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薇

摘要：通过探讨地方政府发展农业保险的激励问题，为地方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借鉴思路。选取近年来各省具体数据构建数学模型，对政府财政分权制度、异质性区域的财政竞争情况和专项转移支付3个方面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地方政府对农业保险的影响。结果显示，地方农业资产的固定投资对保险财政未产生明显负面影响，反而能通过财政分权制度的牵引，共同促进农业保险的激励;在区域农业保险分配方面，地方政府没有明显偏向;总体的保险市场发展状况与地方农保具有密切联系。因此，地方政府应根据空间异质性特征完善保险激励体系，从而帮助农业保险市场健康发展。

关键词：激励体系;农业保险;地方政府;空间异质性;财政分权制度;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 F840.6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9）22-0321-05

现如今，各国政府为了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确保资本向农业领域投入，普遍采取公共财政补贴作为扶持和拉动农业发展的方式，以分担发展农业的多重风险，促进农业保险为其保驾护航。2007年，我国政府也将财政补贴政策推上了战略高位，对发展农业保险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就目前来看，一方面，虽然中央与各地方政府采取了联动补贴措施，但财政补贴的总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对较低;另一方面，各级政府补贴占据总保费的份额过大。由此可见，现有的补贴机制仍然不够完善，地方政府的政策偏向对区域农保产出具有重要影响。

整体来看，我国公共财政对农业保险的补贴项目有很多，例如为了提高广大农户的积极性，对农户补贴一定的保费;为促进农保机构的发展，采取管理费用和再保险的补贴措施;此外，还存在研发农业技术培训补贴、农业技术推广补贴等。然而对地方来说，地方政府的保险补贴只占总补贴2%。各地区农业虽具有异质化特征，农业保险的发展却存在相似的情形。通过对近年来各区域农业保险补贴的人均支出指数的研究，对比补贴支出偏差程度，可以发现各省财政补贴的偏离程度逐渐拉近（表1）。

地方农业保险补贴分别按照中部、东部、西部区内的人口平均数计算。T=∑Kk=1SikSilnSik/SiPik/Pi，Pi为i区内农村人口，Si为i区内农保财政补贴，Pik为i区内k省份农村人口，Sik为i区内k省份农保财政补贴;i为区域数量，且取值为1，2，3;k为各区域包含省份的数量，且K=11。

泰尔指数趋势表明，3个区域间偏离程度越接近，说明各地在执行农业保险的相关政策时，采用的激励体系相近，发展农保的行动中存在同质化现象（图1）。

因此，在现行的财政体系下，地方农业保险具有明显的总量约束和偏差缩小趋势。为研究地方政府对发展农业保险的激励作用，本研究选取2005—2017年的省级数据，从以下3个方面构建计量模型，即政府财政分权制度、不同区域的财政竞争及农业投资情况、保险市场发育程度对农业保险产出的影响，探讨影响政府财政偏向的因素。

1 现状综述和研究假说

农业是我国的基础产业，在大众生活和国家发展中起着类似稳定器的重要作用。我国从1994年开始实施财政分权制度，财政分权理论始终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农业的经济状态。曾婧等通过指数分析法得出，相对于技术条件和产业规模，政府干预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更大[1]。

我国农业保险补贴主要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农户共同承担。中央只有在地方财政部门和农户按比例承付保费的前提下，才会给予资金支持。所以，普及农业保险的责任首先落到了各地方政府的肩上[2]。在全国各省（市、区）的农业保险政策落实过程中，地方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分为固定比例、区域差异、自行协商3种分摊类型[3]。由于区域农业异质性，这些分摊类型都具有局限性，易使地方政府只重视财政投资而忽略民生问题。而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产出弹性只有维持在一定范围内，补贴效率才会达到最优[4]。因此，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施会激励农民生产决策，提高被保险农产品的预期收益，从而使农业生产方式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5]。

