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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的城

2019-01-15隆林刚

大理文化 2019年12期

隆林刚

秦治木

1972年,我进纺织厂车队当学徒。要是哪天下午我师傅王新宇提前把工作服甩在椅子上,哼起小曲,拎起铁锯条插着的肥皂,我就知道他去了澡堂子后要去哪里了。他带着淡淡的肥皂香和喜悦去相亲,然而每次都被人家将高涨的兴致一点一点凉下来。除了越来越浓的一身酒气,他带回宿舍的就是谁也听不懂的喃喃话语。他眼光高也没有错,26岁就是车队副队长了,年轻有为,好像只要一路走下去,队长、副厂长、厂长这些帽子就会一一落到他的头上。也有开了头的,不过都是草草收场。在他手上,那些爱情好像是反反复复握不住的一捧沙。到后来,他相亲好像只是为了去失望,然后狠狠地醉上一场。那天,我说,师傅,差不多就行了。我指的是他刚见了的小白妹。我认识这个女工,纺织车间的。参加工作的第一天,我很兴奋,手忙脚乱的,去食堂打饭时,才发现把橡皮筋扎着的一叠饭菜票弄丢了。饭菜已经扣在碗里,周围都是冷冷的陌生人,我很尴尬。小白妹就是在这个时候华丽丽地从天而降的。她从我身后挤上来,把一叠饭菜票递给食堂师傅,说,他的我来付。挤出打饭窗口,我说,谢谢你。她说,你是新来的吧?我点点头。她说,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也老丢饭菜票,没事,不会白丢的,丢着丢着你就聪明了。我不敢正视她的笑声和她肌肤的白,它们和着那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只轻轻一闪,就轻易将我的勇气击退了。但那发间的余香却留了下来,我深吸一口,那是洗发膏的香味,缠绵可人。第二天,我守在食堂门口还她菜票,她身旁的一群女工嗤嗤地笑。别理她们,她接过菜票,挥舞了一下拳头,说,加油干,要永远记住我们是社会主义接班人。我看着她们走远,那青春的背影是春风里的花儿,看不够的。可王新宇却说,你不懂,感情这事,差不多就是差得远,有一天你会明白的,好看这东西不能当饭吃。

我和小白妹结婚那天,王新宇敬我酒,小木,女大三,抱金砖,还是你小子有福气。他又看向小白妹,祝你们白头偕老。我知道他没有正视她,他的眼光只是在她的脸上弹了一下。王新宇31岁了,依然单身,依然是副队长,那些原以为不久就会落在他头上的乌纱帽,依然在远方。他似乎也渐渐看清了自己的处境,朝中无人,学历有限,良好的开局也仅仅只是良好的开局而已。所谓的年少有为,也只是错以为手中握住了大把时间就等于握住了美好未来。只是少了年轻气盛,却也没有多出几分潇洒从容来。工作上得过且过还可以将就,可在相亲这事上若是将就,又觉得对不起那些相亲的时光和那些金光闪闪的履历。毕竟是见过桃红柳绿的缤纷,再放下身段去看一棵小草的风情,真是太难了。他不敢正视小白妹,或许就是害怕那些岁月又涌上心头变成一段感慨吧。倒是小白妹大方,连敬王新宇三杯。一杯敬他对我们的祝福,一杯敬他对我的关照,一杯祝他早日找到他的爱情。酒也不烈,却辣得小白妹哗哗掉眼泪。我搂住她的腰,手上特地用了力。她一定知道我在告诉她什么:亲爱的,我在,一直都在你身边。

小白妹上下夜班,我都去送她接她,直到儿子小雨出生。小雨不好带,走路之前是落地响,离了人的怀抱就是个哭娃娃。走路以后调皮,睡觉都不老实,容易惊醒。一岁半的时候,我狠狠心把小雨丢回老家。一个月回去看,脏得像只小狗,洗白了才认得出是我的小雨。也不能怪我父母,整个村的小孩不是养成脏小狗就是养成野小猫,身上散发着酸臭味,整天跟着苍蝇到处跑。小白妹红着眼睛把小雨领回来,就自己带,黑着眼圈地带,带得瞌睡丢了,人恍惚。一天,我凌晨醒来,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就站在窗口等下夜班的小白妹。小白妹的身影缓缓走进我的视野,同框的还有一个男人的身影。我熟悉这个身影,就像熟悉我的影子。我藏进窗帘,看他们在夜色中站了一会,直到有人出现,他们才匆匆分开。等小白妹上了床,我就翻了上去。她说,昨天才要了的。我说,我天天都要要。她就不说话了,把自己装进深深的沉默里。从洞房那天起,她就这样了,任我雷霆风暴她都是一块静默的土地。那天,我发了狠。我要把这块土地犁响。我要用它的声音来撕碎我的悲伤。可小白妹只是把指甲深深嵌进我的背脊,只是眼角闪着晶莹的泪滴。等我明白,脊背上的隐隐疼痛就是这块土地的声音时,我被更多的悲伤伏击了。

攀枝花那趟任務很重要。花布是刚上的新品,生产线只有一条,临近交货时间了,印染车间还在赶货。能不能准时把货送到,不仅事关新产品的销路,而且还事关纺织厂的声誉。五天的行程要三天走完,出发前一天,队长让我们在家养精蓄锐。那天晚上,我请王新宇来家里吃饭。我经常请他到家里吃饭,徒弟请师傅喝上一杯,理所当然的事。他也从来不和我客气,师傅上徒弟家喝一杯,好像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我故意制造出一些空间给他们,比如,吃饭前去楼下买包烟,比如,吃饭后包下洗碗的活。然后我就暗暗观察他们的脸色,然而,他们总是很坦荡的样子,丝毫看不出做贼的心虚。不过,他们表面上越是云淡风轻,我就越相信他们心里藏着雷霆和闪电。那天,喝的是木瓜酒,本来想多喝的,但小白妹不让,说,木瓜酒朝后醉,明天你们还有任务,不能再喝了。王新宇说,小看谁也不能小看老司机的酒量。小白妹瞅他一眼,就把酒收进里屋去了。

第二天车队整装待发,迟迟不见王新宇,队长急得跳脚,让我跟着他去宿舍叫人。门是被踹开的,王新宇死猪一样地躺在床上,叫也叫不醒,队长照着他的屁股踢了一脚,他只哼哼了一声。队长说,你个狗日的,喝了多少?你不是千杯不倒吗?我没有接队长的话,打了盆水,准备给王新宇洗脸。队长说,别洗了,都醉得跟个死人一样了。攀枝花回来,我风一样地向家跑。我想念小白妹的念头已疯长成草,青了黄,黄了枯,现在又燃成了一片火。家近一点,身上的疲倦就少一点,我就距离小白妹近了一点。小白妹不在家,桌子上丢着那个小药袋,里面还剩着两颗小药片。我熬了一个通宵,红着眼睛失魂落魄地去医务室找王医生,好不容易才弄到的。居然没藏好。我到底是着急了。

戴晓松

我是个愚笨的人,快六岁了,可生活于我来说还是一片混沌。我爸进去的那天,是我人生重要的一个节点。来的是两个警察,他们表情冰冷,才往屋里一站,我就感到了寒意。一个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另一个说,1968年1月16日,你作为炮派骨干,打死了240的几个人?我爸看了我一眼,说,能不能出去再说。就是我爸望向我的这一眼,让我的人生从此开始变得有迹可循。那眼神充满了慈爱和悲伤,让我一下明白人生有一种滋味叫做无可奈何。我爸是我的一扇窗,他进去了,我的世界就没有窗了。我透不过气来,整晚整晚哭。我妈带我看医生,没有效果,就开始做各种迷信活动。有一晚,她点支蜡烛,口中念念有词地往我床边和身上洒清水泡过的米粒。我把落到脸上的米粒抹进嘴里,用它堵住我的哭声。沉重的压抑缠绕在我童年的骨节里,让我无法在阳光下奔跑。我渐渐不爱说话,不爱看别人的眼睛,更不爱学习。小学毕业后我就混社会了,我妈在我面前哭,说我无药可救。我懒得理她和她的眼泪,要是眼泪有用,我早把我爸哭回来了。

