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禾“伴嫁歌”研究综述

2019-01-14李琴李跃忠

文教资料 2019年31期

李琴李跃忠

摘要：嘉禾“伴嫁歌”是湖南嘉禾县内及周边一带，女子出嫁时唱的民歌，以反映妇女婚嫁习俗为主要内容。其历史久远，地域特色浓郁。二十世纪以来，嘉禾“伴嫁歌”逐渐成为国内不少学者的研究对象，人们对其历史渊源、歌曲分类、曲调音乐、程式化及文化内涵等方面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关键词：嘉禾“伴嫁歌” 研究综述历史渊源艺术特征文化内涵

嘉禾伴嫁歌是嘉禾先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文化遗产，主要流布于嘉禾縣石桥镇一带。有关嘉禾伴嫁歌的记载最早可追溯至东汉时期，其影响源远流长[1]。由于这一习俗主要流传在民间，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引起文人学者的注意，相关文献记载直至清代才出现。如清嘉庆《嘉禾县图志》载：“嫁女前夕，女伴相聚首，谓之伴嫁。”又因伴嫁时，“姻族女亲咸集，夜歌达旦”，所以又称“坐歌堂”，唱娘娘称为“伴嫁歌”[2]。又同治版《嘉禾县志》载：“嫁女前夕，具酒馔，集妇女歌。歌阙，母女及村姑伯姨相向而哭，循叠相继，达曙乃止。”[3]嘉禾伴嫁歌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一直保持着浓郁的地域特色，并且依靠口耳相传延续到今天。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界开始关注这一优秀的民间文化，产生了较多的科研成果。本文拟对这些研究成果作述评。

一、“伴嫁歌”的文献资料整理

嘉禾伴嫁歌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数千年，文本记录的资料较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嘉禾县政府在本地区开展了一系列包括嘉禾伴嫁歌在内的嘉禾民歌的搜集整理工作，先后有四次大的采风活动，即1952年冬、1958年“大跃进”前期、1977年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纂时期、1978年“嘉禾民歌演唱会”时期[4]。

1956年较早整理出版了歌曲《嘉禾民歌选》，其中也包括部分伴嫁歌[2]。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纂时期，也收集了不少伴嫁歌歌词，1986年，汇编伴嫁歌《打起锣鼓闹起台》《半升绿豆》等301首，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嘉禾县资料本》一书[2]。1989年，郴州地区出版了中国民间歌谣集成湖南卷《郴州地区分卷》，分上下两册，上册为《嘉禾伴嫁哭嫁歌》[5]。

这些成果虽然尚是较为初级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但保存了许多第一首资料，故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伴嫁歌”的历史研究

嘉禾伴嫁歌的历史悠久，但因其主要在民间流传，相关历史文献很少，人们对其起源形成发展历史勾勒得并不清晰，但还是有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作了探讨。

李迪在《湖南嘉禾伴嫁歌初探》一文中，对嘉禾伴嫁歌的历史源流作了较为详细的文献梳理，认为嘉禾伴嫁歌作为婚礼习俗有相当久远的历史[6]。李天富等《走进嘉禾伴嫁歌堂》一文根据民间传说，楚义帝熊心的女儿楚玉帮助嘉禾逃婚女陈线云一事，认为那是“伴嫁歌”的雏形[7]。

李沥青、郭求知二人均著有《嘉禾伴嫁歌》一书。李先生介绍了嘉禾伴嫁歌发展的全过程，指出了嘉禾伴嫁歌在二十世纪处在“十年动荡”“计划生育”“改革开放”三段时期所经历的三次较大冲击，并分析了二十世纪以来嘉禾伴嫁歌在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方面影响下发生的变化[5]。郭先生较为详细地阐释了嘉禾伴嫁歌二十世纪以来经历的三次较大冲击[8]。此外，作者在书中还分析了嘉禾伴嫁歌的现状及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

三、“伴嫁歌”的艺术研究

“伴嫁歌”虽是婚俗文化，但其以歌舞的形态存在，自然属于艺术的范畴。因此二十世纪以来，学者们对其艺术作了不同角度的研究。

1.歌曲分类研究

嘉禾伴嫁歌约1000多首，内容多样，种类不一。

文霞在《论湘南嘉禾伴嫁歌的艺术特色》一文中按歌曲内容将伴嫁歌分为耍歌、长歌、伴嫁舞、哭嫁歌、徒歌五个部分，并对各类歌的艺术形式、特点等作了分析，如说“耍歌”曲调短小、节奏鲜明、风格多样、结构灵活，占整个嘉禾伴嫁歌的九成;“长歌”是些曲调舒缓、忧伤的叙事性长歌，绝大部分是婚姻悲剧故事，如《十八年终罗四姐》等;“伴嫁舞”热烈欢快、诙谐风趣，一般选取音乐明快活泼的耍歌作舞曲，如《推磨舞》《娘喊女回舞》等[9]。

