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雯婷

(西华师范大学，四川 南充 637000)

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城郊地区征地拆迁所引发的矛盾纠纷映射出各利益主体间利益博弈与失衡问题。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在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和基层政府的冷漠对待下，被迫习惯中国式维权潜规则，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为及时博取政府关注、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多采用激进的制度外利益表达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一、制度外利益表达方式

农民运用无法律规定甚至违反法律法规的方式，激进极端的表达自身利益诉求，这种表达方式运用非法手段但也可能表达合法利益。

(一)静坐上访及非法集会、游行、示威

静坐上访是指农民集体坐在拆迁施工地点、政府办公室门口、主要交通干道等地点，试图通过拦截车辆、造成拥堵和影响正常施工进度来博取社会舆情和政府关注的一种上访方式。而原本合法的集会游行，现也多被农民用于反抗，又因其暴戾情绪多酝酿为一场不可控的打、砸、抢、烧群体性事件或一种集体“同归于尽”的报复性社会行为。

(二)“钉子户”或自杀、自残相威胁

这类农民有两种典型例子，一是受教育程度低、占有房屋面积大，除自己居住外，还有大量待租房屋；另一类是无法适应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的人，这类人受农村环境影响深，饱含浓烈乡土情结，不愿改变现有状态、适应陌生环境。

(三)假结婚、假离婚

农村征地拆迁过程中出现的假结婚与假离婚指夫妻一方或双方无结婚或离婚的真实意愿，为谋求更多利益而形成暂时性的协议结婚或离婚。由于拆迁是以常住户籍为基准，再依据本地政策来给予农民拆迁安置补偿，所以少数农民为获取更多安置房或补偿款便通过协议结婚来将外地人的户籍迁到将要被拆迁地，从而谋取更多利益。同样，假离婚以婚姻双方的户籍都在被拆迁地为前提，离婚后将户头分开，分离的两名独立住户可在条件范围内领取双份拆迁货币补偿金和临时安家费用。针对此种情况，各地区虽已出台例如拆迁前冻结户口等相关规定，但这种拿婚姻当儿戏的现象仍层出不穷。

(四)非法新建、扩建、改建房屋

拆迁单位向被拆迁者支付的补偿金一般有房屋补偿费、周转补偿费和奖励性补偿费三种，其中房屋补偿费是以被拆迁房屋结构、实测认定面积和折旧程度来计算的。因此为获更多房屋补偿费，一出现将要被拆迁的传闻，就有违章建筑一夜之间拔地而起。

二、应对城郊农民征地拆迁利益表达问题的措施

(一)提高农民知识文化素质，强化农民主体意识

从实例中可发现，因自身受教育水平限制，被拆迁农民想参与政治生活、表达合法利益诉求却“不得门道”，只能通过制度外利益表达方式来维权。此外，由于长期受农村封建势力残余的影响，作为弱势方，农民反抗意识薄弱，对政府的不合理要求也逆来顺受，消极参与政治生活。这种政治参与主体自身素质存在缺陷是导致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方式出现的主观因素。在如今城市化不可逆转的形势下，农民要自觉树立主体意识，加强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了解更多的合法表达途径，积极热情的参与政治生活，勇敢表达自身利益诉求。

(二)统一补偿的政策标准，确保标准规范公平

在拆迁征地的过程中，补偿标准的弹性变化和补偿标准过低是引发农民采用制度外表达方式和激化社会矛盾的重要原因。农民利用基层政府的“维稳”心态，深知政府“人民内部问题用人民币解决”和“花钱买平安”的心理，采用非制度化表达方式与政府博弈来谋取自身利益。对此，相关部门应制定统一标准来确保规范公平，消除农民试图通过“闹事”维权谋利的心理。面对如今不断上涨的物价，政府也应逐步提高现行的征地拆迁补偿标准，目前，对于城郊征地拆迁的补偿只考虑土地、房屋及附属物前三年总价及平均年产值，土地的潜在价值及其增值收益并未被考虑在内，这种补偿标准极易引发农民心理不平衡。因此，应该完善评估体系，按照相应的市场价值来进行补偿，不让农民吃亏。

(三)建立多种利益表达平台，疏通利益表达渠道

首先充分疏通已有渠道，即推动人大、政协和信访制度的完善。即调整人大代表的结构和人民政协的组成，合理扩大农民代表比例；完善信访制度，简化人民上访流程、减少上访审批层次，禁止政府“劫访”行为，激发人民政治参与热情；加强对基层政府行为的监督与规范，禁止“花钱买平安”等信访潜规则的盛行，避免信访的异化，催生人民谋利心理的滋长，从而使信访用作表达非法利益。其次，建立完善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增加多种利益表达平台，畅通利益表达渠道，提高政府对农民利益诉求的正当有效回应，减少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行为出现的频率，将矛盾冲突限制在法律体系内解决，既缓解了农民的不满，又促进了社会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