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青 陈一宁

（1.南京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3；2.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31）

一、高语境文化的特征及其历史渊源

语境，即语言环境，是人们说话时体现在具体言语之外的情景状况与相关文化、社会背景，著名人类学家霍尔根据文化交际中意义的产生对语境的依赖程度提出了高、低语境文化概念，他认为“高语境文化传播的绝大部分信息或存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在个人身上，极少数处在清晰、被传递的编码讯息中；低语境传播正好相反，即将大量的信息置于清晰的编码中，以便补充语境中丢失的部分。”[1]结合实际情况，当人们在交流的过程中往往使用“意会”的方式来获取存在于言语之外的信息，同时信息的传递者也尽可能地将一些敏感、不好直接说出口的信息通过非言语的形式传达给对方，双方在沟通的过程中忌讳过于直白的表达，话语意义的创造对语境的依赖程度较高，而对所直接使用的言语的依赖程度较低[2]，那么这就是所谓的高语境文化。与之相对的，如果意义的产生对语境的依赖程度较低，信息大多反映在言语表面，那么这种文化就属于低语境文化了。

高语境文化交流要求交际者在听懂显性的语言编码信息之外还要揣摩参透更多的言外之意，沟通双方对环境所能传达的信息须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因而更加适用于共享同质文化、共同社会背景、相似风俗习惯、类似思维模式的交流对象[3]。中国是典型的崇尚高语境文化的国家，人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习得了 “察言观色”“心领神会”“心照不宣”的技能，并在日后的交往中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作为高语境交际的典型，这种文化的产生与沿袭至今是有它特定的历史渊源可循的。

（一）从历史沿革的角度而言，学者赵胤伶提出：“高语境文化的人们长期生活在固定的地方，生活节奏井然有序。长此以往，社会变化速度缓慢且幅度很小,人们的生活经验和人际网络非常单一化。在这种彼此相知的社会中，人们总是对于环境作出相同的回应，交际行为成为固定的模式”[4]，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国家经历了分裂、战乱，但最终都回归了大一统。那么在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国家之中，人民拥有了相对稳定、同一的生活环境，并以农业为经济重心，长期固定地在一方土地繁衍生活，接受相同的社会变迁与文化演变，久而久之形成了相对具有同质性的思维和交往模式，大量信息上升为人们的共识，不用说出来也能被广泛认知。

（二）从文化根源的角度而言，距今两千余载的《论语》中述有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等劝人少言多行、说话前必先慎重考虑的警句，这些诫语被普遍认同、奉为圭臬，对于每一个受过儒学教育的人而言，言多必失的道理根植于心，不经思考地将心中所想用言语全盘托出也是极不明智的选择；在老子的《道德经》中，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告诉人们真理是无法言喻的，而“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更是直白地体现了“少说多思”的理念。学者胡超认为：“在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的儒家、佛家、道家中,‘尚象’或‘尚言象互动’的思想处处得到了体现。”[5]自汉代以来，儒学就占据了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而隋唐以来儒佛道三足鼎立，宣扬“讷言”的儒家、崇尚“意会”的道家和注重“悟性”的佛家文化共同影响着人们的交往模式和交际习惯，潜移默化间促使人们的言语表达越来越含蓄、更加看重言语之外的丰富意味。

（三）从汉语的复杂性与艺术性角度而言，汉语是世界上最深奥难懂的语言之一，音形多变、语法复杂，古代书面用语文言文行文简练，注重锤炼文字，讲求用典用韵、微言大义。复杂的语言文字体系和含蓄内敛的文化基因孕育了汉语的隐晦委婉，光是表达“死”的含义，就有多种不同的说法，《礼记·曲礼》中记载：“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士死曰不禄，庶人死曰死”，除此之外，还有婴儿“夭折”、老人“百年”、女子“香消玉殒”、壮士“捐躯”等。各类委婉语旨在避讳、求雅，经千百年来的广泛运用已成为了人们普遍认同的用语习惯。中国人认为“语言是一门艺术”，话不能说得太满，就像中国水墨画中的“留白”，讲求留有想像的空间美与意境美。所谓的“大白话”便是失去了语言艺术的魅力，常被认为出自粗鄙之人之口。

二、高低语境文化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

两种不同的文化从初次交汇到交融相适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高低语境文化意义的传播载体具有鲜明差异，因而以中国、日本为代表的高语境文化交际模式与以美国、德国为代表的低语境文化交际模式之间的碰撞摩擦在跨文化交际之中是不可避免的。

