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凌杰，洪家琪

（1.上海师范大学 古籍所，上海200234；2.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215006）

中国古代礼制史研究一直都是史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而作为五礼之一的凶礼，特别是凶礼之中的帝王丧礼自然也引起了学者较多的关注。自从发现《天圣令》以来，有学者提出借助复原《天圣令· 丧葬令》之机，重新审视整个唐宋时期的丧葬礼制。因此，基于目前唐宋礼制研究方兴未艾的大背景，笔者对学界唐代丧礼中最高等级的帝王丧礼研究成果进行评述，以期对其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一、唐代帝王丧葬礼制研究综述

中国素来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无疑渗透在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礼记· 礼器》有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由此可见，礼及礼制非常之繁复，小到饮食作息，大到邦国交聘，都体现出礼的外延，也无时无刻不受礼的约束。

虽然礼的条文较多，但按照传统的认知，可分为“吉、凶、军、兵、嘉”五类，即“五礼”。而“凶礼”部分，又可细分为“丧、荒、吊、禬、恤”五类，指诸侯国之间遭遇天灾而互相哀悼、慰问以及求援互助的礼节。自秦汉以后，中央集权制度建立后，礼制也发生了转型，即从原来的王权礼制时期进入了集权礼制时期，诸侯邦国的消失自然也导致凶礼内涵的转变，荒、吊、禬、恤统统被整合为政府荒年抚恤灾民的内容，但丧礼的内涵却在不断丰富，以致后世礼典多以丧礼指代凶礼。就唐代帝王丧葬礼制的研究而言①，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不同的研究方法与趋势。

在唐代，《贞观礼》《显庆礼》都以丧礼为重要部分，之后的《开元礼》更以研究丧礼为重点。就现今《通典》中留存的《开元礼纂类》而言，其丧礼部分多达200 余条，几乎占全书的三分之一。此后宋代的《政和五礼新仪》《文献通考》等书依旧将丧礼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承袭。而对古代丧礼研究集大成莫过于清代，清代盛行考据之学，对传统史书中丧礼部分的沿革及流变考据相对清晰。其中以徐乾学的《读礼通考》为典型。此书仿朱熹的《经传通解》，不仅回溯《仪礼》《周礼》《礼记》中的丧礼篇，而且兼采大、小戴礼记，参照《开元礼》《通典》等礼典所立纲目，分为丧期、丧服、葬仪等8个门类，内容丰富，对当时丧礼研究学者影响较大，被称“古今言丧礼者，盖莫备于是焉”。此后秦蕙田《五礼通考》、胡培翚《仪礼正义》等都对丧礼进行了相对精细化的研究。此类种种，不复赘述。总体而言，虽然封建社会时期的有关丧礼著作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实际上对帝王丧礼的研究还是较为缺乏的，笔者所见仅有《后汉书》中留存的《大丧纪》，《通典》中保留的《大唐元陵仪注》以及《文献通考》中的《国恤》。究其根本原因，盖因于帝王丧事，非臣子所宜言，要避讳。

民国建立以后，学者对于丧礼这一传统礼制开始了系统化探讨。如祝止岐《中国丧葬制度考略》、继明《中国丧礼源流考》、钱穆《论古代对于鬼魂及葬祭之观念》、何达《中国古代殉葬考》等，都对中国的丧葬礼制有所探讨，但相对较为单薄。新中国建立后，大陆学者有关丧礼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从礼制的角度论述，构建其流变及影响。姜伯勤在《唐贞元、元和礼的变迁——兼论唐礼的变迁与敦煌元和书仪文书》一文中指出，元和时期是唐代礼制急剧变化的时期，开元礼与开元后礼产生了分化[1]449。而陈戌国持相反态度，其在《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一书的第二章唐礼中，用大量的笔墨论述了丧葬礼，认为《大唐开元礼》与所谓的开元后礼内容并无不同[2]431-788。由于其书著成较早，故起到了发凡之功。任爽《唐代礼制研究》是对唐代礼制的专题性梳理，其中较大篇幅介绍了凶礼的流程与规范[3]1622-2111。刘安志《关于〈大唐开元礼〉的性质及行用问题》一文认为，《开元礼》在唐代基本上是得到行用的，其中的不少原则规定仍在唐代中后期的礼仪生活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4]40-56。吴丽娱在《对〈贞观礼〉渊源问题的再分析——以贞观凶礼和〈国恤〉为中心》一文中认为，《贞观礼》的《国恤》篇和凶礼主要继承了北朝礼和隋礼，同时也受到了南朝礼的影响，《国恤》可能有采自南朝成分而入贞观改礼二十九条的内容[5]。上述从礼制角度对丧葬礼的研究，部分地涉及了唐代帝王丧葬礼制的内容，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帝王丧葬礼制奠定了基础。

