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 井 图：祖忠人

2018年11月2日，由上海歌剧院主创的二幕歌剧《晨钟》在上海大剧院隆重首演，此次上演的是标准的舞台版，现场观众反映强烈。

《晨钟》是上海歌剧院近年来倾力打造的一部原创歌剧，歌剧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为主角，通过展现他赴日留学归国后，宣传救国真理、领导工人运动，最后被军阀张作霖杀害的短暂岁月，表现出一位忠贞的爱国志士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慷慨赴死的不屈精神。该剧由姚远编剧，许舒亚作曲，胡宗琪导演，张国勇指挥，其余主创大多来自上海歌剧院，演员也均由上海歌剧院青年演员担纲，合唱与乐团则是上海歌剧院合唱团与交响乐团。

我观《晨钟》，首先感到的是歌剧中所表现的一股凛然正气。李大钊作为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者，他的崇高、他的神圣、他的情怀，都是鼓舞当今青年人的精神力量。作为一部艺术作品，《晨钟》通过歌剧的形式将这种精神力量予以传播，是非常富有价值的。仅此一点，《晨钟》便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不仅在艺术上取得了成就，它的教育意义、教育作用和教育影响都是巨大的，应该说是一部满载正能量的原创作品。

陈朝宾饰演的陈独秀和于浩磊饰演的李大钊

左页：郑瑶饰演的宇剑、徐晓英饰演的琴君和于浩磊饰演的李大钊

为此，我十分钦佩剧作家姚远，他将一个严肃的历史题材写成歌剧。《晨钟》一剧中所涉及的历史人物都是真实的，如陈独秀、章士钊、张作霖、白坚武等。而对于这些人物思想、语言、性格的塑造，则是一件颇为困难的事，因为这些人物在舞台上的展现，既要符合历史的真实性，又要符合歌剧的艺术规律，任何不恰当的安排与处理，都会有损于人物的真实性，继而对全剧造成不良的影响。

姚远先生在剧本创作中，很好地注意了这些问题，人们从歌剧中看到，以上真实人物的形象基本与历史原型相符，并没有出现过分的舞台呈现和离奇的性格展示。因此，《晨钟》是一部在思想体现与人物展示方面都很“正”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无论是李大钊、陈独秀，还是章士钊、柳湘鸿、白坚武，都有着各自的思想与性格。其中李大钊和陈独秀是共产主义者，章士钊、柳湘鸿、白坚武则是同忧天下却踏上不同之路的有志之士。他们与向往革命、立志摆脱封建桎梏的进步青年宇剑与琴君，思想传统但性格善良的赵纫兰（李大钊之妻）等人，在舞台上相互衬托、对比，在戏剧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层次，使歌剧的中心思想得到了充分地展现。

《晨钟》的作曲是许舒亚，公道地说，《晨钟》的音乐是真正的歌剧化音乐。作曲家在技术的运用与发挥上显得十分娴熟，听得出来，这样的歌剧音乐，它的创作者一定是一位具有扎实专业功底的人。

个人认为，《晨钟》最大的成功之处来自音乐上的相对成熟。对于一部正歌剧体裁的作品，作曲家始终能够以清醒的头脑，把握其结构特点和风格特色，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具体来说，许舒亚的音乐有着很强的整体性，其结构、层次及表现手法，都基本达到了正歌剧所需求的标准。而更为突出的是，在中国式宣叙调的写作上，许舒亚取得了突破式的进步，他大胆构思，以抒情性的手法，赋予了宣叙调以相对自由的表现空间和旋律化的实际效果。

《晨钟》音乐的另一大优点是民族元素与正歌剧体裁的融合。人们从歌剧中听到，作曲家在咏叹调、宣叙调、重唱及合唱的写作中，非常注重旋律的民族化和风格的个性化，从而使人物形象始终处在恰当的音乐元素的“包装”之下。从这一点证明，作曲家的创作是真正建立在民族化的基石之上的。而“洋为中用”这一点，则是许舒亚的创作中始终遵循的根本原则。

