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亚楠

(洛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河南 洛阳 471934)

二战后，通过民主改革，日本社会基本实现民主化，政府逐渐退出生育领域，结婚生育成为个人的私事。现代医疗卫生事业发达，死亡率明显降低，日本更是成为世界有名的长寿之国。与此同时，在战后30年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降至人口替代水平之下，步入少子化社会，直至今日，人口减少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人口普查报告》及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日本的将来人口预测》所作的预测显示，至2050年日本的人口将减少到一亿以下。日本少子化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必须从多个角度同时着手。

一、日本人口状况及少子化现状

日本二战后人口基数为7800万，在1947～1949年和1971～1973年经历了两次生育高峰，战后日本人口出生特点逐步从多生转向少生。20世纪 60、70年代，一对夫妇平均生育基本稳定在两个，大致保持在能够维持人口规模不变的水平。然而至 70年代后期，由于人口生育率下降，新生婴儿不断减少，1980年减少至156.4万人，1998年减少至120.3万人，2005年进一步减少至64.1万人，之后进入负增长。

从人口总量上来看，二战刚结束时日本人口为8000余万人，到1967年就超过一亿人，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人口过亿的国家之一。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人口增速趋缓，总人口大体维持在1.2亿人的规模。2005年10月1日，日本总人口第一次出现下降趋势，为1亿2，775万人，比上年减少1.9万人，这意味着2005年日本已进入“人口减少社会”。2017年日本总人口降至1亿2671万人。

据日本内阁府发布的《平成30年版 少子化社会对策白皮书》，2016年日本全年出生人口97万6，978人，自1899年有统计以来第一次少于100万人。日本总人口中0～14岁人口为1，559万人，占总人口的12.3%。而据联合国的统计，全世界的0～14岁人口比例为26.1%，日本居末位。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发表的预测报告，日本人口在2027年将降至1.2亿人，2040年降至1.1亿人以下，2050年降至1亿人左右，约为目前人口的78.7%。

二、少子化原因探究

（一）晚婚、不婚化

首先是结婚观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变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观念已逐渐淡化，经济上的自立使女性没有必要为了生活去结婚。2006年日本作家深泽真纪将对女性和恋爱不感兴趣，缺乏物欲和竞争意识的未婚男性命名为“草食男”，继而在日本流行开来，中国当下流行的“佛系男子”也是从此演化而来。而很多未婚女性对婚姻的期望值过高，使得合适的伴侣难觅，故不少女性宁可独身，也不勉强自己。1970年日本男女未婚比率分别为1.7%和3.3%，之后男性比率不断上升，女性在1990年以后也开始升高。2010年男女未婚比率升高至20.1%和10.6%，2015年又提升至男性23.4%，女性14.1%。结婚人数在减少，结婚年龄在推迟，平均初婚年龄2016年男性为31.1岁，女性为29.4岁，与30年前相比分别提高了2.9岁和3.9岁。晚婚导致女性生育年龄推迟，据最新统计日本女性的生育高峰已推迟至30岁。

其次，男女初婚年龄的提高与战后以来教育的普及有很大关系，女性的高学历化使得受教育年限拉长，缩短了生育期。1960年代，日本适龄女性接受大学包括短期大学教育在内只有5.5%，70 年代中期上升到32.5%，男女生入学率差距迅速缩小，90年代女生入学率开始超过男生。上世纪末几乎半数适龄女性进入大学学习。有研究表明，较高教育程度与较低生育率相关，尤其是已婚妇女受教育的年限越长，其子女数越少。1970年代以前生育率的降低主要是由于女性学历普遍提高，推迟结婚年龄，同时缩短了生育期，导致生育率降低。

（二）生育观念的变化

中国传统的生育观有四个特点：（1）不孝有三，无后为大；（2）倾向生得越多越好；（3）男性偏好；（4）重视数量、轻视质量。家庭观念和宗族意识占主导的中国传统社会，国家和家族都想通过早育多生扩大人口势力范围，政府作用显得突出。生育意识和生育行为表现出清晰的生育目的和婚育的社会属性。政权的有限干预和婚姻道德的广泛约束，将人们的生育行为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从而推动生育文化的发展从家庭层面进入社会和国家层面，进一步昭示了生育文化的社会属性。不但有完整的适应社会需要的生育观念，而且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生育习俗。此外，儒家伦理思想根深蒂固，使传统的生育文化烙上了传统文化的印记。[1]