第二，从丧葬的角度论述，通过考察丧葬流程研究当时丧礼的运行。关于丧葬，通史性的著作主要有：罗开玉的《丧葬与中国文化》是较早研究传统葬礼文化的专著之一，逐一探讨了历代丧葬对文化的影响[6]；徐吉军和何云翱的《中国丧葬礼俗》，不仅对先秦到现代的葬礼进行了梳理，更对不同民族的葬礼风俗进行了考释[7]；徐吉军的《中国丧葬史》对历代丧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8]；万建中《中国历代葬礼》[9]、陈华文《丧葬史》[10]、张剑光《入土为安：图说中国古代丧葬文化》[11]、李玉洁《先秦葬礼与祭祖研究》[12]、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13]等，对研究唐代帝王丧礼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对唐代丧葬礼进行总论性的研究则有乐卓莹《唐代丧葬典礼考述》[14]，此文主要考述了唐《开元礼》中记载的具体丧葬步骤，并一一介绍了其流程的来源与实行的情况。因为其引用材料较多平铺直叙，并没有对丧礼背后的社会根源进行具体的深化研究，所以有流于表面之嫌。专题性研究则更为具体，以具体社会阶级作为研究对象，能够较为深入地考析丧礼与社会阶级的互动性问题。如李振东《唐代官员丧葬制度探析》[15]与李琼《唐开元前墓志所见官僚阶层的殡葬礼俗——以〈唐代墓志汇编〉为核心》[16]，前者总体概述唐代官员丧葬的流程，后者则以墓志为切入点研究唐代官员的丧葬习俗，清晰地分析了官员丧礼涵盖的社会背景；朱鹏东《唐代赗赙礼俗研究》[17]与臧莎莎《唐代赙赠制度研究》[18]都以丧葬礼中吊唁者对死者家庭赠送钱财为研究视角，讨论了唐代的赙赠制度；朱莉华《唐代哀册文研究》[19]认为撰写哀册文的过程也是家族观念重塑与强化的过程；吴羽《敦煌文书〈阴阳书·葬事〉补正数则》[20]在考辨敦煌文献中所残留的《阴阳书》时，结合邓文宽《敦煌古历丛识》及《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中的《各星命月中建除十二客与纪日地支对关系表》《六十甲子纳音表》《干支五行对照表》，纠正了《阴阳书》中的一些错误，其中对阴阳葬日的推算为唐代丧葬中风水及送葬日期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第三，从考古的角度论述，由陵墓的形制、陪葬的明器反推唐代丧葬礼的过程与规范。较早的成果可见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21]一书。此书试图通过厘清中国陵寝制度，特别是秦汉陵寝制度，探讨其发展变化的线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后有学者提出将考古与礼制结合研究，如齐东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祔的葬墓》一文，提出对魏晋南北朝墓葬研究要结合当时社会礼制加以综合考量[22]。此后，不断有考古学者呼应此观点，如在唐代帝陵与帝王葬礼结合的研究上有沈睿文《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23]和英卫峰《唐代帝陵陪葬陵研究》[24]，两者都是以唐陵研究为核心，通过考察帝陵或陪葬陵的空间分布，去构建唐代帝王丧葬礼制中的等级观念。以上种种，从考古角度研究丧礼，避免了单纯从文本到文本的简单赘述，一定程度上能为唐代丧礼研究提供实物支持，也有利于对中古时期丧葬礼制的深入探讨。但考古有个较为直接的弊端，即经常会出现出土文物与文献记载不相符合的情况。造成此情况的原因较多，如当时埋葬时并不是严格遵循礼俗规定，后世的地质变迁与人为盗掘致使墓地与文物损坏等。因此，如何解决文献与出土实物不相符合的问题，成为摆在考古学界与历史学界面前亟待解决的难题。

第四，从跨学科研究角度论述，将丧礼与其他学科结合，突破了单从丧礼内涵进行研究的传统，视角更为宽广。如在丧礼与法学互动研究上，自从戴建国在《天一阁藏明抄本〈官品令〉考》[25]一文中公布宁波天一阁明钞本《官品令》实则是北宋时期的《天圣令》，使人关注到其后附有的唐令中包含有《丧葬令》，这为唐代法律与丧礼结合研究提供了可能。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了《天圣令》整理课题组，其中负责丧葬令整理复原工作的吴丽娱，在《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26]与《礼与中国古代社会· 隋唐五代卷》[27]两书中，皆将丧葬礼与唐律结合加以研究，是唐代丧葬礼制最新的成果。特别是前者在如何叙述帝王丧葬礼制的流程，以及如何发现与考辨其他史料中可能涵盖有唐代帝王丧葬礼制的内容等方面提出了可供借鉴的思路。此后，丁凌华《五服制度与传统法律》[28]一书，结合丧礼中的服制与法律，研究服制的流变与当时社会家族主义，诸多论述不乏新意。王铭《亡魂的宇宙图式：唐宋丧葬仪制与信仰研究》一文，将丧葬礼制与人类学研究相结合，从明器的组成及其内涵与对应的天文意向，论述了唐宋丧葬礼对于死者的尊崇精神[29]，为丧礼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颇有新意的视角。