自2013年國家出台《农业保险条例》并实施以来，我国农业保险行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就我国的特殊国情而言，以政策性规制保障财政支出农业保险的制度，是管控农业风险的有效手段[6]。财政支出包括生产性公共服务支出和非生产性公共服务支出，鉴于农业保险属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所以易被政府选择偏向引导。中央补贴具有行业促进作用，而地方政府的农业保险行业普遍处于区域性差异下的各自为政状态。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的依赖程度越低，本身的财政自主性就越强[7]。因此中央财政制度的改革往往难以预防和弥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带来的损失[8]。

本研究以供给侧改革为背景，从财政分权制度出发分析地方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激励作用。分析如下：（1）总体来看，地方政府轻视民生工程投入的现象普遍存在，农业保险财政分配不合理，投资力度有待加强，农业保险市场存在巨大潜力，但在激励政策的引导下各地政府间的激烈竞争和财政分权体制对农业保险市场具有利好作用，能有效促进我国农保的发展。农业保险是民生产业，但地方政府对此认识不深刻。此外，地方农业产值、农业规模、地方财政等区域异质性因素也影响着地方政府的财政投资偏向。（2）近年来农村土地利用率提升，国家对农业投资力度加大，并大力鼓励新型现代化农业发展，由此促进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需求，相邻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也是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农业保险投资状况与地方政府财政偏向、决策公平性与决策效率具有显著相关性。（3）保险市场是农保实施的主体。农业保险市场除了受保险公司主体能力和经营状况影响以外，更受到市场效率优势的影响，但地方不同，保险市场层次结构对农业保险影响效果也有所不同。

据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假设一：地方政府受财政分权制度影响，具备发展农业保险的内生动力，但由于存在区域异质性，各地具有特征差异。

假设二：政府间竞争和农业投资促进农保支出，但财政分权制度与农业投资交叉影响，对农业保险发展有非固定干扰。

假设三：地方保险市场结构和效率与农业保险产出量具有一定相关性。

2 验证与分析

2.1 指标选定与模型构建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模型构建，选定以下指标：（1）为反映央地两级政府财政分权程度，引入各省财政支出与中央预算财政支出的比值——财政分权指数（cfdi）[9]。（2）为反映政府间农业投资的竞争和地方对现代农业的投资强度，引入各地人均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度与全国人均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度的比值——地方农业投入指标（cfin）。（3）地方农业投入和财政分权两者之间的内生关系和交互性不可忽略，特设定两者的叠加指数（ff）。（4）按照地方农业人口计算人均保费额，反映农业人口参加保险的程度，即引入保险密度Insurance Density（iden）。（5）整体保险市场的效率与农业保险市场相关，故引入保险密度的平方（iden2）。

选定解释变量：（1）考虑农业结构和规模的影响，选取农业保险产出指标（adep），即地方农业保费与人均生产总值的比值。（2）考虑财政制度的影响，引入以下控制变量：①农化指数（agdp）：农业产业生产总值与地方总产值的比值;②地方农业受灾频率（arate）;③财政自供给效率（frate）：公共预算支出与公共预算收入的比值;④时间变量y07（2007年之前设定为0，之后设定为1），y13（2013年之前设定为0，之后设定为1），以验证政策出台对地方农业保险的激励作用。

模型中，a表示第a省份，b表示第b年，αab表示截距，β1、β2和γ1、γ2分别表示对应解释变量的系数，ρ表示对应控制变量的系数，μ表示与时间地点变化不相关且难以测度的误差，ξ表示随机误差。

2.2 数据描述和统计结果

本研究选取中国官方数据统计结果，截取2005—2017年的各省份数据，用专业数据统计软件Stata 14.0建模进行检验。中部与西部补贴政策和政府行动均相似，为对比不同样本量的估测结果，将中西部共500个样本合并估计，并做出估计检测。主要变量统计见表2。

模型构建需测度变量间的线性关系，引入Pearson相关系数。此系数用来测定2个数据集合是否在一条线上面。当2个变量都是连续正态变量并呈线性关系时，一般用积差相关系数表现两者间的相关程度。系数的绝对值越接近1，相关度越强。

