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纪 鹏

（遵义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遵义563003）

1920年，华北大旱造成大量难民涌入天津，他们啼饥哀号，惨不忍睹。面对灾难，天津各界知名人士及慈善团体积极捐款捐物对难民进行施救，搭造窝铺供难民住宿，最终帮助难民渡过了难关。在此次救灾中，华洋义赈会不遗余力，为灾民募款捐物，赴灾区勘查灾情，实施赈济，为帮助灾民战胜灾荒，恢复生产，进行灾后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梳理这段历史，回顾华洋义赈会在救灾中扶危济困、救民于水火的大爱精神，在当下仍具有时代意义。

一、华北旱灾概况

1919年夏秋之交，华北大部分地区出现严重的旱情。据史料记载，“天津，天久不雨，河涸田坼。武清，由春至七月旱”[1]829，“京兆地区和直隶省在内的畿辅之地，几乎全境皆旱，大片庄稼仅收一分至三分，有的尽皆枯死”[2]102，“直省各县秋禾收成无望，赤地千里，即欲补种荞麦，亦无从着手。旱灾所致，各县灾民逃难者络绎于途，悲惨情形惨不忍睹”[3]。直隶省旱灾的危害程度，可以通过当时的物价记载体现出来：“保定以南亦有数个村庄收成尚佳，一村之中亦有三二里之收成者，实因土质关系，灾民始食槐树豆及榆树皮，此两者尚不难下咽，且滋养料甚佳，而后来则并无此之。新庄地方有人市，男子皆以十岁至二十三四岁者为限，其经纪人索大洋五角，幼儿则更廉矣，至于牛马牲口之价牛一头时值五元，马一匹值四元，或三元，驴一匹值二元或一元，鸡一尾值铜元十余枚，白面二斤可换鸡三尾。”[4]各地难民纷纷避逃来津，出关者已经有数万人。后因关外禁止输送，以致难民流落于天津，他们安身无地，度日无资，其数不可胜计。“直隶附近之灾民前往天津者至15 号止共有二十万人之多，其中有转往奉天、营口、大连以及口外各处者约有十八万之谱，现存在天津方面实有二万人。”[5]“来津灾民主要聚居南开一带，共分九区：第一区窝铺一千〇十个，第二区窝铺五百八十个，第三区窝铺一千八百四十七个，第四区窝铺五百个，第五区窝铺五百〇七个，第六区窝铺三百六十一个，第七区界限区划已定而灾民尚未迁入，第八区窝铺四百二十个，第九区尚未迁入。统计窝铺总数五千二百七十五个，人口总数二万五千八百十九人。”[6]这场旱灾明显表现出以下特点：受灾地域面积广大，涉及华北五省市；持续时间长，有些地方一年几乎无雨，赤地千里；受灾人数多，造成难民数量达上千万；多灾并发，其他灾害与旱灾叠加，让农民生活雪上加霜；人们流离失所，饿殍载途；旱灾造成物价飞涨，严重影响了人民正常生活与社会稳定，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本次自然灾害程度空前，引起了国内外社会的高度关注。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政府积极倡导救灾，鼓励民间成立慈善团体救助灾区难民。

二、华洋义赈会成立及其募捐活动

此次旱灾范围较广，受灾人数达2000 多万，引起社会各界普遍关注。旱灾发生后，北京政府立即展开了赈济活动。1920年8月21至26日，大总统徐世昌下令拨给山东、陕西、河南、直隶各二万元，对灾区难民进行救济。可是，每个省都有几百万难民，这点钱根本不能解难民燃眉之急。而且，地方军阀为了争权夺利，忙于战争，对人民苦难生活无暇顾及，消极救灾。

