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可伊

摘    要： 中国译学理论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时期。本文梳理和总结了四个时期中国译学代表人物和主要译学思想，肯定了中国翻译理论的历史民族特色和历史发展脉络，从翻译基本理论研究和革新本体观念方向展望了当代中国译论发展方向。在多元互补基础上，用现代理论话语阐释传统译论思想，在一体三环基础上，使翻译研究成为多学科、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研究，为新时期翻译理论拓展译学资源和理论创新做出积极贡献。

关键词： 中国翻译理论    四个时期    发展

一、引言

我国译学理论的发展大致与翻译史相对应。翻译史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时期：一是从佛经翻译到明清科技宗教翻译的古代时期。二是晚清明初的译论。三是民国时期。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翻译是语言文字最直接的表现形式，语言文字最能体现民族特色。翻译理论的发展，不能抹去民族的特色，也不能割断历史的脉络，深化理论的发展，需要横向的引进，也需要纵向的继承。

二、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四个时期

（一）古代译论时期

延续了长达千年之久的佛经翻译活动为古代译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理论。三国时期支谦所著《法句经序》指出：“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当令易晓，勿失厥易。”他首次提出译事不易，也反映了早期质派的译学观点。东晋时期的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指出翻译佛经有五种情况会失去本来面目，有三种情况决定了翻译之不易。后秦僧人鸠摩罗什最先提出如何表现原文文体与语趣的问题。东晋高僧慧远提出“厥中”的翻译见解，即介于文质之间的一种适中方法。隋代名僧彦琮所著《辨证论》是今存我國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翻译论著。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八备说”的论述，即作为一名合格的佛经翻译者应该具备八条。唐代名僧玄奘提出“五不翻”，音译即不翻之翻，他具体提出了五种不翻的情况。宋初高僧赞宁总结了译字译音，胡语梵言，重译直译，粗言细语，华言雅俗，直语密语“六例”。既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翻译掀起了第二次翻译高潮，其中传教士罗明坚口授，华人笔录的《天学圣录》是传教士在华译著的第一本书。之后，徐光启在与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译序中提出“求知，求真理”“抓重点、抓急需”的翻译思想。李之藻翻译了第一本西方逻辑学译著《名理探》，并将自己的翻译称为创译。王徵帮助金尼阁修订了文字音韵学专著《西儒耳目资》，他将西方语言、科技、哲理三类书籍分别称为“资耳目”“资手足”和“资心”之书。这一时期出现了一部精彩的译论著作《繙清说》，由乾隆初年魏象乾所著，可称为我国最早的内部出版研究单篇专著。

（二）晚清民初译论

晚清时期最早对翻译问题发表较多论述的是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一文中论述了翻译事业的重要性，并最早提议创办翻译公所。英国译著者傅兰雅在论著《论译书之法》和《论译书之益》中，阐释了科技译名统一等对科技翻译的见解。马建忠所著《拟设翻译书院议》中提出了善议的标准，与现代等值翻译理论接近。梁启超在万言《论译书》中提出关于翻译内容、译名统一、翻译人才的翻译三义。这一时期最杰出的译论家严复提出了中国近代最有名的“信达雅”翻译理论。同时期林纾强调译者情感活动对于翻译活动的重要性，认为译者应与原作者或者作品中人物的心理交流。罗振玉在《译书条例》中总结了筹费、分类、定名、购书、通力、专任、奖励、版权的译书八端。胡以鲁三端三十例，其详尽而独到的见解进一步繁荣了这一时期的译学思想。

