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雪 全 展

荆楚理工学院

内容提要：“审父”情结是西方文学中的一个经典母题，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审父”叙事也是屡见不鲜。但是作为传记而言，“审父”是一个并不多见的现象，“审母”则更为罕见。季承的《我和父亲季羡林》采用“父与子”的模式展开叙事，为读者呈现了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另一面。老鬼的《我的母亲杨沫》则站在更加另类的“母与子”视角，真诚地对母亲杨沫进行剖析。两部传记具有一些共同特征：都从亲情的泯灭、母性或父性的淡薄、父母的婚姻悲剧等方面为我们展现了季羡林和杨沫的真实家庭生活。但是两位作者的创作目的、叙事风格、对父母的理解等方面各具特点，其中暗含了作家不同的成长经历以及相异的个性特征。“审母”相对于“审父”而言，无疑是对当代作家传记在真实性以及叙事伦理等方面更进一步的发展。

审父”情结是西方文学中的一个经典母题，父亲代表着传统，代表着权威，“审父”意味着对传统权威的颠覆，文学创作中主要体现为子女对父亲由传统的仰视视角转变为平视视角。随着现代社会女权主义运动对父权制的颠覆，婚姻功能和家庭角色发生转变，母亲与父亲共同承载着家庭的责任与义务，成为子女们的权威对象，因此本文将“审母”作为一个与“审父”并提的概念。传记文学中“审父”与“审母”指的是传记作者抛弃了对传主父母的仰视视角，以一种与父母平等对话的姿态对父亲或母亲进行审视，对传主身份的父母形象进行还原。传记文学中的“审父”与“审母”充分发挥了传记作者的主体性，以子女的身份、平等审视的角度，对传主进行解释，从而实现传记作品的真实性，凸显传主独特的人格特征。季承的《我和父亲季羡林》与老鬼的《我的母亲杨沫》可谓中国当代传记中“审父”与“审母”的经典代表。

正如卢梭在《忏悔录》第一章里面所写的“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一样，季承在《我和父亲季羡林》的扉页写道：“通过里面讲述的故事，我祈愿读者朋友们能更多、更真实地了解我们这个家庭，特别是我的父亲季羡林先生。”[2]同样，作家老鬼也在《我的母亲杨沫》前记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遵循母亲的愿望，尽量客观地把母亲一生中我所认为的重大经历记录下来，尽可能大胆地再现出一个真实的，并非完美无缺的杨沫。”季承和老鬼都不约而同地在传记的正文之前表达了自己的写作意图：展现真实的父母形象，让读者更加逼近一个真实而非高大完美的形象，传记的真实性成为了作者写作中的首要考虑因素，“不虚美、不隐恶”。伍尔夫认为传记的问题“一方面是真实性，另一方面是人的品性。假如我们把真实性看作是某种坚如磐石的东西，把人格看作是捉摸不定的彩虹，因而认为传记的目的就是把二者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季承和老鬼的传记正是通过对父亲和母亲鲜为人知的真实面的揭示，去掉父亲和母亲头上的名人光环，给读者展现了传主普通平凡的一面，同时对父母的行为进行分析解释，从而实现了传主季羡林和杨沫的人格重塑。

季承著《我和父亲季羡林》

《我和父亲季羡林》与《我的母亲杨沫》都是从传主父母的出生写到去世。纵向时间维度上描写了父亲季羡林与母亲杨沫的童年时代、青年时代、成年时代、老年时代，涵盖了传主一生的主要经历。在横向叙述传主人生每一阶段的经历时，作者主要通过描写传主的矛盾冲突来体现强烈的“审父”与“审母”意识。这些矛盾冲突主要涉及到季羡林和杨沫的家庭生活，两部传记都从亲情的泯灭、父性或母性的淡薄、父母的婚姻悲剧等方面为读者展现了季羡林和杨沫的真实个性。“两位作者真实得近乎‘残忍’的背后，并没有结论为‘冷酷的背叛’，而是一种深含挚爱之心、泣血之爱的体验，这份大爱与真、善、美有关，亦与写作者的文化‘良知’有关。他们都希望还原一个真实的‘人’的形象，也希望读者能够接受一个有缺陷的杨沫，一个有缺陷的季羡林。”

