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

2018年盛夏时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颁奖典礼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张弥曼，凭借在化石记录方面的开创性工作，获得2018年度“世界杰出女科学家”荣誉称号。随后，张弥曼分别用英语、法语、汉语、俄语、瑞典语等语言发表了她的获奖感言。人们赞叹这位82岁古生物学家的幽默，也感动她为科研牺牲个人幸福的精神。

立志报国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在研究鱼化石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可我们知道，您刚开始并不是研究这个的，能具体说说吗？

张弥曼（以下简称张）：我1936年出生于南京市，是家中长女。我父亲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教，在神经生理学领域颇有建树。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就对生物、自然科学非常感兴趣。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我们一家开始了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生活。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后，父亲带着全家逃散。1940年，我们搬迁到重庆北碚，后来，又辗转于江西等地。可以说，我的童年是在战火和硝烟中度过的。当年，日军疯狂轰炸重庆北碚时，我和怀有身孕的母亲在床下躲避，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父亲急匆匆地赶回家时，以为我们被炸死了，号啕大哭。那个年代，我亲眼看见日寇狂轰滥炸，人民流离失所，很多孩子因缺医少药而死去。我本人也得了疟疾，走路摇摇晃晃，曾连滚带爬地跟在逃亡的队伍后面，生怕死去。因为耳闻目睹过太多苦难，我发誓长大后要做一名医生，治病救人，救亡救国。

然而造化弄人，1953年，当时的中国正在朝工业化迈进，国家号召青年学生积极投身地质科学行业。因为当年一句“地质报国”的号召，我放弃了从事医学工作的理想，毅然考入北京地质学院，从事地质研究工作，以期为祖国寻找矿产资源。

记：那您又是怎么研究上鱼化石的呢？

张：1955年，我被送到莫斯科大学学习古生物学。从地质学转到古生物学，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根本不知道该学哪类古生物学。有一天，曾在苏联访问的鱼类学家伍献文先生对我说：“要不，你就学鱼吧！”从此，我就开始了对鱼化石的研究工作。

1960年，我回到祖国，顺利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开始了我的“学鱼”之后又“寻鱼”的生涯。

记：这个工作需要您不断外出，家人支持您吗？

张：我的丈夫是我莫斯科大学的同学，他学的是物理学，回国后去了沙漠戈壁滩，从事原子弹和氢弹研究工作，成就斐然。两个人都忙，没有办法，女儿出生刚满月，我就把她送到了上海外婆家。从此，我们—家三口分隔三地，几年后，我才将女儿接回自己身边。我们这一代人，正逢国家建设初期，每个人心头都是火热的，为国家做事，都会全力以赴，不管是搞科学研究，还是日常生活，都有一颗大公无私的心。家人对我的工作都很支持。

野外勘探

记：寻找鱼化石都是在野外，条件很艰苦吧？

张：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也毫不例外地被送到农村改造。当时，我以为研究要中断了，虽然觉得可惜，但还是退掉城里的房子，义无反顾地做好了“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准备。

“文革”结束后，我回到城里，得知要继续之前的鱼化石研究工作，我总感觉时间不够用，浑身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总想把之前落下的工作补上来。每年，我都会抽出3个月时间，跟随地质勘探队东奔西跑，在荒郊野外采集化石。野外勘探条件艰苦，全靠两条腿和一双脚板，一天能跑20多公里路。到了晚上，我们经常要露宿野外，如果赶上运气好一点的话，会投宿老乡家，但更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村里的祠堂过夜。

这真是一项又苦又累的差事，由于常年在野外生活，风吹日晒，我和地质队员们一个个都像郊外的“野鬼”一般模样。

记：人们其实对你们的野外生活还挺好奇的，能具体讲讲吗？

张：呵呵，其实在野外，四周到处都是蚊虫，咬人可厉害了，一口一个大包。地上更是臭虫满地乱爬乱跳，还到处咬人。长年在外，一换新地方，我就生虱子。每次从野外回来，脱下衣服我就开始捉虱子，不停地用手指甲掐，一掐一包血，很是吓人。后来，我干脆一回到家就把衣服扔到大锅里烧开水煮沸，叫虱子死无葬身之地。除了虱子，还有跳蚤，在衣服里跳着蹦着咬人。为此，我还练就了一门技艺，在黑夜里能抓住跳蚤，被同行誉为捉跳蚤的“圣手”。

