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之霖

(西安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21)

一、陈树藩简介

陈树藩(1885年-1949年)，字伯森(伯生)，陕西安康人，祖籍湖南宁乡。其父陈声德，在陕西经营丝绸生意，在四十岁出头才有了陈树藩这根独苗，所以对他期望很高，从小就要求他熟读儒家经典考取功名。但是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慈禧太后下诏书，宣布自光绪三十二年开始废除科举，陈声德的希望也随之落空。1905年，陆军小学在陕西成立，陈树藩被送到该校学习。第二年，陕西陆军小学将30名优秀学生推荐到北京陆军部成立的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继续深造。陈树藩与张钫等人也在其中，进入了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炮科。陈毕业后回到陕西，就任于陕西新陆军炮兵营军械军官。直到1911年，也就是西安“反正”的前一天，在得知起义爆发的确切消息后，他才被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并于10月22日参加了新军起义。陕西光复后，陈在“秦陇复汉军”都督府工作，当时都督府为首的是张凤翙。于是哥老会头目万炳南与张凤翙争夺大都督讨论时，在会上含沙射影的指责万炳南，坚决的与张凤翙站队，因此也获得了张凤翙的信任。10月31日，被军政府任命为东路节度使，支援陕西革命，光复了运城等地。[1]而后窃取陕西地方革命人士的革命果实，驱逐陆建章，任陕西督军一职。随后对陕西人民以及革命人士带来了强烈的迫害，最后在其靠山相继倒台的情况下，陈树藩也被逐出陕西，其在陕西统治的历史进程也划上了句号。

二、陈树藩代陆督陕

1914年，袁世凯以“追巢”白朗为名，命陆建章入陕。陆掌握陕西军政大权后，鱼肉百姓，肆意妄为，给陕西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为巩固其统治，严防革命人士及其民众，政治上排除异己，解散革命党人的武装，大肆裁汰陕西民军，心狠手辣，杀人如麻，有“陆屠户”之称。陈树藩见风使舵极力讨好陆建章，给陆及其子陆承武送去一批上等烟土和古董珠宝，并拜陆建章为老师，与其子陆承武结为盟兄弟。因此，陕西省的两个师、三个旅相继被削弱和兼并，只有陈的第四旅被保留下来，为其后的逐陆斗争提供了武装基础。但是陈依附陆的行为得到了陕西地方革命党人士的不满，但是陈树藩同时也秘密收留一些被裁下来的国民党官兵，掩护这些被陆建章迫害的民党人士，后来也得到了民党人士的谅解。但陆建章发现了陈的作为，也引起了陆的怀疑，遂命陈为陕北镇守使兼渭北“剿匪总司令”，驻防于蒲城，并由其子陆承武率精锐巡防于渭北之地。陆此举使陈大为不满，再加上陕西地方反袁逐陆的呼声愈加高涨，便称职务之便，私下联系革命人士，有伺机发难，取而代之的举动。

陈树藩部下胡景翼，是同盟会的重要成员，参加过陕西辛亥革命，有着非常先进的革命思想，在日本考察回国后发现陆建章对陕西地方的祸害之后，遂下定决心将陆逐出陕西。与此同时，由于被叛徒出卖，导致王绍文，杜守信等人遇害。高峻，郭坚，曹俊夫，耿直等人在知晓这一噩耗后，在白水县以西北护国军名义起义，称赞了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的丰功伟业。痛斥袁世凯“赖列强之卵翼，借军阀之势力，倒行逆施，真乃人神共嫉。”[2]通电指出“今者，蔡公松坡树义旗于西南，登高一呼，举国响应，袁逆之末日已临，护国之成功在望。我西北革命同志，既能首先响应武昌起义于先，对此丧权辱国之祸首，岂能任其据中枢。”同时又呼吁各省爱国志士及武装力量，团结一致，蹈厉奋发，共同抗袁。在此期间，起义军派人前往渭北各地与陕西辛亥革命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刀客”[3]武装联络。随后，数千名起义军向陕北进军，引诱陆建章出兵，分散削弱陕西省内其他地方的军事力量，省内其他反袁的势力也跟着高举义旗。起义军在几月里连战连捷，也向南挺进参加了以胡景翼为领导的反袁逐陆斗争。这次起义，是陕西人民首次响应护国运动的起义，不仅点燃了陕西各界的革命热情，同时在全国反袁斗争的大潮中增添了一笔重要的力量。