青年杨沫

老鬼写童年时期的杨沫虽然出身大户人家，却生活在一个缺少温暖的家庭，“虽然有亲生父母，事实上却好像是个孤儿。衣服破了，没人缝；生病了，没人照料；身上长了虱子，没人管；季节变化，该换衣服了，没人提醒……平时吃饭、睡觉都和佣人在一起。她衣衫褴褛，处境还不如阔人家里的一条小狗。”杨沫母亲的严酷无情给她的童年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老鬼受到弗洛伊德的启发，解释了杨沫成年后对子女漠不关心的重要原因是杨沫的童年时代缺少母爱与父爱。季承写父亲季羡林的童年生活时着重写了他6岁被过继给叔父，被迫“要抛别父母，受人歧视，寄人篱下”。跟老鬼如出一辙，季承指出了童年这段时期的生活，给季羡林情感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甚至影响了一生。两位传记作者不约而同地指出：童年时期亲情的泯灭导致了传主母性或父性的淡漠。季承在传记中着重写了自己与父亲情感上的隔阂，父亲在阔别家乡12年后回家，作者记忆中留下的是“记得父亲在摸了我的头发之后，立刻去水缸里掏舀了一瓢水冲手，使我感到新奇。但他从来没有亲过我或拉过我的手”的印象。在《我的母亲杨沫》中也有类似的情节，杨沫“5个孩子有4个是找别人带的——我和哥哥一辈子不知道在母亲面前撒娇是什么滋味——孩子得病，也不着急……事业型女性，缺少亲情意识”。令人惊叹的是，两部传记中，同时出现了因为亲情淡漠关系恶化而导致的父母与子女直接决裂的事件。《我和父亲季羡林》中出现了父子隔绝13年的事件，《我的母亲杨沫》中描写母子多次断绝关系。而且断绝关系的重要原因除了传主本身父性或母性淡漠之外，皆有外部因素从中破坏导致的感情隔绝。当然，两部传记也都写到了在父母晚年，父子、母子和好，冰封的关系释然。

老鬼著《我的母亲杨沫》

传主的婚姻悲剧也是传记作者“审母”与“审父”的重要内容。老鬼写自己的父亲与母亲长期分居，各自猜疑对方，到“文革”时互相揭发导致关系彻底恶化，杨沫的婚姻名存实亡、貌合神离。“两个人只剩下历史上的关系，因袭的习惯。……没有离婚，却一直分居。”老鬼在传记中详细地写出了父母关系恶化的经过，老鬼在书中还大量呈现了母亲杨沫的日记，以及父母的通信，向读者如实展现了杨沫婚姻关系恶化的事实。季承在书中则多次提到其父亲对母亲的冷漠：“我和你妈没有感情。”“我父亲和母亲是没有感情的，他并不情愿和自己的妻子生活在一起，他们的结合是勉强的、机械的，他们的婚姻和生活是悲剧，他们的家庭也只是形式上的圆满或美好。只有不了解情况的人，才把父亲的家庭说成是美满的。”季承在传记中多次写到父亲的冷酷和母亲的落寞。

两部传记除了通过亲情的泯灭、父性或母性的淡薄、父母的婚姻悲剧这些传主家庭关系的冲突来体现“审父”与“审母”之外，还从传主与社会关系的冲突视角以及传主自身人格的矛盾性来实现审视父母。《我和父亲季羡林》与《我的母亲杨沫》都涉及到秘书事件。季羡林在家庭关系恶化时被所谓的女秘书李玉洁乘虚而入，被其操控导致了巨大损失；杨沫在家庭关系恶化时被所谓的男秘书小罗乘虚而入，也被其蒙蔽导致了巨大损失。而且与秘书关系的结束也正是修复父子关系与母子关系的开始。两位作者分别对秘书事件作了分析。季承认为：“一位男人在他进入人生末期的时候是需要有人照顾的，特别需要女性的照顾。”于是李玉洁乘虚而入。老鬼的分析则是：“母亲找这么一个与她各方面差距极为悬殊的人做亲密助手，可能有一种报复父亲的心理。”此分析不论正确深刻与否，都是传记作者对父母的一种审视。