然而，灾区难民救济刻不容缓，既需要政府及时采取措施，也需要社会各界尽快组织起来，这为华洋义赈会的成立提供了一个契机。难民盼望被救济，社会各界知名慈善人士大声疾呼尽快成立慈善团体到灾区开展救济活动，这样社会环境也为华洋义赈会的成立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空间与现实基础。当时社会也应势成立了众多的救助团体，如何确立一个具有较高威望、极强凝聚力与协调力的团体，协调开展组织救灾工作，提高救灾效率，成为当时社会各界的迫切要求，华洋义赈会的成立充分体现了这一社会功能与现实价值。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20年9月28日，天津华洋义赈会成立。它是一个由众多中外知名人士共同举办的慈善组织，推定华、洋会长各1 人，华会长为吕海寰，洋会长为传教士福开森，总干事是章元善。天津华洋义赈会成立后立即向大总统、国务总理及各部总次长等全国政府要人，各慈善团体以及各报馆等发出通电，称该会是由直隶义赈会、天津租界救灾团双方联合组织，办理北五省旱灾赈济事务，公推梁如皓为会长，设事务所于天津青年会内。30日下午，义赈会开会议决：（一）调查灾民之数目；（二）调查公民有工作之能力男女灾民能否工作，能否织布；（三）调查灾民中之幼童有无人照管；（四）调查津埠空地以何处安插灾民为适宜，等调查完毕，以便筹议实行赈济方法[7]。9日晚，该会又在东马路青年会开会报告赈济办法、讨论赈务手续，并邀中外名人出席演说，邀请各界关心灾黎人士莅会[7]。

为了宣传灾情及募款，天津华洋义赈会组织西洋红十字会、耶稣教、妇女青年会、商务总会、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天津红十字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天津各报刊机关、天津各界联合会等30 余团体举行了万人游行大会，散放劝捐传单，热心情形皆露于言表[8]。组织如此大规模的义赈会大游行，在天津历史上是少有的。这次大规模募捐游行进一步扩大了人们对旱灾灾情的了解，开展灾民救济的紧迫感引起了中外人士的强烈共鸣。

国内各地慈善团体及热心人士也纷纷捐款汇往天津华洋义赈会。10月22日，天津华洋义赈会接收上海华洋义赈会拨款10 万元。11月10日，天津华洋义赈会将该款赈济灾民。天津华洋义赈会还收到上海华洋义赈会祝籣舫捐助衣服100 包共计1 万件；上海义赈会捐助新旧棉衣鞋帽等11 包共计13513 件及制面100箱。天津中孚银行捐洋五百元交华北华洋义赈会代为施放，并称再为募捐以尽天职[9]。天津华洋义赈会赈务股对各慈善社团的赈济活动做了调查统计：“普济急赈会，北京实业银行经理万景苍、张蔚亭于1920年阴历十月初间，赈济窝头，专担任五六西区。公司全五百六十余人，由南二区第八棚驻在所代放一百四十余日，用款约八千元。上海华洋义赈会第八次干事会会议决议在亚细亚煤油公司捐款内提拨洋一万元交华洋义赈会经收，第九次干事会议内拨交洋十万元，共计洋十一万元作为筹办粮食，散放灾区之用款。”[10]1921年4月16日，天津华洋义赈会收到上海华洋义赈会汇来捐款大洋5 万元，江苏宿迁捐来山芋3.4 万斤。此外，募捐期间天津华洋义赈会还收到安徽同善分社、桐城同善分社、杭州青年会等慈善社团以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如前安徽督军倪丹忱、台湾郑兆基之太夫人等的大量捐款。

华北各省出现的罕见大灾，也引起国外社会的极大关注，各国纷纷发起募捐活动。“1920年9月，英国政府向中国提供了50 万元赈款，并在国内组织多处赈济华北灾区的机构。10月，意大利政府拨出巨款购买救灾物资运到中国，10月下旬，美国驻菲律宾军司令克南表示，凡菲律宾捐助赈济中国旱灾的粮食等物，将由美国运输舰免费运输。”[11]67另据报道，“华北华洋义赈会将美国由菲律宾捐助玉米衣服等物照数接收之后即雇民船装载，请警护送运往安平施放，此项物品运到后即由该县就其周围受灾各县查实施放”[12]。“至31日止，华洋义赈会收到美国捐款三十九万五千余元。”[13]“4月3日，华洋义赈会又接到美国捐款四十七万五千元及国际统一救灾会解来赈款十五万元。”[14]此外，华洋义赈会还接到日本大阪高等工业学校中国留学生以及吕宋华侨等的国外捐款和捐物。该时期，国内外热心人士捐款数额巨大，救灾物资颇多。

