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荣英，谭 琳

（1.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开封475001；2.许昌市魏都区实验学校，河南 许昌461000）

《论语》的言行观教育即“言教”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如，强调君子应力戒空谈浮言、非礼妄言，反对巧言令色、言过其实，主张慎言敏行、言信行果；认为当言则言、时而后言，懂得辟言、厉言，可从知言、慎言、辟言过渡到知仁、知命、安身，可从静修之“言道”过渡到不言之身教，做到言行合一、践言力行，如此等等[1]。本文诠释《论语》“言教”思想的微言大义，对破解当代语言学中言与仁、言与信、言与行、言与默等一系列难题，以精美的艺术语言把握存在之真谛，颇具理论意义。

一、《论语》“言教”思想的核心语义

（一）君子应“知言”“慎言”“厉言”“放言”

孔子认为，“与师言之道”，也就是“相师之道”（《论语》季氏第四十二），君子出言吐词要合乎言道，有序有礼，特别注重对弟子及大众进行言传身教、仁德感化。孔子主张君子立身处世要懂得“言教”礼数，具体要做到：“知命”“知礼”“知言”。如果不懂得对“命”和“礼”的默而知之、自我把握，当然就不能安身立命、建功立业；而如果不能“知言”，不善缄言，即不善于分辨和把握人们言谈的技巧与时机，就“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第三）。为何凭“知言”就可“知人”呢？这是因为，“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从一句话中就可以弄明白这个人的智慧与否，因而“言不可不慎也”（《论语》子张第二十五）。君子之言，既要“言中伦，行中虑”，即言谈话语要遵循社会伦理，符合世道人心，也要懂得有时应该沉默寡言，“隐居放言”（《论语》微子第八），即过隐居生活，收敛自己，莫谈时事。真正的君子之言，不仅要谨言慎行而且要“厉言”“厉己”，话语严正而精当。“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子张第九）君子讲话时，要庄重威严、和蔼可亲，言语深沉而富有魄力。当然，除遵循“言教”外，君子也要善行不言之教、述而不作。譬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第十九），上天以其风生水起、日夜循环的各种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降神圣之谕。对此，君子虽然言不能及，但应畏天畏命，“畏圣人之言”，而小人肆无忌惮，做不到这一点，常常“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第八），失口猖言，遭人诟病。

（二）君子应“以言践仁”“行修言道”

因天人合一、言行不二，故而尽心、知性可知天，知言、践言而知人，行修言道、践仁知天。易言之，人在说话，话也在说人。所以《礼记》上说：“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2]君子要淡泊功名利禄，不语怪力乱神，不言稼穑捕猎等鄙事，“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第一），少谈论财货与利禄，多赞颂天命与仁德。儒家认为“立言”即是“言仁”，“学仁”才可近道，而循序至精谓之学、受之于师谓之传、三省吾身谓之悟，此三者为入道之门、积德之基、“言教”之本[3]。如何“言仁”“学仁”呢？言在利仁、其言若拙，言行一致、质朴无华。相反，若花言巧语、工于辞令，则“鲜矣仁”（《论语》学而第三）；若心口不一、空谈浮言，则违于仁。孔子一向耻巧言、倡讷言，认为“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治长第二十五）。对此朱熹注曰，君子传习仁道、讲究“言教”，应力戒以言代行、妄滕口说，应“好其言，善其色，致饰于外，务以说人”[4]。若“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第十四），不假思索、直言不讳，就会远离仁德；君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第十三），不学习诗词礼法，就不要空发言论，而要言必有理，言必有据，出言有章，放言得体。