那天,我和田鸡,还有大头把黄小伟堵在巷子里。三打一,因为局面很好,我们反而不着急动手。我们用语言羞辱他,像猫在挑逗一只无路可逃的老鼠。和黄小伟也没有什么恩怨,不过我们的江湖就是这样的,身边跟着几个妹妹,几杯烈酒下肚,烧着的眼睛就很容易愤怒。天知道那些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转眼间我们的优势就变成了劣势,而已经变成一条摇尾狗的黄小伟又骄傲成一条狼。团战中,田鸡惨叫一声,然后捂着肚子一点点软成一根面条。那些暗红色的血借着昏暗的路灯,猥琐前进,先是一条虫子,很快就大成了一面影子。黄小伟他们一哄而散,苍茫的夜色中只剩下田鸡的呻吟和我的慌张无措。田鸡说,松子,我会不会死?我说,胡说,我死了都不会让你死。我和大头轮流背着田鸡往医院跑。田鸡至少有75公斤,很快压垮了大头。我也背不动了,但还想撑一下,撑一下就可以离医院近一点,结果就摔了。田鸡躺在路上,奄奄一息,他会不会就这样死去。我和大头害怕极了,大头先哭,我也跟着哭。有路人停了下来,那么大的一个胖子,他们爱莫能助。除非有车,有人说。等于没说。白天都难看到几辆车,更何况是晚上。田鸡快要死了吧,流了那么多血。

那个中年男人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他的大货车咔嚓一声停在我们旁边,一扇希望之门就打开了。中年男人面色冷峻,一边紧握方向盘,一边鼓励田鸡,小伙子,马上就到了,小伙子,再坚持一会。路灯一盏一盏从他的脸上划过,他那姿态,仿佛是驾着战车在硝烟中冲锋陷阵。

田鸡进了抢救室,我给中年男人递了一支烟,他没有接。见他牙齿发黄,我说,戒了?他说,医生让戒的。我说,叔,开大货车有意思吗?他说,有意思啊,东南西北到处跑,看风景,长见识,不过,那是从前的事了。我看了看他,他望向窗外,窗外不过是下关风又吹过下关城的寻常夜景,他的目光却充满了深情。见我脚下很快丢满了烟头,他说,你也少抽点。我说,不抽难受。他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我想了想,就把还没有抽完的半支烟丢脚下踩了。他说,打架很好玩吗?还是你们和人家有不共戴天的仇恨?我没说话。他说,不过也没事,谁年轻的时候没有荒废过时光。我愣了一下,觉得他吟了一句诗。

警察来的时候,田鸡已经脱离了危险。医生说,再晚一点就救不回来了。等警察的问话结束,我发现中年男人已经不在了。不知道他的名字,还欠着一句谢谢,我就在空荡荡的过道里走了几圈。过道里似乎还留着他的气息,淡淡的汽油味,很好闻。

我妈也来了,眼睛红肿着,她就这样,好像眼睛一红,全世界就会为她让路。她说,你这样不听话,等你爸出来了,你说,我该怎么向他交代?我说,我要学开大货车。

秦治木

1988年的一天,副厂长打电话到车队找我。他以为一个电话就可以把事情搞定,可惜我不是阿猫阿狗。我知道那个人的底细,不是什么好鸟。初二辍学在家,游手好闲,还搞大了人家女孩子的肚子。好在家里有钱,为他善后。可我这里不是少管所,更不是装败家子的垃圾桶。

第二天,副厂长亲自上车队来了。他可能忘了车队谁说了算,并且那个人有着怎样的臭脾气。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戴晓松,他跟在副厂长的屁股后,又瘦又黑,却很斯文。天知道那些破坏力是怎么藏进他身体里的。副厂长很显然在压抑对我的不满,丢过来一根烟,眼睛就去看别处了。我接过烟,放在耳朵后,也不说谢谢。他说,晓松,过来拜见你师傅。戴晓松就过来准备鞠躬喊师傅。我说,等等,你先去把屋外窗子下那个轮胎滚过来。戴晓松前脚出去,副厂长后脚就跟了上去,过了一会,又跑回来说,老木,那么大的轮胎,他扶都扶不起来,还怎么滚?我说,扶不起來了你还让我扶,你知不知道你在给我送一颗定时炸弹?

晚饭后,小雨打开电视,又把它关了。它前天又坏了,小雨忘记了。无数的雪花点,想将就下都将就不了了。修不了了,修理师傅说,什么东西老了都会有毛病的。小雨就去隔壁家玩,半年前,隔壁家抬回来一台17寸的大彩电。这等于在小白妹眼里烧了一把火。她不叫我老木了,而是叫我车队队长。纺织厂堂堂车队队长硬是被她叫成了四个耳光。她声音洪亮,我无地自容。我承认,是我惯坏了她,让她的脾气动不动就变成一把刀。其实紧一紧,家里还是拿得出一台彩电的钱,可是我妈的病摆在那里。风湿、糖尿病、高血压,每一个坑都需要用钱去填。我让小白妹等一等,熬过了冬天,就是春天了。她说,别和我说这些狗屁话,我的春天早就熬没了,家家都有彩电,就我家没有,小雨看电视还得往别人家里跑。熬,还要怎么熬,难道还要我熬到你妈死吗?我知道,她未必是爱我的。相亲前,介绍人说,女方就是要找一个车队驾驶员。去了一看,居然是小白妹。小白妹见我就笑了,说,绕了半天,我们又见面了。我说,这就是缘分吧。小白妹说,我不相信缘分,我只相信事在人为。不过,也许是我自私了。得了人,还想得到心。

我去医院卖了两次血,第三次出来的时候,头昏,脚软,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一会才缓过神来。我不敢再去了,我不是怕死,我是怕我死了便宜了王新宇。王新宇一直没有结婚,他一天不结婚,我就一天不安心。当年,澡堂洗澡,他让我帮他擦背,我故意激他,师傅,有些人说你不结婚是有问题。他挺起腰杆说,好好看看,我的东西能有什么问题?我说,又要漂亮又要有家庭背景,上哪里找这样的女人?他说,臭小子,别以为结了婚,天天可以睡女人,就有资格教训你师傅。见他生气,我就高兴了。我原以为等不了多久他就会赌气把婚结掉,可没有想到,一等就是十多年。也许他习惯了单身,可我还没有习惯他成为小白妹的一道影子。我把三次卖血的钱拿给小白妹,她问我钱哪里来的?我不说。她又再问,我还是不说,她的语气里就多了不屑。我一着急,就说,我没偷没抢,这是我卖血得的。她让我伸出手,我不伸。她就强行拉起我的手,掀起袖子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给她看那几个针眼,黑黑的,微不足道地停在手上,莫非还期望它能化成一只小飞虫飞进小白妹的眼里,逼她落出几滴眼泪来?晚上,小白妹煮了碗糖水鸡蛋给我。她说,不要再去了,我不会再逼你买彩电了。我吃了一口,糖水很甜,鸡蛋很香。

