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本栋

《吴宓日记》（第三册：1925—1927，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3月版），其中有一段记述，王国维于1927年6月2日投昆明湖自尽，听闻噩耗后，“黄先生大悲泣，泪涔涔下。谓以彼意度之，则王先生之死，必为不忍见中国从古代传来之文化礼教道德精神，今将日全行澌灭，故而自戕其身”。吴宓日记中的“黄先生”，即他的老师黄节。印象中，陈寅恪对王国维的死因是主“殉文化”说，读了此段记述后方知，吴宓的老师黄节也是主“殉文化”说。黄节的担忧，颇契合陈寅恪的“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成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这种不限于一时一地的文化观念，几乎成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共识。然而，共识之外，也存他说，吴宓对王国维的死因就主“殉清室”说。吴与陈是挚友，黄与吴是师生，在看待王国维之死这件事上，吴却站在与挚友、恩师全然不同的立场，让人诧异。但这丝毫无损于他和陈、黄的关系，他和黄节之间的师生关系异常亲密。

吴宓与黄节之间，并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师生关系，即在学校就读被动形成的师生关系，吴宓是在充分了解黄节的诗教学说后主动师从之。可以这样理解，是吴宓主动选择以黄节为师，去接受黄节的诗教观影响。黄节（1873—1935），原名晦闻，字玉昆，号纯熙，广东顺德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诗人、学者，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黄节以诗名世，与梁鼎芬、罗瘿公、曾习经合称“岭南近代四家”。1917年，受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专授中国诗学。对于黄节的诗歌，黄裳如是评价：“其最大的特色就是浓郁的家国之感”，这确为知人之论。后来，黄节对自己的诗教观曾有一段表白：“乃使道德礼法，坏乱务尽，天若命余重振救之，舍明诗莫繇。”这一观点，在他的《阮步兵咏怀诗注·自叙》中有更详细的论述。黄节认为国家由人组成，因此救国要从救人开始，主张“以诗救世”。吴宓（1894—1978），字雨僧，陕西省泾阳县人，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吴宓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吴宓从少年时代起，就对传统儒家思想产生一种情感和精神上的亲近与认同，非常尊崇孔子。

据《吴宓日记》载，吴宓初次见到黄节是在1925年3月29日。当时，吴宓刚接受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委会主任一职，并努力着手筹备工作，黄节其时在北大任教。他们的第一次会面是吴宓礼节性拜访黄节，在当天的日记中，吴宓对黄节直呼其名。事实上，吴宓即使在私密的日记中，对人的称呼也是极注重礼数的。如他少年时的老师姚华、王麟编，入读哈佛大学时的老师白璧德等，吴宓均恭敬地在他们名字后加一“师”字。另有一些为吴宓所称赏的名士，如梁启超、王国维等，则在其名字后加上“先生”二字以示尊敬。因此，从吴宓对黄节的初次称呼来看，当时吴宓对黄节的态度与对待一个普通相识之人并无二致，谈不上师从。正是这次礼节性的拜会，使吴宓对黄节印象深刻。因此，他们同在北京的几年时间里，吴宓经常去拜会黄节，一起谈诗，渐渐服膺于黄节的文化理想与诗教观念。吴宓在日记里开始承认“近日所作诗，皆学黄节”。

惊悉王国维自沉后的那番师生交谈，吴宓虽然内心并不赞同黄节的“殉文化”说，但是深深感到用诗歌传达“礼教道德之精神是吾侪之责任”，更加坚定了固守儒家传统诗教观的信念。此后不久的中秋夜，吴宓在黄节家中写下了“名贤追侍钦师表”的诗句，第一次表达了师从黄节的愿望。在1929年11月6日的日记中，第一次称黄节为“黄晦闻师”。自此，黄、吴的师生关系日趋密切，情谊日渐深厚。以至1929年秋，吴宓热烈追求毛彦文而跟陈心一闹离婚时，年近六旬的黄节痛心疾首，流着眼泪加以劝阻。从1925年到1929年的4年里，吴宓对黄节的称呼从“黄节”到“黄节先生”再到“黄晦闻师”的改变，表明了吴宓对黄节诗教观的认同与敬佩。吴宓在此后的诗论中，逐渐明显地显露出黄节诗学观的印记：牢牢坚守传统儒家的诗教理想，坚持以旧体诗作为诗歌创作的唯一形式，终生不曾改变。1934年12月，吴宓发表了著名的《空轩诗话》，直接引用了体现黄节主张诗教的代表性观点：世变既亟，人心益坏，道德礼法，尽为奸人所假窃，黠者乃藉词图毁灭之。惟诗之为教，入人最深，独于此时学者求诗则若饥渴。余职在说诗，欲使学者由诗以明志而理其性情，于人之为人，庶有裨也。（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自叙》）

