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家衡

1954年夏天，长江流域连日普降大雨，致使长江发生了数百年一遇的特大洪灾。

当年，南京城内也是内涝遍地、水灾严重。且不说如今的河西地区早已是汪洋一片，就是市内的许多地段（例如北京东路、健康路、广州路、升州路）也是积水过膝，陆地行舟。那年，出了挹江门，便可以看到在长江上航行的大船……千里江堤，更是险象环生、形势严峻。

我當时在南京市第二中学读书，是高二的学生，暑假后便要进入高三。我家那时住在太平门内南京军事学院教授宿舍。由于军事学院内文娱体育设施齐全，条件较好，我的两位中学同学李文忠、游本昌也住在我家，我们每天在军事学院的体育馆、俱乐部、图书馆中悠闲地享受暑假生活。

6月底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太平门街道和太平门公安派出所的联合通知：到太平门小学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出于好奇，李文忠和游本昌也陪我一起去了。

到会以后方知，这是一个紧急动员大会。由于灾情严重，南京市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居民发出紧急动员，号召“社会闲散人员”和度假在家的17岁以上的中学生（男性）积极参加抗洪抢险，保卫南京。

我正好年满17岁，便毫不犹豫地当场报名，参加抗洪抢险。我的两位同学也很激动，和我一起报了名。

“太平门街道抗洪抢险突击队”很快便组成了。队长是派出所一位姓刘的干事，副队长是太平门街道一位姓谢的男性工作人员，全突击队大约有30余人，主要是太平门附近的小商小贩、菜农还有4个中学生。除了我和刘文忠、游本昌外，还有南京九中一位姓王的同学。

第一个伤员

突击队组成后，当天晚上大家回家准备了简单的行李。第二天一早，在太平门小学集合。一辆敞篷大卡车把我们拉到了沪宁铁路龙潭车站。

当时的沪宁铁路，从南京和平门站向东通过栖霞山北麓铺向龙潭方向，与江堤走向一致，相距很近。由于龙潭地区地势低洼，且江堤发生管涌，所以铁路北面已是汪洋一片，大水直逼铁路路基，几乎已和道碴相平，沪宁铁路危在旦夕。我们的任务就是紧急向铁道北侧路基抛石抢险，石头是用火车运来的，停在铁轨上，打开火车车门往下抛就是了。

第一天，大家干了约有十五六个小时，当晚便睡在龙潭车站的候车室里。和我们并肩作战的解放军指战员，他们是两班倒，轮换休息，并不住在现场。

第二天下午，正当我们迎接一列载满石块的列车开始抛石时，突然传来一声惨叫，那位王同学不知怎么被一块大石砸伤了，鲜血从脚踝部喷出来，大家都惊呆了，还是刘队长临危不乱（据说他是位转业军人），他快速脱下自己身上的白衬衫，把小王的脚包扎住，背起他，飞快地奔向铁路南侧的公路，拦了一辆汽车，派了两个人护送小王到市内医院救治。

4个中学生就这样减员了一个。据说，那位王同学并未留下伤残。1955年高中毕业后，考取了新疆八一农学院。

我们成了“最可爱的人”

令人讨厌的雨不停地下，时大时小，好像天已经漏了！江水在一寸一寸地上涨，灾情在一分一分地加重。龙潭火车站西边数百米铁道线，已经危在旦夕！

抢险指挥部下达紧急命令：以最快速度在路基北侧修筑一道防水墙，把大水挡在墙外！工程并不复杂。用装满土的麻袋并排垒墙，两个麻袋墙之间留下约一尺宽的空隙，就地取材，从路基南侧的农田中装土填入空隙，再两人一组，抱一截一米多长有把手的圆木，把土夯实即可。挑土、搬麻袋垒墙等重活，都是抢险主力军——解放军官兵包干，我们这支只有几十个人的“杂牌军”，分配的任务是打夯。

整个数百米长的工地，灯火通明，人们紧张而有序地劳动着。

也许是指挥部进行了交通管制，整个后半夜没有一列火车通过，除了夜宵时间有短暂休息外，大伙都在拼命干，与大水争分夺秒抢时间。

顺便交代一下，我们自从到达龙潭工地，由于没有后勤支援，一直都是随同抢险部队一起就餐。这次夜宵，送来的是肉包子、绿豆汤，大伙正饥饿疲劳之时，这顿夜宵送得真是太及时了！

拂晓时分，随着长长的汽笛声越来越近，从上海方向开来了一列望不到头的货车，列车走走停停，不断发出长长的汽笛声，从我们面前缓缓驶过。沪宁铁路线又正式恢复运行了。天亮以后，大家已经是精疲力尽，连夯也打不动了。于是我们都跳到两个麻袋墙的夹缝中来回踱步，用身体的重量来压实裂隙中的泥土。

天大亮了。令人喜悦的是，好久没有见到的太阳从云隙中射出一道道金色的光芒。这时，远远的从南京方向又传来了火车汽笛的长鸣声。

不一会儿就看见一列长长的绿皮客车向我们驶来，火车开得很慢，也是走走停停，当火车开到我们刚刚修筑的防水墙一线时，竟然完全停了下来。同时，从车厢里的扩音器中传来悦耳的女播音声：“亲爱的旅客们，请大家向列车前进方向左边的窗户外看一看！我们的抗洪英雄们，我们亲爱的工人老大哥们、我们亲爱的解放军战士们，他们连夜在铁路旁修建了抗洪防水墙，保证了沪宁铁路线的畅通无阻，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接着，广播员带头喊起了口号：

