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鸿召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936年11月，32岁的丁玲从南京逃脱国民党特务机构的绑架和软禁，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辗转奔赴陕北保安，成为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后知名作家参加革命队伍的第一人，引领了抗日战争时期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的时代风尚。抗战胜利后，1945年10月，丁玲经组织安排离开延安。在此近十年时间里，婚姻使她置身革命队伍权力核心之外，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一种边缘状态，既承担着一次次被政治审查的无奈和痛楚，又获得一种静观革命的艺术视角和独立思想，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政治理性与审美人性的纠结和矛盾。延安成为丁玲生命中高高飘扬的旗帜，前半生她为奔赴延安做铺垫，后半生她为奔赴延安做辩护。

一

作为中国现代杰出青年女性，丁玲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婚姻，但是婚姻却深刻影响着她的革命人生。

1936年11月初，丁玲在中共地下党组织护送下，从西安出发，经三原、耀县、洛川，穿越东北军驻地和西北军领地，来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城），受到热烈欢迎。两周后，根据丁玲想当红军的意愿，毛泽东亲自安排她随工农红军前方总政治部北上，到达定边县境内，采访到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彭德怀、贺龙、陈赓、王震、萧克等一批红军将领。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应张学良、杨虎城要求，红军主力南下策应友军作战。丁玲跟随红军前方总政治部南下，月底抵达甘肃庆阳。稍作停留后，1937年1月10日，随红军主力部队继续南下至陕西三原。虽然处在战争环境下，戎马倥偬中，丁玲对革命队伍里的战斗生活仍充满了新奇和喜悦，创作了一系列战地通讯类的散文速写和斗争故事，先后辑录为《保安行》《北上》《南下》三个作品集，每集约七八篇文章。这三个文集都散佚遗失，从同时期同类型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丁玲这些文章大都是表达了自己对于革命队伍里火热生活的速写与认同，尽管其中不乏存在一些常识性错误，如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误写为“中国共产党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将“中国工农红军”误写为“苏维埃红军”；并且故意在文章中镶嵌一些粗鲁鄙俗的字眼，借以拉近自己与革命将士们之间的距离。在所有这些文章中，丁玲最为动心倾情之作，是对彭德怀的文字描述和图画素描。

她密切关注过他的衣着言行，揣摩过他的性格精神，钦佩着他的情怀意志，所以能够在不长的文字里生动地刻画出彭德怀将军的形象特征和性格心理，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文章《速写彭德怀》最初发表在油印的《新中华报》副刊上，并配上丁玲亲笔创作的彭德怀素描头像，图文并茂，新人耳目。

大约在定边期间，彭德怀赠送丁玲一件旧皮大衣，以御严寒。丁玲回赠自己的小说集《水》，都是极其珍贵的礼物。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初期，物资供给仍然非常艰难，一件皮大衣，尽管是旧物，但是对于抵御日渐寒冷的边塞气候，是极其温暖的。丁玲从南京逃离出来，辗转来到陕北，身边所能携带的物品非常有限，这本小说集在上海出版，能带在身边，已很不易，去前线采访还带着，并能够在边塞极地亲手送给革命队伍里的红军将领。从定边南下途中，丁玲与红军将领们之间交往更多，也更亲切，甚至经常开玩笑或被开玩笑。“这里的朋友，都是明朗的，做事就拼命做，一有空就互相说着一些无伤风雅的笑话。说话总是很幽默的彭德怀，也是一个喜欢说一句两句的，并且有时还会做出一点胡闹的举动，我以为只有小孩子才会感到兴趣的举动。”在这位敢于横刀立马的大将军脸上，丁玲发现了“极其天真”和“没有完全消失”的“顽皮”劲。这是艺术发现，更是心灵发现。