1934年的北平，已沦为危城，黄节在北大讲顾亭林诗，不免有“如此江山，渐将日暮途穷”之感。同年11月，吴宓在东安市场旧书店购得《顾亭林诗集》木刻本。次年年初，吴宓至黄节处借讲义，黄节为他讲述顾亭林的事迹。吴宓在《空轩诗话》之十《黄节注顾亭林诗》中，较为详细地记叙了此事，并介绍了他受黄节影响而读顾诗的经过：“黄晦闻师在北京大学授毛诗未完，乃于甲戌（即1934年）秋起，改讲顾亭林诗，并依例作笺注。宓昔闻碧柳（指白屋诗人吴芳吉）盛称顾亭林诗，至是乃始研读。本年一月三日，宓谒黄师，续借讲义，归而抄录。师复为阐述亭林事迹，谓其既绝望于恢复，乃矢志于学术。三百年后，中华民族由其所教，卒能颠覆异族，成革命自主之业。今外祸日亟，覆亡恐将不免，吾国士子自待自策当如亭林。是日，师言时，极矜重热诚。宓深感动，觉其甚似耶稣临终告语门弟子‘天地可废，吾言不可废之情景。宓心默诵黄师‘束草低根留性在，寸稊寒柳待春分及‘人伦苟不绝，天意必有寄。方冬木尽脱，生机盖下被之诗，颇以自警。”（《吴宓诗话》，商务印书馆2005年5月版）黃节从诗教的层面，阐发了顾亭林诗的意义。他认为诗的目的，在于以诗教挽救世道人心，维护道德礼法。时值外族入侵，中华民族岌岌可危，行将覆亡，在黄节诗教观的影响下，吴宓开始有意识地读顾诗，从中汲取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力量。讵料，吴宓送还讲义时，黄节已病重不能相见，数日后即辞世，时维1935年1月24日。其后，黄节遗体归葬于广东白云山御书阁畔。

恩师殁后三日，吴宓即在《大公报》上发表《最近逝世之中国诗学宗师——黄节先生学述》一文，以致沉痛哀悼。该文从“黄先生之家世及其师承” “黄先生在清代之事业” “黄先生入民国后之事业” “黄先生诗学之著作” “黄先生讲授古人诗之目的及方法” “黄先生最近改讲顾亭林诗” “黄先生自作之诗——何处可得” “黄先生所作之诗——评论” “黄先生所作之诗——举例” “黄先生之诗弟子” “黄先生与本篇作者之私谊”等11个方面，介绍了黄节的生平事迹，“惟愿国人略知黄先生之真面目真精神”。拳拳敬师之情溢于言表，深深师生情谊感人肺腑。关于撰文致哀一事，吴宓在《吴宓诗话》中有自述：“盖当《空轩诗话》正在撰作之际，黄师忽于一月二十四日在北平寓宅病逝……宓闻耗，敬即撰文一篇，述师学行。”

1937年7月16日，吴宓在日记中记：“昼寝。醒后，读《顾亭林诗集》。”即日起，连续近十天，他都在读顾诗。读诗，是自我带入的过程，也是揣摩角色的最好方式;读顾诗，寄托了他对恩师的一片哀思。7月22日，吴宓作《读顾亭林诗集》二首，附注曰卢沟桥事变后，人心惶惶，“宓时在清华图书馆寻得山阳徐嘉详注《顾亭林先生诗》木刻本，细心阅读，并录其要点于宓藏之《顾亭林诗》，上写有黄师《讲义》之要点。至七月二十二日阅读完毕，遂作诗二首如上”。吴宓重读顾亭林诗集，诚然以卢沟桥事变为契机，实则起因于1934年秋黄节在北大讲顾诗。

黄节的后世之名不彰，远逊弟子吴宓，我也是先知吴宓而后知黄节，自嘲为孤陋寡闻，然今世之民知吴宓已鲜矣，况其师黄节乎？今略叙其师生旧事故实，以志先辈学人之嘉言懿行。吾侪当铭于心而敏于行，将先辈学人精神发扬而光大之。

（责任编辑：刘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