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广腾

莫言作品研究一直是当代文学领域的研究重镇。从事文学创作的30多年中，莫言始终表现出持续饱满的创作力和艺术爆发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寻根文学、新写实主义、先锋文学、新乡土文学、新历史主义等等，无不闪耀着莫言的身影，然而却没有哪一个思潮或流派可以包揽莫言的丰富和宽阔，也因此一直吸引着众多当代文学研究者的目光。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学界对其作品的研究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学者们更多地在思考莫言的作品中具有哪些世界性的元素，以及小说的世界性意义，他为世界文学作出了哪些宝贵的贡献。能够得到世界性的首肯意味着莫言作品具有超越阶级、种族、国家、政治的特点，对此，莫言一直强调写作坚持从“人”本身出发，旨归在于写“人”，这个“人”所面对的是整个人类所面临的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张雪飞副教授的《个体生命视角下的莫言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10月版）一书是莫言作品研究领域的一部最新成果。该著作正是站在一个人类学的角度上研究莫言作品中的“人”，从人类所共有的“动物性”的完整意义来理解莫言的创作，将其作品放置在一个中西文化史关于探讨人类动物性的坐标系中进行考察，挖掘其文学表象内在蕴藏的多维含义，从形态学、发生学、哲学、艺术学、文化学等方面对莫言小说中的动物性创作加以全面地分析和阐释，肯定莫言在此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并且，在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与当代文学背景下，阐释莫言作品动物性写作对前人的承继与突破，在与西方现代性文学的比较中，揭示其动物性创作的世界性意义。通览全书，不难发现，该书从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等方面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和新意：

一

从形态学来看，本书对莫言小说中所呈现的动物性形态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分析整理。正如文明与意味原始的动物性相对立一样，动物性不可能是文明社会人生活的常态，在作品中亦然。因而，为了诱导出人类的动物性，莫言为其营造、创设了种种特殊的生存环境。本书首先整理的是苦难环境下人类的动物性形态，其中表现为：在外部苦难的摧残下，人类对动物性的无奈退归；在不合理的秩序下，人物动物性的狂野张扬；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人类动物性的自然迸发；在现代文明的压制下，人类异化而变形成动物。向动物回归的各种形态会具体通过食、性的动物性返还，人类语言、行为的退化、感觉的动物移位，甚至直接变形为动物来实现。其次，本书对莫言小说中兽性表现形态的整理。兽性，作为异化了的动物性在莫言的作品中有大量的表现，触目惊心、灭绝人寰的兽行使美好的生命殒命，使人间道义溃败、使人伦情感毁灭，它们演绎了一场场惨烈的人间悲剧，在此，本书重点阐释了动物性在人类与野兽身上的不同表现，强调了社会存在、社会文明对人类动物性的异化作用，异化后的动物性表现出来的残酷远超动物野性。第三，对动物世界的呈现样态进行了分条缕析的梳理和阐释。通过野性生命与驯顺生命的分类整理，可见莫言对野性生命力的呼唤和赞颂态度。莫言作品中的动物形象作为隐喻人类自身生物性的一个角度，同时也成为与人类处境相互映照的形象，作者通过对动物形象和生存处境的书写，传达出莫言对历史创伤的反思，对文明痼疾与沉疴的揭露，对人类动物性多维度的呈现与展示。从形态学的角度看，本书对莫言小说中的动物性呈现的多维形态整理得全面、细致，布局错落有致，在内涵上逐步深入，在结构上形成参差对照之势。

