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繁敖

我所说的“困难时期”是指1959—1961这三年期间。当时，由于苏联的背信弃义，突然撤走专家，单方面撕毁协议，加之农业遭受自然灾害大面积绝收，给年轻的共和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困难。对于这场“天灾加人祸”，社会上称为“经济困难时期”。

为了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政府不得不在全国实行计划经济，特别对涉及民生的轻工产品和农副产品实行定量凭票凭证供应。这项制度在全國上下严格执行，不论官民，无一例外。那时，我刚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江苏省省级机关工作，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了政府各级机关各级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他们是如何以身作则，带领广大群众咬紧牙关，共同度过漫长的困难时期的。

局长请吃年夜饭

那是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个年三十。这天一上班，局机关大楼门口就贴了一张告示：“今晚请全局同志吃年夜饭，务望大家准时到食堂聚餐。”这在食品极度匮乏，很多人食不果腹的日子里，不啻是个天大的喜讯。人们都以丰富的想象揣测着聚餐的内容和规模。

好不容易巴到下午下班。大楼内人人面带喜色，迫不及待地一路小跑奔向局机关食堂。一看，小黑板上特意用红粉笔写道：“年夜饭是糖水煮胡萝卜，每人一碗，免费供应。”尽管大伙有点失望，似乎与自己的期望差距太大，但回过头来想想，那时能吃到一碗既有营养，又热乎乎、甜滋滋的煮胡萝卜还是很难得。于是大家依然喜气洋洋排着队。

当大家从食堂橱窗里端出来一看，所谓煮胡萝卜，充其量只是半碗掺了糖精的开水，上面漂着几小段煮得烂烂的胡萝卜。即使如此，大家还是乐呵呵地喝着吃着。

这“碗”煮胡萝卜，大家吃得特别香，也喝得格外文静。有的用筷子小心地夹着，一点一点地咬，细细地品尝;有的舍不得一下子吃掉，用开水兑着慢慢嘬;还有的干脆用小刀把它切成许多薄片，过一阵放一片在嘴里，像含西洋参片似的，有滋有味地嗍着。说来如今的年轻人不会相信，那顿胡萝卜“宴”真比时下的山珍海味要鲜美得多。

事后，大家才知道这是老杨局长请的客。

事情是这样的，局计划处陈处长年前回了一趟苏北老家，从家里带回一袋子胡萝卜，他知道老局长患有严重的浮肿病，出于战友情谊，就从中捡了一些整齐像样的，送到老局长家。局长爱人付了钱后十分感激地收下了。局长知道后，不仅严厉地批评了自己的爱人和陈处长，还亲自将胡萝卜拎到食堂，叮嘱煮好后让全局同志都打打“牙祭”、沾点儿年味……

怀念“抠主任”

提起“抠主任”，至今让我十分怀念。

他是我“文革”前所在单位的办公室主任，姓区，农民出身，生性节俭，不论是对自己、对亲朋还是对同事处处精打细算、斤斤计较，一个子儿在他手里都恨不得掰成两瓣儿花。比如你要领点稿纸，他准会给你一叠废表格纸，关照你反过来用;你要领支铅笔，他常常会给你一两个小铅笔头，另外给套上一截竹管儿，让你接着写;你要领瓶浆糊，他会让你去食堂找只破碗，到他用面粉调成的浆糊盆里挑上一坨;你要领烤火煤，他会发给你一堆掺了渣的煤块。为此嘴巴尖刻的人说他太小气、太抠门。“抠主任”由此得名。刚开始，我也认为这么做似乎太过分、太不近情理了。而在后来的接触中，我慢慢转变了对他的看法。

一个寒冬的晚上，轮到我在机关值班。那时办公室取暖是靠小煤炉。我把一切弄停当后，拿出一本书，正准备就着温馨的炉火打发这寂静的长夜，这时“抠主任”裹着一件打了补丁的军大衣进来了，他手里捧着一摞旧信封和一碗浆糊，朝紧挨着火炉的办公桌上一放，随手又从衣袋里掏出一把剪刀，嘴上一边说“沾点暖和气儿”，一边开始小心翼翼地摆弄那堆旧信封。只见他把旧信封逐个打开、摊平、再剪齐。起先，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渐渐地我看出，他这是把旧信封反过来，再改制成可用的信封。我不解地问：“你给家里写信用？”他平静地回答：“不，这是给公家省着点儿。”我又问：“堂堂省级机关，就在乎这点儿？”他听了眼睛瞪得老大，分明里面有火星要迸出。只短短一会儿，他眼睛又变得柔和了。他没正眼看我，仅动情地说了一句：“省级机关的钱也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啊！”他这句话虽然说得很轻、很柔，并无教训我的意思，可在我听来却像一声炸耳的惊雷，强烈地震撼着我的心，我抬头凝望着眼前这位外表显得瘦矮的小老头，心里油然升起一股崇敬之情。