据刘英回忆，西安事变后，1937年1月，刘英随张闻天到西安巡视青年工作，住在西安的六国饭店。大约一个星期后，因东北军少壮派反对王以哲冲突激烈，博古安排车子把张闻天、刘英夫妇送到云阳的红军前敌指挥部。彭德怀对他们很关照，让警卫员烧了旺旺的一盆炭火。时为农历腊月二十左右，他们从西安带来了年糕，大家围着火盆烤年糕。“第二天彭总怕我闷，给我一本小说，是丁玲的《水》。彭总说是丁玲采访时送的，他没有什么兴趣，让我拿去看。”

对此，丁玲自己并不避讳。陈明回忆：“在延安时，有同志好心，有意将丁玲和彭德怀往一起掺和。丁玲后来对我说：如果我和彭德怀结合，只能做一个官太太，但我只想当作家，所以这事是搞不成的。”

好事未成，原因当然有很多。彭德怀处事认真，用情专一。1922年，彭德怀在老家娶刘细妹（刘坤模）为妻，由于领导平江起义，发兵长沙，兵荒马乱中与其失去联系。刘坤模在彭德怀音信全无、生死不明的情况下，在武汉又与他人成婚。这一切，戎马倥偬的彭德怀毫无所闻。直至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刘坤模在后方听闻平型关大捷的消息，才知道彭德怀还活在世上，于是急忙北上寻夫。这对离散了近十年的夫妻终于相见了，刘坤模泣不成声，彭德怀也唏嘘感叹，却没有破镜重圆。显然，站在彭德怀的角度看，此前他是不可能考虑另外一个异性关系的。而在丁玲，她自己曾经说过：“我也要讨个太太，同男子一样，要一个肯同我过穷日子，不嫌弃我，知道爱我能敬重我的人。你们男子图方便，找情人时多就熟人中去选择，我却预备要一个生人。”这虽然是带有玩笑中的话，却道出了丁玲在婚姻选择上的真实心理。

二

到陕北之前，丁玲经历过两次婚姻，两次并非称心如意的事实婚姻。

第一次婚姻是她21岁时，在北京与胡也频公开同居，六年后胡也频在上海被捕并遇难，生有一子。对此婚姻，丁玲坦诚：“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胡也频带着一种未成熟的南方大男孩性格，热情、固执，甚至夹杂几分蛮性，完全扰乱了丁玲作为新时代新女性的矜持与矫情，在半推半就中，他们公开同居了。但是，这种“同居”开始就是共同居住在一起，没有媒妁婚约，没有法律授权。对外，具有挑战社会习俗的斗争姿态；对内，属于比较松散的两性合约关系。“我一生气，就说同居就同居吧，我们很能互相理解和体贴，却实在没有发生夫妻关系。我那时就是那样认识的。我们彼此没有义务，完全可以自由……”当冯雪峰以一个相对成熟、老练，也更为思想先进的形象出现时，丁玲很快就被吸引了。1928年3月，冯雪峰、丁玲、胡也频相继来到杭州，三者之间不均衡的交往，促使胡也频愤而离开，连夜跑到上海。胡也频借宿在朋友沈从文那里，得到沈从文的点拨，马上回到杭州，将自己与丁玲的关系发展为夫妻关系。据沈从文回忆：“因为他尚告给我两人虽同居了数年，还如何在某种‘客气’情形中过日子。我便就我所知道的属于某种科学范围的知识，提出了些新鲜的意见，第二天，就又把他打发回到杭州去了。这次回去，我对于海军学生所作的一番劝告，大致很有了些用处，风波平息了，一切问题也就在一份短短岁月里结束了。”这里的“他”和“海军学生”都是指胡也频。沈从文和丁玲是湖南同乡，早年在北京和上海都有过很多交往，并且沈从文给予丁玲很多帮助，但后来却反目成仇，在诸多原由中，其中之一可能与此次关键性的点拨而导致丁玲情感上的纠结疼痛有关。

