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勇

（广东理工学院 基础课教学研究部，广东 肇庆526100）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文艺创作取得的成就，同时也指出在文艺创作领域里仍存在着“脱离大众”“脱离现实”“虚假臆造”“浮夸浮躁”等问题，指出“文艺只有根植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1]317，并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1]319。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谈及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时，提出要“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2]。习近平的系列讲话是对我国文艺创作的正本清源，为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明确的创作要求和方向指引，吹响了现实主义文学的集结号。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必将以全新的姿态重新起航，并回归文学场域的中心，不断攀登新高峰。

一、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溯源及概观

“现实主义”虽然最早由德国诗人席勒提出，但是作为文艺的一种创作原则或方法，从《诗经》中的民歌叙事开始，我国文学一直延续着“现实”的传统，践行着写实的创作方式。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因为现实主义精神，出现了一个个文化巨擘，如司马迁、陶渊明、陈子昂、杜甫、白居易、陆游、辛弃疾、关汉卿、曹雪芹等；因为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留下了浩如烟海的经典之作，如《国风》《史记》《古诗十九首》《汉乐府诗》《兵车行》《窦娥冤》《西厢记》《水浒》《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可以说，现实主义是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史的主线。

现实主义文学凭着自身的坚实性，也一直贯穿于20世纪中国的文学史。在20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的转型中，现实主义思潮发挥着主导作用。西方文学观尤其是俄国现实主义与“五四”启蒙思想的融合，促成了我国带有明显“五四”标签的现实文学。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曾提出“写实文学”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并主张“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3]6。虽说当时的文学作品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只是包含了现实主义因素或反映了现实问题，同时缺乏一定的理论支撑和哲学基础，但也建立了独特的审美形态。批判封建传统、推崇独立自由、渴求民主解放和关心民族命运的“现实”精神，尽管有着很强的社会功能性，但客观上对当时的文化启蒙和社会变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说到20世纪前、中期的文学成就，人们自然都会想到“鲁郭茅巴老曹”和“赵丁艾”，他们都继承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并在不同维度上将其发扬光大，留下了一部部现实主义的文学经典，也成就了一座座现实主义文学的巍巍高峰。需要提及的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直接推动了革命现实主义文学高峰的到来。革命文学有着很强的阶级意识和政治属性，不可避免地抹杀了文学的审美性和艺术性，却使人民化和民族化的文学实践得到极大拓展，这一时期文学在对现实反映的深度和广度上取得重大突破，且奠定了我国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基调，加之受到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想的合力影响，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十七年文学期间，有着鲜明“政治化”倾向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文学的主要形态，并成了我国当时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

新时期“伤痕”“反思”“改革”文学中的观念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纠偏和现实主义新秩序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各种反思、检讨和批判，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慢慢得以回归。以“改革文学”代表作家蒋子龙为例，其将眼光投射到以改革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现代社会变革进程中，并从中表现人物的变革精神和矛盾心理，有着鲜明的时代叙述性和社会真实性。值得一提的是，“改革文学”中的“现实”开始展现生活，日常生活叙事开拓了现实主义的视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受到西方多元文论思想尤其是现代主义的冲击，寻根派、先锋派、现代派的创作理念和标准日渐兴盛，并成为主潮，现实主义陷入困顿和沉寂。作为一种根植于民族的文艺传统，现实主义并未完全沉隐，而是在受到并接受挑战中开始自我救赎和自我审视，放下身段接受其他流派的文学观念，求得共处、共生。事实证明，现实主义选择吸收、融合其他学派的理念和方法，从而促成自身的多元化，是一条现实又正确的道路。20世纪90年代中期，现实主义文学凭依强悍的生命力以新变形态如反腐文学、官场小说、底层文学等又再度崛起，更靠近“人民性”的文本叙事和现实叙述无疑进一步地拓展了现实主义的生存空间和审美视野。受其他多元理论的滋养和世纪交汇时空切换带来主体思想解放的影响，之后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空间变得更加自由，理论视野也变得更加宏阔、规范和成熟。

二、新时代现实主义回归的逻辑依据

现实主义最基本的特质是再现性和写实性，通过对客观社会现实生活的真实还原来揭示现实矛盾和社会规律，并表现人生意义。随着时代的演变和文化语境的转变，现实主义的再现方式和风格特点也在不断变化。现实主义的范式面临着当代转型的问题，诸多如超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现代（后现代）现实主义等不断登场，其间伪现实主义是形而上现实主义还是现实主义的新变形态，我们在此不逐一而论，但的确表明现实主义存在着泛化的现象或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再现危机”。如此一来，是否真如某些学者所认为：现实主义衰落了？已没有生存的空间？已被现代主义取代？然现实主义并没有沉潜，更没有消亡，只是其古典范式或已寿终正寝，只是在当代转型中暂时退守一隅而选择自我默默探索而已，只是没有集中化形成一个统一的派别而已。诚如有学者言：“由此看来，再现危机非但没有导致现实主义的危机，反倒成就了现实主义自身的变革。”[4]31