《走进嘉禾伴嫁歌堂》一文的作者将伴嫁歌按演唱顺序分为八个部分，为安席歌、耍歌、射歌、长歌、伴嫁舞、哭嫁歌、送姐惜别歌、徒歌。当歌堂准备就绪，歌头起音，唱安席歌，安席坐定后，拉开伴嫁歌堂的序幕。接下来是耍歌，短小别致，风格多样，内容极其丰富。有传播历史和生产知识、宣泄离别情绪、反对封建礼教，等等。射歌内容即兴，形式灵活多样，可随心所欲使用。长歌是叙事类歌曲，取材于古代妇女悲剧故事，闻着潸然泪下。长歌结束，新娘离别在即，送别歌随之唱起，并跳起伴嫁舞，把伴嫁歌堂推向高潮[7]。

周晶、李小兰在《浅析湖南嘉禾伴嫁歌》中依照演唱方式，将伴嫁歌分为安席歌、耍歌、射歌、长歌、舞歌、骂媒歌、哭歌七部分，并认为在上述各类别中，除了“安席歌”“哭嫁歌”外，其他歌曲都可以根据不同的情景或特俗需要进行穿插[10]。

2.曲调音乐研究

嘉禾伴嫁歌受到不少音乐家的赞誉，他们对其音乐艺术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罗冬生在《没有“配头”唱不起歌》中分析了“嘉禾伴嫁歌”衬词衬腔的作用。他认为，衬词衬腔是嘉禾伴嫁歌的重要表现手段，在上千首伴嫁歌中，90%以上的歌曲都运用了衬词衬腔表达感情，他们或出现于歌曲的开头，或乐句的中间，或乐句的结束处。这些衬词多种多样，或植物名称，或拟声词，或是生活俚语，如全福寿。衬腔则体现在歌曲的音节变化，有些歌曲旋法较为复杂，装饰音、下滑音较多，起伏较大，歌词往往比较简单，短小，为了使歌曲富于抒情性，或适应某些唱词内容的需要，就需要衬词衬腔适应其旋法特点，完善结构规模[11]。

段桥生在《嘉禾伴嫁歌的结构及调式特征》中详细介绍了嘉禾伴嫁歌独特的音乐特色，在现在创作理念上，“阴性阳止”的创作方式是要避免的，在嘉禾伴嫁歌中，出现了众多“阴性阳止”，使节奏更趋于活跃，旋律更加流畅、动人。这恰恰突出了嘉禾伴嫁歌的独特风格[12]。

李迪在《湖南嘉禾伴嫁歌初探》中认为嘉禾伴嫁歌曲体结构突出，音乐材料简单，结构短小精悍，但不是很整体，有的只有一个乐句，多数由上下两个乐句构成，且上下乐句小节数也不一样，不是简单的偶数递进，而是1到5小节不等，这种不规则表现为上短下长。这种一短一长的乐句结构，可使曲调自由灵活，不拘一格，易表达意思和感情，令人感到樸实、亲切、自然[6]。

3.“伴嫁歌”程式研究

嘉禾伴嫁歌是集诗、歌、舞、剧于一体的民间艺术，其演出具有一套完整而严格的程序规范。李迪在《嘉禾伴嫁歌初探》中较早对嘉禾伴嫁歌进行演唱内容、演唱形式、表演的程序研究。在内容上划分为感激、埋怨等主要感情阶段，演唱形式则分为独唱、齐唱、合唱。表演程序分为安席歌、耍歌、射歌、长歌、舞歌、骂媒歌、哭歌。在伴嫁过程中，全部以清唱的演唱方式进行，无乐器伴奏，因此，人们在演唱时往往加入肢体动作或者借助日常生活道具渲染欢乐气氛，这种带有生活气息的舞蹈在约定俗成中渐渐成为规范，并愈加严格[6]。蒋笛在《湖南嘉禾伴嫁歌程式化特征初探》中认为伴嫁歌的程式化特征包括表演方式的程式化、情感的程式化、音乐的程序化[13]。

四、“伴嫁歌”的文化研究

1.“伴嫁歌”与婚俗文化研究

嘉禾伴嫁歌不仅仅代表音乐，还蕴藏着几千年的婚嫁习俗。何玮婧在《汉族婚姻形态变迁下的嘉禾伴嫁歌》中，分析了嘉禾伴嫁歌在史前时期、信史时期、改革开放后三个阶段的婚嫁文化变迁。她认为，嘉禾伴嫁歌与其他民族的哭嫁歌一样都是最早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时期，女性用哭嫁的形式表达对自身权力失落的不满。在信史时期以后彻底沦为男性统治下毫无话语权的怨妇。从这个方面我们可以发现，嘉禾伴嫁歌在婚嫁文化中蕴含的历史渊源及古代妇女的情感表达[14]。

