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雷 磊

（三明学院 文化传播学院，福建 三明365004）

宋代开国以来，统治者十分重视文化发展，通过文化来教化世人，“圣宋以文化天下”[1]411。皇帝和臣子之间诗文讨论、交流频繁。有些皇帝，本人就是文学之士，饱读诗书，经常将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赐给臣子，与臣子唱和。如沈立在《海棠记序》中道：“尝闻真宗皇帝御制《后苑杂花十题》，以海棠为首章，赐近臣倡和，则知海棠足与牡丹抗衡，而可独步于西州矣。”[2]116沈立所记的是宋真宗以海棠为题，赐身边大臣附和。实际上，宋代皇帝与臣子之间的这种文学交流与讨论非常普遍，讨论结束后还把彼此唱和的诗文编纂成集，刊刻印刷，在皇帝与大臣之间传播。这种传播活动，或是皇帝主动赐给大臣御集，或是大臣向皇帝请求赐书，实现了书籍在皇帝与大臣之间的流动。本文就此流动情况，以所掌握材料，分别述之。

一、皇帝御集的编纂与出版

宋朝皇帝非常重视文集的编纂与出版。宋太宗就有《御制妙觉集》五卷传世：“恭以太宗皇帝抚宁万宇，宠芘群元，致周道之和平，发尧文之炳焕。游心释部，观妙真宗，演畅一音，辅昭至理。得灵山之密印，冠汾水之英辞。朕仰奉威神，思流金石，爰稽类次，式就编联，昭示无穷，用传景铄。宜以太宗《御制妙觉集》五卷编入佛经大藏。”[3]328-329从描述来看，太宗皇帝的《妙觉集》主要反映的是佛教方面的内容。另外，宋太宗还有诗集30 卷，为吕文仲所编。宋绶《吕侍郎文仲传》明确记载：“受诏集太宗歌诗为三十卷。”[4]268李虚己《真宗御集序》中也记载：“惟我艺祖，绍天觉民，赞述孔颜，道统复续。太宗继序，缉熙光明，皇文掞天，箫勺宇宙。臣文仲编为三十卷，臣彭年编为二百十四卷。”[5]257可见，宋太宗很注重文学创作，他在文学方面富有才华。

宋真宗文集数量也很多，不仅内容丰富，而且体裁多样，诗文歌赋、述论箴铭等，无所不包。李虚己在乾兴元年《真宗御集序》中道：

宋受命于穆清，五纬集奎，观人文，化天下。维三叶重光，真宗章圣皇帝浚喆钦明，体尧蹈舜，游意艺圃，积思书林。睿藻天葩，元化，庆霄在上，万物五色。宜刻玉板、藏金匮，垂训遥远，以三二典、七六经。天禧之元，月旅黄钟，日躔庚子，臣虚己裒次《御集》百二十卷，爰即禁庭，俯示丞弼……仲冬庚申，出圣制七百二十二卷畀辅臣。五年季春庚子，钦奉御集，尊阁天章，定著为三百卷……臣窃从太史氏钦觌集目，凡颂、碑、铭、赞之卷二十六，诗歌、辞章、乐府之卷一百十四，论、述、序、箴、条记、文书其卷四十，《正说》、《承华》、《要略》、《静居》、《玉宸》、《法音集》其卷四十有五，《春秋要言》五卷，胪分试题、表词，卷别七十，芸签钿轴，数盈三百，视滋福殿所观为益备。[5]257-258

宋神宗的御笔文字，由张舜民等人编修为3 册，然后进呈。张舜民《进御笔表》有证：

臣等言：昨奉敕编修神宗皇帝御笔文字者。王者出言而为令，风动于四方；圣人肆笔而成书，可传于后世……俾修御笔，首饬有司……臣等成书不敏，授简非工，徒殚夙夜之勤，何补丹青之治！其事目凡一十有八件，分上中下三册，谨具表上进。[6]283

范祖禹也奉旨编修神宗御笔文字。其中，御笔10 卷，目录1 卷，共11 册，编毕进呈。《进神宗皇帝御笔文字表》写道：

臣某等言：先奉圣旨编修神宗皇帝御笔文字，今已了毕者。出而为诏，见王者之深心；言则成文，表圣人之能事。著为轨范，属在继承。恭惟神宗皇帝天纵圣文，神资睿断。体虞舜之大智，躬夏禹之克勤，经纬万机，焦劳百虑。自朝至昃，而不遑暇食，昧爽待旦，以启迪后人。号令惟行，若风雷之鼓舞；指麾所定，如日月之照临。惟门下省审之司，实王命出纳之地，钦承圣画，洞察物情。谟训具存，真游已远。恭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并明御极，濬哲在躬。遹追燕翼之谋，仰对丕承之烈，将观成式，以起治功，申敕司存，俾加䌷次。编之简册，用资乙夜之观；烈于图书，永为大训之宝。臣等谬居职业，幸预讨论，迄奏成篇，愧无薄效。其御笔十卷、目录一卷，计十一册，谨具进呈。[7]276-277

范祖禹，字淳父，华阳人，嘉祐八年进士。除了编纂神宗集外，还协助司马光编纂过《资治通鉴》的唐代部分。著有《唐鉴》，献给哲宗，作为哲宗治国的鉴戒。《唐鉴》与《资治通鉴》两书不相上下，并重于当世。

吕文仲编宋太宗集，李虚己编宋真宗集，张舜民、范祖禹编宋神宗集，这说明宋代御集都是由大臣专门负责编纂的，基本上属于他编（臣编）。这种编纂方式与宋代文人集、家集等的编纂不同，宋代文人集、家集除了他人（比如亲人、朋友、门生等）帮助编纂外，很多是作者生前自己编辑。

