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玲 陆再奇

（1.合肥师范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2.宣城市档案局， 安徽 宣城 242000）

元代宣城贡氏家族作为江南文学家族的重要代表，是元代少有的延续性、活跃性、影响力都很高的文学家族，家族中出现了多位有成就的诗文作家，现有作品流传的诗人就有二十多位，其中贡奎、贡师泰诗名尤为卓著。宣城贡氏家族与主流诗坛关系如何，在元代诗歌发展中处于怎样的位置，翟朋《元代宣城贡氏文学家族研究》、邓莹莹《贡奎馆阁唱和诗歌研究》、乔梦冉《贡师泰师承交友考述》等文章部分涉及了宣城贡氏家族与主流诗人的交游及在元代诗歌发展中的地位，但也多是零星的记载和对现象的描述，缺乏系统整体的把握。本文探讨该家族与主流诗坛的关系，审视其对元代诗坛的影响，从一个侧面把握元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及其内在动力。

一、宣城贡氏家族与元代主流诗人的交游

宣城贡氏谱系可追溯至宋代武德大夫贡祖文。其后虽世代官宦，但多为文散官，权势并不显赫。到了六世，即由宋入元一代，其核心人物贡士濬是家族中兴的奠基者。贡士濬早年曾求取功名，科举失利后，将精力专注于家族的发展，将治学方向转向程朱理学，为家族儒学的传承打下基础，并营建南湖书塾，延请牟应龙、戴表元等名儒为师教授贡氏子弟,与姚燧、卢挚、邓文原、王士熙等朝廷名臣、诗坛名流交往，为贡氏子弟的出仕和跻身主流文坛积累人脉。经过贡士濬的苦心经营，元代宣城贡氏子弟在仕宦与文学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贡氏家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贡氏一门共六十五人，其中除九世有两人为国子生外，其余皆有官衔。特别是贡奎、贡师泰父子，官居髙位，贡奎拜集贤直学士、奉训大夫，秩从三品，贡师泰历任礼、户两部尚书、秘书卿等要职，皆正三品。明代徐一夔在《送贡友达序》中指出：“近世大江以南，衣冠文物之盛,无踰贡氏矣。”[1]44

元代贡氏家族与主流诗坛的交游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贡士濬营建南湖书塾，延揽四方文士，东南名儒戴表元、牟应龙等，南下的北方文臣卢挚、畅师文、姚燧等，聚集贡氏馆中评古论今、吟咏赠和，贡氏家族建立了与主流诗坛的联系。第二阶段，贡氏子弟在大都与主流诗坛的交游。贡奎数次入翰林院，与张养浩、元明善、虞集、杨载、袁桷、马祖常等诗坛主流诗人过从唱和，众多诗作都记录了其在大都文坛的活跃身影。第三阶段，贡师泰早年在大都与诗坛名流的交游，晚年避居吴中与总漕闽广时参加南方诗人的诗文雅集。

元初，在贡氏家族与主流诗坛的交游活动中，贡士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贡士濬营建的以南湖书塾、秀野堂等为主体的贡氏园林远近闻名，从清咸丰五年残缺的《贡氏宗谱》所绘“上世亭台景色图”来看，以“云林书院、南湖书塾、南漪堂、秀野堂”为主体，各类建筑大小繁简相宜，布局极为精巧。园内林木葱茏，楼台掩映。园外左临南湖，烟波浩淼，远山在望，秀色如黛。庭院建筑多为题咏，正如家谱中所记：“亭台轩塾棋布星罗，闻人歌咏极一时之盛”。来宣的诗坛名流多聚集贡氏馆中，谈古论今，饮宴赋诗。御史中丞、元曲大家张养浩诗称：“十亩芳园尽种花，客来觞咏乐无涯。”廉访使、翰林学士卢挚诗曰：“秀野堂深花木绕，曳据曾见客三千。”（《挽贡士濬》见《贡氏六房宗谱》卷八）贡士濬的同乡好友潘月梧在《中山庵志铭》中描写了当时四方之士盈集贡氏馆中饮宴觞咏的盛况：“客远来者踵相接，聚族延宾于池台轩阁之上”，“食客讫觞咏，旬月不厌。”（《贡氏六房宗谱》卷八）邓文原、卢挚、姚燧、王士熙等诗坛名流，亲临贡氏南湖书院，与贡士濬有交往。[1]353东南牟应龙、诗人戴表元亦聚集贡氏馆中谈古论今。贡师泰回忆儿时所见：“四方之士，若隆山牟仁父父子、四明戴帅初、东平王岱宗日集馆中，相与评论古今治乱得失、人物上下，有所疑难，辄片纸细书，往来是正不绝，久之积成大轴。”[2]353