四年级的时候,我爸我妈去杨露婷家提亲。也不算早了,我们这里的孩子,有些才生出来就定亲了。杨露婷的父亲杨宏伟,结婚后的十多年里只干三件事:抽烟、喝酒、赌博。钱不够就借,等积了一屁股债时,只好偷鸡摸狗了。杨露婷她妈何秀也不是什么好鸟,好吃懒做,杨露婷周末回家,还得给全家做饭。她爸和她妈的组合,就是歪锅配歪灶的组合。当我爸我妈走进那间穷得响叮当的黑屋子时,不由皱了皱眉头。杨宏伟点头哈腰,一边欢迎贵客,一边用余光扫桌上的礼物。我爸我妈其实也就是走下过场。我是村长的小儿子。我们家新盖的三坊一照壁鹤立鸡群,还没有进村就能看见它闪出的光。我爸为提亲这事向我挥过笤帚,他说,门不当户不对。我说,你信不信我明天也离家出走?我爸就不吱声了。我哥比我大6岁,15岁的时候,我爸给他定了一门婚,女方是隔壁村村长的女儿,算是强强联手吧。我哥不愿意,我爸就用笤帚打他,让他滚。我哥从来叛逆,唯独我爸这句话他听进去了。他去了深圳后,给我写过信。他让我不要告诉我爸我妈他在哪里。他说他离开他们就等于鸟儿离开笼子飞上了蓝天。他把深圳说得跟天堂一样,还让我以后去那里找他。我才不去呢,天堂里如果没有杨露婷,那就是个地狱。

定亲后,我看杨露婷的眼神多了一种温柔。但这种温柔似乎不被杨露婷喜欢。她总是躲着我,有时候一不小心眼神落到我身上,又慌着跳开了。我喜欢她的害羞,像一只可爱又机警的小鸟。一天,杨露婷把我叫到小树林。她说,小学马上就要毕业了,你有什么打算?我说,我的打算你还不知道?她说,我还想去读书。我没有说话,低頭看地上的蚂蚁。她说,你要真喜欢我的话,就帮我这一次。我还是不想说话,用脚去踩那些蚂蚁。一件衣服丢到我脚下,我抬起头,杨露婷已经在脱衬衣了,那一片雪白的胸脯就要喷涌而出。我知道她要干嘛,慌着捡起衣服想过去给她穿上,又羞愧难当,只好把衣服丢过去,然后一口气跑出了小树林。

杨露婷

我喜欢小月村的春天。梨花、桃花、杏花一开,随便走到哪,心情都是欢喜的。即使又挨了我爸的打,只要在下关风里走一走,那些疼痛也会被风吹散。可春天总很短暂,等风把那些花儿吹落,我爸留在我身上的那些痛就会把根扎下。我恨我爸。我恨他,不是因为他动不动就打我。他打我可能有他的原因,如果打我能换来好心情,做女儿的牺牲一点也是应该的。我恨他,一是因为他还打我妈。二是因为他是一条大蛀虫,把一个本来就贫困不堪的家吃得更加破败了。

要是哪天我爸哼着小曲,把两瓶白酒往桌上哐当一放,我就知道他又从医院回来了。我仔细观察过他的手臂,满是针眼。卖血一定很伤人吧,他才会瘦成一根没有出息的柴。他也会买点零食,几颗水果糖,一个冰花饼。没有我的份。有时候我弟弟也会分给我吃一点,我不要。我知道,在我爸眼里,我只是一盆水,之所以还能待在家里,就是为了有一天把我泼到婆家去换一些彩礼钱。那一天也许很快就要来了。我的课本和作业本开始莫名其妙地失踪,头一天睡觉前我明明好好放进书包的,可一到学校就再也找不到了。一天睡觉前,我找了根细线,一头系着书包,一头系着我的手指。半夜,我的手指被扯动,睁开眼,只见一个身影在翻我书包。就在那个身影准备离开时,我跳了起来,抓起他的手臂一口咬了下去。

我爸是从不下地,我妈是很少下地。我爸身体里可能只藏着血液没有藏着汗水。我也无法想象他流着汗水挥锄头的场景,那么瘦弱,也许锄头还没有挥起,就把自己撂倒了。田就是我奶奶的。属于我奶奶的东西太多了,洗衣、挑水、做饭。5岁的时候,我奶奶生病,躺在床上下不了地。她让我爸去锄草,我爸说,锄草那点劲,他要留着走到医院去卖血。让我妈去,我妈说,等几天再锄吧,不然锄了又会长出来的。那是我第一次下地锄草,像一个战士,面对着侵占我家园的杂草。黄昏到来,我气喘吁吁地抬头,前面待拾掇的庄稼一眼望不到头,后面稀疏的庄稼可怜兮兮。田野寂静,天空空成巨大的虚无,我淹没田间,小如蚂蚁。我哭了起来。草太多,我被这个强大的敌人打败了。

李文庆家来提亲的时候,我就直直地站在门口。我爸使给我一个眼色,让我离开。我知道他的意思,女孩子家要矜持才会有好身价。可我偏不走,他们谈论的是我的价格,我有权知道。阳光把我的身影打在堂屋的墙壁上,既鬼魅又忧伤。我看见我爸手臂上的伤疤,那是我的牙齿留下的,我真想再扑上去咬一口。晚上,我妈偷偷塞给我两个白水蛋,让我带去学校吃。她额头有一道新添的伤,眼里闪着光。妈妈对不起你,我妈说,你知道你爸的脾气。我说,妈,李文庆可是村长的儿子,嫁给他我求之不得。我妈说,你喜欢就好,你看这个家……话还没有说完,她眼里的那些光就落了下来。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拿起一个鸡蛋重新放回到她的手里,鸡蛋的温度还在,她能感受到。

我不喜欢李文庆,肤浅毛躁,好像有个村长的爸爸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变成一只横行霸道的大螃蟹。学习也不行,考试次次垫底。我不喜欢他拿到分数时无所谓的表情,一个不知道知识有多大力量的人该有多可悲啊。想到我爸要将我嫁给他,我就感觉脊背上爬上了一百条毛毛虫。不过,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当我把鸡蛋放进我妈手中那一刻,就有一道闪电从我脑中划过。李文庆可能是我无法绕过去的沟渠,但也有可能是我的一根救命稻草。我们老师说过的,万事无绝对,关键你要有眼光。当然,我不会让他白白付出。我虽然一无所有,但还是有东西可以和他交换。我没有想到他会匆匆跑出小树林,我不失落,他慌乱的眼神里闪着我想要的光。

李文庆来我家,和我爸提要求,一是让我读完初中,二是我的学费他们家出大半。眼见要到手的彩礼钱又变得遥遥无期不算,还要倒贴给我学费。我爸跳了起来,摔了一个酒瓶在我脚下,边说着我要把你活活掐死,边向我扑了过来。我妈一头撞上去拦住他,他就用手揪扯她的头发,用脚踢她的肚子。李文庆向我使了个眼色,我没有办法,只好跑出门。我刚跑到半山腰的板栗树下,李文庆就追了上来。他说,没事的,有我在。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这棵独树吗?他眨了眨眼后,望向空旷的山谷。我说,它不需有人爱,一缕清风,一弯明月,就可以硕果累累。他说,等你爸酒醒了就没事了。我说,不要说他了。他说,你再坚持下,等你嫁过来,一切都会变好的。我说,那我妈呢?他说,你管不了那么多。我说,我偏要管——突然大起的嗓门先是让我感到吃惊,继而带着大量的郁闷和沮丧涌上心头。我转身面向下关风,眼泪到底是轻了,还没有掉下来,就被风带走了。有东西过来了,是李文庆的手,厚大粗重,紧紧握住我的手。温暖从指间流开来,虽然流不进心里,却是我在这个世间最后的依靠。我说,你给我弄点老鼠药。

李文庆

人为什么非要读书?我问过杨露婷,她说,跟你说也白说。我在信里问我哥,他说,你应该出来看看,北京上海深圳,你就知道人为什么要读书了。高深莫测很好玩吗?你们不想说,我还不想知道呢。但杨露婷的事就是我的事,她想读书就是我想读书。我没有想到,跟他爸提出让她读书,他会急成一只疯狗。幸亏我使眼色让杨露婷跑出去,不然还不知道他会怎么收拾她。他就是不乐意出杨露婷的那一点学费。在这只铁公鸡眼里,杨露婷根本就不是她女儿,是用来换彩礼钱的道具。也怪我爸,不愿意再多出一点钱。我说,她是你未来的儿媳妇,你就不能把学费全包了?他说,你以为女娃娃家脑袋里多装了几本书还会看得上你这个臭小子?我是在出钱给你上一课!归根结底,我爸也是一只铁公鸡。但因为我哥的原因,他又害怕拒绝我,只能用另外一种办法对付我。