三、天津华洋义赈会赴灾区积极开展救济活动

天津华洋义赈会一边筹款，一边采办赈粮对灾区散放急赈。1920年10月17日，天津华洋义赈会决议先发急赈，“肃宁玉米一千包，献县玉米一千包，大洋七千元，盐山玉米一千包，大洋二千元，海丰大洋一万元，沾化大洋六千元，又拨给津埠赈募股洋一千元，以上共计玉米三千包，大洋二万六千元”[15]。11月5日下午，天津华洋义赈会派员散放大小爱国布棉衣共四百余身给在南开的极贫困灾民。“8日，有大宗赈粮将运灾区，计玉米一千包，高粱三千包，商定用四支大船转运臧家桥转交河间县带领护照，使灾民早沾实惠。”[16]“华北华洋义赈会13日接派员雇用民船十六支，装载白米一千五百〇十五包，每包计重百磅，棒子一千石，每石计重一百五十斤，花生渣计四万九千八百六十三斤，报关领取护照运往河间发放。”[17]“华北华洋义赈会由南满购运高粱六百吨装运来津，19日换用民船，装载四百石由水路运往臧家桥交该会查放股收后再行就该处周围各县灾区分别散放。第二天，华北华洋义赈会查放股会议议决，前由南满购运的红粮分配南皮、庆云两县各三百吨，并分静海县衣服一千五百套，以便施放，将小米十五吨运赴沧县一带散放，并请警察厅捡派干练保安警察一名随运护。”12月30日下午，华洋义赈会查放股在英租界戈登堂开会议决：“由天津购粮二百吨，委托力牧师在徐州代购高粱五百吨，由火车运往该会赈济范围内灾区散放；该日所捐制面二百一十八盒，运往安国县散放，久大精盐一万五千袋，散放于本埠；购买五千担花生渣滓等物，散放沧县一千担、安国九百担、交河三百担、吴桥及故城三百担、河间、肃宁、献县共一千担、南皮五百担、庆云五百担、静海五百担；托贝大夫在献县购买白菜三十吨，运往沧州散放；交由刘主教会同安立甘教堂及伦敦教会高粱二百吨，散放于献县南部，未受赈济地方，散放宁河高粱一百吨，棉衣一千件。上海华洋义赈会来函声称，将汇来两宗赈款，每宗五万元，其中有一万元由佛教会依照会指导处分，其余九万元，用以购买粮食，运往下列各处散放：保定六十吨、卫辉府六十吨、河南义赈会一百二十吨、山东普拉梯领事所组织之赈济一百四十吨（以上系在本会赈济区域以外者），运往宁河交常牧师一百吨，河间、肃宁、献县一百吨，安国一百五十吨，沧县一百五十吨，献县南部二百吨（以上共计七百六十吨系在本会赈济区域内且须征求上海华洋义赈会同意）。”[18]12月30日，华洋义赈会交津埠赈务股久大精盐一万五千袋、棉衣两千件，由第一仓库起散放南开灾民[19]。因天气寒冷，灾民尚无衣服，华北华洋义赈会又开展了捐衣运动。“数日来捐助棉衣者非常踊跃，计有英界电灯房北二十九号李公馆居住江苏宜兴县汪女士助粗布棉衣裤三十身，英界小孟庄三多里周明焯先生捐助棉裤袄八十件，直隶同善分社经募归英侯先生捐助小旧棉衣十七件……以上各善士因该会调查确实认真，查放均择极贫者先行施予，故能使灾民实受惠。”[20]山西都督阎锡山捐助旧军衣4 千套，由天津华洋义赈会即行散放于灾重区。上海华洋义赈会捐助新棉衣1 万件，旧棉衣5 千件，由天津华洋义赈会散放。

自开办之日起至1921年1月18日止，天津华洋义赈会共收到美国、上海、天津诸善士捐来的赈衣鞋帽等物共计61626 件，其中已运往各地散放灾民的共计59239 件，合计净存2387 件[21]。据天津华洋义赈会统计，截至1921年2月16日，救济灾民已28 万余人[22]。3月，华洋义赈会采购股分配各县大量灾粮如下：“泊头红粮一千吨、青县五百吨、德县一千三百吨、桑园七百八十吨、连镇八百吨、武强小范镇八百吨、德州一千二百吨、沧县八百吨、商家林九百吨。”[23]另据报道：“华洋义赈会自开办以来，至民国十年四月时截止，所捐来赈粮估值共计大洋十五万三千三百十一元二角，购粮动支数目共计大洋二百四十四万四千五百二十五元四角五分。所放现款以及运输查放等费共计大洋二十万〇九百七十五元一角，赈品赈粮之总数共计四万一千八百九十六吨，受赈人数（均系极贫灾户受赈以麦秋为度）共计二百〇三万六千一百人。4月24日经该会查放股委员长德辅廊将收支查放详细情形编成赈务统计表，呈董事部核准，付之印刷，英文二千份，汉文五千份，由邮局分送各省中外机关各团体，以昭大信，其有分送未周者，可到东马路该会索取调阅，不收分文。”[24]

