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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中文报纸的报道

2019-01-21廉松心

世界知识 2019年1期
关键词:伊藤博文伊藤日报

廉松心

1909年10月26日,朝鲜独立军参谋中将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击毙了日本枢密院议长、首任朝鲜统监伊藤博文。此事件发生在东北亚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受到多种社会思潮的影响,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北亚国际关系变化的一个缩影,不仅震动了中日朝俄等当事国,而且还引起英美法德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关注。

由于发生在中国,而且中朝同为受到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侵凌的国家,事件在中国国内舆论界引起巨大关注。清末国内的中文报纸既有《民吁日报》《神州日报》《正宗爱国报》等中国人创办的报纸,也有《申报》《顺天时报》《盛京时报》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言报纸,还有《新闻报》《大公报》等中外合办的报纸。各报既有专电、译电、译文、紧要新闻、特别新闻等对事件本身的报道,也有社论、论说、演说、时评等,反映了当时国内外言论界对事件的认识及评论。在当时中国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由于各报政治理念不同,对安重根与伊藤博文的认识和评价也出现差异。既有肯定安重根义举、揭露伊藤博文对中朝殖民侵略野心、喚醒国民危机意识的报道,也有诋毁安重根、赞扬和哀悼伊藤博文的报道。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言报纸以“保护韩国独立”“为东亚和平”等美词掩盖伊藤博文“大陆政策”和“满洲”之行的目的,为其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行径辩护。还有一些报纸出于各种原因保持中立态度。

对安重根与伊藤博文的称呼

从事件次日起,国内各种报纸对事件纷纷予以报道。由于初期信息不全,很多报纸误报安重根的身世及名字。大部分报纸以“刺客”“凶手”“凶汉”“凶犯”等诋毁的用语称呼安重根。如《新闻报》(中美英合办,上海)称其为“韩人刺客”“刺杀伊藤之凶手”“刺伊藤之凶犯”;《华字日报》(香港)称其为“轰毙伊藤之韩凶”“刺杀伊藤之凶手”;《时报》(保皇派报纸,上海)称其为“韩刺客”“行刺伊藤公爵之高丽人”“行刺日伊藤公爵刺客”;《大公报》(中法合办,天津)称其为“行刺伊藤公爵之凶犯”等等。半个月后审讯开始,各报开始正确报道安重根的名字、身世及反日活动情况。《民吁日报》(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上海)称安重根为“爱国党”。

当时大部分报纸对伊藤博文的称呼都使用“伊藤公爵”“伊藤公”“伊藤王”等尊称。其实“伊藤公爵”这一封号就是伊藤博文对中朝两国所犯滔天罪行的有力证据之一。伊藤博文先后四任日本首相、三任枢密院院长。在其执政期间挑起中日甲午战争,逼签《马关条约》,掠夺中国领土台湾,并将朝鲜置于日本的统监统治之下。在担任首任朝鲜统监期间积极执行日本“大陆政策”,推进吞并朝鲜的步伐。为此明治天皇于1907年授之以日本最高爵位——公爵。对伊藤博文的尊称迎合了当时以日本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弱肉强食的逻辑,缺乏正义和公理。

肯定安重根义举与揭露伊藤阴谋的报道

事发当时《民吁日报》等革命派报纸,通过论说、社论、时评等,强调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是区别于一般暗杀的“政治暗杀”,是革命军的辅助手段,是为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正当行为,高度评价安重根义举的意义。如于右任在《民吁日报》撰文称:“盖暗杀者,革命军补充之方法、变换之机能也……今日韩人飞此一蕞尔之弹丸黑子,安知不足于日本人政策进行之方针,抵万人之哭诉,千篇之谏书!”他还多次撰写社论,揭露伊藤博文“满洲”之行的阴谋,唤醒国民的危机意识,如称伊藤“对中国之野心已非一朝一夕之故随处征露。‘满洲之行不过调查事实,观察形势,奠日本国家进取之基础,将以揆时乘势先列强而大肆兼并之策也”。“但伊藤死而‘满洲之风云恐更急,因日本有无数伊藤盾其后也。吾政界之豚犬儿其猛醒乎!”《民吁日报》还借安重根被捕后对前往围观的中国人的痛斥,抨击中国人的麻木不仁:“甲午年惟伊藤主战,既残害同种,又破坏大局。先灭高丽,后占‘满洲,逐渐夺取中国的主权。我们高丽向来依靠你们大国保护,竟自无用,你们还不知羞愧,前来看我作甚!”

