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原

黄炎培（1878—1965），号楚南，字任之，笔名抱一，江苏川沙县（今系上海市）人。说起赫赫有名的“职教派”，其实就是1917年5月6日，他联合蔡元培、梁启超、张謇、宋汉章等48位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简称职教社）进化而来。1945年12月，黄炎培代表的“职教派”和工商经济界人士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立职教社初衷

近代中国的爱国志士，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以救国救民、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他们有的信奉“教育救国”，有的信奉“科学救国”，还有的信奉“实业救国”。当时，黄炎培等人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研究，并多次赴欧美、日本作实地考察，认为“今吾中国至重要、至困难的问题，厥惟生计;且根本上的解决生计问题，厥惟教育”，认定职业教育是救国良方、救民良策。于是，蔡元培、黄炎培等一批教育家和社会名流，积极提倡职业教育，于1917年在上海发起创建职教社，创办中华职业学校和《教育与职业》杂志，在全国推行职业教育。但是，国难日益深重，国势凌夷，列强环伺，职业教育何能拯救国家民族于水火？黄炎培在总结职业教育开创十年时感叹说：“我们也算‘尽心力而为之了，可是，我们所希望的百分之七八十没有达到。国家民族在生死存亡之际，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生存，一条是死亡。而专守教育岗位，不足以救国。”于是，他们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宣告将“加入政治活动，以增实力;并与职业社会作实际之联系，以期合作”。这样，一方面赋予职业教育以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同时，也使它开始步入政治舞台，孕育了当代政治舞台上的“职教派”。

“职教派”真正发展壮大，是在抗战时期大后方重庆的政治舞台上。它的社会基础，是由职教社联系和团结起来的文教、经济界知识分子和民族工商业家。当初的职业教育，实质上是融“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于一体。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工商业利用这个有利时机，获得了一个长足发展的“黄金时代”。上升时期的中国民族工商业，迫切需要大批不同于旧式封建经济的技术和管理人才。而职业教育正好适应了这个时代要求，为中国民族工商业培育了不少企业管理、科学技术和各种业务人才。经过20多年的发展，它所培育的人才，已经成为民族工商界中的中坚力量。这些人有的是中国民族工商业中有爱国和民主自由思想的活跃分子，有的是文化教育界的民主主义者，他们和职教社有着“血缘”关系，才会蔚然成为一个有实力的政治派别。公认的“职教派”代表人物，是国民参政会中的三位国民参政员——黄炎培、江问渔、冷遹，和多年主持职教社工作的杨卫玉，而黄炎培则是公认的“职教派”领袖人物。

带领职教社投身抗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面抗战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领导下迅速建立，各党派初步团结起来共赴国难。对团结抗战的局面，黄炎培等“职教派”人士满心喜悦并热烈拥护。因此，他们接受了国民政府聘任，担任国防参议员和国民参政员，积极参与国事。在抗战烽火中，他们全力投入各种抗战活动，黄炎培几次亲赴南洋各地劝募抗战公债。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余为参政员，自己认定两大任务：一是助成政府与民众合作;二是助成各党派之间合作。”他又说：“只要有利于抗战，有利于国共团结，我都卖力去做;而对妥协投降，我都坚决反对。”可以说，这就是“职教派”当时的基本政治态度。他们经常和南方局组织一些有益于抗战的宣传活动，在团结抗战的斗争中，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等结下了真挚的革命友谊。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职教社进一步加强了抵制日货运动，1931年11月，组织上海各界团体两千多人在中华职业学校举行了“不用日货宣誓大會”，与会者高举右手，朗诵誓词，在包括职教社在内的全上海人民的抵制下，当年日货的进口量从原来的第一位降至第三位。1932年，职教社成立了“中华国货指导所”，为有志于国货生产的厂商介绍先进技术并帮助他们推销产品，用优质国货产品替代日货。

职教社不仅积极宣传抗日救亡主张，还积极组织社会各界募捐筹饷、慰问伤员等。1933年的热河、长城抗战，1936年的察绥抗战，都有职教社同仁组织民众募捐筹饷、慰问伤员以及为抗战将士送御寒物资等活动的身影。黄炎培的一首诗形象地表达了职教社同仁誓与前线将士并肩杀敌的豪情。诗曰：“大好河山我欲歌，兴亡今古感怀多。八千子弟须磨砺，与子同挥塞外戈。”

1937年“七七事变”的第三天，职教社主要负责人黄炎培、江问渔、杨卫玉就致电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支持他抗战到底。随后，黄炎培在职教社组织了“铁社”，决定集中社里一切人力、物力，积极参加抗战工作，并为二十九军募捐军需。