除了写秘书事件之外，两部传记都写到了传主的另一个共同点：对家人小气，对外人大方。老鬼在书中写自己的母亲对兄弟姐妹都非常苛刻，困难时期孩子们回家吃不饱饭，必须交粮票。善待外人，从没有苛责过家里的保姆，汇款单被人冒领听之任之，给人300元买皮大衣，一次借给海默500元等。同样，季承写父亲季羡林对家里人“吝啬”，对外人“侠气”：“父亲每月给母亲一定数目的钱做生活费，要她记账，至于够不够，他不再问。因为他不肯再掏钱，母亲也不敢再向他要钱。缺了就拿自己的积蓄弥补。母亲常为此而为难。我和姐姐去北大的家，父亲是不拿钱出来的，都由我和姐姐贴补。”对别人的赞助和捐赠很大方，但是从来不对家人和亲属“捐赠”。这种对内和对外的行为差异体现了传主个性中的内在矛盾冲突，丰富了传记写作的内在空间。

无论是家庭关系的激烈冲突还是传主个性的内在矛盾冲突，两部传记都进行了真实的呈现，达到了使读者印象深刻的效果。这种揭示是真实的、丰富的，同时又是尖锐的。与其他的当代作家传记有意无意回避传主经历的冲突、隐蔽传主的一些隐秘事件相比，其精神是可贵的。尤其是与诸如刘可风的《柳青传》、梁秋川的《曾经的艳阳天：我的父亲浩然》等子女以仰视的视角写父母的传记相比较，《我和父亲季羡林》与《我的母亲杨沫》无疑实现了在充分的冲突中再现传主形象。“传记家同传主的关系，是传记写作的核心问题，传记的成败与此有关。”传记作者与传主身为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一方面有利于具有先天优势可以更好地从近距离角度对传主进行观察描写，但另一方面，子女往往也是最容易考虑到切身利益，对父母传主进行避讳的。尤其是在叙述家庭关系的矛盾冲突时，季承和老鬼在传记中将自己的作者身份放置在平视与审视的视角，展现的这些矛盾冲突是坦然的、直白的、震撼人心的。当然，我们对比这两种写作视角的传记人物关系会发现：子女以仰视视角来写父母的传记，作者本身与父母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父母对子女也是和蔼可亲的，现实中没有出现“审父”“审母”视角的传记作者与父母之间巨大的矛盾和隔阂，所以也未尝不是另外一种真实。

晚年季羡林

老鬼和季承的传记不仅直白地描写了传主的家庭矛盾冲突与传主的个性冲突，还都从作者与传主亲子关系的视点，用自己的理解对母亲和父亲的行为及个性作了分析解释，为读者重新阐释两位名人的形象。传记作者不满足于一般的传主事迹叙述，让读者看到传主怎么样，还想让读者清楚为什么这样，甚至让读者清晰知道自己的想法，可谓一种执着不懈地追求传记真实性的精神。这种反思精神可以让读者更深刻地了解传主，丰富传记作品的内涵。关于传主亲子关系的淡漠，老鬼在传记中进行了反思：“我常常思忖，为什么母亲对孩子缺少爱？”作品中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与长期以来大批资产阶级人性论有关。从解放初期到‘文革’，全社会不提倡母性、母爱。这被认为是一种资产阶级人性论而大加讨伐。”“另外，与她早年受邓肯的影响有关，崇尚叛逆女性……连基本人性也叛逆。如血缘意识、母性本能等全都否定。以为重亲情落后陈腐，平庸世俗；母性是动物本能，格调不高……”接着老鬼继续分析：“也恐怕有她生理上的原因……她自己就是个病人，需要别人照顾，自然对孩子缺少耐心和关爱。”“还有，与父亲关系不好，父亲对孩子的冷漠传染了她。”最后，老鬼分析道：“不过，据我看，与母亲的遗传有很大关系。她母亲丁凤仪就不是一个很疼孩子，很母性的女人。——母爱能遗传，少母爱也能遗传。”老鬼的解释不可谓不细致全面，用当时的生活条件来说明母亲的个性，将杨沫的生存环境和历史背景同其人格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用遗传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解释杨沫的童年经历对其后来个性的形成产生的影响。无独有偶，季承也在传记中通过童年叙事对其个性的形成造成影响来进行了解释。“生活在叔父和婶母的照顾下，令父亲感到极端的拘谨。”“这段时期的生活，给幼年的父亲感情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甚至影响一生。”关于季羡林的爱情婚姻悲剧，季承在传记中进行了详尽的解释：“这里我想谈一谈父亲对于爱情及其实践的看法”，“父亲则把爱情的态度分为两大流派：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而他把自己归到现实主义一派”。“对于婚姻，父亲没有明确的论述，他认为婚姻只不过是缘分而已，和爱情并没有多大干系。既没有爱情，那婚姻也就谈不上是爱情的结束或开始。”季承从蒙田对季羡林爱情观的影响解释了季羡林的爱情婚姻观，季羡林内心的思想矛盾构成了季羡林爱情婚姻的悲剧。“其所以如此，我认为是受他自己的理论，也就是所谓的现实主义的指导，让他成为爱情和婚姻的冷血儿。”但是这种分析并没有进一步地深入进行，也不及老鬼对于母亲剖析的深刻。“至于是什么原因使他有了他的理论，他的理论是否正确，只可能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了。” 此分析点到为止。从传记写作的角度来看，传记解释有“历史解释、直觉解释、精神分析解释和综合解释”[7]四种主要解释方法。作者季承还可以应用这些解释方法对传主季羡林爱情婚姻悲剧的成因进行深入分析和解释，提升作品的内涵层次。