那天,杨露婷跑出去后,我去找她。我知道她会去哪,她在作文里好多次写过那棵半山腰的板栗树,说她不高兴的时候,就会去那里。我对她说,等你嫁过来就什么都好了。这个办法在她看来肯定不是好办法,她沉默了一会说,你能不能给我弄一些老鼠药?我本来毫不犹豫地说了不的,可是她眼里死灰一样的绝望又让我改变了主意。我不帮她就没有人帮她了。

一个星期后,杨露婷她爸死了,死在小月村附近一条山沟里。听到消息我汗毛都竖起来了。我给她的老鼠药是假的,不可能出事。唯一的可能就是她弄到了真的老鼠药。我跑去杨露婷家,远远就看见她们家门口都是人。我大声喊,老鼠藥是我下的。话音才落,我马上就被涌上的人包围了。两天后,我被我爸带回家。警察说,和老鼠药没有关系,杨露婷他爸有可能是醉酒后摔死的。警察让我爸好好教育我,说追求女孩子也不能像这样来背黑锅。不过,警察最后说,这小子还挺痴情的。他嘴角带着笑,明显是在表扬我。我也高兴,以为这句话可以把杨露婷变成拴在我树桩上的小马驹——跑也跑不了了。我完全没有想到,事情会往相反的方向发展,杨露婷不但没有被我拴在树桩上,相反,她跑出我的世界,并且跑得越来越远。

她去城里读初中的时候,我每周六都带着吃的去看她。她的同学有一眼没一眼地看我们,她就说,看什么看,这是我哥,亲的。亲哥就亲哥,我不生气,亲哥才好呢,等于她一出生我们就在一起了。可有一天,她对我说,以后你就不要来学校了,有什么事,等我回去又说。我说,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她没有说话,拿出纸和笔,写了一行字,然后把纸递给我。她说,知道什么意思吗?我说,我中文都没有学好,怎么可能认识英文,你重新问我一个问题吧?她说,我没有问题了。说完她就走了,只把背影和那一页证明了我们差距的纸留给我。她走进校园的春光中,走进同学们的身影中,越走越远。她没有消失,而我却再不能用眼光把她从人群中打捞出来。许多年后,我在儿子涛子的课本上看到一行英文,似曾相识。我问涛子,什么意思?涛子说,Keep on going never give up,勇往直前,决不放弃。

从此,我整个人就不好了,丢了魂一样。杨露婷读到初二下学期,我爸去她家退定亲钱和这两年的学费。我爸其实是虚晃一枪,他对我说,我给他们十天的期限,你放心吧,我不动真格,就是逼她一逼。穷,是那个家庭的底牌。孤儿寡母的,要让人家亮出底牌有些无耻,却也是我能想到的最后一招了。我也后悔了,让杨露婷去读什么书,脑袋里才多装了几本书,就会用英文表明自己的立场,再读下去还得了。我爸第二次上杨露婷家的时候说,儿子,你就等爸的好消息吧。那天,我跳进村头的小河里洗了澡,换了干净衣服,然后坐在大门口边抽烟边等我爸。我爸回来了,坐我身边,一句话没有。我递给他一根烟,帮他点上。他吸了几口,狠狠吐了一口痰说,狗日的,这家人居然有钱了。说完,他就从衣兜里掏出了一叠钞票丢进我怀里。

秦治木

厂里明天早上招工,今天下午五点就有人排队,队伍逶迤成一条贪吃蛇,还在长,还在长。那个时候,他们以为如日中天的纺织厂还会一直光芒万丈。冬夜的下关风是一把刀子,他们坐在小板凳上,紧紧身上的军大衣,把自己裹成一个可怜的小动物。目光却坚定,仿佛过了这漫长的一夜,他们就能穿上纺织厂气派的工作服,成为大厂职工中的一员。李文庆是我亲自考核的。一夜寒风,把那些年轻人全都吹成蔫了的大白菜,只有李文庆眼里还闪着光。我喜欢这光,它能将驾驶员的漫漫征程照成一马平川。

我本不想收徒弟的,可如果没有人接过我的衣钵,那就等于我的职业生命在我退休那一天彻底画上了句号。我喜欢开大货车,在古代,它们就是我的坐骑。我虽然驰骋的不是疆场,但一样能感受到坐骑之上的威风凛凛。关于如何驾驭大货车,我有太多的领悟藏在心里。本来这些东西是想传给戴晓松的,他有聪明劲,准会成为车队的一面旗帜。那样,即便有一天我告别大货车,这一面旗帜也一样能在神州大地上到处飘扬。他离开车队后的第五年,开始每年给我寄两瓶茅台。我仔细看过包裹上的快递单,寄件地址开始是成都,后来是北京,再后来是上海。大城市就是好,即便只是大城市的一棵草,也比做车队的一面旗帜强。两瓶茅台我拿一瓶和老友在中秋喝,人生幸事莫过于举杯邀明月,一伙老友把歌唱了。拿一瓶和王新宇喝,小白妹在厨房还在炒最后一道菜,我们就开喝了。慢慢喝,直到把天喝黑,直到把星星喝出来。我说,师傅,还是找上一个老伴吧,给你洗洗衣服做做饭也好啊。他说,要找的话早就找了。退休后,他活成了一只闲云野鹤,要么爬山涉水,要么去老年大学学书法、学钢琴、学国标。小白妹也会和我们喝上一杯,我们说笑的声音如果落进别人的耳朵,他们一定会以为这几个朋友好久未见。我喜欢小白妹脸上因酒精绽放出的花朵。她从未沧桑,一直年轻,一直美好。也许正是这点痴恋,还有我对王新宇的好,才留住了她。她没有离开我,我的日子没有破碎,这就够了。

我没有看错人,李文庆真是聪明,什么东西都是一点就透,唯一的毛病就是手脚不干净。他进厂半年后认识了张慧珍。张慧珍手笨脚笨脑子也慢人半拍,每次大厂招工,她满心欢喜去报名,结果人家都看不上她。听人说,她最后是流着眼泪去卷烟厂上班的。那个时候,集体所有制单位卷烟厂就是一只垃圾桶,纺织厂棉纺厂客运总站不要的人都可以往里面丢。俩人相识一个月后,李文庆告诉我,他们准备结婚了。我说,婚姻大事,你是不是太草率了?李文庆笑笑说,就她了。后来,我见到张慧珍时愣了一下,她长得太像一个人了,太像了。

是不是上了岁数,人就会变迟钝?风是什么时候改变方向的我说不上来,在我看来,纺织厂还是原来的模样啊。这种感觉就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你从未想过它会凋零。当深秋的寒风爬上你的脊背,你哆嗦着抬头一望,才发现,原来绿意葱葱的风景已变成一树的垂死枯黄。而这一切却逃不过李文庆的眼睛,当纺织厂效益才开始下滑时,聪明的他就提出了辞职。辞职前,请我吃饭。他举起酒杯说,师傅,我先干三杯。我说,别搞得跟最后的晚餐似的。他说,师傅就是师傅,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说,你真打算开服装店?他说,慧珍也让我别折腾了。我说,她一年的工资最少等于你五年的工资。他说,风水轮流转,现在谁见烟厂都眼馋,但我不能等着纺织厂倒闭那天才走人。吃完饭,我们分手,走出一段后,我回头看李文庆。再过两天就是千禧年了,路人脸上都带着喜悦。而黄昏即将淹没我的徒弟,淹没他踌躇的背影,淹没我关于大货车的所有梦想。