二

从发生学角度来说，本书分析了莫言动物性创作的影响渊源。在继整理莫言小说动物性呈现的形态之后，该书从发生学的角度对莫言动物性创作进行了资源性的探究，其中包括莫言的生命体验、阅读体验，地域文化的影响等等，从中探索出动物性创作的必然发生条件。首先，莫言是扎根于乡土的作家，童年经历及乡村生活的生命体验是他小说创作的重要思想资源。童年时代的饥饿、孤独、恐惧是他后来书写人类动物性退归以及人类兽性行为的重要生命体验。第二，通过地域文化与作家、文学的关系阐述了齐文化对莫言的影响，尤其是齐文化对其动物性写作的影响。齐地的地域特征和文化氛围已形成相当成熟的鬼神文化传统，这其中包括地方习俗、民间神话、故事、传说等，为莫言后来的动物性创作提供了思想底蕴和丰富的资源，它们也成为创作素材出现在莫言的作品中。其中较为突出的影响来自齐地的蒲松龄，莫言的动物性创作把人与动物放在同一个平台来关照、把人性与动物性放在同一个生命体内进行考量的做法受到了《聊斋志异》中“妖”（“精灵”）的启示，它们是人与动物（异类）的同一体，在它们身上，有动物（异类）的本质，有人的体貌特征并参与人类的社会生活；在比较蒲松龄与莫言关于人与异类之恋以及异类对人类的超越等方面，探析出蒲松龄对莫言创作的深远影响。第三，域外文学对莫言的创作产生的影响。马尔克斯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莫言动物性创作资源的大门，使之丰富的文学矿藏得以重新发现并找到了合适的表达方式，这是诱发莫言创作的重要外部影响；另外，莫言运用“动物性的张扬”来拯救“种的退化”危机的方式也可在西方现代主义者们用原始拯救现代性危机的模式中发现其中的某些对应。并且，作者从动物性角度对莫言“种的退化”书写进行了探析，在与贾平凹、李杭育等同时期作家同主题创作的对比论述中，在比较文学视野下阐释莫言动物性创作的独特贡献与世界性意义。本书将莫言的动物性创作放置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西方现代性文学的环境下，考量其创作的独特价值，可谓鞭辟入里。

三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本书通过分析莫言作品中关于“动物性与文明”“动物性与理性”等重要哲学问题，阐明了莫言对动物性的独特看法。人类的原始动物性与文明是相对立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动物性的张扬是对文明的否定与批判。并且，人类本身的动物性不可怕，被文明异化了的兽性才是最可怕的，而兽行悲剧的发生根源在于社会文明本身，可见动物性文学表象的背后是莫言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作者首先阐述了动物性与文明的冲突，它具体表现为文明先天对动物性的压制与异化，以及动物性对文明的反扑和颠覆。遭到了文明异化后的动物性随即转化为可怕的兽性，在《檀香刑》《生死疲劳》《四十一炮》《蛙》等一系列作品中，人类退化为财富、权力、物质生产、消费品、荣誉、地位等一切的奴隶，人类体内本来就存在的动物性因子在诸多外在需求的催化下，使人类变成世界上最可怕的野兽；文明使人拒绝、压制动物性，文明程度越高，将越加远离动物性，对人类动物性的拒斥，在小说《食草家族》中表现得最为直接，作品中对生了蹼的男女恋人施加以火刑，将生了蹼的男孩阉割掉，这些皆是对人类动物性拒斥的具体表现。但同时，动物性也在以其凶残的方式，疯狂地向文明进行反扑。在《二姑马上就到》中，指间生蹼的二姑是个返归动物性的代表，在她身上呈现着生命力的顽强和动物性的凶恶，为了诛杀她，人们也费尽心力，这是一次文明对人类动物性的赶尽杀绝，在她逃跑之后数年，她的儿子天与地来家族复仇，对家族成员进行了血腥、惨绝人寰、毫无人道的虐杀，这是动物性对文明的一次反扑，作者强调莫言就是要用被文明异化后的动物性来颠覆文明的虚伪性。另外，本书论述了莫言对鲁迅传统的继承。从精神思想来说，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中，莫言是离鲁迅最近的。莫言作品中用人类发扬动物野性以反抗不合理的社会秩序等文学实践，与鲁迅等近代学人提倡的兽性救国思想遥相呼应，可贵的是，作者不仅在动物性创作方面打通了莫言与鲁迅的精神思想关联，并且发现莫言对鲁迅精神承继后的突破与创新。同时，本书可以从人类具有动物性的角度阐释很多问题，例如对“看客”的描写，鲁迅意在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并引以疗救，莫言与之不同在于：他批判被文明异化了的人的动物性，进而批判文明带来的虚伪性等负面影响。第二，本书着眼于人类独具的理性特征来把握作品。人类具有动物性并不可怕，人之所以为人，为万物之灵，是因为人类具有超越动物的理性，这使人类能够有意识地尽力摆脱自身所处的各种困境，包括去拯救兽性造成的灾难，这是人类社会能够继续向前发展而不会堕落的保障。例如《蛙》中的姑姑，懂得忏悔、救赎，《生死疲劳》中的蓝脸，对真理的坚守，等等，因为有了这样的人，社会在不断地进步，这是莫言对人类寄予的信心和希望。作者充分肯定了人类理性的作用，这是引导动物性在个体生命中能够大放异彩的重要保障。