（三）君子应“言而有信”，以诚立身

孔子主张，君子“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第七），言语要恪守信用、一言九鼎，人而无信，岂能立身行事？君子之言，要“言善信”，信不足则言不行，贵言事随、希言取信，“知者不言、言者不知”[5]。“主忠信”（《论语》学而第八），必须“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第二十），谨遵“言教”、安仁利仁，这是孔门“言教”之要旨，也是修身立德之根本。对于察人、知人，不能“听其言而信其行”，而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治长第十），言顾行、行顾言，言行不二，言扬行举。人“无信不立”，但“信”不是盲目的愚信，不是远离仁心的偏信，而是传习仁义的笃信，“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行恭敬诚信，即使是到了蛮貊荒野之地，仁道也行得通；“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第六），若言行相悖、自食其言，即使是在本乡本土也不能“践言”行世。而那种“言思忠，事思敬”（《论语》季氏第十），言语诚恳、嘉言善行，因“信近于义”，其“言可复也”（《论语》学而第十三）。朱熹批注说，“言可复”就是说其言不虚，言近于礼，能够以行“践言”，言亦可宗，远离耻辱，安身立命。从谨遵礼制之“言教”过渡到言之可复的身教，以身作则，言行相称，君子有所不言，言必切当，有所不为，为必志成。若是那些语言上的君子、行动上的矮子，势必一事无成。故而，君子要言出必行，以行践言，谈言微中，言芳行洁[6]。

（四）君子还要讷言敏行、言信行直

君子“言前定则不跲”，三思后行，敏学讷言则行事无不顺。衣食住行，无非是随遇而安、素位而行，要重视闻道乐行、闳言崇议，“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第十四）。“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第二十四），不能口不择言、行不副言，要善于以礼义来匡正自己的言行，力行其言，说到做到，不能徒托空言、吞言咽理。君子还应“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第十三），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要言出必行，以行践言，勿轻易允诺、轻言寡信。孔子告诫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第二十二），以不能践言为耻，不能兑现其言，悖言乱辞、言与心违、言不顾行、言不及行，就会言多伤行，成为无稽之谈。所以，“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第二十七）。若“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论语》宪问第二十），大言不惭、言之过甚，必失信于人，处处为难。若身居高位，更要“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这样就能够“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第十八）。要多闻多见、隐而不言、言信行果，就会减少过错。

（五）君子要“以言见礼”、德言容功

孔子在日常生活中强调“以言见礼”，善于察言观行、恬淡少语，认为君子要善于“辟言”（《论语》宪问第三十七），躲避难听的话，因为“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乡党第二）。言谈举止，一言一行，举手投足，都要符合“言教”的规定，在不同的场合，方言矩行、情见乎言、合乎礼制。善言者，因人而言。如：在同乡人面前，言语要温和谦恭，表现出不善言谈的模样，“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在宗庙祭祀或者面见君臣时，要表现出既善于辞令，又健谈而慎言的样子，“便便言，唯谨尔”（《论语》乡党第一）。每当上朝，与同僚或下属讲话时，要温和持重、从容不迫、不卑不亢、理直气壮。“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地位较高的上级官员谈话，要和颜悦色、中正诚恳，“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在君主面前言语，要恭恭敬敬、谨慎小心，“踧踖如也，与与如也”（《论语》乡党第二）。在经过国君的座位时，要脸色庄重，脚步加快，出言慎重，显得中气不足的样子，“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论语》乡党第四）。在进食或休息的时候不要言谈，“食不语，寝不言”（《论语》乡党第十）。而到了太庙，每时每刻都询问礼义以显诚敬之心，“入太庙，每事问”（《论语》乡党第二十一）；在车中，也要按礼行事，不要高谈阔论，“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论语》乡党第二十六）。对旧的礼法，虽然非常熟悉，也要有一种求实态度，因资料有限、不足为凭，“吾能言之”而“不足征之”；若文献足够，则“吾能征之”（《论语》八佾第九），等等。

