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宁

张北海的长篇小说《侠隐》因被姜文翻拍成电影《邪不压正》而名噪一时，然而从文字到影像，两部作品却有着迥然不同的审美旨趣。

看张北海的小说《侠隐》改编的《邪不压正》，彭于晏一出场，我就感到不妙——这个片子和“侠”没什么关系了。甚至，无关北平，无关1937，无关张将军，这只是姜文借了北海先生原著的壳讲了一个他自己的欲望与权力的故事。那么《侠隐》要表达的到底是什么呢？在谈《侠隐》之前，要了解“侠”以及“侠文化”。

关于“侠”的含义及其起源，许多学者早有论述，如刘若愚的《中国的侠》、侯健的《武侠小说论》、田毓英的《西班牙骑士与中国侠》、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汪涌豪与陈广宏合著的《游侠人格》、叶洪生的《论剑》、鄭春元的《侠客史》、王立的《武侠文化通论》等。总的说来，侠是中国古代社会特定条件下的产物。而在《侠隐》故事发生的时代，“侠”的存在的诸多条件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如冷兵器时代走向终结、法制社会成为历史潮流、传统道德观渐趋瓦解，等等。没有了生存土壤，“侠”这一群体的没落成为必然。

对于“侠”在中国文化中的命运，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代大师金庸先生就已经在其封笔之作《鹿鼎记》中做出判断。在那部所谓的武侠小说中，没有武，也没有侠——主人公韦小宝既不会武功也不是侠客，他唯一擅长的武术技能是逃跑；而作为江湖最后一位大侠，陈近南稀里糊涂、窝窝囊囊地死掉——这甚至是“反武侠”的。如果说金庸的《鹿鼎记》完成了对武侠小说文类的现代化转换，那么张北海的《侠隐》则实现了对武侠小说审美意境的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