为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通常需要计算方差膨胀因子（VIF）。方差膨胀因子是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时的方差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时的方差之比。共线性严重程度和VIF值成正比。经验判断表明，当VIF超过100，表示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当VIF处于10～100之间，表示存在较强多重共线性;当VIF小于10，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表3列出相关系数和VIF的具体数值。Pearson相关系数的取值处于0.4～0.6之间，VIF均小于10，表明合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2.3 結果与分析

2.3.1 整体估测回归分析 为验证假设，设定6个模型对整体样本进行回归分析。首先设定2个随机模型——模型一和模型二。其中，模型一只考虑cfdi与adep的回归结果，模型二考虑cfdi和cfin分别与adep之间的回归结果。而后设置4个固定模型——模型三至模型六，逐步引入ff、iden、iden2、arate、frate、agdp、时间变量等因素。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随机模型一和模型二选择合理，可以顺应3个假设的条件。模型三至模型六等固定模型的Hausman结果均能一定程度上拒绝原假设。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cfdi对adep有正面作用，但显著性水平不够明显，因此cfdi对农业保险发展有显著且稳定的促进作用，验证了假设一。（2）cfin在模型二、三、四、六中显著性水平数值很低，说明农业投入与农业保险发展不具有显著相关性。ff在模型三和模型四中的显著性水平不一致，但在引入更多变量的模型五和模型六中，显著性检验水平均大于1%。说明农业投入和财政分权度结合对农业保险的发展有促进作用，农业投入强度越大，财政分权度对农业保险的影响就越大，部分验证了假设二。（3）总体来看，加入更多控制变量后，模型三至模型六的adep逐步提升，模型五和模型六的ff显著性水平均为正，表示ff对农业保险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iden和iden2的显著性水平也超过1%，表明保险市场对农业保险影响显著，验证了假设三。

2.3.2 分样本估测回归分析 表5为不同区域省份估计数值对比（前文已提到，将中西部省份数值合并估计）。从表5中可以看出，东部与中西部样本值不同，样本值越大，模型中adep的数值越有说服力，说明逐步引入的变量对结果有显著影响。对比分析得出：（1）东部地区的cfdi显著性水平只有模型六为负，其余均超过6%，影响显著。中西部地区模型中的cfdi均为正，说明财政分权指数对农业保险具有显著且稳定的正面作用，验证了假设一。（2）东部地区的ff和cfin显著性水平正负不一致，而中西部地区模型中的cfin显著性水平均为负，ff却呈现显著正面影响，验证了部分假设二。（3）中西部iden2显著性水平为负，说明保险市场发展与农业保险或存在负相关关系。假如整体保险市场发展不完备或存在结构层次不均衡的状况，农业保险经营也会受到相应的负面影响。此外，东部地区的模型六中，frate显著性水平为负，说明地方政府的农业保险财政支出与财政自给率存在负面联系，地方政府的财政决策更具灵活性。

2.3.3 用工具变量估测法降低估测偏差 模型构建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估测偏差，本研究采用工具变量估计法降低估测误差。工具变量选定cfdi和cfin的前1期数值。cfdi和cfin的相邻期值会相互影响，但此二者不受前1期数值影响，因此cfdi和cfin具有外生性，且与内在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说明选取合理。

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原模型的回归结果相似，解释变量cfdi和cfin对adep的相关系数、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均接近，说明本研究采取的估计方法和结果合理有效。

4 结论

财政分权制度对农业保险产出有重要影响，财政分权度越大，对保险市场发展就越有利。地方农业资产的固定投资对农业保险发展未产生明显负面影响，反而能通过财政分权制度的牵引，共同促进农业保险的激励。在区域农业保险分配方面，地方政府未有明显偏向。总体的保险市场发展状况与地方农保具有明显同向联动，当整体保险市场发展不完备或存在结构层次不均衡状况时，农业保险也会受到相应的影响。此外，地方政府的农业保险财政支出与财政自供率存在负面联系，说明地方政府的财政决策更具灵活性。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农业结构与产业规模不同，因而地方政府应根据空间异质性特征完善保险激励体系，重视农民需求，从而使农业保险市场在需求牵引下得到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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