（六）君子注重“时而后言”，言行相顾

孔子讲究言而有道、言而有礼，不能口无遮拦、胡言乱语，特别强调“时而后言”“义而后取”，认为若“时而后言，人不厌其言”（《论语》宪问第十三），轮到自己发言，则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人们不会厌烦。要“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即使是天长日久，也要信守诺言、仁义当先。朋友之间的好言相劝，即使是肺腑之言，也要讲究言谈技巧，要“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也”（《论语》颜渊第二十三），若多口多舌、诡言浮说，就会自取其辱、徒增烦恼。要善于观察人言谈时的特殊表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论语》颜渊第二十），就会闻达天下、言行相符。孔子认为“君子之言”与“小人之言”有别，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切切偲偲，怡怡如也”（《论语》子路第二十八），良言近仁，言必有中，小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论语》卫灵公第十七），闲言闲语，不着边际。君子“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第三），小人多言数穷，“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第二十七），“词不达意”“过而不改”。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第二十三）”，可与之言则言，不可与之言则不言，就“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第八）。若“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第六），不当言则言，就是浮躁；当言不言，就是隐言、失言；贸然而言，就是瞎了眼的失礼妄言。

（七）君子强调“名正言顺”，言默自如

对于言什么、如何言的问题，君子还要谨记“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论语》公治长第二十一）。有道时则尽显才智，一般人可做到；木讷装愚，是常人学不到的。君子懂得审时度势，言默自如，“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7]。唯君子能善行言道、言而有度，言与不言、言什么、如何言，皆中规中矩，合于礼法，深谙人间睿智、“言教”之妙。君子学以致用、言行合一，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若纸上谈兵、溢于言表，不切事理、言之无文，虽言之凿凿，又有何用呢？“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第五）孔子特别强调君子应该“名正言顺”，认为这是从政之要，“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一事无成必然就会“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第三）。所以，君子必须重视正名与正言，不能妄言非议，不能和盘托出，“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论语》子路第三），君子需要一个值得称道的正当名分，更要把握一种立得住、讲得通、用得上的“言教”之道。怎样才能避免以言卖祸、言多必失？孔子说，“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第三）。君子之所以讲究言道，主张规训言谈、出言有法，是由于“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丧邦”（《论语》子路第十五）。这样说虽然有些言过其实，“言不可以若是”，但历史上的确频发因一言不当而导致兴衰的事。君子要言不烦，寡而实；小人巧言如簧，多而虚。君子之言，言而有宗，确能一言兴邦，一言济世；小人之言，僭而无征，言悖而出，亦悖而入。

二、《论语》“言教”思想的当代启示

显然，语言是用来表达思想感情的，寻声定墨，立意运斤，这是《论语》“言教”思想的根本旨趣。子曰：“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第四十一）语言只要能够传情达意、表达流畅、通晓易懂就行了，不必刻意追究文思奇巧与字句艳丽。若一味滞留于字句的凝练与润色上，刻意追求“拍案叫绝”“语不惊人死不休”那样的效果，就会成为字句的奴隶，死于古人的句下，甚至会陷入“以文害辞”“以辞害意”的窘境。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第十八）文采与质朴必须妙合无垠，不能流于粗俗，也不能虚伪浮夸。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认为，“立文之本源”在于，“以文附质”“以质待文”，丧言不文、正言不采，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君子常言，未尝质也”，“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8]330。但是，语言之“达”，又有上下之分、雅俗之别。“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第二十三），积极向上、日进高明为“上达”，沉沦平庸、日究污言为“下达”。君子“上达”要通于雅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第十八）。“雅言”也就是“正言”，读诗书礼义，注先王经典，必正言其音，谨言表达。真正切当的、无倾向性的艺术语言，犹如“一种神话”[9]，巧妙而艺术地运用语言，在匠心独运、反复斟酌下，就会达到文思神远，视通万里，字字珠玑，吐纳珠玉，言为心声，神与物游。语言呈现是“一种生命的形式”[10]，要反复锤炼，“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8]338，务求“以一字为工”，这种“炼”“是往活处炼，非往死处炼也”[11]111，妙笔生花，尽显生命之美，情动言外，隐含文理神韵。古人诗句中虽不言高远静闲、洒扫应对，而在文中却能以少总多、万取一收；对于景外之意、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不事雕琢确能活灵活现、自然贴切，可谓文之精华，有隐有秀；言不在多，尽得风流。