四

从艺术论角度来看，本书着力于探究动物性表达与莫言创作在内蕴和形式上的完美契合。人类不断通过各种禁忌来否定本身的动物性，借以迈入文明。狂欢化是对社会文明、社会理性的颠覆和否定，即是对动物性的回归与张扬，它作为莫言小说的显著特点使动物性的书写成为必然，它们为动物性的呈现、展示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和空间。作者主要分析莫言对人类动物性的书写是如何通过狂欢的手法表现出来的。主要表现为：从狂欢化与动物性的内涵、意义及表现等方面来论证二者的异质同构性；情节的狂欢与动物性表现的契合。狂欢节庆的场景描写为动物性表达提供了场景，花子节、肉食节、雪节等诸多具有狂欢特质的节庆彰显的是食、性、颠覆文明社会的等级差别、生命平等等动物性的要求；运用“时空体”与空间理论论述东北乡这一具有狂欢性的时空体正是人类动物性得以张扬的必然空间。禁忌是对动物性的否定，是属于人类的特性，也是文明必不可少的特征。从这个空间的创始起，作者赋予它的意义是“有形的政权、无形的道德、残酷的现实、动荡的时事，统统奈何不了他们”，这里的法则和秩序是纯民间的（与官方相反的），它是土匪余占鳌们的世界，是被颠覆官方秩序的世界，是被食与性等动物性笼罩的世界，进而导致发生在空间中的一切也必须裹挟在它特定的意义之中。同时，本书分析了莫言小说的狂欢人物与动物性表达之间的密切关系。张扬动物性的狂欢世界会通过儿童的视角或傻子的目光，把被遮盖的丑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些狂欢人物在讽刺现实、解构庄严、颠覆社会秩序的同时，彰显的是人类的动物性：例如《檀香刑》中的小甲道出了人类的动物本相，《蛙》中的秦河说出了人类与动物的神秘关系。

五

从文化史角度讲，该书阐明了莫言的“动物性”创作在文化史上的意义。首先，作者梳理了“动物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何种面目出现在不同人的思考中，中国和西方在历史上如何从动物性视角看待人，这为莫言小说动物性创作与研究建立一个纵向的历史文化视角。梳理这样一个中西文化学术背景本身就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作者从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确定动物性与人类的关系，介绍了在西方文化史上四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中，较为重要的思想家对人类动物性的不同认识。古希腊时期，人类动物性达到了空前的飞扬状态，然而随着苏格拉底对理性的提出，动物性作为理性的牺牲品被掩盖和禁锢起来。在西方理性主宰世界的两千多年里，人类的动物性一直在人类视野的边缘暗无天日地漂浮，居无定所。人们或贬低它的价值或耻于谈及，又或者把它作为人类的隐痛避而不谈，从启蒙时代到尼采的横空出世，对动物性进行了重新定位。与之相并行的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对动物性的驯化，这同样是一个文明对野性的压制过程，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近代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对国民野性的强烈呼唤。在梳理了中西文化史关于动物性观点的过程中，可见莫言对前人的继承，同时在比较中，可以看出莫言在此方面的探索、努力和独特的贡献，他对人类动物性方面的文学践行有效地延续了此前近代知识分子的野性召唤精神，然而更重要的是：莫言注意到了动物性的多维性与复杂性，这不同于以往对动物性的单一观点，他对动物性的不同表现保持了理性的态度，这其中有呼唤、高扬，也有顾虑和担忧，与前人更为不同的是，莫言逐渐意识到解决人类本身的问题依旧是要靠强大理性的力量来完成，期待理性先导下优秀文化的生成，指引人类身体内部强大的动物性力量，使之在未来的文明中大放异彩。该书能够把人类动物性如此立体、多样地呈现出来，并纳入到一个高度的理性思辨之中，使莫言在中国文化史上关于动物性的思考成为当代的一块界碑。

动物性书写为认识人类本身提供了更好的视角；莫言的写作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中国人对动物性的看法；生命一体化的人类学视野赋予其作品世界性意义。另外，动物叙事视角的运用，突破经验世界的层面，为人类认识世界提供了新的角度，为认识论作出一定的贡献。因此，该书对发展莫言作品研究理论，扩展新的研究视域与研究维度，做出了新的探索，对当下的文学作品创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为当下作家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有效传递中国经验，传承中华文明、弘扬民族精神、歌颂伟大时代提供了一定的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