（三）民国时期译论

民国时期的翻译家大多是文学家，且在短短几十年时间为翻译思想的成熟做出了贡献。郑振铎首次介绍并评述了英国翻译家泰特勒的《论翻译的原则》，并探讨了重译等问题。矛盾提出“神韵译”，朱自清全面总结了关于译名的方法，即音义分译，音义兼译，造译，音译和意译。茅盾创造性地提出“风韵译”，从翻译美学角度强调了原文的气韵不可丢失。鲁迅对译学的贡献在与他的“硬译”思想，用不顺的语言丰富本土语言。朱生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善于保持原作神韵，传达莎剧气派，并用莎士比亚的众多形象和戏剧旋律美化了中国艺术长廊。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这一时期对翻译界影响最大的两位翻译家是傅雷和钱钟书。傅雷提出翻译精神和美感的思想，认为翻译不可按照字面硬搬，应该保存原作的精神面貌和美感特征，提出了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观。钱钟书则用诱、讹、化表达了自己的翻译观。诱指翻译在不同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引诱读者对爱好不同文学。讹指原文和译文之间的距离，译文难免失真和不贴合原文的地方。化指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境界，既不能让译文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姿。

三、对当代中国译论发展的展望

（一）重视翻译基本理论研究

中国当代学者在古代和近代学者研究基础上对翻译基本理论作了进一步研究。辜正坤从翻译标准方面提出多元互补的概念，即翻译标准是一个由绝对标准、最高标准和具体标准构成的标准体系，打破了单一的标准观。许钧在《翻译论》中从翻译的本质、过程、意义、因素、矛盾、主体、价值与批评方面对翻译的基本问题作了全方位的阐释。当代译论家已逐渐意识到翻译研究要超越自己封闭的研究体系，从东方、西方和拉美翻译理论中吸取营养。中国译学理论的发展思路需要中西会通、古今互鉴、多元融合，提炼中国传统译论中最有特色和价值的理论，将其与现代译论相结合，突出明晰性特征和时代精神，让传统译论在现代语境中焕发新的活力。“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习近平，2016）。因此，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需要拓展国外译论、中国传统译论、翻译史等各种资源。中国已有学者如陈福康、王宏印、张佩瑶等吸取传统译论思想，用现代理论话语重释原来的理论并尽可能寻找某种契合点，让传统与现代结合在一起，解释新的翻译现象（蓝红军，2018）。此外，在翻译史基础研究方面，对于翻译的存在、翻译形态、翻译主体、翻译思想的历时变化规律及这些规律反映出的本质问题还需要做出清晰细微的研究。因此，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应该继续学习借鉴西方翻译理论的思想，充分利用好中国传统译论这一资源。

（二）革新本体观念

翻译研究是一门开放性的综合性学科，需要借助相关学科的学术养分发展和完善，语言学科、思维学科及其他人文学科的迅速发展，给翻译学科带来了许多新的思想、观念和术语。翻译研究与其他学科的结合给翻译学理论注入例如新鲜的活力。谢天振的译介学是翻译学与比较文学的交叉与融合，是翻译学跨域的重要成果。译介学关注的不是语言层面的问题，而是两种语言在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伸等问题。胡庚申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了综观的整体性研究。生态翻译学认为，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努力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以求原文与译文、译者与作者、译者与读者、译文与译语文化及译者自身的平和与平衡，做出最佳适应与优化，使译者身心皆融于翻译生态环境中。方梦之认为译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一体三环”的格局和特征。一体就是译学本体，这是译学发展千百年来不可动摇的基礎。一环是紧靠本体的内环，由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构筑起来。二环是内环之外的中环，由哲学、思维科学、心理学、信息论和符号学等发展起来，使译学研究向综合性学科过渡。三环是指翻译的文化研究，将翻译与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全面结合，使翻译研究成为多学科、多层次、全方位的综合研究。我们可以梳理中国传统译论的相关问题，例如将“五失本，三不易”等作为理论来源或本体论问题，“信达雅”等作为翻译标准，参照西方现代译学的框架，加以命题转换和理论阐释，尊重学科的多元发展，也是尊重学科的本体发展，使译学理论能获得多维的延伸和多途径的发展。

四、结语

从古代译论的理论和实践到当代译论的更新和发展，学者们根据时代的要求和实践的基础，不断延续和发展着中国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新时期国家的发展对翻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翻译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之，新时期翻译学学科发展应该重视学科功能、拓展理论资源、革新本体观念、强化学派意识，从而为翻译学学科知识创新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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