导演胡宗琪是一位戏剧大家，近年来执导的歌剧数量很多。《晨钟》对他来说，应该算是一部相对庞大的作品（正歌剧体裁）。首演中人们看到，《晨钟》的舞台呈现是清晰的，人物角色是鲜活的，而剧中场面化的调度及对手戏之间的“交锋”，亦在胡导的精心安排与诱导下，显现出紧凑、集中、实用的效果。

上海歌剧院的几位年轻演员都是颇具实力的新秀，饰演李大钊的于浩磊、饰演陈独秀的陈朝宾、饰演宇剑的郑瑶、饰演章士钊的何超、饰演白坚武的刘涛、饰演柳湘鸿的陶阔、饰演赵纫兰的贾文璇、饰演张作霖的余杨，尤其是饰演琴君的徐晓英，他们的演唱和表演都相当令人振奋，出色的声音条件和表演能力，令人们深深感觉到上海歌剧院在人才储备方面的雄厚实力。

下：于浩磊饰演的李大钊和余杨饰演的张作霖

上：歌剧《晨钟》剧照

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及合唱团给人们留下了良好印象，他们在演出中表现出了丰富的经验和娴熟的技术，与主要角色的配合亦达到了相对默契的程度。而以上这一切，都与指挥家张国勇的才能密不可分，试想，如若没有他在现场指挥时的出色把控与调配，以上高质量的演出效果是绝对不可能达到的。

歌剧《晨钟》的确有着很多艺术上的长处和专业上的进步，然而也存在着修改与完善的空间。

首先，《晨钟》在编剧方面存在着一个重要问题，即全剧通篇体现出的话剧思维。众所周知，话剧思维与歌剧思维有着本质的不同，话剧是语言思维，歌剧是音乐思维；话剧思维是叙述性的，而歌剧思维则是表现性的；话剧思维诉诸逻辑，歌剧思维诉诸抒情，这就是它们各自不同的特点。《晨钟》的剧本固然流畅，人物表现亦很清晰，但它却有着较重的话剧思维成分。这部歌剧自始至终是在一个大的叙述环境中进行的，为了尽可能地阐述情节与观点，整部剧几乎成了忙叨叨的说教，剧中很多能够发生戏剧焦点、展开戏剧焦点和升华戏剧焦点的地方都被淡化了。更为遗憾的是，歌剧中最重要的情感因素，亦被当做了匆匆的“过场”，似“蜻蜓点水”般飘然而过，没有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迹。人们很难从内容的表现上感觉到情感的交织与爱情的升华，其中无论是宇剑与琴君这对年轻恋人，还是李大钊与赵纫兰这对患难夫妻，都没有“刻骨铭心”和“生离死别”的情感表达，缺乏将“爱”表现到极致的戏剧效果。

另一个问题是音乐上的。尽管《晨钟》有一些很美的唱段，也有着良好的和声与配器，但从整体来看，全剧音乐的发展走势是越来越平，几乎没有明显的戏剧性高潮。另外，李大钊的就义没有在音乐上给予更为豪迈悲壮的效果，就义场面的音乐布局与安排也似乎不够深抓人心。

总之，《晨钟》从剧本创作、音乐创作到其他创作（如舞美、灯光），都似乎总有一种放不开手脚、打不开局面、“扶着拐杖向前蹒跚”的感觉。其实我能够理解，作为一部描写共产主义先驱人物，影响和启发后人思想境界的作品，它的创作者一定怀有着百倍的谨慎和千倍的小心。再有，对于革命先驱，人们也早已习惯了那种英雄式的表现手法，在思想观念上很难摆脱传统意识。这些主客观方面的因素，都是迫使《晨钟》主创在创作上过分谨慎的原因。

右页：徐晓英饰演的琴君

目前，歌剧《晨钟》作为上海歌剧院的原创剧目，初次亮相就受到了观众的认可和喜爱，这是一个很好的先决条件与基础。我认为，《晨钟》是一部有创意、有风格、有特点的歌剧，它在中国的正歌剧创作领域中，理应获得一席重要之地。然而如何改进、提高，则是上海歌剧院乃至《晨钟》创作组今后的艰巨任务。我相信上海歌剧院的实力与水平，他们的创作班子的功力是十分深厚的。我有太多的理由坚信，上海歌剧院的艺术家们，一定会以他们杰出的才华和能力，将这部歌剧修改得更加成熟，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