除了大陆学者的研究外，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的学者对唐代丧礼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形成了不少值得关注的学术成果。台湾学者以甘怀真、高明士等人为代表，主要对丧礼中的祭祀与家庙进行了细致的研究。甘怀真《“旧君”的经典诠释——汉唐间的丧服礼与政治秩序》一文，对《礼仪· 丧服传》进行了解读，认为皇帝制度并非定于秦始皇，而是在儒家经典的传承中不断确立，丧服礼是对君臣关系的规制[30]。高明士《皇帝制度下的庙制系统——以秦汉至隋唐作为考察中心》一文，以帝王祭祀中的庙制为中心，对秦汉至隋唐时期以宗庙为代表的庙制系统和学校中以孔庙为代表的道统庙制系统的具体形态，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31]。高明士的学生张文昌在博士论文《唐宋礼书研究——从公礼到家礼》，对唐宋时期的礼书进行了详细的考辨[32]。此外，卢建荣《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一书，利用阶级分层理论，将北魏隋唐时期的死亡做了细致的划分，并分析了多种死亡文化[33]。日本学者以仁井田升、池田温等人为代表，主要对唐令、唐丧礼复原与行用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如仁井田升《唐令拾遗》[34]和池田温《唐令拾遗补》[35]两书都对唐令进行了辑佚，其中对《丧葬令》的复原为研究丧葬礼提供了便利。在唐代皇帝丧葬礼的研究上，来村多加史《唐代皇帝陵的研究》一书，分为上、下编，上编对于唐代皇陵形制、风水、建筑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下编则对《大唐元陵仪注》中的丧葬礼进行了考述[36]。金子修一对中国古代的丧葬礼有着持续且深入的研究，其论文多收录在论文集《古代中国与皇帝祭祀》中，他认为祭祀这一制度从汉到唐基本无变化，而唐代皇帝亲祭则是强化政权的手段，相比日本，祭祀更显得世俗化[37]。此外，他耗费十余年之功，对记载唐代皇帝丧葬礼内容的《大唐元陵仪注》进行了整理与辑佚，最终编成《大唐元陵仪注新释》[38]。这是迄今为止较为完备复原《大唐元陵仪注》的学术成果，对研究唐代皇帝葬礼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二、对唐代帝王丧葬礼制研究的思考

“礼”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丧礼是终极之典，举办帝王的丧礼具有严格的礼制。这不仅体现了生者对死者的追思，更体现了一个王朝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对于唐代帝王丧葬礼制的研究，除了日本学者来村多加史写的《唐代皇陵の研究》外，学界几无对唐代帝王丧礼的专题性研究成果，或仅在通论性礼制著作中用一章或一节提及，或仅探讨丧礼中的某一个方面，缺乏对唐代帝王丧礼较为宏观的把握。

首先是复原唐代帝王丧葬礼存在着文献不足的情况。在武后时期，由于许敬宗建议删去《国恤》篇，使得帝王礼制没有了具体的礼制规则。《新唐书·礼乐志》载：

《周礼》五礼，二曰凶礼。唐初，徙其次第五，而李义府、许敬宗以为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去其《国恤》一篇，由是天子凶礼阙焉。至国有大故，则皆临时采掇附比以从事，事已则讳而不传，故后世无考焉。至开元制礼，惟著天子赈恤水旱、遣使问疾、吊死、举哀、除服、临丧、册赠之类，若五服与诸臣之丧葬、衰麻、哭泣，则颇详焉。[39]441

由此可知，许敬宗建议将有关天子丧葬礼仪的《国恤》篇删去，这致使以后皇帝龙驭宾天之际只能“采掇附比以从事”，没有了具体的规范，从而使正史对国恤礼制缺载。德宗时期，颜真卿在担任代宗丧葬的礼仪使时所撰写的《大唐元陵仪注》，记载了唐代宗死后丧葬的礼仪流程及规范，并因被《通典·礼典》采用而流传于今。但是，它终究不是《国恤》篇本身，无法从其中得知帝王葬礼在唐朝的沿革情况。也正是因为唐代有关丧礼文献失传，致使目前史学界针对礼制的一些讨论处于自说自话的状态。如在礼典与法典的研究方面，由于《贞观礼》《开元礼》皆已失传，那么有关唐初丧礼的部分究竟承袭于何处呢？吴丽娱在分析丧礼中的国恤时认为，此部分延续自南朝仪注。那么其他部分的丧礼来源于何处呢？对此现今学界已有多种说法，但相互之间存在着抵牾之处，致使彼此并不能完全说服对方。又如学界对于唐初有无“格、式”这种法律类型的问题，也有不同的观点。