贡奎于大德六年得授太常奉礼郎兼检讨，开始由地方进入大都为官，也开启了贡氏家族与大都诗坛的文学交游活动。贡奎（1269-1329），字仲章，号云林，贡士濬第三子。贡奎仕宦三十余年，多任职于馆阁，先后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翰林文字、将仕郎、同知制诘兼国史院编修官、翰林待制、集贤直学士、奉训大夫，是元代中期著名的词臣。著有《云林小稿》《听雪斋纪》等作品，后皆亡佚，现存根据《云林小稿》编辑的《云林诗集》，刊行于世。邓文原、袁桷、虞集、马祖常、张养浩等诗坛主流诗人皆与贡奎过从唱和。《元诗选》谓其“在词林，与元复初、袁伯长、邓善之、马伯庸、王继学、虞伯生辈相唱和，皆一时豪俊声名之士。”[3]459-460

贡奎与袁桷关系最为密切，唱和诗歌在其现存的唱和诗歌中所占比率最大。袁桷（1266—1327），字伯长，号清容居士，庆元鄞县（今属浙江宁波市）人。贡奎与袁桷可谓是同门，袁桷曾随父亲旧友戴表元学习古文，而戴表元也曾任教于贡家，贡奎师从戴表元。因为有这样的师源关系，且二人同为南士，入馆途径与任职状况大致相同，均以才学著称，所以在交游中显得格外亲密，相互与对方分享生活中的点滴之事。贡奎坐船，忽然刮起逆风，贡奎将此次经历及其所思作诗《河上阻风次韵袁伯长》赠予袁桷，袁桷则有《次韵仲章蔡村阻风》以和。贡奎生病在家，袁桷于晚间前去探望，贡奎作《袁伯长晚访》。贡奎《云林集》中保存有《次韵袁伯长舟中杂书五首》《谢邓善之袁伯长二兄兼次韵》等十几首与袁桷往来赠答诗歌。《清容居士集》中则有《次韵仲章蔡村阻风》《别仲章》等二十余首与贡奎往来唱和之作。

贡奎与邓文原交往甚密。邓文原（1258—1328），字善之，一字匪石，人称素履先生，四川绵州（今绵阳）人。入元后，邓文原先后任应奉翰林文字、江浙儒学提举、集贤直学士、翰林侍讲学士等职，贡奎也数次入翰林院，两人共事馆阁多年。至大三年（1310），邓文原赴任江浙儒学提举，众人作诗送别，贡奎以“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十字为韵，每韵赋诗一首，共作诗九首。

贡奎与虞集、杨载、范梈和揭傒斯有着密切的交流互动。虞、杨、范、揭是延祐诗风最典型的体现者，是元诗鼎盛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诗人。贡奎与虞集关系最为密切。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与揭傒斯、范梈、杨载并称“元诗四大家”。著有《道园学古录》《道园遗稿》等。两人都有较为相似的仕宦经历，同一年入仕大都，大德六年（1302），虞集被授大都路儒学教授，贡奎则由地方书院山长升任太常奉礼郎兼检讨，之后又同供职于翰林国史院等文要机构。大德八年（1304），两人均参加了南士游长春宫的集体唱和活动。贡奎有 《袁伯长虞伯生约重赋次其韵》《和虞德生教授韵二首》等唱和之作。文宗天历元年（1328），贡奎代文帝前往北岳、淮、济、南镇等地主持祀典，虞集作《送贡仲章学士奉祠岳渎》为之送行。仁宗皇庆二年（1313），贡奎长兄贡松八十大寿，朝中同僚皆作诗祝贺，虞集则为诸多贺寿诗作《宣城贡先生庆八十诗序》。