1937年8月，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进行全面抗战。为了保卫上海，国民党调动了近70万军队组织淞沪会战，抵抗日军近三个月，其后勤补给之多、运输量之大可想而知，而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职教社组织的运输队冒着枪林弹雨日夜抢运的。当时职教社动员集中了各机关团体企业的大小车辆近600辆，由中华职业学校校长黄伯樵负责调配，为前方运送弹药和粮食。职教社还组织救护队到前线救护伤兵，给伤兵换药、喂饭、护理、洗衣等。因为同工商界人士的密切关系，职教社同仁努力劝说工商界人士将工厂西迁，支援后方抗战，并带头将社办工厂西迁。职教社老社员胡厥文还推动成立了迁川工厂联合会，并担任负责人，为后来职教社和迁川工厂联合会一同发起组建民主建国会打下了基础。

1937年上海沦陷，职教社总社西迁到重庆，日伪政府想请留守在上海的职教社职业指导委员会主任刘湛恩担任南京伪政府的“教育部长”，被刘湛恩断然拒绝。刘湛恩同职教社创始人之一的朱少屏等组成国际友谊社，在租界约见各国记者，向国际社会控诉日军暴行，被日伪视为眼中钉，刘湛恩和朱少屏相继被日伪特务杀害。2015年，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刘湛恩、朱少屏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救济难民，帮助青年解决就业，也是职教社的一项重要工作。抗战时期，大批难民向西南、四川、重庆等地的抗战大后方流亡，职教社利用多年办理农村改进区和劳工自治区的丰富经验，成立了十多所难民收容机构，制订了“大量收容，迅速疏散，保存元气，支持抗战”的工作方针，如火如荼地开展救济难民工作。仅1938年上半年，就联系社会各界临时收容和疏散难民达10万人以上。职教社在难民收容所组织难民自治，由难民推行代表自行管理。

职教社在重庆、昆明、桂林、贵阳等地先后设立了多家职业指导所，帮助有一技之长的难民寻找工作。由于求人者少，求职者多，职业指导所工作人员除按时接待来所登记谈话人，还要经常走访学校、团体和工厂企业，为求职人员寻找就业的机会。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职教社副理事长的项南就曾在1939年经广西职业指导所介绍，到桂林县苗圃厂工作，项南在苗圃厂组织农工开荒种菜，学习文化，灌输爱国抗战思想，并且教他们学唱抗日救亡歌曲。

在重庆兴办职业教育

1936年3月13日，第一次来到重庆的黄炎培到张家花园巴蜀小学访问校长周勖成和参观学校，进而作了演讲。原来巴蜀小学由王瓒绪创建，校长周勖成是黄炎培推荐担任的。抗战全面爆发后，张家花园成为黄炎培和职教社的重要活动场地。

1938年10月，中华职业学校（渝校）在巴蜀学校正式开学。由于重庆城区常受日军的轰炸，黄炎培决定将学校迁到郊区。在热心教育的有志之士林肇开的帮助下，职校在白沙沱修建简易校舍，并在江边搭起了简易实习工厂。

黄炎培的办学宗旨是“民主求实、手脑并用”，虽然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但仍开设了商科、会计科、土木科、机械科等专业，并聘请社会名流马叙伦、孙起孟等来校任教和讲学。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和办学规模的扩大，白沙沱校舍不够用，又借用了黄桷坪胡家的宅院，作为商科和会计科的教学分部。中华职业学校在白沙沱共六年，培养了大批土建、机械、商业、会计等初中级专业人才。由于中华职业学校注重理论和实践，学生都有实际的职业技能，毕业生广受欢迎。其中特别值得褒扬的是，中国抗战的三大生命线之一的滇缅公路，其筑路的工程技术人员中有80%是中华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因学校选址问题，黄炎培与林肇开等人常聚在一起，讨论办学问题。在黄炎培的影响下，林肇开更加热心教育事业，还应黄炎培之聘担任中华职业学校董事长。1946年1月，职教社总社迁回上海。中华职业学校继续在白沙沱办有分校，由林肇开的儿子林右白担任校长。

如今，在渝北区回兴街道黄桷坪公园后面的巷子里，有一所黄炎培中学。学校大门靠右侧的民国时期建筑，就是中华职业学校曾办学的地方，现已建成职教社社史陈列纪念馆。而巴蜀小学，今仍有以“菁园”命名的教学楼，继续发挥着培育人才的功能。

主办《国讯》坚守信条

“职教派”人士都是忠诚的教育工作者，但又被公认为一个“政团”，他们不愿把教育事业和政团组织混为一体。这成为黄炎培当时急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经过反复研究，终于找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组织“国讯同志会”。以“国讯同志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从而找到了和职教社有所区别，但又“隔而不离”的办法。