两部传记相比较，作品都从亲情的泯灭、母性或父性的淡薄、父母的婚姻悲剧等方面为我们展现了季羡林和杨沫的真实家庭生活冲突，也都写到在传主晚年人性复归，家庭亲子关系得到缓和。从“审父”和“审母”的角度给读者展示了传记写作的真实性。但是两位作者都比较注重表现传主外在的人际关系冲突及其成因的解释，对传主内心的矛盾冲突挖掘不够，这方面似乎《我和父亲季羡林》比《我的母亲杨沫》的创作缺陷更甚。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与传记作者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个性气质有关系。老鬼是作家出身，推崇卢梭的精神气质，《血色黄昏》就体现了坦然的真实和深刻的揭示。季承则是科学界人士，对人文科学涉猎可能不及老鬼深入，所以其传记中从社会人文角度进行的分析和解释也相对少一些，站在科学的角度分析人文主义者季羡林显然不及作家老鬼分析杨沫的全面，写作值得提升的空间也更大。另外，纵观季承写书前后，季羡林遗产案件沸沸扬扬，季承在父亲去世8个月出版此书，其中可能也有在现实方面为父亲和自己正名的考虑，其中不可避免地掺杂了一部分现实功利性。与此相比，老鬼的《我的母亲杨沫》写作环境更单纯：“一个真实的杨沫，比虚假的杨沫能更久远地活在人们的心中。”老鬼秉承着卢梭《忏悔录》的精神和母亲的遗愿，写作目的更纯粹，叙事也更丰富全面。传记涉及到杨沫的生活、工作和创作的方方面面，甚至对“文革”中的杨沫也进行了真实详细的叙述。《我和父亲季羡林》叙述涉及的内容要狭窄很多，对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季羡林“文革”中的遭遇等人生中的重要方面都几乎未详细提及。“审父”这一母题借鉴于西方，作为中国当代作家传记而言，“审父”是一个并不多见的现象，“审母”则更为罕见。“审母”相对于“审父”而言，无疑是对当代作家传记在真实性以及叙事伦理等方面更进一步的发展。

注释：

[1] [法]卢梭：《忏悔录》，黎星、范希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页。

[2] 季承：《我和父亲季羡林》，新星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1页。

[3] 老鬼：《我的母亲杨沫》，同心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1页。

[4] [英]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夫随笔全集：花岗岩与彩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1700页。

[5] 全展：《传记文学：观察与思考》，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版，第129页。

[6] 袁祺编：《岩石与彩虹：杨正润传记论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版，第396页。

[7] 杨正润：《现代传记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