其次是考古学的局限性。有学者提出可以通过唐陵的遗存去反推唐代帝王丧葬礼制的具体流程，笔者认为这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实现。如同陈寅恪认为的那样，唐代是一个带有胡族色彩的政权，它对传统的儒家礼制不会死板地遵守，常常出现因帝王意志导致原有礼仪准则备而不用的情况。比如，《旧唐书·舆服志》载：

四望车，制同犊车，金饰，八銮在衡，青油纁，硃里通幰，硃丝络网，拜陵、临吊则供之。自高宗不喜乘辂，每有大礼，则御辇以来往。爰洎则天以后，遂以为常。玄宗又以辇不中礼，又废而不用。开元十一年冬，将有事于南郊，乘辂而往，礼毕，骑而还。自此行幸及郊祀等事，无远近，皆骑于仪卫之内。其五辂及腰舆之属，但陈于卤簿而已。[40]1933

这使得后人通过考古反推礼制本身的运行存在难度。如何解决文献与考古两者的抵牾之处，不仅是摆在考古学者面前的难题，也是研究唐代礼制史学者亟待解决的问题③。

最后是文献整理方面。有关唐代丧礼记载的文献较少，学界对丧礼文献的整理也存在不足。比如《开元礼》的丧礼部分，现今学界对其还没有出版标点本。又比如敦煌书仪，虽然赵和平对吉凶书仪进行了初步的整理与订正，但在一些词汇的解释、作者的生平事迹以及不同书仪之间的延承关系上还需要进一步地厘清。

总而言之，尽管学界对唐代帝王丧葬礼制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但大体呈现出相对薄弱的现象。笔者不揣冒昧，认为推进该研究还要做好以下工作：第一，从法典的结合，特别是礼法交融的角度，对帝王丧葬礼制背后的法律条文如《唐律疏议》与《丧葬令》中留存的针对帝陵保卫措施的条文等进行推导，进而发现其中包含的礼制色彩。第二，比对礼典，探寻礼典背后的政局对不同帝王丧葬规格的影响。比如，唐前期几代帝王皆对礼典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移，而到了玄宗时期，由于《开元礼》的颁布成为正式典章，玄宗的葬礼必定是礼制较为完整的，因此对其葬礼的研究可以看出唐代帝王丧葬的基本规范。第三，与前后朝代的联系比较可成为研究突破的一个方向。比如，有关唐代帝王丧葬礼制的规定早在《江都集礼》中就有所体现，而后世宋代《宋会要辑稿》中包含了大量的宋代帝王丧葬程序，通过对比这两个朝代的帝王丧葬礼制，可以找出哪些部分是一直延续不变的内容，哪些是随着时代改变而抛弃的内容，从而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唐代帝王丧葬礼制的变化。第四，可采取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如将文献学与考古学结合，吸收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等，将丧礼放回到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下去讨论，利用出土的墓志、哀册文等文献，为唐代帝王丧葬研究打下更为深厚的基础。当前，学界对礼制史的研究更为深入，取得了较为新颖的论断与理论④，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礼制史研究不断深入的影响下，唐代帝王丧葬礼制的研究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层次。

注释：

①学界对唐代礼制学术史的研究综述较多，比如朱溢《隋唐礼制史研究的回顾和思考》（《史林》2011年第5 期）在对隋唐礼制史进行全面回顾的同时，粗略涉及了唐代丧葬礼研究内容；郎洁《近三十年来中国古代丧葬史研究综述》（《大音》2012年第1 期）属于对丧葬史的专门性学术史综述研究，粗浅分析了唐代帝王丧礼；杨英《改革开放四十年礼学与礼制研究》（《孔学堂》2018年第3 期）对古代丧葬礼也有探讨研究。

②对于如何解决文物与文献相抵牾的问题，沈睿文认为传统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形成后会根据实际发生增减，因此不能拿文献中记载的静态的规定去认识动态的墓葬；荣新江则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因此墓葬中会出现许多遵从实际的具体做法，在由文献与考古上升到理论阶段时就会面临实物与文献不合的情况，这时应该进一步做出符合实际的分析。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见《两个世界的徘徊：中古时期丧葬观念风俗与礼仪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11 页。

③汤勤福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礼制的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研究》结项会议上提出中华礼制的发展时期按顺序可分为前礼制时期（海岱大汶口―龙山文化之前）、王国礼制时期（海岱大汶口―龙山文化）、王权礼制时期（夏商周―战国）和集权礼制时期（秦统一之后）。此理论的提出为礼制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