《国讯》是职教社主办的一个时事政治性杂志，黄炎培是杂志的发行人，杨卫玉、孙起孟、俞颂华先后任杂志主编。《国讯》前身是创刊于1917年的《教育与职业》，“九一八事变”后改为《救国通讯》，再后来改名《国讯》，是“职教派”发表言论的重要阵地。

伴随着《国讯》杂志而形成的“国讯同志会”，于1940年1月5日正式成立。通过章程，推举黄炎培为会长，江问渔、冷遹、杨卫玉为副会长。就章程而言，它只是一个社会团体组织，仅仅是一个政党的雏形。当时，曾经讨论要不要有一个政治纲领，大家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就以国讯社的信条作为它的政治信条。国讯社的信条订于1931年《国讯》杂志创刊时期，原为四条：一是高尚纯洁的品格;二是博爱互助的精神;三是忠勇侠义的气概;四是刻苦耐劳的习惯。在筹建“国讯同志会”时，孙起孟曾经提出增加一条：“正确进步的思想。”大家一致同意作为“信条”的第五条。

这五条信条，似乎是一种道德教条，不过，黄炎培特意对它作过政治性的解释：“我们认为这些信条，不单是个人立身处世的金科玉律，也是人群结合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是抗战建国的重要条件。就说‘忠勇侠义四字，我中华艰苦作战，抗战的意志越战越坚强，情绪越战越浓厚，不就是最明显的表示的一种精神么？只有从这些方面，大家来创造、来实践，民族前途才有希望。我们以为一方面主张民主，倡导宪政;一方面必须加重倡导个人修养。教育与政治，本无划分之可能，办教育，办职业教育，更不能自外于政治。同人办《国讯》，是以中华国民资格，矢愿追随全国同胞，共同竭尽这个有关立国基本的神圣义务。”

發起创建民主同盟

“国讯同志会”和早它43天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都叫“同志会”，它的《信条》和“统建会”的信约又两相呼应，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国讯同志会”的活动，有一些共产党人参加，并随时向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汇报情况。当然，也不瞒着国民党的官员，如邵力子、孙科、于右任、张群、张治中、王世杰，乃至陈立夫、叶秀峰等人，他们和“职教派”的往来也很多。

1940年3月30日，“国讯同志会”曾组织讨论政治理论和对外公开的问题，11月2日，又讨论了“国讯同志会”的活动和章程立案问题。当天参加讨论的有黄炎培、江问渔、冷遹、杨卫玉、孙起孟、徐子为、陆叔昂、柳健行等20多人。随后，蒋介石和宋美龄宴请黄炎培，张群、王世杰作陪，黄炎培正式提出“国讯同志会”，并要求立案。但蒋介石没有表态，也就始终没有获准立案。接踵而来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当局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严重危及国共团结抗战，也危及小党派的存亡。中共南方局的《大事记》记载：“在南方局的推动下，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在中共的积极帮助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反面教育下，该会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据梁漱溟的回忆文章：“1941年2月10日，即‘皖南事变发生不久，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各民主党派聚谈，各党派都不约而同地谈到面对当前形势，深感各党派有为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黄炎培日记》上也记载：“2月10日，午，至玉皇观，周士观招餐，同席周恩来、沈衡山、邹韬奋、章伯钧、张申府、左舜生，商大局问题。”梁漱溟还说：“一天，我由住处重庆上清寺‘特园外出散步，走到离‘特园不远的重庆新村四号。这里是中央银行的总裁张家磁的公馆，张君劢住在他弟弟家中。我正要同张谈话，黄炎培和左舜生也先后来了，于是，四人一块议论这件事，都叹息蒋介石没有出息，竟如此蔑视社会各界的舆论，瞧不起党外人士。黄炎培提出，现在我们虽有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但依然是各自一摊，没有力量，如果我们进一步把国共两党之外的党派团体联合起来，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团结起来就有力量了。”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后黄炎培与张澜、梁漱溟等人经过反复讨论，决定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组建“新组织”。

1941年3月19日下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召开。会上，黄炎培被推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10月，黄炎培辞去主席职务，主席由张澜接任，民盟从此逐渐壮大。

如今，中华职业教育社总社在北京，而全国各地如上海、昆明、重庆、安徽、福建、深圳、黑龙江、河南、湖北等省市都设有分社，是一个具有统战性质的职业教育团体。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教派”，是近现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爱国主义政派，它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交织在一起，顺应着时代潮流，与时俱进，一直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责任编辑：吕文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