1915年5月初，陆建章之子陆承武率所谓“中坚团”，开赴渭北富平，欲一举消灭郭坚，曹世英部。不料五日夜，胡景翼精密部署后率部袭击，将陆承武部全歼，活捉陆承武。陈树藩听闻后亲赴富平，将陆承武控制于自己手中并以此要挟陆建章。双方达成协议，陈用小陆换取陆建章保荐陈树藩为陕西督军一职，遂陈树藩释放陆承武，并护送陆安全离陕。18日，在陆建章的带领下，陆建章以民政首长的名义宣称陈树藩以都督兼民政长名义主持陕政，陆承武为陕西国防军的司令，陕西革命英雄的鲜血所取得的革命成就，成为陈树藩实现个人抱负的筹码。自此，陈树藩开始了在他在陕西的统治。

陈树藩上台后，北洋政府以帮办陕西军务之职授予陈，但陈野心未得到满足，拒不受命。北洋政府拟调大军进攻陕西，由于袁世凯很快死去，计划遂告搁浅。陈树藩很快找到了段祺瑞做靠山，保住了他在陕西的地位。陈树藩在护国运动中一举成名，成为陕西地方革命的头号人物，但袁世凯死去翌日，就撕下了反袁的伪装，宣布陕西取消独立，并在通电中大肆吹捧袁世凯为“中国共戴之尊”，“民国不桃之祖”[4]。引起国内舆论的强烈不满，三秦志士无不愤慨痛斥陈树藩“认贼作父”[5]。北洋军阀政府却十分赏识，很快授予陈为汉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于是陈树藩又成为北洋军阀在陕西的代理人。

陈树藩掌握陕西大权后，排除异己，打击进步的革命力量。1917年张勋复辟，民党人士宋相辰，樊灵山等人请兵讨伐，陈一边批准了其请命，派出郭坚及宋，樊等人派兵借道山西北伐，另一边又通电山西阎锡山，诬陷他们为叛军，求助阎锡山帮忙剿除。陈又派兵追堵，断其后路。最终，宋，樊战死于山西，王飞虎部下杨虎城深明大义，网开一面，才使郭坚只身逃回陕西咸阳。陈树藩将警卫军副统领耿直提升为统领，令其率部围歼郭坚。耿直与郭坚是患难之交，暗中夜入咸阳，面见郭坚，经过计议，决定郭坚败走凤翔，耿直回城后，再派人与渭北的高峻等联系，协同行动，举义反陈。陈的作为不仅打击了陕西地方的革命力量，还影响了陕西地方在响应孙中山先生打击复辟活动中的革命地位。不仅如此，云南籍反袁志士李根源到陕任省长，邀井勿幕为关中道尹。陈先是压迫省议会拒绝李到陕任职，在李上任后又多方阻挠其行使职权，甚至限制其行动自由。井勿幕对陕西财政，教育以及禁烟方面多有良好建议，但陈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而处处作对，使其计划无法执行。陈在治陕期间，控制舆论，摧残教育，强令农民种植鸦片，又预征田赋并卖出全省棉业，铜元制造权，私自向日本太仓洋行借款。“引起了陕西人民和革命人士的切齿痛恨”[6]。

1918年7月24日，民党志士张义安等人在三原县起义成功。胡景翼，曹世英出任总司令，迅速组织了十余支支队，同时致电护法军大元帅孙中山，并宣称陕西靖国军起义抵制北洋军阀政府及陈树藩祸陕的恶劣行迹。陈对靖国军采取调停，收买等手段，企图分化并瓦解其军事力量，但均未得逞，遂派大军进攻。自此，陕西靖国军与诸多军阀开始了长达四年多的斗争。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战败，陈树藩失去靠山。为了保住地位，他又派亲信携重礼奔走张作霖、曹锟门下，改投直、奉军阀。迫于靖国军的步步紧逼，陈树藩还将1918年9月诱捕囚禁的胡景翼释放回三原。但是，陕西人民驱逐陈树藩的热情并没有因此减退。9月，为抗议陈挪用公款、破坏教育，西安各校的教职工共同发起了陕西教育界第一次索薪罢教运动，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11月6日，为此再次罢教，各省立学校校长亦联名总辞职。同时，来自陕西各县的各县商民代表齐聚西安，抗议的暴敛行为。代表们在西安湖广会馆召开驱陈大会，成立陕西各界驱陈联合会，决定派代表到北京上访，要求撤职陈树藩，否则停止纳税。为保住自己的地位，年底，陈树藩提出陕人治陕的自治思想，争取民心，但遭到陕西各县各界人士的抵制。