婚姻不一定是爱情的坟墓，但婚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生活些微琐屑，确实会稀释双方感情的浓度，磨损双方爱情的纯度。相反，恰恰是那些未曾如愿成为婚姻的爱情，可以在风干的历史岁月中保存那份纯真，甚至发酵成鲜美的记忆。在胡也频与冯雪峰之间，丁玲有些无可奈何地选择了前者。多年后，她坦言：“我同情他（胡也频，引者注），便与雪峰中断了一时的友谊。后来雪峰结婚了，我们仍旧很理解，很关心。但我这个人是不愿意在一个弱者身上取得胜利的，我们终身是朋友，是很知心的朋友，谁也没有表示，谁也没有想占有谁，谁也不愿落入一般男女的关系之中。我们都满意我们之中的淡淡的友谊。”显然，能够涵养这份友谊的心灵，是枯涩的。据丁玲最后一任秘书王增如记载，1983年12月19日丁玲与骆宾基谈到自己这段情感经历时，她很感慨又有点伤感地说了一句：“哎呀，我心里想这个有点苦闷！”

丁玲与胡也频

第二次婚姻，是胡也频遇难后，丁玲与冯达同居，生有一女。1931年2月7日，胡也频被捕后遭国民党特务杀害，丁玲在沈从文陪同下，把出生才四个月的儿子送回湖南常德老家，交由母亲抚养。回到上海，她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下，参加革命文学活动。冯雪峰时任“左联”党团书记，既代表组织，也作为一个有过密切交往的老朋友来看望她，并安排她的工作。她提出想要去江西中央苏区，未果。根据组织决定，她留在上海。逐渐地，她从丧夫别子的愁苦中走了出来，按着冯雪峰期望的样子去生活。她到中国公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的文学小组去讲演；她受命创办并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组稿子看稿子；她积极搜集革命运动题材，创作表达革命意愿的小说《田家冲》《水》等。在共同的工作斗争中，丁玲重新燃起对冯雪峰的爱情。而此时的冯雪峰已经与何爱玉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并为人之父。

为了给这段复燃的恋情一个了结，在冯雪峰的安排下，曾经担任史沫特莱秘书的冯达悄悄地来到丁玲的身边，并走进她的日常生活。晚年丁玲回忆：“他（冯雪峰，引者注）看到我一个人在上海生活，没有朋友，不能和很多人来往，坐在那里写文章，很苦，他就给我出主意：是不是有一个人照顾你好，要像也频那么好当然也不容易，但是如果有一个人，过一种平安的家庭生活，让你的所有力量从事创作，也很好。冯达是他带到我这里来的。”冯达是一个不温不火的人，没有浪漫色彩，却有生活里的悉心照料。这一点，恰恰是丁玲作为一位中国现代知识女性走上社会独立生活的软肋，要么依靠一个可以提供生活料理的个人，要么依靠一个可以解决生活供给的社会组织。“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他是一个独身汉，没有恋爱过，他只是平平静静地工作。他原是史沫特莱的私人秘书，左翼社会科学联盟的一个普通盟员。他已参加了党。他曾有优厚的工资，每月收入一百元。后来他把职务辞掉，在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工农通讯社工作，每月拿十五元生活费。他天天写一点稿子，也翻译一点稿子，把通讯稿打字、印刷，然后一一拿出去付邮。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我没有感到有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后来，他就搬到我后楼的亭子间。”1933年5月，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机构秘密逮捕，迅速被押解到南京，丁玲怀疑是冯达出卖了自己。1936年10月从南京经上海、西安奔赴陕北革命队伍后，丁玲就断绝了与冯达的交往。

三

1937年1月，丁玲随红军从定边南下至云阳，受命陪同史沫特莱到延安采访。“七七事变”发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丁玲与吴奚如发起成立“西北战地服务团”，经过一段时间准备，9月22日，“西战团”从延安出发，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次年3月，由于战事紧张，“西战团”离开山西，渡黄河，在西安活动数月后，同年7月回到延安。在“西战团”近一年间，丁玲情感上萌生了对陈明的暗中眷恋。

