飘逸沉着，又有《张迁碑》的朴厚劲秀、方整多变。在临习时，李瑞清将两者巧妙地融入笔中，化碑入帖。整体笔画劲健有力，干脆利落。尤其是部分捺画、勾、点，瘦劲如铁，入木三分。行笔棱角分明，笔画之间粗细匀称，以方为主，含蓄自然，如“直”“尚”“书”等字尤为精彩。

第二帖临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图2），其后题跋“快雪帖当知其蕴蓄异唐人”，钤白文印“奇观”。《快雪时晴帖》是晋朝书法家王羲之的一封书札，其内容是作者写他在大雪初晴时的愉快心情及对亲朋的问候。李瑞清临此帖时，用笔以圆笔藏锋为主，由横转竖多为圆转的笔法，结体匀整安稳，显现气定神闲，不疾不徐的情态。深得晋人平和简静、从容中道的特色。在起笔收笔、转换提按中，偶有碑法笔意，如“雪”“力”“不”等字，骨力中藏，精神内涵，显其和谐中妙合造化的意境。

第三贴临王羲之《二谢帖》（图3），其后题跋“余去年见大令鸭头帖，墨迹与右军此帖皆类海岳书，何耶？”钤朱文印“李”“李瑞清印”。此帖笔法精妙，结体多欹侧取姿，有奇宕潇洒之姿。在临习时李瑞清没有亦步亦趋，追求形似。而是遗貌取神，直窥法书堂奥。“若但以形貌求之，愈近则愈远”[4]。此帖用笔轻重缓急，笔法碑帖融合，沉着痛快，自然洒脱而富有节奏感。

第四帖临王献之《中秋帖》（图4），其后题跋“此帖殊乏静气”，钤朱文印“梅庵主人”。李瑞清在临习此帖时，认为“此帖殊乏静气”，耐人寻味。中国书法受儒、道、释三家哲学思想影响，对“静”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追求。如老子把“虚静”视为万物之根，认为致虚、守静就能达到自然之道。庄子进一步倡导“坐忘”的境界，对老子虚静思想进行进一步的发展和继承。书法亦把虚静作为个体修炼所追求的一种境界。在临习此帖时，李瑞清根据自己書写的经验，观看作品的感受，欣赏的心理特征，对此帖提出了“此帖殊乏静气”的质疑，与后来徐邦达先生等人的感受是相通的。徐邦达先生通过对《中秋帖》笔画的形态以及作品的气息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证，否认其为王献之真迹，并进而认定其为米芾的“不全临写本”。他在《古书画伪讹考辨》中说：“今以两本相较，《十二月帖》虽只见石刻，但书法劲逸，自是东晋风度。而《中秋帖》笔肥墨饱，很像米芾书《秋深帖》真迹，此与前述王羲之《大道帖》是一类的米氏临书应无疑议。”[5]认为《中秋帖》是宋代米芾据王献之《十二月割帖》的不完全临本，是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

第五帖为节临王羲之《兰亭序》（图5），其后题跋“米老得此帖最深，盖无笔不折，无折不超”，钤白文印“临川李氏”。李瑞清临帖，并不主张固守帖法，一成不变。而是倡导在临帖过程中灵活运用，如参以其得心应手的碑法用笔。对此，他深有感悟：“余每临帖，从碑笔求之，辄十得八九，若拘守法帖，无异向木佛求舍利子，必无之事，不可不知也。”[6]在临习此帖时，李瑞清化碑为帖，顿挫如意，将笔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左右逢源。运笔抑扬顿挫，跌宕起伏，转折圆活。作品寓流美于意态挥洒之间，妙妍多姿而富有书卷气。

第六帖节临颜真卿《湖州帖》（图6），其后题跋“不若座位神妙”，钤白文印“临川李氏”。李瑞清临此帖的心得是“不若座位神妙”，“座位”即《争座位帖》，又称《论座帖》，是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十一月颜真卿写给尚书右仆射定襄郡王郭英乂的一封书信稿。《争座位帖》字如屈铁，神采焕然。通篇刚烈劲挺，字字浩然正气，读之无不令人肃然起敬。与《争座位帖》相比较，《湖州帖》用笔则圆转连绵，多侧媚之姿，少雄浑强劲之气。据徐邦达先生从用笔、纸张、墨色等多方考证，认为此帖为宋人仿作。

第七帖为节临宋苏轼《颖沙弥帖》（图7），其后题跋“上承鲁公，下启香光”，钤白文印“奇观”。《颖沙弥帖》是元符元年（1098）十二月，杭州的和尚参寥子欲携徒弟颖沙弥渡海来见苏东坡，苏东坡写信阻止他而作的一封书札。这件书法作品被收入《三希堂法帖》，帖后有董思白的题跋：“东坡先生此卷乃海外书，不复作徐季海圆秀态，将以颜清臣之劲、王僧虔之淡收因结果。山谷所谓‘挟以文章忠义之气，當为宋朝第一者，不虚也。”[7]由此可见，董氏对此帖评价极高。在临此帖时，李瑞清化碑为帖，笔法既有碑的朴拙厚重、跌宕生涩，又有帖的端庄娟秀、灵活多变。