2.“伴嫁歌”中的女性心理研究

女性角色在嘉禾伴嫁歌中占主体地位，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具有明显的女性特征。从女性主义学角度探究嘉禾伴嫁歌具有新的理解内涵。如王微微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探究嘉禾伴嫁歌中新娘在结婚前后的不同人生角色，关键性角色正是女儿-新娘-媳妇。伴嫁仪式作为一个分界点，分隔开了女性截然不同的三大生命时期，凭借婚礼这一人生礼仪，女性完成了社会角色的定位，成了女性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的分界标志。在伴嫁歌中占有很多数量的“做媳难”突出了新娘对将要开始履行这种陌生角色的任务的恐惧之情。嘉禾伴嫁歌作为一种在特殊氛围中的特殊宣泄为妇女提供了一个男权社会中其他场合不可能实现的恣意表达自我的最好形式，女性被赋予话语权，她们借此权力，通过情感宣泄，卸掉角色转换时的情感压力，在亦歌亦哭、亦悲亦喜的歌唱中艰难完成从女儿到媳妇的角色的心理转换[15]。

肖梅认为女性角色转变的心理特征有：（1）伤离别、念亲恩：新娘即将远嫁他方，离别亲人，对父母充满了感激和不舍。（2）做媳妇，忧前途：面对即将到来的陌生环境，新娘在面对自己的亲属好友时将对婚后的恐惧感倾诉出来。（3）叹命运，恨不平：旧时妇女受教育有限，受封建思想严重，对自身悲剧的认识大多从宿命论出发，哭诉命运对她们的不公[16]。阳姣丽，刘林芳从伴嫁歌的内容出发，根据不同的演唱主体、演唱对象分析女性心理表达情感主要有四类：（1）唱新人，表赞美和祝福;（2）唱爹娘，表感恩和怨恨;（3）唱情郎，表期待和担忧;（4）唱媒婆，表控诉和诅咒[17]。

3.“伴嫁歌”文化的其他研究

嘉禾伴嫁歌作为民间艺术流传千年之久，在这一过程中必然有着相对稳定的艺术形式保存下来。蒋笛在《嘉禾伴嫁歌的农耕文化审美解读》一文中提出了嘉禾伴嫁歌的农耕文化审美特征，即契合农耕生产生活的音乐形式、紧贴农耕生产生活的歌词内容、来源于农耕劳动生活的伴嫁舞、富有农耕生活表演情趣的表演服饰，并认为嘉禾伴嫁歌是一种音乐文化现象，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其形成是由特定生产方式下的农业劳作及生存环境和生产方式制约下的长期集体无意识的生活习俗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8]。

五、“伴嫁歌”的保护与传承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保护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蒋笛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嘉禾伴嫁歌传承略探》一文中指出了嘉禾伴嫁歌的传承价值：一是历史传承价值，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核心价值，它具有一种非官方的历史典籍意义。二是文化的传承，嘉禾伴嫁歌是我国民族特色文化中的一朵艺术奇葩，它蕴藏着汉民族世代相传沉积下来的价值观念、心理结构、气质情感等在内的群体意识和群体精神，是人们研究汉族民俗文化的活化石。三是审美习惯的传承，每个民族或地区的人们在共同的生存背景和生态环境下，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与实践中，会逐渐养成具有地域性或民族性的审美习惯。另外，在传承途径上，作者从保护意识、传承人的角度对伴嫁歌的保护继承提出了建议[19]。

刘林芳、阳姣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嘉禾伴嫁歌的传承现状及发展建议》中对伴嫁歌的发展现状从传承意识的淡薄、传承人才的缺乏、传承形式的单调做了解读。作者认为嘉禾伴嫁歌在增强保护意识、培养传承人之外还应当加快传承方式的改革与创新。适应时代需求，与时俱进，对伴嫁歌在保有文化本质的前提下，融入现代元素，去粗取精，使其更能为现代年轻人所接受，提高伴嫁歌在婚嫁活动中的使用率[20]。

六、结语

目前学界对嘉禾伴嫁歌的研究较为深入，无论是研究视角、研究方法，还是相关文献的搜集整理等较之二十世纪的研究，都有了较大提升。但我们认为其间仍还是有不少问题需要继续深入讨论，比如新世纪以来，伴嫁歌演唱形式的变迁，演唱内容的变化，新时代女性唱伴嫁歌的心理变化等都值得探讨。

参考文献：

[1]湖南省嘉禾县文化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申报书.内部资料，2007.

[2]嘉禾县民间歌谣集成办公室编印.中国民间歌谣集成湖南卷嘉禾县资料本[M].内部资料，1988：2-3.

[3]嘉禾县志编纂委员會编.《嘉禾县志》·嘉禾县[M].黄山：黄山书店，1993：488.

[4]王继周.嘉禾文化遗产丛书——嘉禾民歌[M].嘉禾县文体广播新闻出版局，2014：251-259.

[5]李沥青.嘉禾伴嫁歌[M].湖南省郴州音乐家协会，2014：375-382.

[6]李迪.湖南嘉禾伴嫁歌初探[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5（3）：71-80.

[7]李天富，李于玉，李小五，曾运成，合编.走进嘉禾伴嫁歌堂[J].生命世界，2012（4）：77.

[8]郭求知.嘉禾文化遗产丛书——嘉禾伴嫁歌[M].嘉禾县文体广播新闻出版局，2014：148-151.

[9]文霞.论湘南嘉禾伴嫁歌的艺术特色[J].怀化学院学报，20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