数字媒体技术为人们打开了辽阔而又多元的虚拟世界，人们似乎对真实的生活世界渐渐失去兴趣，以致文学对真实世界的再现也日渐行远。虽说“生活”“现实”似乎慢慢远离文学的关键词词汇库，但我们也要看到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正逐渐涌现，并有燎原之势。时代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和文学审美自身的发展诉求正合力促使现实主义文学回暖，其回潮之势已不可避免。一方面，波澜壮阔的40年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提供了丰富的文学素材和人物典型，这些素材和典型来自人们真实的社会生活，体现着时代社会变革的步伐和人民改革探索的精神。中国人民的社会实践内容是深刻而广泛的，是令人感动而激昂的，社会生活的真实、可感及人们对国家、社会、个体发展命运的重大关切，促使文学转向对人民和民族的现实叙事。另一方面，近30年中，中国文学不断受到西方多元文艺思潮和文学创作手法的影响，中国文学场表现得很亢奋也很热闹，文学的边界和范式已大为拓展。但沉静下来，体现中国民众审美范式的审美形态并未得到有效建立，代表我们民族特质的现实主义文学也没有成为文学主流。或许我们能从“先锋作家”格非、苏童、余华等作家的现实主义转向以及“寻根文学”的创作归旨中看出，国外的创作经验和手法并不能持续健康地促进中国文学的发展，还得回归、遵循我们民族自身的文化心理和现实主义文艺传统，向更深远的现实关怀漫溯。中国文学、文化的现实主义精神就是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活水。

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回归和新装启程是内外因合力的结果，外因如文艺政策的调整、文学语境的转变，内因如文学自身审美规律的迭进。近年来，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官媒和文艺界针对文艺创作领域扭曲现象的合力纠偏，以及文艺指导政策的重新调整和全新解读，都给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注入了强心针。建构社会主义文化需要深厚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介入，文化反思需要直面生活、生命的现实主义文学的介入。在纪念改革开放40 周年大会上，现实主义作家路遥和蒋子龙被评为“改革先锋”，大会肯定他们的文学创作见证和推动时代进程的同时，无疑也表明人民对现实主义文学有着更多更高的期待，或可说明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业已回归文学主流。不妨大胆判断，今天文学创作重归现实、时代、人民的诉求也是一种审美突破，在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史上是具有历史转折性意义的，内外合力将促使现实主义由集大成迈向成就伟大作品。

三、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中国范式

在文学语境转变的背景下，在现实主义与当代多边文艺创作手法的对话中，现实主义的内涵、形式发生情境性位移已是不争的事实。现实主义也必须适应时代发展，打破传统一元的审美范式，融会其他的诗学观念，构建属于新时代的审美新范式。

（一）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为指导，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价值取向

文学反映的是社会人，而社会人是深受政治生活、意识形态影响的。现实主义文学也就难以回避政治的影响，且必须要反映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文学要为社会建设服务，并不是说要将文学沦为政治的工具、武器、奴仆，而是在坚持自身艺术的独立性和表现的自主性的同时，去肩负社会责任，关注民族命运和社会发展，抚慰人民精神生活。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论体系为指导思想，坚持为人民、为时代、为民族服务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人民创造了文学，文学又丰富着人民的精神生活，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决定着社会主义文学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文创精神，必须解答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人民的困惑，必须表现改革发展中人民的奋斗意志和创新精神。通过塑造各种各样、真实可感、血肉鲜活的社会主义新时代新人形象，激励民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激发其无尽的创造力。众多体现人民理想和时代精神的创作者、建设者就是时代新人，就是文学中的典型人物。

再现人民精神、讴歌时代风尚和展示民族特质是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旋律。2019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强调：“文艺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要坚定文化自信、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5]此论一方面指明了文学家创作的责任担当和历史使命，另一方面也指出我们的现实主义风格文学作品应该为时代和民族而抒写。“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6]作为文艺核心之文学当然更是如此。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丰硕成果不是唾手可得的，现代社会的转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西方国家的阻挠中艰难前行的，是不断激发民众创新精神和奋斗意志的过程。回首过往，我们的文学有没有表现这个时代？在精神上又提供了什么？应该说，过往文学的表现是不完全称职的，文学发展明显滞后于社会、时代变迁的脚步。