李文庆

我做了近八年的服装生意,规模最大的时候,有三家店铺,一家男装,一家女装,一家运动装。有我哥带着,我一路顺风顺水。我哥没有在深圳白摸爬滚打,他白手起家,最后成为了服装批发商。他受的伤最后都变成了引以为荣的回乡资本。我哥15岁少小离家,38岁老大回。他们一家三口才从宝马车下来,我爸我妈就泣不成声。父老乡亲对他们的眼泪特别有意见,都宝马了还哭什么,要换他们,一定要笑上三天三夜。有时候,我自己也去进货,我哥给我的货是我哥的经验,我自己去是我的成长。我喜欢去昆明的螺蛳湾,一是近,二是那里有一个打包集市,服装论袋卖。服装塞进大麻袋,大麻袋堆积如山,你要哪袋人家就给你哪袋。我喜欢这种近乎赌博的进货方式,运气好的时候,三个大麻袋里全是好宝贝。背时的时候,三个大麻袋里全是地摊货。要么大赚一笔要么血本无归,玩得就是心跳。但即便是血本无归,我也会给张慧珍带礼物。黄金白银玉镯头,皮鞋大衣花裙子,什么精贵买什么,我就是喜欢看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样子。

服装店开张不久,秦治木曾带着他老婆小白妹来我店里。他们送了一块匾,“大展宏图”。我给他们每人送了几件衣服。可能是我没有注意到他们的脸红,硬把手提袋塞到他们手里的缘故,这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来过我的服装店。他们不来也没有关系,我还可以去找他们。时间能证明一切。我进纺织厂不久,有人发现包里少了40元钱。那人认定是我干的。我说我没有拿。秦治木看我,我招架不住他的眼光,闪开了。他对那人说,你包里有多少钱?那人说,60。秦治木说,小偷又不是笨蛋,你有60,还剩给你20?肯定你掏东西的时候,掉到哪里去了,就分头找。秦治木先把钱找到了,两张20的,总共40。那人欢喜地接过去,又发现不对,说,我的40是两张10的一张20的。秦治木說,你要还是不要?那人就闭嘴了。那40我原本打算给我爸买两条烟的,马上就是他生日。我爸村长落选后,精气神远没有以前好了。我只是想让他高兴下,让他以为我可以撑起这个家。晚上,秦治木让我去他家吃饭,他端起酒杯敬我,说,小庆,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起,我就认定你会是一个好徒弟。我点点头又摇摇头。秦治木说,来,喝一个。趁人不注意,我把40元钱放在桌上的花瓶下,怕他们看不见,又露出一个角。晚饭后,秦治木送我下楼,在楼道上,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比刚进厂时结实多了。回宿舍的路上,我手伸进口袋,有东西,抓出一看,还是那40元。

2007年初,股市牛气冲天,我身边的那些商户每天只做一件事,就是等股市开盘后把目光丢在电脑屏幕上。那些红的绿的线条和数字太神奇了,动不动就能让他们发出欢呼,以至于让他们觉得做生意都只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我先是撒了几颗芝麻进去,没几天就抱了几个西瓜回来,心一下就野了,就觉得从此打开了人生新格局。等6月股灾来了,我投进去的一堆西瓜,就变成了一堆芝麻。谁也不能幸免。我也不心疼,赌嘛,赢得起也要输得起,只是我觉得对不起张慧珍,她的血汗钱也打了水漂。虽然她什么也没说,但我总觉得这种平常下藏着她轻看我的眼神。我开始消沉起来,加上网购的兴起,服装店生意一落千丈,三家店也只剩下一家。我怕张慧珍看出我心里的苦,回到家就还和从前一样,只是失眠难受,夜深了还翻来覆去。

准备转行那几天,我会在茶几上多放一包抽纸,张慧珍一看那些电视报道就会掉眼泪。播报天安门广场万人集结的新闻时,张慧珍热血沸腾地站起来,跟着电视里的人一起大声喊,汶川挺住,汶川加油。她捐了两个月的工资,说其中一个月是替我捐的。那天晚上,张慧珍钻进我的被窝,从身后抱紧了我,我先听见她的呼吸,然后是轻轻的哭泣。她说,无论发生了什么,你都要永远记住,我们是一家人,永远不会分离的一家人。地震震碎了好多东西,也让好多东西更紧密地凝聚到了一起。

火锅店开张那天,我打电话给秦治木,请他来喝上一杯我泡的青梅酒。他喝了一口说,好酒。北京奥运会时,我的生意上了新台阶,晚餐要翻两三次台。火锅冒出热气,空调吹出冷风,中国健儿争金夺银,国歌一次一次响起。张慧珍在柜台帮着收银,我就和秦治木一杯接着一杯地喝青梅酒。

小白妹

王新宇躺在洁白的病床上,一缕春日的阳光落在床脚。他语速缓慢而慎重,知道它们要一个一个地落到纸上变成他在人世间最后的眷念。律师把他的话重复了一遍,房产变卖所得现钱,结清养老院的费用后,全部归李白妹所有。我哭出了声,我要的不是这些。不是。当年,但凡我有一点点家庭背景,我们就在一起了。我不恨他,那个时代就那样。送走律师,我坐到他的身边,头靠向他。我又感觉到了他的呼吸,穿过我的发际,从来都是最踏实和温暖的抚慰。他伸出手,轻轻放在我的头上。我握住他的手,紧紧地。时间已将这只手熬得又枯又瘦,要不了多久,它就会化作青烟一缕,永远离我而去。我说,乐观点,医生说了,手术很成功,再活三五年一点问题都没有。他说,我听你的。

晚饭时,秦治木把菜放进嘴后,皱了一下眉头。他轻轻咳了一下,然后继续吃。我瞪了他一眼,夹了一筷子菜放嘴里,咸了,吐出来,再换一盘,还是咸,再吐出来。所有的菜和汤都咸得吃不成。我说,不要吃了。他说,就着饭可以吃,边说边把菜往嘴里塞。我把筷子拍响在桌上,然后抢过他的碗摔在地上。一地白色的碎片。早该碎了,这才是生活的真相。我说,你是不是忍我好久了?他说,你冷静点。我说,你为什么不和我离婚?他说,我们都是当爷爷奶奶的人了。我说,我们已经错了一辈子了。他没有出声,起身,拿碗,添饭,继续吃那些咸菜。我站在窗前流泪。窗外的梧桐正在长出欢喜的绿叶,春天每年都会拥抱它们。而我的春天呢,它已将我抛弃。我不怕走进寒天冻地的冬天,我只怕在绝望的时候吵一架都不能。当年,我是铁了心要离开他,可他跪在那些安眠药前痛哭流涕煽自己的耳光,又让我于心不忍,还有儿子小雨,他还需要一个完整的家。

门打开了,他说他去拿牛奶了。我的牛奶。他给我订的,每天都去楼下奶箱里取。我喝了好多年,他说,坚持喝,你的身体就会一直棒棒的。说这话的时候,他笑着,像是在哄一个孩子吃药。

电话响起时,我以为他又会说起这些:有收摊水果,想吃点什么?小区的樱花开了,来看看吧!遇到谁谁谁了,问候起你,你也聊两句!好像我不去散步是多大的遗憾。我的彩铃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教我思念到如今。是啊,我们都是当爷爷奶奶的人了,也许是我的梦做得太深了。接起电话,我才轻轻喂了一声,那个年轻人急促的声音就在我耳边炸响。

跑进医院的那一刻,我险些站不住脚。一天之中来两次医院,我感觉自己站到了悬崖边上。秦治木已经进了急救室,门外是那个满头大汗的年轻人。这个快递小哥辛苦了一天,送完所有的包裹后,正欢快地开着小面包车回快递站。最多再过一个小时,他就会和他的女朋友坐在电影院里。他说秦治木原是站在路边的,他还按了喇叭,可谁知老人家突然启动就朝着马路对面走过去,好像他的喇叭声根本就不存在一样。他流着眼泪说,对不起,阿姨,我踩了刹车了,真的,可是来不及了。我拍拍他的肩膀说,小伙子,不怪你,怪我。他愣了一下,惊愕地看着我。我又说了一遍,不怪你,你肯定不是故意的。

李文庆赶来,我让他上家里去拿秦治木的身份证和医保卡。本应该是我自己去拿的,可我实在走不动了,今天的事情耗完了我所有的力气。我拼尽全力,走了那么多路,难道就是为了把王新宇和秦治木都送走吗?