丁玲出任“西战团”主任兼党支部书记，陈明为宣传股股长，是丁玲下属的中层干部，年龄上比丁玲小13岁。丁玲看中陈明的是其精明、能干、热情、细致，都是可以弥补自己生活能力粗疏不足之处。宣传股下面设有音乐、戏剧、歌咏、杂技等几个小组，负责演出节目、教唱歌曲、写刷标语等诸多事务。“陈明长得瘦小，浑身却充满了活力，每天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每个人干什么都清清楚楚，因而是有条不紊，忙而不乱。每次演出之前，他都忙着扛杉篙搭台子，爬上爬下，一条新棉裤很快磨得露出了棉花。他脑子快，主意多，还会做思想工作，看到谁闹别扭了，谁有情绪了，他讲一段笑话，立刻云开雾散，响起一片笑声，不经意间，就把问题解决了……”经历过陕北革命队伍最初的激情亢奋，特别是关于个人婚姻的流言传说，丁玲率队暂时离开延安，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给她带来的是情感的沉淀与反思：到底还需要什么样的婚姻？

陈明进入丁玲的视野，碍于上下级工作关系和年龄上的差距，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丁玲方面。经过几个月的朝夕相处，大约在“西战团”从太原撤退过程中，陈明患胃病，丁玲开始在生活中明显表示出对陈明的关心和爱意。据陈明晚年回忆，由于自己忙活的事情多，棉裤和鞋子磨损得厉害，丁玲总是吩咐管理员及时给他补充，或者是把她自己节省的拿给他用。“西战团”撤退到风陵渡过黄河，来到陕西境内的潼关，决定先派人到西安打前站。由于陈明胃病发作，安排陈明跟随打前站到西安治病。兵荒马乱之际，潼关火车站已是混乱不堪，乘坐火车的正常秩序已经完全被打乱了。据陈明回忆：

到了潼关，我们派几个人去西安打前站，这时我的胃病又犯了，于是决定让我跟随打前站的同志先去西安治病。潼关火车站聚集了很多人，只要有车来，大家都争先恐后，如同打冲锋一般。我们等来了一列火车，丁玲背起我就往蓝皮的二等车厢上冲。她穿着一件日本军大衣，皮带上挂着一把小手枪，不知哪来的力气，竟然把我背上了火车，还弄到一个卧铺。

到了西安，丁玲赶紧把陈明送到医院，拿出自己的津贴托人去买来布料和棉花。晚上，忙完一天的工作，丁玲就着电灯，一针一线地给陈明缝制新棉裤。她别出心裁地把棉裤腰身做得高高的，这样可以捂着陈明虚弱的胃。与丁玲同住一室的罗兰，睡醒了一觉，看见丁玲还在灯下笨手笨脚地赶着针线活，咕哝道：“又不是火烧眉毛的事情，干吗这么着急？快睡吧！”

丁玲说：“不关你的事，睡你的觉吧！”

丁玲对陈明的爱意，很快就在“西战团”里成了公开的秘密。陈明似乎没有心理准备，感到一种压力。据说陈明曾直接问丁玲：“你为什么爱我？”

得到的回答是：“和你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变得年轻了。”

而陈明却在这种莫可名状的压力下，选择了逃避。

1938年7月，丁玲率“西战团”回到延安进行休整。11月20日日本飞机开始连续轰炸延安，“西战团”奉命连夜离开延安开赴晋察冀边区，丁玲、陈明都留在延安，一起进入马列学院同班学习。学习结束后，丁玲被安排到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简称“文协”）主持日常工作，陈明去了边区留守兵团担任宣传队大队长，兼任烽火剧团团长，经常带队外出巡回演出。他们彼此之间空间距离拉开了，一方不离不弃，执着顽强；一方矛盾压力，躲闪回避。陈明感受到的这种压力，回到延安更加沉重了。

1939年9月，陈明到烽火剧社主持工作，丁玲托人把两个孩子从湖南老家接到延安，小孩子进托儿所，大孩子交给陈明。“我到烽火剧社后，丁玲和我谈起，准备把祖慧送到托儿所，祖林比较内向、不活泼，问我是否能把祖林带到剧社去，那里环境比较活跃。我同意了。我是大队长，有自己的宿舍，晚上祖林可以跟着我睡。”20岁出头的一个大小伙子，带着一个10岁出头的小小伙子，白天当小队员照顾，晚上叫夜以免尿床，偶尔疏忽了，第二天就要晒被子，反而招来了剧社女队员的同情和怜悯。