回看19世纪西方的现实主义文学，我们会折服其思想之精深，而比照当前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可能会认为“我们仍然是滞留在现实主义的表层，而没能够进入到现实主义的深层结构之中”[7]。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涌现是基于资本主义发展中社会的急剧转换、生活的断裂和人性遭受扭曲这一时代背景。社会的快速切换和转型是催动现实主义文学走向高峰的基本前提条件，如这般所说，其实我们的现实主义文学还是大有可为的。“改革先锋”作家路遥就为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一个参考范式，无论是《人生》还是《平凡的世界》，都是以改革开放历史变革的宏大背景去叙述各色人物的命运。阿耐的《大江东去》可谓是改革开放历史的生动画卷，其真实的现实背景和可信的人物形象再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文学家需要以积极入世的不变精神去再现现实。周梅森曾说：“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是我追求一生的艺术创作原则，也是我不变的文学信仰。”“为什么20 多年能一直写下去不重复？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我在生活中，生活每天都在变，而且时代巨变的节点上，始终有我在场的身影。”[8]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只是开始，远未结束，目前中国仍处于激荡的改革和转型中。只要拾掇起这些丰富的现实题材，并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创作精神，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空间定会极大拓展，品格也会得以提升。

当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都市文明与乡土文明之间的激烈碰撞会产生某些问题，但瑕不掩瑜。事实上，中国的快速城市化挤压着乡村空间，的确带来了城乡文化的冲突和乡土文化的荒芜。于此，作家是简单地“再现”现实、叙述苦难，还是轻率地反映不幸、抒发悲情？显然这些都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的要求。因此，作家应该以炽热的情感去阐发时代精神，看到文明的升级和重构，理性认知社会的变迁与革新。新时代现实主义文学应该是在纠偏、超越所谓的身边事、琐碎事、个体事和阴暗事等虚假“现实”叙事基础上，以更加宏阔的视野、至美至善的精神着力表现具有时代意义的各式人物事件，观照社会转型、时代变迁中的人物命运和生命意识，为社会提供精神导向和价值引领。

（二）兼容并包非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丰富和革新现实主义的内涵

“现实主义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概念，涵盖了许多不同的再现方式和风格特质。”[4]30-31实际上，对非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手法的借鉴和援用可促进现实主义文本叙述的革新，现实主义也应融合兼收其他的创作手法技巧，甚至一些陌生化的理念，汲取隐喻、意识流、象征等手法，塑造人物性格，丰富文本层次，增强艺术表现力。譬如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余华、苏童等先锋作家，其作品转向人性关注和现实回归，说明现代主义的技巧和叙述方式是可以融入现实主义的。又如浪漫主义中叙述方式的创新及文体混合的形式，实际上也丰富和成就了现实主义的叙事技巧。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相对存在的，但并不是对立的，是可并行互融共存的，它们作为两种重要的创作原则交叉推动着文学史的持续向前。高扬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要与浪漫主义划清界限，老死不相往来，也不是要一味扎根黄土地而不去仰望灿烂星空、歌颂理想，更不是只关注国家、民族命运而不去观照个体的浪漫人生。

现实主义对“现实”的再现是不是一定要表现对真实生活的“可见”？在文本中融入对历史的隐喻及“不可见”的体验是否会背离“再现”？自称“做一名严格的现实主义小说家”而后又称坚持写实策略的作家王安忆，曾在论及自己的写作时提出“四不要”原则，即“不要特殊环境、特殊人物；不要材料太多；不要语言风格化；不要独特性”[9]。王安忆在创作上是不断探索和创新的，其作品《叔叔的故事》以非典型环境非典型人物打破了传统的叙事策略，在拆解传统线性时空叙述方式的基础上，将弱化故事真实性和强化叙述者主观感受相融合。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巧设“外星人”出场，看似突兀，实则是用超现实主义的方法来表现孙少平对生命意义的宏大思考。

由强化典型人物转向强化典型环境。传统现实主义的落脚点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强化典型人物，而对典型环境予以概括化和共性化处理。这样就会忽视环境的特殊性和个性化，其结果往往会造成环境失真。建设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确需要塑造典型或个性人物，但典型人物也只是“人民”中的一员，时代的发展进步靠的是国民的群体创造力，只有“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才能充分焕发社会的巨大活力。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典型实则普通。弱化典型人物并不是否认人物的个性和个体的社会影响力，而是摒弃模式化、理想化的“假人”形象，从而展现人的多维精神世界。新时代文学应该强化典型环境叙事，强化底层叙事或人民叙事，最大限度地还原人民的生活环境、生存状况与时代风貌。

现实主义是作家对生活世界最基本的审美认知，是作家再现社会生活的创作方式。不管其表现形式如何嬗变，其理论如何发展，其边际如何拓展，都要求重现实、重客观、重理性和重再现。无论是穿透生活、把握问题现象的本质，还是启迪心灵、关怀人性、宣扬真善美，都需要现实主义引导文学创作。时下看来，现实主义文学开始逐步回归文坛主流，并成为一种不断走向纵深的文学新常态。新时代现实主义精神是中国文学的安身立命之所和灵魂所在，观照生活、关注社会和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文学必将全面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