有一次，在缙云的磨石山上，我睡在山顶的祠堂里，半夜时突然被几只老鼠吓醒。漆黑的夜晚，我吓得不停地喊叫。还有一次，在浙江横店考察，我晚上睡在农家的稻草地上，盖的是发霉的被子，又冷又饿。

艰苦的环境，磨炼着我的意志，也锻炼出了我超人的饭量。有一年，我出去采集化石，恰好赶上中秋节，队里给每人发了一斤米饭、一斤烙饼，我就着大酱醮豆腐，风卷残云一般，把米饭和烙饼一扫而空，创下了野外饭食的个人“新纪录”。

野外工作虽然很苦，但一想到我找到的每块化石，都见证着一段历史，有可能揭开历史背后的谜底，我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因此每年夏天，我还是会奔跑于祖国各地，常常一个人挑着担子，带着锤子，跋涉在荒山野岭之间。整天泡在泥地里，或者山沟边，不停地挖啊、刨啊，去寻找想要的鱼化石。

记：听说您在寻找鱼化石的时候，也对石油开发贡献了力量？

张：学问都是相通的。在大庆油田开发之初，我根据地层中的化石样本，准确提出石油的成油地质时代，为地质专家寻找油层提供了科学依据。大庆油田第一股油流从地下冒出时，我的观点也被证明并引起重视和轰动。

记：我们曾看到过一幅漫画，画面上，蓝天白云，海风椰树，您穿着淡紫色碎花旗袍，神采奕奕，手牵一条长着四条腿的鱼，漫步在海边沙滩上，还对手里牽着的那条鱼说：“小杨同志，我带你走向21世纪。”能说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吗？

张：这是我一位学生画的漫画，送给我做生日礼物。画中这个四足怪鱼，是我找到的闻名国际古生物学界的“杨氏鱼”。

记：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个“杨氏鱼”吗？

张：1980年，我参观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看到了瑞典学派代表人物雅尔维克用25年时间还原的肉鳍鱼化石，感到极其震撼，决心用最短时间迎头追赶上去。那时，我们还没有CT扫描技术，要想从内到外看清微小的鱼化石，很不容易，需要一种极为复杂的连续磨片工艺和制作模型方法才行。

我想要还原云南曲靖的杨氏鱼，耗时多多。这种鱼的颅骨化石只有2.8厘米长，我需要先磨掉极其微小的一块样本，然后，依靠显微镜来画出切面图，边磨边画，直到整块化石磨完为止。我倾尽心力，画出540幅图，复杂一点儿的图，画一张就会耗去十四五个小时。有时候，我会一直画到凌晨4点，回去睡两三个小时就起床，回到实验室接着干。就这样，我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对“杨氏鱼”的研究工作。

按照瑞典权威学派的观点，“杨氏鱼”应该有一对内鼻孔，鱼的头颅分成前后两半，由一个颅中关节连接。我在研究“杨氏鱼”标本时，既没有找到内鼻孔，也没有找到颅中关节。内鼻孔是鱼类“登陆”时学会呼吸的关键构造。为此，通过认真研究后，我找到了更多证据，从根本上动摇了瑞典学派的权威观点。我认为，杨氏鱼和奇异鱼都是一种原始的肺鱼。这一观点的提出，在国际古生物学界引起轩然大波，专家们对此一直争论不休。直到1995年，世界古生物学界才普遍认同我的观点，肉鳍鱼类起源的中心地区也逐渐转向了中国云南曲靖地区。

记：我们知道，您这个卓越的发现，让世界古生物学界为之震动，开启了生物界对四足动物起源新一轮的探索，您很有成就感吧？

张：我其实很笨，除了有一双勤劳的手之外，就是靠自己不懈的努力，去发现问题，去探讨研究。我也没法和别人比，别人讲话头头是道，而我的嘴却很笨，也带不了很多研究生，至今带过的学生总共只有十几个。给学生改论文，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去读去改，速度很慢。自己的发言和讲座，我也是一个字一个字去写，做得很慢。说真的，我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总想着自己啥时候能变得聪明一点，干什么都能快一点。