李文庆打来电话,说他找不到我放在衣柜里的黑色小包。那个小包里装着我们家的各种证件,我记得就把它藏在衣柜的一个角落里。我坚持让李文庆在衣柜里找。十分钟以后,他打来电话说,师母,真不在衣柜里。如果它不在衣柜,那么会在哪里呢?我连续说了几个地方,李文庆才找到那个小包。它什么时候被我放进了床底下的鞋盒里的?我真的老了,把记性都丢完了。

李文庆捡起那张照片问我这是谁时,我没有注意到他疑惑的眼神。不过是从一堆证件里面掉出来的一张半寸黑白照片而已。我拿过来看了看,还是想不起这个女孩子是谁。我说,应该是小雨的同学吧。李文庆接过照片又看了看说,挺漂亮的。我说,他喜欢的女生都漂亮。他说,小雨什么时候回来?我说,今晚的飞机。

李文庆

照片是我在找黑色小包时发现的,它躺在一个抽屉的角落里,顶着蒙蒙灰尘,却还是钉子一样钉住了我的眼睛。擦去灰尘,一束光照亮了我的眼睛。是杨露婷,看样子,应该是中学时代的照片。奇怪了,她中學时代的照片怎么会在秦治木家?如果不是她的话,这世界上真有这样的巧合吗,就是还有另外一个人和她长得一模一样?我从来以为张慧珍已经是长得最像杨露婷的人了。是我故意把它放进小包里的,当师母说她应该是小雨的同学时,我想起了什么,又接过照片来看。没错,就是杨露婷。我不会忘记的,杨露婷下巴左侧有一颗明显的黑痣。当然,她也不可能是小雨的同学。小雨是82年的,杨露婷是76年的,他们没有成为同学的可能。当然,也有可能是工作以后认识的,有这个可能。只是给什么照片不好呢,非要给一张高中时代的青涩证件照呢?

小雨来了,见秦治木还在昏迷,情绪有些激动,照着快递小哥的胸口就是一拳。我把他拉到走廊上,拍拍他的肩膀,让他坐下,然后递给他一支烟,帮他点上。我说,有警察处理呢,别等一会你爸出来了,你又进去了。他说,只能这样了。我说,你在外面还好吧?他说,一言难尽,光是房贷就让人够呛。我说,不行就回来。他说,现在大理的房价也是一把刀啊,再说,好不容易才在大城市把根扎下。我说,也是,像我哥,每次回来都说大理有多好多好,但让他回来,他又舍不得离开深圳。他说,小城市的人都拼命地往大城市跑,大城市的人又都喜欢来小城市看风花雪月。我说,其实,当一个家乡宝也挺好的。他说,警察怎么判定事故责任的?我说,肇事者负全责。他说,他有能力承担全部医药费吗?我说,估计难,你也看到了,一穷二白的小伙子一个,家又在山区。他狠吸了一口烟,没有说话。我说,没事,有我呢,再说医保也把大头报销了。他说,文庆哥,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每次家里有事都要麻烦你。我说,你认识杨露婷吗?他说,谁?我说,杨露婷。他说,女的?我说,是。他皱着眉头想了一会说,真不认识,什么一个人?我说,没事,就随便问问。

小白妹和小雨都不认识杨露婷,那只剩下一种可能,认识杨露婷的是秦治木。可这样的推测实在可笑,因为我实在找不出他俩的交集来。退一步说,如果他们有交集,我和秦治木走得那么近,不可能不知道。我最后一次见杨露婷是1995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因为头一天刚好发工资,我们几个工友约着上街去录像厅看录像。远远我就看见她了,和几个女孩子在路边买麻辣烫串串。我对工友说,我突然肚子疼,你们先去,我一会来。我偷偷跟着她们,那些串串在女孩们的手上跳跃着,一下落到这个人的手里,一下又落到那个人的手里,一下是笑声,一下是歌声。我一直跟着,直到她们走进一中的大门我都没敢喊出她的名字。一中,重点高中。就是一中这一扇其貌不扬的大门让多少年轻人从此有了区别,进去的是天之骄子,进不去的是社会青年。我突然明白了,杨露婷就是用这样一扇一扇的门把我远远甩在身后的。我能做的,就只是望着她越走越远,远成天边的一道星光。果然,后来就传来消息,她考上大学了,因为她是小月村考上大学的第一人,他们村长还自掏腰包摆了几桌升学宴,夸奖她是文曲星下凡。后来,就听说她在外地工作了,再后来,就听说她把她妈妈都接到外地去了。有一次,我路过小月村,特地绕到她们家去看看,院墙颓圮,杂草丛生,荒芜中,我恍惚地站了一会。

1990年,杨露婷在读初一,我则在家游手好闲。1992年我爸去杨露婷家逼她们退定亲钱和学费,她们家神奇地拿出了那一大笔钱。杨露婷1996年考上大学,读大学期间几乎没有回过家,直到2003年把她妈接走。这段期间,杨露婷如果真认识什么人的话,我不可能不知道。那杨露婷和秦治木认识的时间,只有一种可能了,那就是1990年到2003年之间。我突然想起,我的大师兄戴晓松。他刚好是1990年辞职离开纺织厂的。像秦治木这样的老司机,徒弟至少有四五个。可秦治木只带过两个徒弟。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大师兄,秦治木也轻易不提他,只说他去外地了。另一个疑问是,听人说,他对开大货车痴迷得很,别人开车是养家糊口,他开车是一往情深。既然如此,他怎么才在车队待了两年不到就离开了呢?

戴晓松

我会经常在半夜惊醒,一身冷汗地坐在床沿。我压抑着急促的呼吸,怕它惊扰到我老婆。有时候她会醒来说,又失眠了?我说,没事,你先睡吧。我没有告诉她,梦里的那条公路上,潜伏着一个恐怖的幽灵,我的大货车才从他的身边驶过,他就一跃而起跳进驾驶室。我起身去客厅,倒一杯红酒,坐在阳台上。远处是上海外滩不眠的灯火,它们是黑夜里热情奔放的心跳。一定还有人在那里流连,拍照,发朋友圈说,凌晨三点的上海,么么哒。我不喜欢这些。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凌晨三点的大理古城,凌晨六点苍山和洱海,我不会忘记。喝完红酒,我吃了一颗安眠药。

那天秦治木打来电话,我接起喂了一声,没有回应。我又喂了一声,还是没有回应。师傅,是你吗?然后,我就听见一个陌生的声音,你是戴晓松?我说,你是谁?他说,师兄,我是你师弟李文庆,我打电话是告诉你,师傅出车祸了。我说,什么情况?他说,被车撞了,还在昏迷,不过已经脱离危险了。我说,我在外地,一时半会还回不来,医药费够吗?他说,够的。我说,那我挂了。他说,师兄,有个事想问你。我说,你说。他说,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杨露婷的女人?我说,不认识。他说,她是我小学同学,我们定了亲的,可后来她去读书了,初中读了读高中,高中读了上大学……我打断了他,你想说什么?他说,她爸死了,死在公路边的山谷里,警察查了一下也没有什么发现,就说是喝酒喝多失足摔下山摔死的,但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说,你发什么神经,和我讲这些。他说,我就是随便说说,对不起,师兄,我嘴一张就停不下来了。