《论语》倡导的“言教”，还有另外一种含义，即著书立说，以言行世，“出‘言’如‘笔’，‘笔’为‘言’使”[8]413，因字生句，联句成章，积章成篇，连篇为著，表面看似乎是一种文字游戏，实质上表达的却是人的内在神韵、风骨情志，揭示的是一种有深度的思想，语言就是思想表达本身。易言之，语言本身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是一种现实的思想，是能够被人直接感受到的思想。马克思说，“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12]，它所呈现的不仅仅是僵死的外在符号而是生命的深度即“灵魂的深度”[13]35。以理论的方式把握世界，须借助娴熟巧妙的语言艺术。理性语言不同于一般的日常用语，是一种惊艳妙心的学术语言，具有自己特殊的性质与方法，最能体现人的自由自觉活动，黑格尔讲它是“诉之于心灵”[13]44并“经过心灵化”[13]49的东西。列宁说，决不能“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在这个领域里是最来不得公式主义的”[14]。艺术地运用语言去驾驭思想，必须推敲文字、凝练语义。古人早就说过，“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诗改一字，界判人天”。而创造性地使用语言艺术，更要重视合理表达那些突然涌现在意识内的东西，“惟陈言之务去”，摒弃一切文法理障，“不涉理路，不落言荃”，“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才能在吟咏性情的微妙处，显得“透彻玲珑”，“言有尽而意无穷”。用最明确的科学术语来表达最真切的思想，确能深入揭示人的心理过程及其发展规律，学术语言的这种修辞方法“就是心灵的辩证法”。当然，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特别是语言上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学术语言所表达的都是具有真情实感的东西，语言艺术说到底是生活的艺术，学术话语所表达的都是人民的思想，要做到“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属意为文、心与笔谋，趣幽旨深、内明外润，“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还要做到以“言教”荡涤世人浑浊之心，提振民族精神，净化人的心灵，开阔人的视界，“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于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15]。

现代西方哲学中有所谓“语言学转向”之说，论述的是语言所具有的本体论意义或存在论功能，强调语言作为思想交流的手段不仅能够指涉事物、传达思想，更能开显世界之本体与存在之真谛，甚至能够构造物质世界和人的存在的多种可能性意义。存在主义者认为，世界就是语言所及的世界，世界就寓于语言之中，而人的存在意义也是语言所构造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唯有借助那种诗意的言说才能揭示人的本真之在。中国古代哲学也重视语言的工具妙用，从言与物、言与意、言与道的关系上看，语言不仅具有指涉作用，可“言之有物”“直言其事”，而且能够传达思想、言说道理，可“言以表意”“辞以达意”。但中西哲学也都谈到了语言的局限性问题。的的确确，语言有时也会束缚思想，窒息灵性，会抵达那种言不尽意、词不达意，不可说、不能说的地步。对那些在语言之外的、不可说、说不出的“非言之在”“不验之词”“不思之说”，西方哲学强调“沉默是金，语言是银”，认为能说的就要说清楚，不能说的就要悬置语言。唯有在语言的破碎处，隐秘的存在才真正开敞，唯有在语言休息时，真正的哲学才开始了言说。所以，语言只能说那些可说的，不可说的就不要说，“说不可说”非语言所能及，只能依靠非理性的临界体验即“畏、烦、死”的内在启示，或者借助类似于中国古典诗词的超越想象、诗意传达，或者干脆依靠神的召唤，才能聆听到那些神秘之在所传达的灵异之音等。西方的这种语言观与中国儒学“反巧言”“倡讷言”的“言教”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古代哲学也认为语言不是万能的，人们常常需要借助“非言”的物指、神谕、棒喝、敲击，去体悟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因“言不尽意”之故，才“立象尽意”“得意忘言”；由“正言若反”“大辩若讷”，才主张“寄言出意”“得意忘荃”；因“言语道断”“思维路绝”，才强调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直指心体、默然心会。笔者认为，古代先贤忧之也深、言之也切，“文思极则奇，极深而研几”，那么言与非言的界限如何把握，“言”与“默”的矛盾该如何处置，如何“以意新而得巧，凭理趣而显奇”[16]？细究《论语》关于“言教”思想的核心要义，对破解这一难题或许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