第八帖临宋黄庭坚《跋争座位帖》（图8），其后题跋“超键若鹗”。黄庭坚是北宋书坛杰出的代表，其大字行书中宫紧收，凝练有力，几乎每一字都有一些夸张的长画，并尽力送出，这种崭新的结字方法，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李瑞清以曲折顿挫、圆转流畅的笔法临习此帖，单字结构险峻，线条组合新奇，章法富有创造性，横画节奏变化强烈，具有特殊的魅力。

第九帖节临宋米芾《临沂使君帖》（图9），其后题跋“学米当得其折处，余好六朝两汉碑，帖学了不留意，晓窗临此，亦希有事也”，钤朱文印“李瑞清金石印”。李瑞清对米芾用笔深有体会。“学米当得其折处”“米老得此帖最深，盖无笔不折，无折不超”。米芾的用笔特点主要是善于在正侧、偃仰、向背、转折、顿挫中形成飘逸超迈的气势和沉着痛快的风格。李瑞清临习此帖时，起笔往往颇重，到中间稍轻，遇到转折时提笔侧锋直转而下，欹纵变幻，雄健清新，深得米字神髓。

第十帖临王献之《送梨帖》（图10），其后题跋“董香光临此便觉忙乱，乃知晋人书品之高”，钤白文印“临川李氏”。《送梨帖》首句“今送梨三百”刻帖为“今梨三百”，按字距实缺一字。李瑞清此作品笔法变化较多，布局多变，字忽大忽小，字距忽宽忽窄，寥寥十一个字构成空灵的意境，颇耐人品味。如“梨”“百”“雪”等字，横画起笔较原帖更为粗重，保留了其碑法用笔的特点。

第十一帖临唐欧阳询书《张翰帖》（图11），其后题跋“险峭大变晋法，当书皇甫碑年书”，钤朱文印“李瑞清印”。《张翰帖》原属《史事帖》，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询存世的四件墨迹之一，十分珍贵。宋徽宗赵佶在其后题跋称欧阳询：“晚年笔力益刚劲，有执法廷争之风，孤峰崛起，四面削成，非虚誉也。”李瑞清临习此帖时，结字中宫收敛，外画伸展，字体修长，用笔刚劲挺拔，险劲瘦硬，深得其中三昧。

馆藏李瑞清《临古十一帖》，其后有众多长沙名人题跋，如徐崇立、雷恺、汪恩至等人。李瑞清与长沙关系密切。同治七年（1868），李必昌授长沙清军府同知，李瑞清一岁时随其父母居住在长沙，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十六岁时，应云贵总督魏光焘之请，离开长沙赴云南学堂主讲《大学》。前后三十余年，李瑞清生长活动一直以长沙为中心。而徐崇立、雷恺、汪恩至等人与李瑞清年龄相仿，彼此之间交往密切，甚为熟悉。因此这些题跋为我们欣赏和理解李氏书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3 碑帖融合，影响深远

中国书法传统美学中，有“碑派书法”和“帖派书法”之分，且各有专美。碑因其镌刻剥蚀，厚拙苍浑而凸显金石气;帖则出流美于挥洒之间，温润多姿蕴含书卷气。在中国书法史上，阮元在《北碑南帖论》中第一次将书法明确分为碑、帖两大流派，并说：“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8]阮元在书坛首倡北碑，以上溯汉、魏古法，从而成为清代碑学的倡导者。

在阮元等人的倡导下，清末碑风大盛。作为集收藏、鉴赏、考据和书家于一身的著名学者李瑞清浸淫北碑数十年，他上追周秦，博宗汉魏，开一代金石书风之先河。但李氏重碑而不贬帖，在其后期的书法创作中，李瑞清化碑入帖，碑帖兼容，把碑刻的雄强、生涩和帖学流畅灵动相融合，独辟蹊径，化碑入帖，李氏其意亦在救其书写笺启简札的困踬苦滞之病。从长沙市博物馆馆藏《李瑞清临古十一帖》可以看出，李瑞清在学习方法上反对临帖亦步亦趋，追求形似。而是灵活运用，或以篆笔求之，或以碑笔求之，取长补短，从而洗刷滞钝之弊，形成新风格的典型。李瑞清勇于拓新，将碑帖熔铸一炉，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马宗霍.书林藻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2]曾迎三.清道人年谱（五）[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11）.

[3][4]李瑞清.二十世纪诗词名家别集丛书：清道人遗集[M].段晓华，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11.

[5]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上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6]崔尔平.明清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

[7]爱新觉罗·弘历.初拓三希堂原本[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8]阮元.北碑南帖论[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