又如《申报》(英商创办、中国人主笔)称“伊藤之朝鲜统监也,韩人之大辱也。积三数年亡国之泪,掬其孤忠之血诚,迸发之于一弹。白烟一缕,而全球震惊,为暗杀史上放一异彩……主张强权者,慎勿谓弱国之无人也。三思之!”基于邻国朝鲜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东亚局势认知,支持安重根的义举,发出“唇亡齿寒”的呼声。

《民吁日报》《神州日报》等革命派报纸一方面同情朝鲜的亡国危机,支持安重根义举的正当性;另一方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扩张野心,唤醒国民的反侵略意识。特别是《民吁日报》,在20天内接连发表“伊藤‘满洲旅行之阴谋”“伊藤公之被狙击”“伊藤流血后之‘满洲”“论伊藤监国暗杀案”“中国外交危机之愈迫”“伊藤阴谋之败露”“安重根大骂中国人”“哀朝鲜”等54篇记事,揭露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阴谋,抨击清政府腐败无能,呼吁中国人的觉醒,因此遭到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干涉,11月19日被永远禁止发行,于右任被驱逐出法租界。

但一些立宪派报纸则从不同角度批判安重根刺杀手段,认为刺杀改变不了日本吞并朝鲜的政策,反而给朝鲜带来更大的不幸,是无谓之举。如《大公报》主笔英敛之称:“杀一伊藤不足以救韩国之亡,不杀伊藤亦未必能阻韩国之兴。伊藤之生死与韩国之兴亡本无关系。吾不知持此暗杀主义者其目的果何在也?”“韩人从此不得安生矣……从此在‘北满之韩国人将不胜其烦恼矣。”《新闻报》则认为“吾闻之日本于外交有和平激烈二派,伊藤和平派之领袖亡,激烈派将起而代之”。《华字日报》更声称刺杀行为是“纵狠心,出辣手,以毙人命于俄顷”,“违背公理,妨害治安……只此貌若轻尘之韩人,竟敢震撼泰山乎”,并发出“伤心哉,其惟伊藤氏!辣手哉,其惟韩人!”的论调。

笔者认为,安重根采取刺杀手段是针对强大的日本侵略者能够采取的最后斗争手段,捍卫了民族尊严,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鼓舞了中朝两国人民的反日爱国斗志。日本继西方列强之后粗暴践踏中朝等东亚国家主权和独立,朝鲜民众掀起反日义兵运动,与日本侵略势力进行殊死搏斗。早在事件发生之前朝鲜民众和日本侵略势力实际上已经处于战争状态。据统计,朝鲜抗日义兵与日本军警的冲突1907年为323次,1908年为1451次,1909年为953次,但均告失败。安重根曾经尝试以发展教育、促进实业、组织义兵等方式进行救国运动,无奈之下改变斗争方式,与11名爱国志士成立断指同盟,发誓以集体或个人行动为恢复国权献出生命。安重根在法庭上主张自己是以朝鲜独立军资格击杀伊藤博文,应以战争俘虏对待。“能杀伊藤者即为有韩国独立军中将资格之人,余抱此志死而后已。若伊藤来‘满之期或稍迟,则将于哈尔滨派出独立队长率若干兵要击于道亦未可知……伊藤毙于余一发手枪之下,乃韩国独立战争之开幕也。”安重根的行动是朝鲜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组成部分,是惩处不义之行的正义之举,也是近代东亚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而进行的正义之战。1910年8月朝鲜被日本吞并之后,许多爱国志士效仿安重根走出国门,到中国、美国、俄国等地进行反日运动。爱国志士姜宇奎、梁焕、金益湘、吴成伦、金始昌、宋学光、尹奉吉等以安重根为榜样,通过义烈的方式为国家独立而继续斗争。

中国于2017年8月捐赠的朝鲜独立运动志士安重根铜像落座在韩国京畿道议政府广场。

赞扬和哀悼伊藤博文的报道

事件发生后,一些报纸极力赞扬伊藤博文的所谓“历史功绩”,渲染其所谓高超的外交手段,以“为东亚和平”等词句美化其“满洲”之行阴谋。如日本外务省在北京出版的《顺天时报》对其大唱赞歌、掩饰其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野心自不待言,并非日方代言者、中国保皇派的《时報》也称伊藤为“奕奕煊赫政界之伟人,外交之国手”。