辞职以后,我颠沛流离。在地广人稀的大西北待了三年,我寄宿在一个维吾尔族农户家,帮他们家打理果园。我水土不服,经常头晕眼花,上吐下泻,她的女儿便给我熬一种绿色的汤药。有一天,她把药碗放到我手上,柔软的手指滑过我的手背。我一抬头,就被她的眼神烫了一下。我不敢再待下去了,趁夜离开。后来,秦治木告诉我,应该没事了。那个人是个败家子,家人恨死了他。他死了,家里人反而觉得少了一个累赘。还有就是警察也查不出什么头绪来。现在大家都当他是醉酒后摔死的。“应该没事”是否意味着有十足的把握?如果绕不开结局,我是否应该去一个繁华的城?享受过世间的热闹,就算最后身陷囹圄,也算不枉此生了。我到了上海,开了家银器店。最辉煌的时候,我的银器店有六个员工。现在只有一个了,就是我老婆。她是十几个员工里最漂亮话最少的,下班不乱跑,就坐在宿舍門口织毛衣。给爷爷奶奶织给爸爸妈妈织给兄弟姐妹织。有一天,我在宿舍门口看她织毛衣,冬日午后的阳光打在她身上,也打在她手里翩翩起舞的毛衣针上。我说,你也给我织一件吧。那件毛衣是米白色的,很洋气,每个冬天都陪伴着我,还将一直陪伴下去。

如今实体店难做,被网店冲击得死的死伤的伤。我的银器店还好,因为银器这东西,喜欢的人多,识货的却没几个,而我能做的就是拍着胸脯说,我们老店,假一赔百。我的女儿在加拿大读高中,每个周末她都会和我们视频通话。我说,好好读,一定要拿到绿卡。她说,爸,你就是一天地想把我往外赶。我说,女大不中留。她妈瞪我一眼说,女儿,别听你爸的,想回来就回来。挂了视频,她妈还责怪我,现在的“海龟”都心心念念回国了,中国现在多好啊,上海是国际大舞台,关键的关键是一家人还能在一起。只有你,一天把女儿当皮球踢。我老婆当然不知道,如果有一天警察找上门来,我不怕她看见我的狼狈,我只怕女儿看见我的眼泪。

我没有想到,敲门的会是李文庆。秦治木怎么会收了这样一个徒弟?如果退后十、二十年,我随时都可以接受一副冰凉的手铐。可现在,我突然害怕失去握在手里的一切。这美好的一切,来之不易,我还没有看够。我还要等着女儿出嫁,我还想等着当外公。我必须要回一趟大理。临走之前,我买了一个微型电棒。我告诉自己,不能手软。

李文庆

秦治木的手机里有近五十个电话号码,没有叫戴晓松的,也没有叫杨露婷的。我喝过戴晓松给秦治木送的茅台酒。酒不会凭空而来,他们肯定是有联系的。我开始试着拨打那些可疑的电话号码。电话拨通后,我先不出声,等着那些人给师傅的问候,以此来判断他们的身份。如果他们的身份正常,我就把师傅发生的遭遇告诉他们。拨到一个叫“田木公”的号码时,我心一跳,“木”“公”合起来是个“松”字,“戴”字拆开来也有个“田”字,难道这个号码就是戴晓松的?当我听到那声“师傅”时,我有一种确信,我找到了戴晓松,并且他一定认识杨露婷。虽然最后他否定了这种可能,但我相信他的名字不会平白无故地藏在“田木公”里。

我托人联系上了杨露婷初中和高中的班主任。杨露婷的初中班主任贾老师,当年曾是县中学最具才华的数学老师,有激情肯吃苦,所带班级的数学成绩遥遥领先。后被市上一所重点中学看中,以为自此可以仰天大笑出门去,谁料最后关头,却杀出来一个关系户。调动泡汤后,他一怒之下,辞了职。他相信只要是金子,走下讲台迟早也会在另一个舞台上金光闪闪。但是,走进江湖,他才发现,江湖太深,一块金子发出的光也就那样了。浮浮沉沉一番,现在是一家保险公司的推销员。和他谈话的一个小时里,大半时间都在听他的牢骚和各种保险广告。谁能想到现在乡村中学老师的待遇会这么好呢?你知道买保险意味着买什么吗?现在这个社会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有钱!我可以为你量身定制一款保险产品,你有要求尽管提,我一定满足你。拉拉杂杂的闲聊中,我还是捞到了两点重要信息。一是,当年有个爱心人士到学校表示想资助两名贫困生,学校就把贫困学生的名单给爱心人士。爱心人士挑来挑去,挑了三十多人后才确定了两名资助对象,其中一名就是杨露婷。二是,杨露婷得到的资助似乎要比另外一个同学多很多,因为有一次,贾老师看见杨露婷掏出一百元的一张买了一支钢笔。贾老师对爱心人士资助孩子读书的事记忆犹新,他说,因为那是他们学校以个人名义资助学生的第一人。我说,知道他的姓名吗?他说,不知道,爱心人士都不会留下姓名的。我把手机里存的秦治木的照片给他看。他还没有看,就眨巴着眼睛说,我真的可以为你量身定制一款保险产品。

杨露婷的高中班主任杨老师,已经退休。她在电话里告诉我了很多杨露婷当年读书的情况。她说,杨露婷每学期都会收到一张汇款单,我看过汇款人的地址,就在本地。她说是她叔叔给她的。我问她,为什么叔叔不当面给她呢?她说,叔叔忙,他家隔壁就是邮局,汇款很方便。我说,杨老师,我们能不能见个面?杨老师说,我感觉你不是在找人,而是在调查户口。我说,读小学时我和杨露婷就定親了,可她读初中的时候解除了婚约。杨老师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莫非你还想寻找一下分手的原因?我说,人到中年,就会特别怀念那段时光,哪怕只是和认识杨露婷的人说说话,也觉得很幸福。

车队这边的调查容易得多,老前辈们最乐意和你说从前了,好像一说从前,时光就会倒流,他们就会重返年轻。除了拉拉杂杂外,有两点重要的信息。一是修理车间的王叔说,1990年的时候,秦治木和戴晓松一起出车回来后,曾把车开到了修理车间。也不是大毛病,就是车的前车头有碰撞痕迹,秦治木说是戴晓松技术不熟练,撞到一棵大树上了。王叔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戴晓松阴着一张脸,一句话不说,他还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没过多久,戴晓松就辞职了。王叔说,撞树那事肯定给戴晓松带来了很大的心理阴影。二是车队张叔说,秦治木当队长时,有段时间,经常找他借钱,最夸张的一次借了500元。他问秦治木要这么多钱干嘛,秦治木没有说,还怪他小气。那笔钱秦治木直到1995年才还清。也就是从1995年开始,秦治木每年都能收到外地寄来的汇款单。

我从杨老师那里要到了杨露婷的微信号,添加她为好友时,我填的信息是“李文庆”。一早上没有回应,我想她可能不想加我,毕竟有些人,过去了就过去了,更何况是一个不喜欢的人。到晚上,微信有了回应,一个笑脸,一句李文庆,你好!