贡奎与马祖常共事多年，有密切的文学交游。马祖常（1279～1338），字伯庸，色目人，元代著名诗人。二人泰定四年同为读卷官，至治三年同为翰林待制，泰定二年和泰定三年二人分别为翰林直学士和翰林待制，同在翰林国史院。贡奎对马祖常之诗尤为钦慕：“读之至再三，击节喜且悲。”“风雅久已衰，作者微君谁。嗟我重景仰，老大将何为？”[2]48马祖常对贡奎十分尊重，同样怀有深厚的感情。其《送贡仲章学士》言：“白发故人相忆苦，可能千里寄梅枝”，直言对友人的相思之苦。与贡奎的唱和诗歌有《贡待制文修撰王都司同赋牡丹分得色字》《贡仲章待制宠和次韵》《送贡仲章学士》等。

元代后期，贡氏家族交游活动的重心主要在东南诗坛。 贡师泰（1298－1363），字泰甫，号玩斋，贡士濬之孙，贡奎次子。历任翰林待制、监察御史、吏部侍郎、兵部侍郎、礼部尚书、平江路总管、户部尚书等。至正二十二年（1362），卒于海宁。生平著述有《顾穷集》《友迂集》等十数种，多散佚,后辑为《玩斋集》。贡师泰文学成就突出，诗文俱佳，世人多将其文与虞集、马祖常、揭傒斯、袁桷、吴澄并称“元文六大家”，将其诗与虞集等四大诗人相提并论。

贡师泰在大都求学以及任翰林文字、同知制诘兼国史院编修官、翰林待制期间，与诗坛名流多有交往。曾拜吴澄为师,与赵孟頫、邓文原、袁桷、元明善、虞集、马祖常、欧阳玄等大儒名士相交游，并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2]170因转益多师，贡师泰的文学创作也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沈性《重刊贡礼部玩斋集序》言其“有虞之宏而雄健不减于马，有揭之莹而清俊则类于袁，其于理趣，尤俨然吴氏之尸祝也。”[2]162此外，贡师泰与元代后期著名诗人余阙、杨维桢等交往甚密。

贡师泰晚年避居吴中与总漕闽广时，与东南诗坛多有交往，在诗文雅会上均为中心人物。如白沙联句，据贡师泰所记，故旧、门生为其饯别，参加联句的有天台郑蒙泉、韩谏行等十几人 。[2]365在虞江宴别中，其门生、故旧“欢然相与剧饮，取前人诗为韵，各出情思，分赋得二十篇，篇十二句，裒为宴别之什”[2]468

二、宣城贡氏家族与元代诗风流变

元代中期，推动贡氏家族发展的另一位关键人物贡奎，是贡氏家族中真正融入主流诗坛并掌握话语权的诗人。大德、延祐年间，贡奎与邓文原、袁桷主持文坛，一扫宋金馀习，开启了元代“治世之音”。

贡奎与邓文原、袁桷是大德年间大都文坛官位相对较高而诗文创作最有活力的诗人。三人皆执掌文衡。吴澄在《题贡仲章文稿后》说“仲章江南之英，与吾善之、伯长俱掌述于朝，各能以文自见，蔚乎其交荫，炳乎其争辉。”[4]清代顾嗣立在《元诗选》邓文原小传中亦指出三人主盟诗坛的盛况:

当大德、延祐之世，承平日久，善之与袁伯长、贡仲章辈振兴文教，四海之士望风景附。王士熙、冯思温名位为最显，亦皆出善之之门。文章之柄悉归焉。其盛事可想见也。[3]459-460

元初，南北学者反思宋金文弊。认为这一时期的诗有“风沙气”，“叫嚣怒张”，即所谓的“宋金季世馀习”。苏天爵说：“我国家平定中国，士踵金宋馀习，文辞率粗豪衰苶。”[5]元中期文人总结元初文坛，指出：“宋金之季，诗之高者不必论。其众人之作，宋之习近骩骳，金之习尚号呼。南北混一之初，犹或守其故习。”[6]贡奎与邓文原、袁桷举起革新的大旗，力纠宋金诗风习弊。顾嗣立在《寒厅诗话》中对此有评价：