公用自行车

每当机关离退休老同志聚到一起，常常会津津乐道当年机关里那种勤俭节约、公私分明的好作风。比如那时因公打长途电话，不仅要经过批准，还要事先拟好讲稿，通话时语言要精，时间要短，既不能寒暄客套，也不得掺杂题外话。又如因公出差，虽然有明文规定，但还得精打细算、能省则省，途中谁也不得借故绕道探亲，更不能去景点游山玩水。就是在市区办事，距离近的要尽量步行，路程远的能以自行车代步的，就不能坐公共汽车，打的是明文禁止的。

那时机关里小汽车很少，一个厅局就配发一到两辆，厅局长们平时也极少坐小车。大家多靠骑自行车或坐公交车上下班。为了节省开支，也为了减少同志们外出联系工作徒步或挤公交车之苦，每个处室都备有公用自行车。公车平时锁在车棚里，车钥匙挂在办公室墙上。每辆车上都用红漆写上单位名称并编上号，每把车钥匙上拴只编着相应号码的小牌牌，用时对号开锁取车。

公用自行车的使用，没有严格规定，也不赋予任何人特权，一般按先来先用、急事先用的原则。同志们常常发扬风格、相互谦让，总是让年纪大的或女同志优先使用;处室领导也往往尽部下先用。骑不到公车的同志，在市内办事只得辛苦自己的两条腿，大伙儿戏称自己乘坐的是“11次专列”。

公车虽然没有专人保管，但大家对它都倍加爱惜，不论谁，每次骑过后都自觉地把它擦干净，打足气、上好油，小心翼翼地锁在淋不到雨、晒不到太阳的车棚里，有的还特意用油布做个罩子，把它罩上，防止落灰、潲雨。

公车不私用，是大家的共识，也是自觉遵守的规矩。那时生活水平普遍较低，买得起自行车的人不多，因而能有机会骑上车，特别是骑一辆诸如永久、凤凰等名牌车，是很过瘾、很风光的，那感觉不亚于现代年轻人拥有一辆高级轿车。因为它是公车，在使用上就有了明显的界限，即使车子闲在那里，也没人私下里打它的主意。当天用过后不能及时归还的，放在家里也决不会用它去办私事。有时家里的小孩看了眼馋手痒的，老想骑出去遛遛，大人们都下过死命令，他们就连碰都不敢碰一下。

我们处里的党员大老张，是个有名的孝子，父亲去世早，是寡母含辛茹苦、吃糠咽菜把他拉扯长大，他对母亲有着很深的感情。有一天，老母亲突然阑尾炎发作，急需送医院救治。大老张家住得偏，一时又喊不到三轮车，孩子们要他用那辆歇在家里的自行车把奶奶驮去，可大老张说那是公车，不能动，于是夫妻俩硬是轮流背着老人，一路小跑去医院的。

帮  廚

“帮厨”，这是过去机关老同志都很熟悉的一项活动。它是指由机关各处室轮流派人到食堂参加劳动，上自厅局长，下至一般工作人员，无一例外。帮厨的同志不论官职大小，到厨房后一律听从事务长调遣，根据实际需要和本人能力，有的去拣菜、洗菜，有的去淘米、涮锅;有时也会派些身强力壮的去拖煤、扛米;有红案、白案本事的也可以大显身手。到中午开饭时间，一起到窗口协助卖菜、售饭。

帮厨是一项简单劳动，由于那时三年经济困难刚过去，国民经济还处在恢复期，物资匮乏，蔬菜副食品都凭票限量供应，食油每人每月只有二三两，特别是机关干部粮食定量低，机关福利又相对较差，社会上流传的“八级工不如农民一担葱”的思潮，不同程度地影响机关人员的情绪。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帮厨就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按局党组的意图，通过这项活动一是使机关食堂的伙食有所改进，二是让机关干部的世界观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

我参加过一次令人难忘的帮厨。在帮厨者中，有位人称“老八路”的薛老头，出身于篾匠世家，由于不堪忍受旧社会地痞恶霸的残酷盘剥，带着一手老茧投奔了八路军。篾匠手艺加上革命队伍里的各种磨练，把薛老头磨练得特别心灵手巧。我们几个小青年在帮厨中就很自然地成了他的下手。