成就卓著

记：听说您还出版过一本书？

张：2004年，我回到老家，参观了家乡的城市建设，看到家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把看到和听到的故事写成了《回乡偶记》，没想到出版发行了。

记：您还把一种鱼化石命名为“伍氏献文鱼”，有什么意义吗？

张：说到这个，我真的是想感谢太多人，国家的培养，领导的帮助，同事的关怀，都让我终生难忘。应该说，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总是能遇到好老师。伍献文老师当年的一句话，定了我的“终身”，让我在鱼化石的研究上有了成绩。2008年，我在柴达木盆地发现了一种奇特的鱼化石，便将它命名为“伍氏献文鱼”，就是为了纪念老师伍献文先生。

记：我们知道，搞研究的人都很注重自己的研究成果，您却主动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让给别人，能说说这个吗？

张：20世纪90年代初，我把炙手可热的泥盆纪鱼类研究，移交给了年轻人去做。我想，我把我原先的研究方向让给别人，别人可以在我研究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可以省去很多时间，也更容易出成果。这对年轻人有帮助，最重要的是，对研究有帮助，何乐而不为呢？

记：听您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获奖感言，您用了多种语言，当时是怎么想的？您工作那么忙，还有时间学语言吗？

张：我先用法语开场，是想表达对东道主法国的尊重。然后，我分别用俄语和瑞典语感谢早期导师对我的帮助。我学习语言，其实都是工作需要。63岁时，我发现看法语文献吃力，于是利用周末去上法语培训班。当时坐在20岁左右的同学中间，我的一头白发特别显眼。第一堂课，老师让大家用法语介绍自己，我说，我今年63岁。话音刚落，整个教室一片哗然。下课时，班里的同学都围了上来，问我这么大岁数了学法语做什么，我就耐心地告诉他们，我学法语，是为了搞科学研究时用。同学们听了，都一时无语。

记：这些年，您取得了很多荣誉，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张：呵呵，2011年，我当选瑞典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同年，又被授予美国芝加哥大学荣誉科学博士学位。2015年，我又获得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研究生院荣誉博士学位。2016年，我获得古脊椎动物学会的最高荣誉：罗美尔—辛普森终身成就奖。2018年，我获得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也是这个行业中的世界最高荣誉奖项，代表著作有《热河生物群》《中国古生物志》等。2018年8月，中央宣传部、科技部、中国科协又把我评为“最美科技工作者”。国家和同行对我真的是太照顾了，非常感谢！

记：能具体说一下这次的“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吗？

张：我这次获得“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为水生脊椎动物向陆生动物的演化提供了化石证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是哲学问题，也是古生物学问题，更是人类一直探索的话题。我研究鱼化石，也是在探索人类的起源。这次获奖，也是同行对我的一种肯定。颁奖典礼上，我想告诉人们，也想打破一些人的偏见，觉得科学家都是刻板严肃的，因此就选择了风趣幽默的开场白。没想到，效果挺好的，在5分钟的演讲中，人们给了我极大的善意，都热烈地鼓掌。发表完获奖感言，我直接走下讲台，竟然忘记了拿走获得的奖杯。没想到，这又把全场的人逗乐了。其实我真的是因为太激动而忘记拿了。

记：有如此成就，您完全可以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可是听说您又投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为什么呢？

张：科学研究永无止境，世界古生物研究日新月异，我们再不抓紧时间，就赶不上别人了。而且越是深入研究，我就越觉得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太多。现在，我开始研究新生代鲤科鱼化石，这类化石反映了近年来地球的变化，可能会诞生新的重大发现。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我常去青海、新疆野外勘探。如今，我还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我感觉自己精力很旺盛，就是时间不够用。我总有一种感觉，那些在地球和时间中旅行的“鱼”正在等著我去发现它们，因此我不能停下来。

〔编辑：潘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