元诗承宋金之季，西北倡自元遗山（好问），而郝陵川（经）、刘静修（因）之徒继之，至中统、至元而大盛。然粗豪之习，时所不免。东南倡自赵松雪（孟頫），而袁清容（桷）、邓善之（文原）、贡云林（奎）辈从而和之，时际承平，尽洗宋金馀习，而诗学为之一变。延祐、天历之间，风气日开，赫然鸣其治平者，有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一以唐为宗，而趋于雅，推一代之极盛，时又称虞、揭、马（祖常）、宋（本）。[3]183－184

贡奎与邓文原、袁桷对元代诗风的影响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力纠宋金诗风习弊，促进了诗风的转变；二是倡导“雅正”诗风，开启元代“治世之音”。

邓文原的诗具有中和雅正的诗歌审美倾向，胡应麟《诗薮》外编六评价其诗：

赵子昂“千里湖山秋色净，万家烟火夕阳多”、邓文原“客舍张灯浮太白，禁钟和漏隔华清”……等皆句格庄严，词藻瑰丽，上接大历元和之轨，下开正德嘉靖之途，今以元人一概不复过目，余故稍为拈出，以俟知者。

“句格庄严”、“词藻瑰丽”即是对元代诗歌主流风格“雅正”的具体阐释。

袁桷倡导“雅正”诗风，为“元诗四大家”导夫先路。四库馆臣对袁桷的诗评价极高，谓其“诗格俊迈高华”，“蔚为承平雅颂之声”，“随为虞、杨、范、揭等先路之导”，开启“雅正”诗风。[7]学者杨镰在《元诗史》中道：“（袁桷）是‘元诗四大家’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之前的‘领位员’，他在诗坛的活动是元代馆阁诗全盛的序幕。”[8]上述对袁桷在元代诗歌发展中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的评价，同样也适用于贡奎、邓文原。

贡奎与邓文原、袁桷同在馆阁，经常进行诗艺切磋，不仅提升了诗歌创作水平，对当时的诗风也起着引导的作用。贡奎与袁桷经常对彼此诗作进行品评，如袁桷写给贡奎的 《仲章诗律大进数日道中论诗亦颇相合复次前韵以勉之》一诗勉励贡奎诗歌创作上取得的进步，其《仲章诗律已入唐人风调》则是对诗歌创作得失的探讨。

贡奎写给邓文原、袁桷的诗《谢邓善之袁伯长二兄兼次韵》也有对两人诗歌创作的品评：“温温邓子辞，至宝道傍横。袁生云间融,世网亦暂婴。时还赴清燕，我抱一为倾。”

贡奎提倡风雅，其《读马伯庸学士止酒诗》曰：“风雅久已衰，作者微君谁”，其五言古体颇有汉魏之古风，如《梦故人》、《夜坐》二首等。

贡奎律诗注意吸纳唐人精华，尤其是五律，颇有唐人风致。如《秋日陪集贤学士赵公敬夫憩龙山玄真宫》一诗，淡而有味，有隐逸之趣，颇有王维《终南别业》之意境：

山转疑无地，人家近隔村。野田秋獲闹，冈路晚行喧。川净云生石，溪平水到门。偶寻南士隐，相见遂忘言。

又如《朝发宣城》，整首诗自然顺畅，化用唐人诗句而营造出新的艺术氛围：

夜宿宛溪月，朝行姑水云。征帆一叶小，古渡二洲分。索景诗难尽，浇愁酒半醺。吴江天日冷，枫落正纷纷。

顾嗣立《元诗选》袁桷小传中也同样肯定了三人在元诗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作用：

元兴，承金宋之季，遗山元裕之以鸿朗高华之作振起于中州，而郝伯常、刘梦吉之徒继之。故北方之学，至中统、至元而大盛。赵子昂以宋王孙入仕，风流儒雅，冠绝一时。邓善之、袁伯长辈从而和之，而诗学又为之一变。于是虞、杨、范、揭，一时并起，至治、天历之盛，实开于大德、延祐之间。[9]