她的昵称是“空谷幽兰。”我记忆中的杨露婷就是一朵“空谷幽兰”,风吹雨打,满含心酸,却从不抱怨,矜持含蓄,幽幽绽放。和她聊天后,我才发现时光已经将这朵空谷幽兰历练成了绚烂的杜鹃,热情奔放,都有些张扬了。我说,要是当年你妈拿不出那些钱,你就是我媳妇了。她说,你要庆幸我没有成为你媳妇,你不知道,我老公说,要是能重来,他肯定不娶我,原以为娶了一个白雪公主,谁料娶回来一个女汉子。我说,吃不到的葡萄还是一颗好葡萄。她说,知道你过得好就好。我说,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她发了三个笑脸,是那种花枝乱颤的笑。我说,当年你们家要不是突然有钱了,你就是我媳妇了。她说,还是要感激那个好心人,没有他的资助,我不会有今天。我说,好心人?她说,就只见过两次面,一次小学,一次高中,他姓什么也不知道,他只让我叫他叔叔,他一直资助我到大学毕业。我说,原来是可恶的爱心人士把我们拆散的。她说,少贫嘴,我连声谢谢都没有和人家说过呢。我说,爱心人士都这样,他们要的不是你的谢谢,要的是你没有辜负时光。她说,你猜猜我现在资助着几个孩子?我说,两个。她说,三个。然后发了一个得意的表情。又说,我也没把我的名字告诉他们。我说,你也是伟大的爱心传递者。

我翻看了杨露婷的朋友圈,其实她就在昆明。生活中一切都在急速迁徙飞转,动车一动,昆明大理之间也只两个小时的车程,更快的抵达更快的碰撞,只是有些人,始终只能在微信里问候了。放下手机,已近黄昏,太阳坠在斜阳峰上,就快掉下去了。恍惚间,我看见高中时代的杨露婷匆匆跑出办公室,追上了那个特地来鼓励她好好高考的叔叔。她本想说声谢谢的,又怕只一声谢谢太轻了,就拿出一张自己的照片请叔叔收下。不是纪念,是她的誓言。

戴晓松

我又站在下关风里,风里带着洱海潮湿的气息,一如当年我离开时的那种混乱冰凉的感觉。只是,当年是悲伤无措,现在是无所畏惧了。那天,我们趁着路上无人,把那些血迹处理掉,然后把那个人丢进了山谷。一个酒鬼,失足跌落山谷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只是没有想到,从此我们也把噩梦丢进了自己的生活。

1995年,事情过去五年,无风无浪,我重新联系上秦治木。当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在资助那个女孩时,我头发都竖起来了。我说,你是不是疯了?他说,你难道不做噩梦吗?我说,会去坐牢的是我,不是你。他说,松子,你相信我,事情真的过去了,警察已经说了,他就是酒醉失足。我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说,你不知道她家有多穷,如果我不资助她,她就要一直待在那个小山村里。我说,那是她的命。他说,可是她爸是因为我们死的。我说,可是你这样做,就会把我送进监狱。他说,我同时资助了两个学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而且我没有留下姓名。我说,你哪里来的钱。他说,这你就别管了,那个女孩叫杨露婷,成绩很好,在一中,考一个好的大学没有问题。我说,行,那以后的钱我出,供到她大学毕业,收手。他说,你打算回来吗?我说,漂着也挺好的,我习惯了。

我给李文庆打电话,说我到大理了,能不能见上一面?他说,大师兄,到我的火锅店吧,我有青梅酒。我说,青梅酒是好酒啊,先留着,改天喝,我们换个清静的地方,好说话。他说,行。出发前,我把微型电棒放进口袋,保险起见,又在地摊上买了一把匕首。

团山公园,到处都是晚饭后散步的人。我和李文庆拾阶而上,爬上观景长廊。眼前是淡淡苍山,暗色洱海。我说,小时候,最爱写洱海,什么波光粼粼,点点白帆,觉得自己太有才华了。他说,师兄,你真不认识杨露婷?我说,听过名字,但没有见过。他说,我给你看看她。我接过他的钱包,看夹在里面的照片,应该是李文庆一家三口。我疑惑地看向他。他说,这个是我老婆,张慧珍,她长得非常像杨露婷,你看到她就等于看到杨露婷了。我没有说话,低头看这个长相神似杨露婷的女人。其实,我想过什么时候回大理。叶落归根,这里还埋着我的眷念。只是,这个想法现在突然变得奢侈起来。秦治木一定没有想到,他会引火烧身,戴晓松找上门来了。动身回大理前,我打了秦治木的电话,是小白妹接的,他还在昏迷。他一定不知道,杨露婷对李文庆意味着什么。不仅是爱,是念,是执着,是全世界,也是仇,是恨,是疯狂,是炸弹。

我引导着李文庆往猴山方向走,那里有一片小树林。我踩过点,白天都很少有人去。走到一棵樟树下,天地间仿佛只剩下夜色和我们两人。我说,你开个价吧?他说,我不要钱。我说,那你要什么?他说,我要你们去自首。我说,人是我撞的,和秦治木没有关系。他说,行,那你自己去。我把手放进口袋,握住电棒。李文庆比我矮一个头,也没有我壮实。也许电棒和腰间的匕首都是多余的,一个拳头就够了。我说,你有没有想过杨露婷如果没有失去他爸,就不会有人去资助她读书?她不去读书,就不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他说,正因为如此,我才失去了她!他突然挥起拳头,朝着我的胸口就是一拳。我后退两步,摔倒在地上。他说,她不读书,我一样能给她幸福的生活,更好的幸福生活。我说,你不要自以为是了。他过来,照着我的胸口又是一拳,我能给!我能给!第二句“我能给”说得颤动,还有些支离破碎。他蹲下身子,捂住脸开始哭泣。电棒还在手里,但是我想先缓一缓,你不是要让我去自首吗?你不要哭了,我现在就去。他没有理我,继续哭,哭了一会,他说,事情要搁当年,我杀你十次都不解恨。我说,现在呢?他说,现在,我们谁也不欠谁了。我说,你想说什么?他说,你说的对,没有你们,杨露婷就不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而那种幸福,是我给不了的。所以,我们两清了。我有些茫然无措,两清了?他说,师傅今早已经醒过来了,你知道他醒来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我好好地望着他,等着他的答案。他说,师傅说,我还以为死,会是一件好事情,其实,不是。师傅还说,他不追究外卖小哥的任何责任,也不要他赔一分钱。我说,你知不知道,我在外面的这些年有多难?他说,你可以去看看师傅了。说完,他点了一根烟,红色的烟头在夜色中闪了闪。吐了口烟后,他转身离开,走了几步,站住说,师兄,别忘记我的青梅酒还在等你,等师傅出院,我们师徒三人就可以面对面坐下来喝一杯了。喝了你就知道,青梅酒是个好东西,一杯下肚,什么事都不是事了。说完,他走进茫茫夜色。

胸口的疼痛还在,我还不想爬起来。我把电棒掏出来,狠狠甩进草丛。结果怎么会如此简单?我一生颠沛流离,坐立难安,原以为我的隐忍就是为了绕开刀山火海,完全没有想到最后等着我的只是一个“两清”的结局?我拯救了别人,还是拯救了我自己?还是我从来就注定漂泊一生,永远不能回家?我不禁悲从中来,掏出匕首把它使劲往土里戳,土太硬,我的手被刀柄顶得生疼,但我不想停下来。再多的眼泪落在这块土地上都是应该的,都是不够的。我应该回来了,像一个犯错的孩子,去接受母亲的惩罚和原谅。星光落进我的眼中,黑夜因泪水的浸泡开始变得透明。秦治木、小白妹、李文庆、张慧珍,一张张面孔浮现在我眼前。他们的挣扎,也是我的沉浮。他们的故乡,也是我的眷念。他们千万次远行后的目的地,也是我终将无法远离的呼吸和心跳。下关风姗姗来迟,温柔细腻,她总是明了我的心事,以至于我还没有伸手握住她,她就将我再次紧紧拥抱。

编辑手记:

《风的城》有着浓重的时代印记,跨过几十年的光阴,小说里的人物也历经了时代沧桑,他们都是时代风云里不经意的过客,却在时代的浪潮中展现出一代代人的生存轨迹。原来辉煌的国营纺织厂,原来风光的车队队长,到现在落寞寂寥的时光转身。但是人却是时代变化里的主角,他们一如所有的中国人一样在变革中寻找着自身的蜕变,里面的人物有好有坏,但都还是保有着一颗求善的心。各个人物的经历和故事相互交错,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串联了这个时代变化里小人物的命运和人生。他们都有着自己偏执的追求和牵挂,在时代命运的转折中有着各人的奋斗,诚如小说里杨露婷坚信的一样,读书能改变命运,其他的人也在不经意的转身和努力中改变着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