一位名叫席萍的女队员，鲁艺毕业，分配到烽火剧社从事音乐工作，人长得很清秀，通情达理，看到陈明带着孩子不容易，就在生活上给予帮助，处处关心。在知识分子不多的环境里，她与陈明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陈明感到，与丁玲建立恋爱关系还有些顾虑，而与席萍交往则感觉轻松自在，没有任何压力，于是他们渐渐走到了一起。剧社的同志们常常开他们的玩笑，驻地部队首长耿飚、王维周为了留住人才，也鼓励说，你们就在这儿结婚吧。1940年秋季，剧社驻扎在陇东庆阳期间，陈明和席萍举办了简单的结婚仪式，结为夫妻，次年生养一子。

丁玲

四

此间，丁玲在“文协”和“文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主持日常工作，与驻会作家萧军之间有过一段感情纠葛。

丁玲与萧军都是鲁迅称赏的“左翼”青年作家，抗战前他们在上海彼此有所耳闻，没有太多交往。1938年1月，丁玲率“西战团”经过临汾，时在民族革命大学任教的萧军、萧红夫妻出现感情分歧，一个执意要去五台山打游击，一个直接转移至西安。萧军一个人过黄河，步行到延安，因前方道路受阻，滞留在延安交际处招待所。同年3月，丁玲受命从西安回延安汇报“西战团”工作，也住在交际处招待所与萧军隔壁的院子里。4月初，萧军随丁玲离开延安到西安，应邀准备参加“西战团”工作。在西安，萧红已经与端木蕻良在一起，萧军很爽快地说：

“我和丁玲结婚，你（萧红，引者注）跟端木结婚……”

“你和谁结婚我不管，难道我们结婚还用得着你来主婚吗？”萧红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地怒吼着。这里所说的“我们”，是指萧红自己与端木蕻良。

后来的事态发展，两萧分手，萧红随端木蕻良先到武汉，再到香港，客死他乡。萧军跟王洛宾一行结伴去西北，在兰州与王德芬恋爱结婚，折回成都。

1940年6月，萧军将妻携子从四川再次来到延安，先后作为“文协”、“文抗”专业驻会作家，从杨家岭后沟迁移到蓝家坪，与丁玲重逢。丁玲对萧军很是欣赏，相对于冯达、陈明，萧军更显得具有一种大丈夫气概。“T说第一次见到我，先感到我是一个真正的‘人’……”这在萧军听来很受用，尤其是自己与妻子王德芬之间正出现感情危机之际。随后，他们之间在工作上朝夕相处之外，还有彼此颇为亲近的交往。丁玲把生活中的苦处，政治审查中的难处，都在萧军面前倾诉。在萧军与杨家岭警卫战士打架事件处理过程中，丁玲的处事方式，加深了萧军对丁玲的理解。当其他作家私下里议论，丁玲“感情的门随处可以打开，但全不是真的”，萧军却认为，“他们估计她是现实主义恋爱者，其实她却是个理想主义者”。表面上看来，丁玲对婚姻的选择都是依循着生活现实的需要，心理深处依然存在着对于男子汉大丈夫的渴望。不过这时的丁玲与萧军，堪称延安文坛上的两座山峰，声名、思想、个性、理想，都不易于让他们在生活中完全走到一起。在他们的关系中，萧军似乎更动情，也更理性，他悄悄地在日记中写道：“我爱你，同情你……但是我不能娶你！因为我更爱我的自由！”他没有把这些话当面对丁玲说，是避免伤痛了她。