三、宣城贡氏家族在元代诗坛上的地位

宣城贡氏家族文学成就卓著，在元代诗坛上占有一席之地。贡氏子弟几乎人人写诗，有作品流传的诗人共计二十多位，其文学作品之丰富，且连续三代均有别集传世，这种情况在元代诗歌家族中是绝无仅有的。贡奎、贡师泰、贡性之祖孙三代驰名元代文坛。四库全书将贡奎、贡师泰父子与“元诗四大家”相提并论，认为贡奎之诗格与虞、杨、范、揭不相上下，“为元人巨擘”。[10]对贡师泰评价更高，认为其“诗格尤为高雅，虞、杨、范、揭之后，可谓挺然晚秀矣”，元人对其文章评价也很高，将其“列之于六大家之次”。[2]162朱彝尊《明诗综》卷一二对认为贡性之的诗“滑而不涩，纵而不控，固是云林、玩斋家法。”王树林在《元代贡氏三家诗文集考略》中对宣城贡氏家族所取得的文学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谓其从贡奎、贡师泰到贡性之，贡氏三代驰名元代诗坛，“是颇有影响的诗歌世家”。[11]

宣城贡氏家族在文坛上的影响还在于提携后进，培养诗坛新秀。贡奎在士子心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元中期初开科举，贡奎便执掌文衡，为后来取士创立典制。贡奎与延祐二年进士、“元诗四大家”之一的杨载便有许多往来。贡奎首次主持乡试，就选中了黄溍这样优秀的人才。泰定四年，贡奎担任殿试读卷官，选中的两榜状元是阿察赤和李黼，元代著名诗人杨维桢、萨都剌皆榜上有名。贡奎对朝中南士后进者十分关照。李黼在 《故集贤直学士奉训大夫贡公行状》中记载，泰定四年春，泰定帝在崇天门宴邀群臣，到会的南士寥寥无几，贡奎便置办酒乐宴请这些南士，体现了南士领袖的风范[3]134。

贡师泰生平继承了乃父之志，亦乐于接引后进，擢拔人才。《元史》本传载贡师泰：“尤喜接引后进，士之贤，不问识不识，即加推毂，以故士誉翕然咸归之。”刘中是贡师泰较为看重的门生，杨维桢在《送刘生入闽序》中谈及贡师泰，谓其乐于提掖后进，求贤若渴：“而钱唐刘生独以过人之才，及其骨鲠风裁，为公所知。公取生惟恐失之，生亦愿荅以其所有惟恐不逮。”[12]

贡氏家族的文学活动也促进了南北文坛的融合。贡奎经常参加多种文人雅事，如游宴、雅集、品题、鉴赏、序跋、赠答等活动，如当时著名的长春宫集会、廉园集会。不仅与邓文原、袁桷、虞集等江南才士交游，亦与张养浩、元明善等汉人，乃至马祖常等色目人有诗歌酬唱。宣城贡氏家族在文坛上的地位不断提高，他们已不满足于被动地作为大都文坛唱和活动的参与者，越来越主动地成为雅集唱和的发起者，如虞集《游长春宫诗序》所记，贡奎不仅完成了规定的任务，还主动倡和：

大德八年春，集与豫章周仪之、四明袁伯长、宣城贡仲章、广信刘自谦、庐陵曾益初，始得登于其宫之阁而观之……乃以“蓬莱山在何处”为韵，以齿叙而赋之，得古诗六首；别因仲章所赋倡和，又得律诗十有三首，萃为一卷,谨叙而藏之。[13]

又如袁桷的 《同复初功远饮仲章家观芍药分韵得一字》就是贡奎在自己家中组织的一次饮宴唱和活动的产物。元代廉园本属色目人畏兀廉氏的产业，廉氏以右丞地位，在廉园广泛招纳南北文士，如赵孟頫、袁桷、张养浩等都在此处集会过。贡奎亦参与其中，其诗集中存有五言古风《集廉园二首》和五言律诗《城南即事二首》。

贡师泰则在上都之地，与异族唱和。其组诗《上都诈马大燕五首》描写锡林郭勒盟的奇特风光以及上都诈马宴的盛大场面，葛逻禄人迺贤作《失刺幹耳朵观诈马宴奉次贡泰甫授经先生韵》，将贡师泰五首诗都和了一遍。贡氏能父子相继，作为南士，唱和于异族之间，实属罕见，贡氏家族在推动南北文坛融合中所起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终其有元一代，贡氏家族与主流诗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与诗坛主流诗人交往，到融入主流诗坛，再到掌握着诗坛的话语权，引领着诗风流变，这是一个家族在诗坛上影响不断扩大的过程，也是一个家族不断崛起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