当时伊藤博文的中国东北之行的目的,曾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日本舆论称伊藤此次“满洲”之行纯属私游,没有政治目的,但也是出于维护东亚和平的夙愿,试图调解中日俄在“满洲”的关系,促进东亚和平。实际上,伊藤此行,其真实目的有三:其一是向俄通报日本要合并朝鲜,争取俄国的理解和支持。其二是与俄国瓜分“满洲”利益。在伊藤到哈尔滨之前,俄国财政大臣已经先行抵达,其在临行之前曾电令“满洲”俄人做好欢迎伊藤的准备。其三是向俄国购买东清铁路。东清铁路(亦称中东铁路)是沙俄为攫取中国东北资源并称霸远东而在中国东北修建的,日俄战争后其南段由日本控制,而美国有意购买其北段,如果交易成功,日本在“北满”的扩张势必受阻,伊藤此行即负有与俄方秘商购买铁路北段的使命。

伊藤博文是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元凶、东亚和平的破坏者。对中国人来说,刺杀伊藤本应是大快人心之事,但一些中文报纸却发文为伊藤之死表示哀悼。如《新闻报》称“今则黄土一抔,豪凡同域望丰碑而堕泪者,当不仅在扶桑三岛间矣”,认为亚洲人对伊藤之死均感到悲伤和惋惜。《时报》也发表时评予以哀悼,称“其壮心尚未已矣,其效忠于日本亦未已也,不意竟以是殒其躯。我为日本哀失一利器矣”。

哈尔滨老火车站旧影。

关于安重根审判的报道

因为当时日本对审判情况严加保密,国内报纸对安重根审判过程的报道相对较少,主要是通过转载外国电文的相关审讯内容,表明各自的立场。《民吁日报》转载东京电文称:伊藤博文被刺后,东京一流辩护士召开大会研究对安重根的审判事宜,一派主张“此事为世界各国注意,务必慎重”,如果刺客是出于爱国心而为此举,可宽大判决,处以无期徒刑。另一派则声称伊藤为朝鲜“无二之恩人”,罪犯“野蛮已极,不诛何待”。该报又借朝鲜人言论,称哈尔滨车站为俄国东清铁道会社向清国政府租借之地,应将此事件视为发生于俄国领土之内,因此应由俄国裁判。《神州日报》转载东京电文,称“安重根于临刑时犹声请各执法代表及各官员谓:以后须努力保全东方之和平”。《申报》转载东京电文,称安重根的辩护律师之一水野(日本人)将当时朝鲜情形与日本明治维新前相比,认为“韩国排日之党所持之态度亦与彼时日本之爱国党不谋而合。安重根之刺伊藤公爵,良由误会日韩条约之故”,主张对安重根轻判,不应定以死刑重罪。而安重根则坚称自己行刺伊藤并非出于误会,伊藤不死,则日本对朝态度不能稍改宽仁。“人谓伊藤为世界伟人,在余视之,直一极恶之徒耳……今伊藤已死,大患已去,余惟望今后日韩两国能日相亲睦,以保东亚和平并祝韩国独立万岁”,表达了对日朝和睦和东亚和平的愿望。根据以上报纸的转载内容可见,当时日本审判官中既有持轻判主张的,也有从日本帝国主义利益出发,要求对安重根予以严惩的。

笔者认为,安重根作为爱国志士,追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主谋伊藤博文的责任并予以惩处,是理所应当的。安重根曾在审讯过程中表示:“予为韩人,今幸为国复仇,既为国家雪恨,又为我不幸韩国之同胞复仇,何乐如之。”“与其坐死、待亡、为人国之牛马而不问于他国,何如冒险直驱为一时之英雄豪杰,犹得见称于世界!”他认为日本天皇并不想吞并朝鲜,伊藤博文违背了天皇的意愿,剥夺朝鲜的独立主权,所以决定进行独立战争,向世界揭露伊藤的罪行。

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之举有正当的名分。在朝鲜国内的反日义兵运动被镇压后,很多反日人士亡命到俄罗斯远东地区组建义兵坚持反日斗争。安重根作为海外独立军中将,击毙了侵害自己国家主权的敌军魁首,属于反侵略独立战争的一部分。于右任就正确地指出:“伊藤之死仍死于战场也。”1910年3月26日上午在赴刑场前,安重根应日本宪兵看守的要求,写了“为国献身军人本分”的题词。据报道,安重根赴刑场时,“徐徐向众人曰:吾素抱东洋平和之见,自分不能达此目的,故迫为此次之变相,今日之事,吾何恨。唯愿在场之日本官长谅此微衷,将来与韩国协力共谋东洋之平和,此外囚重根最后之心愿也。旋上绞首台仰天默祷……从容就决。”

(作者为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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