四、对天津华洋义赈会旱灾救助工作的评价

1920年旱灾再次唤醒了大众公共参与意识，上至耄耋老叟下至垂髫孩童都力所能及地为灾区捐款捐物。天津华洋义赈会也正是因此次旱灾而由中外知名人士自愿组织起来的一个空前广大的慈善团体。该团体成立的目的是对灾民进行灾荒救济，挽救并帮助那些苦难的生命渡过难关。该组织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募得大量捐款的原因有三个：一是该团体包含了中外知名人士以及政府高级官员。“华洋义赈会前身——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于1921年初成立全国急募赈款委员会，内设五股：政界股由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自齐指挥募集，外宾股由铁士兰指挥募集，学校股由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指挥募集，银行股由曾任交通银行经理的梁士诒指挥募集，宗教家庭股由刘芳牧师指挥募集。”[25]二是该团体对募捐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创新募捐方式，扩大宣传影响，获得了社会各界对灾区难民广泛的同情之心。该团体成立后向大总统、国务院总理及各部部长等致电求捐，向国内外社会各团体发出募捐请求，邀请演艺界进行义演筹募善款。在天津更是充分利用了当时在社会上影响巨大的《大公报》《益世报》等媒介对灾区进行广泛的宣传报道，扩大了此次救灾行动的影响，让人们充分地了解了灾情。三是该团体组织机构较为完善。救灾之前，华洋义赈会派出人员奔赴灾区进行了深入调查，掌握灾区实况，开展精准施救。华洋义赈会对捐款进出各事项及灾区状况进行了透明公示、及时报道，让热心人士知道他们捐款的去向及对灾区的重要性及灾区难民的感激之情。正是因为天津华洋义赈会秉承了博爱的救助精神，代表了社会的关注与盼望，充分地弥补了政府救灾的不足，因此获得了社会的信任与政府的大力支持，取得了募捐6848833.39元的骄人成绩，为帮助灾区人民渡过难关，恢复生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旱灾期间，天津华洋义赈会对北方各省捐款数量达数百万元，对灾区散放救济物资达数百万吨，拯救灾区难民数百万人，帮助北方各地难民渡过了严重的旱灾。在对难民施救过程中，天津华洋义赈会以天津为中心，惠及邻近各省、市、县，表现出了强大的号召力与组织力，最大限度地弥补了政府救灾不力的不足，赢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与充分肯定。

1922年11月，天津华洋义赈会集合了上海华洋义赈会、山东华洋义赈会、河南灾区救济会、山西华洋义赈会、汉口救灾会华洋联合委办会、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等中外合办赈团联合组成了统一的“华洋义赈会”。华洋义赈会在北京设总事务所，统筹全国救灾防灾事宜，并协调与政府专设机关的关系，统一支配赈款的使用。该会在灾区广泛开展了筑路、修渠、掘井等慈善活动，“将‘建设救灾’思想融入华洋义赈会的实践之中，为民国的防灾事业和乡村建设运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传教士的参与下，华洋义赈会累计主持或参与修成新路3263 公里，修理旧路2330 公里，修建大型水利工程11 项，支持冀鲁农村贷款掘井5727 口，并在河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陕西、四川等省组织合作社或互助组，增强了农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26]114。1935年，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下属会员达到十几个，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慈善赈灾团体。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洋义赈会被日军视作敌对组织，慈善活动被迫全部终止，人员及资料陆续内迁，服务于其他公益社团，直到1945年才复会。1949年9月1日，章元善在上海登报宣布华洋义赈会解散。这个民国时期最大的民间慈善机构就此进入历史，被层层尘埃掩埋。我们今天再次回眸这一段历史时，不应忘记华洋义赈会曾经为苦难的中国人民带来的生存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