1921年3月，陈树藩率部袭击靖国军以改变困境，但被击败，反陈的斗争愈演愈烈。陕西旅京、旅沪学生纷纷集会，决心铲除陕西祸根陈树藩。4月，陕西靖国军各路将领通电北京，谴责陈树藩罪行，呼吁各界"共剪凶顽"。迫于形势，把持北京政权的直、奉军阀也无力保陈。5月25日，北京政府宣布免去陈树藩职务，由直系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出任陕西督军。陈树藩拒绝了北京政府的任免令，导致曹锟、吴佩孚大怒，遂命阎相文第二十师和吴新田第七师入陕。当时，陈树藩认为自己手下三个师与刘镇华的镇嵩军，再加上地方军，共有十几万兵力，足以抵挡入陕的直军。然而他却没想到，和他称兄道弟的刘镇华，早已暗中投靠了曹锟、吴佩孚。直军刚进潼关，刘镇华便引直军直逼西安，由于刘镇华部下张治公网开一面，陈树藩才仓皇逃出西安。

1921年8月23日，陕西督军阎相文在督署内突然吞服鸦片烟自杀，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接任陕西督军。冯玉祥派第十一、第七师由宝鸡、安康两路夹攻汉中府，陈树藩仓皇逃往四川。最后，陈树藩撇下残部，经万县到汉口，再转上海。此后，陈树藩凭借着陕西时侵吞的钱财，在津、沪、杭等地当寓公。抗日战争开始后，拒绝当汉奸，避走四川。抗战胜利后回杭州居住，曾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1949年11月2日，陈树藩在杭州病逝。

三、联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析陈树藩的倒台

(一)富强、民主

联系陈在陕时期的统治，军事独裁，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而迫害各方持先进思想的人士，就怕其动摇他的统治地位。克扣军饷，预征田赋，给军民都带来了极大的生活困难，其主要目的仅仅是富足自己的腰包，而将民生民权民主置之度外。陈的种种做法都与富强，民主相悖，他作为陕西地方最高统治者，并没有以建立富强社会为奋斗目标，反而通过剥削压榨的方式使财富流向自己的口袋；其次为了巩固自己的封建统治，限制人民群众的先进思想，迫害革命党人的同时还控制舆论的导向，摧残教育的发展，极大的阻碍了陕西地方的思想发展进程。

(二)自由、法治

美好社会的建设离不开自由的环境以及法治的管理，可陈在治陕期间却没有正确执行。他破坏了自由的环境和法治管理，为满足利益而强迫农民种植鸦片，导致粮食供给不足，严重影响了人民生存，同时也没有严格禁烟，导致陕西地方鸦片横行，榨取了人民财富的同时也伤害了人民的身体，对社会的良好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力。

(三)爱国、诚信

陈树藩从登入历史舞台开始一直扮演着两面三刀的角色。早年，一直对钱鼎，张钫等陈的多年同学领导组织的反清活动持反对态度并进行诋毁。但在1911年10月24日凌晨西安起义成功时，陈却拿出通过朋友关系搞到的同盟会会员证，以革命者的身份出现。陆建章督陕时期陈也是极力巴结陆建章，但背后还默默帮助革命党人活动来提高自己在革命党人士中的地位，以及他后来先后投靠段祺瑞，张作霖，曹锟等人，都表现出他立场不坚定左右摇摆的性格。尤其反应陈不诚信以及对国家不负责任的便是张勋复辟，他派出郭坚等人借道山西北伐，却密电山西阎锡山诬陷郭等人为叛军，请求阎帮助剿杀，为了清除对自己有威胁的势力，颠倒黑白并且不顾革命的成败，由此可见陈此人心中并无诚信，爱国四字。

通过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联系，陈树藩在陕统治的破产也就顺水推舟。由于其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导向，所以在陕期间昏招层出不穷，激发了严重的阶级矛盾，自然而然反陈的呼声也愈加高涨，陈的倒台也在情理之中了。

四、结束语

所谓“以史为镜，可以更兴替”。历史本就是前人走过的路，写过的书，给后人留下的典故。我们研究历史的意义出了还原历史真相外，还要通过历史的经验教训来丰富现在和未来。我们通过多陈树藩在陕时期的统治，联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在总结其失败原因的同时也坚定了我们要坚持正确思想走正确道路的信念。在今后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也要保持这样的良好习惯，通过对历史的深刻研究来吸取经验教训，继续完善和深化我们今后要继续前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