“向抗洪第一线的英雄们致敬！”

“向伟大的人民解放军致敬！”

“向工人老大哥致敬！”

这时，下面的场面更使我激动不已：

旅客们纷纷从窗户中伸出手来，争相和我们这些站在一米多高防水墙上的抗洪战士握手，很多人还往我们手里塞水果、点心，以示慰问。我对面窗口的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捧着两个大水蜜桃硬要塞给我，嘴里还喊着“最可爱的人”。就在此时，一个更令我激动难忘的场景发生了：站在那位小姑娘身后的一位年龄和我相仿的大姑娘，一手扶着小姑娘的肩膀，一手拿着一方手帕，对我说：“看看你满脸都是泥，拿这个手帕擦擦吧！”我本能地伸出右手，把手帕接了过来。

列车又慢慢启动、向上海方向开去了。我激动地望着远去的列车，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当我打开那方白色干净的手帕，发现在手帕的一角用红线清晰地绣着一个人名：洪文洁。这方手帕连同它主人那长长的辫子、清秀美丽的面孔永远刻进了我的脑海。

1954年大水后，为杜绝洪水对沪宁铁路线的威胁，龙潭段铁路完全改道。之后，在栖霞山的南麓开凿了隧道，沪宁铁路整体向南迁移数公里，就是大家今天所走的路线。

雨夜抢险

我们在龙潭紧张地工作了4天，很多人的手都磨破了。离开的那天，大家才领到崭新的手套。下一项任务是到下关参加抢险。大家坐着装满泥土的敞篷火车，直接开到下关和记洋行（即后来的南京肉联厂）专用线。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和记洋行铁路的专用货场卸下泥土，再装入草袋，缝好后将草袋用汽车送往各堤段护堤。我们则住在和记洋行的大仓库里。

和记洋行的仓库相当大，下面是水泥地，遍地湿漉漉的。当时大伙都很年轻，火力壮，在地上铺上草袋，再铺上席子。由于每天都是高强度劳动，往往是澡也不洗，一躺下来便酣睡不醒，连蚊子骚扰也感觉不到。最让人烦恼的是大雨不断，而且经常是夜里下。在下关的这段时间里，感到最艰苦的工作就是雨夜抢险。

老下关人都知道，在中山码头和下关电厂的东面有一条惠民河。上世纪50年代由于国民党飞机经常来骚扰南京，重点轰炸下关电厂，惠民河堤也深受其害，不少地段破坏严重。这次大水一来，惠民河就成了一条典型的“害民河”，下关的几处重要建筑如中山码头、下关电厂、南京火车站、热河路大街等都受到威胁。我们曾经两次深夜被喊醒，冒着大雨抢修惠民河河堤，保卫下关地区安全。

就在第二次抢险过后，由于过度疲劳，体力不支，我的同学李文忠突发高烧，被送入医院抢救。就这样，4个中学生中第二位又减员了。

为根治惠民河水患，上世纪70年代南京市政府痛下决心，填河造路。今日惠民河已经永远消失了。

未来的影星也走了

突击队里就剩下我和游本昌两位中学生了。

游本昌从初中就是我的同学，他比我大一岁，高一级，此时已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我和他、李文忠三人都是学校里的文艺爱好者，大家平时也走得很近。游本昌的文艺天才在中学时代就已见端倪，他表演的相声、小品等节目特别是演活报剧倍受大伙欢迎。他在突击队这些日子里，在辛勤劳动之余，常即兴表演，不仅受到大家欢迎，也提高了大伙的士气。他此时已经报考上海戏剧学院，并进行了初试。

就在李文忠生病后没几天，游本昌接到了上海戏剧学院的复试通知。刘队长很不情愿地把他放走了。此时，整个突击队里就剩下我这个唯一的中学生，当时真是倍感孤独。在一起劳动的突击队员也看出了我情绪上的变化，便打趣说：“小尹，突击队里也不差你一个，你干脆也找个理由回家吧！”

他们这样说反倒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我反而下定决心一定要为中学生争口气，坚决在突击隊干到底。刘队长对我还是相当照顾的，他经常把给上级写简报、做工作统计等事情交给我做，尽量减少我的体力劳动时间。

我第一次挣了五块一毛钱

我们在下关连续奋战了十多天，一直到长江数次洪峰过去之后，才接到解散突击队、各自返回住地的通知。屈指一算，参加抗洪抢险共计17天！

大家回到太平门小学后，街道上给我们开了一个很隆重的欢迎会。在会上，刘队长的发言中，还专门表扬了我，说我虽然是突击队里年龄最小的，只有17岁，但是，坚持完成了这次突击任务，是中学生的好榜样。

令大家没想到的是，最后街道主任宣布这次虽然是义务活动，但为了表示对大家的谢意，街道决定按抢险的时间，每人每天奖励津贴费人民币三角。

我因为参加了17天，当场得到五元一角钱的津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荣誉和报酬。

一晃65年过去了，我现在已是年过八旬的耄耋之人，但1954年的暑期经历，我终生难忘。

（责任编辑：刘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