一进厨房，他征得事务长同意，先忙两件事：一是磨砺他的篾工工具，二是指挥我们到机关大院采集榆树花。

机关大院里有两棵枝茂叶盛冠若华盖的大榆树，其时正逢榆花盛开季节，树上一串串耀眼的“银币”，漾着淡淡的清香。当我们抬着两大包榆树花回到食堂，薛老头已系上围裙，在劈剖两根大毛竹。他吩咐我们剔去榆树花中夹杂的残枝败叶，放进洗菜用的大木盆里清洗干净，再滤水晾干。我们尽管不知他葫芦里卖什么药，但还是一一照办。

一天下来，那两根大毛竹在薛老头手里，神奇般地变成一溜小蒸笼。接着他又转换角色，由篾匠摇身一变成了一位很像回事的白案师傅。时间不长，他驾轻就熟地和了一大缸加了酵头的面粉。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把洗净晾干的榆树花揉进发好的面里，紧接着捏出一只只各种动物造型的小面点，食堂里的师傅和我们也都兴致勃勃地加入进来，有的依葫芦画瓢，有的尽情发挥，各显神通。不一会儿，一大缸面团被捏成了无数形象生动的“小动物”。到中午开饭时，一笼笼清香扑鼻、玲珑诱人的白面小点心十分醒目地摆在卖饭的窗口。省粮、省钱又能吃饱解馋的花样面点，各人捧在手里喜滋滋，吃在嘴里甜津津，乐得大伙儿奔走相告，连平时很少在食堂用餐的人也借了饭菜票赶来“抢购”。热热闹闹、喜气洋洋的人们把食堂里的气氛烘托得像在操办喜事。

闲下来，我们问薛老头，你咋的想起来露这一手？他说这叫“穷则思变”。接着，他给我们讲了一段关于榆树花的故事，他说榆树花又叫榆钱，旧社会穷苦百姓常常把它当成度春荒的救命口粮。有次他们部队一批伤病员遭到敌人围追堵截，被困在一片榆树林里，在断粮的情况下，干部、党员把仅剩的一点干粮全让给了伤病员，自己吃榆树钱，一直坚持到大部队把敌人打垮。他说吃榆树钱是迫不得已，这反映了一种精神、一种境界。

死于浮肿病的计划科长

我刚到物资管理部门工作时，还处在三年经济困难的末期。

第一天报到，接待我的是一位矮小精瘦的男同志，因为皮肤又黑又黄，病歪歪的像个小老头。他姓陈，是计划科的科长，我的顶头上司。后来我才知道，他年龄其实并不大，还不到50岁，是位南下的知识分子干部。由于长期食不果腹，营养不良，再加上超负荷工作，身体已严重衰竭，人虽瘦但下肢却高度浮肿。他完全是靠一种精神的力量在硬撑着，组织上多次安排他去汤山、无锡疗养，他都借口工作脱不开身而婉言拒绝了。

在一次全国计划会议刚结束不久，他正在向全科同志传达会议精神时，突然晕倒在小会议室里。当我们赶到他病榻前，人已奄奄一息，到了弥留之际。他临终前的话虽然很微弱，但却铿锵有力：“我得了浮肿病，没有什么可怕的，听说毛主席他老人家也得了浮肿病，脚肿得都穿不进鞋。一个国家的主席都营养不良，我还有什么想不通的？……我老伴儿常怪我傻，她说，你手里握着那么大的权力，就是使个眼神、歪歪嘴，也能弄点副食品粮食什么的，也不至于一家老小饿得皮黄寡瘦的。我说这怎么行呢！不要说我还是个干部，就是普通党员，也不能搞特殊化啊，毛主席都不吃肉了，我们这些小巴拉子哪还敢胡作非为？尽管我们手握重权的，谁都能不费吹灰之力，弄它百而八十斤猪肉、大米。如果都这样，还像共产党吗？对得起毛主席，对得起和共和国一起共患难的人民吗？不行啊同志们，我即使饿死也不能有愧于党，有愧于毛主席，有愧于人民啊！”一席话说得大家眼泪汪汪的。计划经济时期，一个重权在握管物资的计划科长，居然死于营养不良的浮肿病，说来令人唏嘘，令人难以置信，但确是活生生的现实！

困难年代，树皮、草根、“观音土”都被人吃了。有的地方饿死了人，很多人得了浮肿病。可我们的社会治安状况还是比较好，政治环境还那么稳定，人民群众还那么坚定不移地跟着党、相信党，毫不动摇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我想，就是这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信念在起作用，是千万像陈科长一样的干部党员在起带头作用。就拿我们机关干部来说，每月28斤定量，还要捐出2斤支援灾区。不少同志宁可靠“飞机包菜”、酱油汤来充饥，也没人搞特殊化。为什么？我们固然有严明的纪律，而更主要的是靠各级领导干部、党团员的模范带头，靠党性、靠信念、靠心里时刻想着人民。有这样一支党员干部队伍去带领群众，我们还有什么困难战胜不了？

（责任编辑：刘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