二、皇帝向大臣赐御集

皇帝集编纂、印刷、出版后，一般会向亲近大臣赐集。神宗御集编纂完成后，赐予下面大臣阅读。对于这种分享活动，我们可从刘攽所写谢赐表中看出：

伏惟宸章下贲，蔀室为荣，祗荷宠灵，不任荣抃。伏以神宗皇帝圣天繇纵，道隆日新。受命穆清，飨国之历绵永；储思参两，稽古之事著明。亦犹唐尧之焕乎文章，夏禹之躬于律度。睿藻奋发，圣谟精深。写河汉之昭回，暴阳秋之和粹。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孝惟善继，文极化成，明发徽猷，继承祖武。不独秘河图于东序，严策府于春山，乃眷具赉，锡之副本。承宣室之顾问，尝耳训言；畏轩台之威令，恪遵遗法。感慕往遇，炫燿新恩，企耸怔忪，罔知所措。[8]43

大臣如果能够得到皇帝赐予的文集，就会感到无上荣耀，甚至会让御集世代流传，光宗耀祖。王禹偁在《为宰臣谢新雕三史表》一文中，记录了自己收到皇帝赐集后的喜悦心情与荣耀心理：

臣等伏蒙圣慈，宣赐《喜雨》歌诗共三首者。天时旱叹，圣虑焦劳，玄穹忽降于滂沱，睿藻遂形于歌咏。首蒙宣示，共极欢荣……连宵泛洒，率土昭苏，旱稼勃兴，丰年可望。缘圣情而有作，奋御笔以成篇。[9]296

材料记述了圣上作系列《喜雨》诗歌的原因及内容。当时天气干旱，不利生产，皇帝焦虑不安，劳心费神，忽然天降大雨，皇帝心情愉悦，作诗庆贺。王禹偁作为第一个受到圣上赠诗的臣子，自然感到十分荣幸。及时雨的到来，使得“旱稼勃兴，丰年可望”，君臣之间“共极欢荣”。

王禹偁，字元之，济州巨野人，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咸平初编修《太宗实录》，著有《小畜集》三十卷，《小畜外集》二十卷，《五代史阙文》一卷，《承明集》《奏议集》等。

皇帝还赐王禹偁《秘藏诠逍遥咏》和新印本《三史》等书。“伏蒙圣慈，赐臣等御制《秘藏诠逍遥咏》共四十一卷者……自合镌诸玉简，藏在名山，将日月以同悬，与鬼神而争奥，传于不朽，垂之无穷。”[9]295“伏蒙圣慈，赐臣等新印本三史书各一部者。伏以先帝好文，校雠三史，诸儒会议，绵历两朝，模印方行，颁宣首及。”[9]296

宋太宗也将自己所著《经史故事三十纸》分赐给下人。“至道初，上尝草经史故事三十纸，召文仲读毕，因刻石令内侍齐数百本藏江东名山福地，及分赐高逸不仕、敦檏有行、为州里所称者。”[4]268宋太宗还将所著《经史故事集》，分赐给一些不愿做官，但品德高洁，为乡人所津津乐道的高逸隐士。

皇帝赐集这一行为，是为了充分显示自己崇文重教的思想，鼓励下臣积极向学，进而起到教化作用。通过赐集，可以收买人心，有助于维护政治统治，有资于治道，具有独特的政治意义。臣子获赐，往往会受宠若惊，永久收藏，从而更加忠君爱主。

三、大臣向皇帝求御集

皇帝如果没有恩赐，有的大臣会主动向皇帝乞求赐予御集。比如，慕容彦逢在《乞赐神宗御集奏状》中写道：

右，某等叨冒宠灵，待罪谏列，当陛下绍述大有为之时，夙夜龟勉，期效万一。而材识卑下，加以闻见不广，不克尽知熙宁、元丰谟训之详，故期年于兹，涓埃无效。伏见神宗皇帝御集已成，故事尝赐两制以上臣僚。臣等出于迫切，辄昧万死，欲望圣慈，特赐臣等各一部，俾得研精覃思于其闲，庶几备顾问、论朝政，闲有依据，以称陛下优假谏臣之意。臣等不胜大愿。谨录奏闻，伏候敕旨。[10]170

慕容彦逢求赐御集，一方面是为了讨皇帝欢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讨论朝政问题时有所依据。又如，夏竦在《宫使乞降御制御书表》一文中写道：

伏望圣慈特赐御制御书应曾出赐臣僚者各一本，于玉清昭应宫集禧殿左右严密收掌，许道众观仰。今后御制并乞降一本，令本宫编次。[11]22

夏竦不仅请求皇帝降付御制御书，还请求降付玉清昭应宫，供道众观看。

不管是皇帝主动赐御集，还是大臣主动向皇帝乞求赐予御集，都是御集这一特定形态书籍在皇帝和大臣之间的人际传播行为。如果赐予多人或者多人向皇帝请求御集，则是御集的群体传播行为。无论是人际传播还是群体传播，都是以书籍作为媒介，来沟通有无，传递信息，实现信息的上传下达和下传上达。统治者通过信息的交流和传播，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信息在这里起着润滑剂的作用。

也正是由于皇帝本人的喜好和倡导，宋代形成了文集出版的良好风气，文学作品得以不断传播。宋朝皇帝带头出版自己的作品，体现了皇帝保存本人作品的意向，他们的作品一般保存在徽猷阁、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敷文阁等地方，“伏见祖宗朝置龙图、天章、宝文阁，以藏列圣御制述作……伏望明诏有司，祗循旧章，亟加营建”[12]299。这种传播意向对书籍的大规模印刷传播与普及，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也为宋代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持和政策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