（一）在信息的获取途径方面，以中美之间的交际为例，美国人偏向于客观实在的信息，如白纸黑字的合同、清晰可记录的官方传达等，而中国人则更多地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来获取信息、进行合作，如“餐桌上的谈判”、“下午茶期间的交易”，中国人的交往习惯会让美国人产生“信息不足”的恐慌，从而产生不信任感与不安感，认为中国人偏爱“非正式沟通”，不能够理性严谨地进行信息交流与合作；同时美国人提供的低语境客观信息则会使中国人产生一种缺乏人际沟通的疏离感与被条条框框的冰冷信息围绕的束缚感。

（二）日常交际用语习惯方面，中国人常常用一些不真正含有实际意义的“礼貌用语”来表情达意，如“欢迎下次再来”、“感谢光临寒舍”等，这些表达感激、告别、问候的礼貌用语在中国人看来没什么实际含义，但美国人却会认为“你真的在邀请我”、“你的家真的不怎么样”；当中国人受到赞扬时，习惯用“哪里哪里”“谬赞了”或回赞对方一番以表自谦，这种交流方式与中国崇尚谦逊低调的传统美德有关，但在外放式的西方文化看来这样的“致谢”不可理喻，他们并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会说一些没有含义甚至与事实相悖的话，因此会误解中国人的礼节与谦虚。

（三）在沟通谈判的表达方式上，低语境文化中的人们会直言不讳、一针见血地提出他们的看法与他们想要传递给对方的信息，甚至毫不避讳言语上的冲突，这在中国人看来会显得粗鲁无礼；中国人谈论心中所想时，会将一些敏感的信息隐去，既使自己不必尴尬于直白地吐露心声，又能给对方留出回旋的余地，以避免损伤面子，“他们总是围绕着主题,迂回婉转地谈论,结果他们把所有的细节信息都呈现给对方，就是不提最关键的问题,把这些信息拼凑起来并得出结论是对方的事情。”[6]可见，在中美两人典型性的交谈中，不习惯于“猜测”对方用意的美国人会苦恼，而不习惯于太直白、太自我的交流模式的中国人会心生厌烦。

（四）在对交流中信息能否顺利传达的责任人的界定上，中美两国也表现出显著差异。同样夫妻争吵，美国人更倾向于让对方明确感知自己情绪不满的原因，如A问B：“你说这话什么意思？”B会回答：“我对你忽略我的感受而出去喝酒的行为很不满，所以我这么说。”同样的情形在中国，时常出现这样一幕：当甲问乙：“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乙冷笑一声：“没什么意思。”若摸不着头脑的甲继续追问：“你把话说清楚，到底怎么了？”乙会更加气愤地说：“没怎么！”可见，作为高语境文化的中国人会期待听话者通过理解、猜想与推理来阐释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若听者无法参透话中含义，说话者也不愿做过多解释，即信息顺利传递的责任人在听者那一方。相反地，在低语境文化中的人们认为说话的那一方有责任让对方得到话语信息，甚至演说者会鼓励听众们打断他的演讲，以保证他们能够不费力地理解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

（五）在传达内容的灵活性上，低语境文化中对于想要传达的信息讲求一是一、二是二的确定性，语言表达直白严谨，如美国烹饪书上对菜品的做法会清楚标明每一道工序食材的用量，如 “牛奶500克”、“黄油15克”；而中国菜的菜谱却时常出现“盐适量”、“糖少许”、“醋酌情添加”等情况，这些说法看上去模棱两可，却恰恰体现了高语境文化内容表达的灵活性，旨在给予人们变通的机会与空间。在美国人看来，高语境文化信息传达的灵活性常让人不知所措、心中没底，而中国人却嫌确定性的信息表达过于刻板、无法变通。

三、促进跨文化交流：直面差异，增进理解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跨文化交流已非仅仅存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而是深入到每一个组织与个体的生活中，一方面现代信息的通达性让人们更加客观便捷地了解异国习俗与语言习惯，另一方面跨文化交际的普遍性促使组织与个人主动寻求跨文化感知与交际策略。相关资料显示，如今的跨国公司正越来越注重对海外派遣人员的文化敏感性和适应性培训，通过文化教育（别国习俗、语言、交往方式的讲授）、环境模拟（营造他国的客观环境）等培训提高派遣人员对异国文化的适应能力以方便跨文化交流与管理。

语境文化的确立历经千百年，而交往习惯的养成也非在一日之间，用冰山模型来看文化，人们在交际中表现出的高低语境只是深层次文化基因的表象，不同国家的双方进行语言交流时产生的隔阂与摩擦实际上是不同文化基因的碰撞。文化没有优劣之分，高低语境文化中的人们应该正确地认识与面对差异，不回避、不偏见，在跨文化交往中相互理解、相互体谅，并为对方做出改变，让跨越国界、跨越文化的交际更加顺利有效地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