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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选择『嫁』给中国

2019-01-17丹娜舒伯特DanaSchuppert口述马新晶整理

中外文摘 2019年1期
关键词:朱镕基云南生活

■ 丹娜·舒伯特(Dana Schuppert) 口述 □ 马新晶 整理

北京之行,唤醒了我儿时的“中国心”

我生长于欧洲,父亲是著名医学家,熟悉中国和印度文化;母亲是法国贵族,对中国艺术极为熟谙。因此,我感觉自己很幸运,父母对我的影响很大,从小塑造着我的生活方式。

六岁时,在父亲的书房,我开始阅读中国哲学著作,由此接触到中国的智慧和艺术,并被书中那个神秘国度深深吸引。我对父亲说:“我一定要去这个国家!”这让我的父亲感到极为震惊,没想到我从小就有一颗“中国心”。

当然,最开始我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来到中国,并在中国生活。当我取得巴黎大学硕士学位、波恩大学人文科学和经济学两个博士学位后,先在波恩大学做了五年副教授。此后,我转入投资银行业,专注于德国与法国的经济、政治交往。后来,我又来到亚洲,在日本工作。

1992年,我从日本去北京出差。当走出机场的一刹那,我感到似乎有一种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我不知道这种感受从何而来,也无法用语言表达,但我很清楚地感到这里使我感到非常舒服,就像回到家里一样。这种家的感觉,仿佛唤醒了我六岁时在父亲的书房所获得的中国记忆,也或许是促使我日后做出一辈子生活在中国决定的原因。

当然,最终选择在中国定居,朱镕基对我的影响很大。1997年,在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我第一次见到朱镕基副总理。当时,朱镕基副总理应邀出席会议,并用流利的英语作了题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的主旨讲演。一位政府高官可以脱离讲稿,在几千人面前用流利的英语进行演讲,而且充满了智慧和幽默,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我对他说:“我以佛教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不会在世俗的意义上结婚。但是,如果你成为中国的总理,我就会‘嫁给中国’,因为我对中国的感情太强烈了!”

此后,我回到德国,当时我的父母都已去世。面对内心的真实感情和愿望,我卖掉了曾经与父母一起居住了多年的房子,放弃了在欧洲的事业和生活,独自一人来中国定居。对于这个或许让人不解的决定,我自己很清楚:我来到中国,是遵循了内心的呼唤;我选择中国作为自己的祖国,就是想为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我的中国“孩子”和“男友”

1998年3月,朱镕基成为中国的总理。当时,我在人民大会堂现场听到了他的演讲。至今,我仍对“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记忆犹新。2000年,朱镕基总理去德国访问。当时,我作为中德政治关系战略顾问之一也回到了德国。

在这次见面中,我对朱总理说:“您也许还记得我,现在我已经‘嫁’给了中国,而且有了两个‘孩子’——云南和四川。”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自觉自愿、当仁不让地扮演了云南、四川两省的战略顾问角色,而这和我事业的使命与价值是一致的,那就是:有效利用资源以及对环境和珍贵文化的保护,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帮助欧洲、印度和中国的公司寻求合作伙伴和投资机会。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去旅行的情景。它们不像其他城市那么商业化;人很淳朴。我被这里的文化和民族多样性、自然资源的丰富和景色的美丽所深深感染。云南丽江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是一个像天堂的地方。正因为如此,我将云南和四川作为自己的“两个孩子”,为它们的发展出谋划策。

为此,我曾用五年多筹划了一个关于云南省的展览项目,作为欧洲和印度了解云南的窗口;也曾促成中印高层文化交流会议的召开,并在云南丽江创立了21世纪中印文化和经济交流中心;还曾以私人名义邀请印度卡纳塔卡邦前邦长、被称为“亚洲硅谷之父”的克里什纳(曾对班加罗尔的发展进行规划,使其成为著名的东南亚硅谷)来到中国,对北京、昆明、成都和上海进行了成功访问。

这些事使我得到了一个很中国的称谓:“女诸葛亮”,也有人把我称为“中国的第57个民族”。但于我而言,初衷很简单:因为我太爱这两个“孩子”了。

除了两个“孩子”,我还有三个中国“男友”:老子、孔子、孙子。《道德经》《论语》《孙子兵法》中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是中国对我具有无比吸引力的重要原因。其实,我小时候已经在父亲的书房里接触过这些书,当时虽然读的是德文版,但是其中的深刻思想还是带给我深深的震撼。

老子的“道”,虽无始无终,却告诉我们要顺势而行;孔子的“过犹不及”,使人们在生活中懂得“度”的把握是何等重要;孙子兵法,成为战略家“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法宝。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他们称为自己的三个忠实的“男友”。从他们那里,我可以找到自己所有的人生经历,他们的思想相互补充和完善,是我生活的指导原则。

2013年9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名照在京会见丹娜·舒伯特

我爱你,中国

自从和中国美丽邂逅以来的这些年,我对中国文化非常适应,既没有生活上的不便,也没有文化上的冲突,而是内心深处感到自己与中国有一种莫名的缘分。

从1992年我第一次来中国时起,我就开始自学汉语。不管是在飞机场还是在办公室,我总是在闲暇时间努力尝试着用汉语表达观点。尽管由于事务繁忙,我到现在也只能试着使用汉语而已,但这并不妨碍我从中领略中国文化的纯然之美。例如李白的名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就是我最喜欢的唐诗之一,一个国家的人民能读到并感受、领会这样美丽的诗句,是一种幸运、一种幸福。

我是具有德国国籍的欧洲人,拥有德法背景,欧洲是我来中国之前最重要的背景。但是,这并不妨碍我选择中国,并不妨碍我热爱我的“孩子”和“男友”。可能在有的人看来,我的生活是“另类的”,例如没有现实中的婚姻和孩子。但实际上,当我在波恩大学做副教授时就意识到,每个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我的生活方式与他人的是不同的。我从来没有期望过每个人都能理解我的生活方式。只要我遵循了内心的想法,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这就够了。

现在,我的生活里有插花、竹影,有美丽的中国风光。在中国,我既可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可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所有这些年的见闻和感受,让我萌生了写作《中国,我爱你!》的念头。中国有着世界上唯一的五千年未曾间断的文明史,而一个具有深层文化底蕴的国家,未来的发展必定是健康、和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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