萧军在日记中暗下决心遏制这份情感的发展，发誓自己就做个“自由的鳏夫”，什么女人都不沾了，把这段感情冻结起来。但当他看到陈明出现在丁玲的窑洞里时，还是不禁醋意大发。“他是个热心工作，有点志气的青年，有一条较高的普通鼻子，一双大的但是眼光不锐敏的长睫毛的眼睛，小嘴，牙齿也不整齐，三角脸，有一些女性美，是一个理智的人，但并不像是一个有天才的人。我为他有些可怜，他是不该和T相爱的，他们的一切距离太远了！T也早应该离开这个可怜的孩子！T是一个乐意别人为她服务而引以为乐的人……”哪里是在写日记，简直就是用漫画的笔墨在挖苦嘲讽，以发泄心中的酸楚。由此可以想见，陈明在延安只要一出现，会遭遇怎样的打量、议论所带来的环境舆论压力。

大约是在此次陈明与丁玲见面后，陈明从延安回到陇东，就与席萍结婚了。

有一次，原“西战团”团员罗兰来看望丁玲，丁玲请她在饭馆里吃饭。忽然发现陈明和烽火剧社社员们也在这里聚餐，罗兰就惊奇地叫喊起来。陈明马上跑到她们身边打招呼，表情却颇为尴尬。罗兰喋喋不休，丁玲与陈明之间只说了几句不冷不热的话，陈明就回到自己的桌子边，又坐到那位体面文静的女社员旁边。

罗兰有口无心地问：“那个女的是谁？”

丁玲吱吱唔唔地说：“我们走吧！”

罗兰陪丁玲回到窑洞，丁玲就哭了起来，哽咽着说：“你有没有发现，陈明变心了！”

年龄上比丁玲、陈明都小的罗兰有些少不更事，很少看到丁玲落泪，有些慌张，赶紧劝慰道：“不会的，他不是那样的人！”

丁玲说：“你不敏感，你不懂，他和烽火剧社里的那个女同志结婚了！”

罗兰拍案而起，怒气冲天地说：“这个无情无义的陈明，我去找他算账！”

陈明和席萍结婚后，还领着新婚妻子来拜访丁玲。礼节上的客气，掩不住心理的尴尬。丁玲在痛心、失望中挣扎着，大约一年多的时间里，她将自己的这种疼痛心理寄托在《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战斗是享受》《“三八节”有感》等一系列文学创作中，以及不断写给陈明的大量个人信件里。

五

陈明与席萍结婚一年后，不断听到丁玲非常痛苦的信息，心里不得安宁。

晚年丁玲与陈明

陈明事后回忆说：“这段时间我听到的议论都是说丁玲非常痛苦，我感到这种局面非解决不可。我想：席萍还年轻，各方面条件都好，还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我得忍痛做出决断，不能让三个人都痛苦的局面再持续下去。于是我用鸡蛋里面挑骨刺的办法，制造了一个借口，说席萍有依赖性，过于依赖丈夫，而我则喜欢独立性的女性，我提出我们的感情不合，要求离婚。”陈明提出离婚，正是席萍住进中央医院待产之际。陈明还请自己在马列学院的同学、现任中央医院领导出面劝说席萍接受离婚协议。孰料席萍从容镇定，泰然处之，在生下孩子后，马上答应离婚，并执意坚持自己独立抚养孩子。

1942年2月15日，农历春节，陈明住进蓝家坪丁玲的窑洞，他们正式结婚。没有喜宴，没有请客，也没有人闹洞房，他们爱得很辛苦，但辛苦中自有一份属于他们自己的甜蜜。

此后近五十年的岁月里，他们女主外，男主内，相亲相爱，患难与共。“陈明对丁玲的照料，可说是无微不至”，时时处处，呵护有加。历经多次政治磨难，丁玲引以为自豪地说：“我比你们哪个都好，好在有一个陈明。”有陈明相伴，丁玲从容地走出了人生中年的逆境，并在晚年继续做自己想做的文学事业。

1986年2月14日上午，弥留之际的丁玲睁开眼睛，声音微弱而清晰地对陈明说：“你再亲亲我！”

陈明俯下身子，深情地亲吻着丁玲。丁玲满足地微笑着，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