而日本与中国有很大不同。古代日本人认为一个人不需要一大堆子女以求得经济保障和传宗接代，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不但不是财富，反而是个累赘。所以，就生育顺序与子女数量来说，“一姬两太郎”（一个女孩两个男孩）曾经是日本人理想的生育模式。[2]

日本女性无论在思想意识、生活方式还是婚姻观念和道德观念，都有很大变化。男女平权、男女平等的要求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使得日本女性改变传统生活方式的意愿大大加强，有日本学者将这种发生在日本女性身上的变革称为“静悄悄的革命”[3]。

（三）收入与支出的关系

1.普通民众收入减少

生育率随着家庭经济状态的变化而变化，影响人们经济状况的因素是收入水平和就业机会，因此它们同样地影响生育率。1974年以后，随着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展现出来，就业机会减少，收入水平降低，民众的家庭经济状况恶化。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下，养育的孩子数越多，父母用于消费的比例就越小，生活水平随之降低，如果要保持生活水平不致于降低，只能减少生育数量。日本15～24岁年轻人虽然在2003～2007年间失业率有所降低，但是非正规雇用率却不断升高，工作不稳定和收入的降低是年轻人选择不婚、不育、少育的重要原因。2016年日本男性的平均收入低于1997年水平，与2003年基本持平。相反，日本女性的平均收入则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2.育儿费用不断增加

是否生育孩子、生育几个孩子，由生育一个孩子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决定。野村证券株式会社以居住在东京及其附近、京都大阪及其附近的、家庭中孩子在0～18岁左右的700名母亲为对象进行了调查，该调查自1989年开始，隔年进行一次。根据2005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每月的支出平均为26.8万日元，育儿费用平均占到28%，独生子女家庭的平均育儿费用占总支出的19.7%，而3个孩子以上的家庭则为37.6%，是独生子女家庭的近两倍。

教育费用是育儿费用中比重最大的一项开销。文部科学省2016年度《儿童学习费用调查》结果表明，在日本把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培养到大学毕业，全部上公立学校的话，教育费和生活费需要540万日元，如果都上私立的话，需要1，769万9，000日元，二者相差3.28倍。日本家庭从1969～1999年2个孩子家庭每月养育费用在30年间提高了6.1%，教育相关费用在其中比重最大。

3.女性生育机会成本提高

女性高学历化为她们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收入也越来越高。如果结婚、生育离职的话，收入就会减少，加上与社会相对脱节导致本身的工作能力降低，再就职时被雇佣面狭窄。随着女性的高学历化和雇佣机会的增多，生育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她们不甘心失去为之奋斗多年的事业，依附丈夫生活而失去经济上的支撑和心理上的平衡。[4]根据厚生劳动省2003年《工资构造基本统计调查》，大学毕业的女子22岁参加工作，60岁退休的话工资收入为2亿8，560万日元；假设28岁结婚生子退职，孩子满6岁本人34岁时在就职的话，工资收入为2亿83万日元，损失大约8，500万日元。如果只能是兼职，那么工资总收入为4，767万日元，产生2亿4，000万日元的损失。

收入与支出不相平衡使得生育孩子成为一件极其不经济的事情，很多已婚夫妇为保持一定的生活水平选择了不生育或少生育。

4.社会环境变化

目前日本经济形势疲软，政府无力提高国民收入，增加雇用机会。经济衰退使处于育龄期的一代人的就业机会和实际收入不能与父母一代相比，但为了维持在父母那里形成的消费偏好和消费行为，减少生育数量实在是无奈之举。女性结婚生育后面临第二次就业，此时社会提供的就业机会通常是临时工，而非正式职工，工资收入跟生育前相差悬殊；企业不能提供更优越的工作机会，就业与结婚、生育不能两立，导致很多女性放弃生育或者少生育。即使推行了企业育儿支援制度，女性员工是否能够充分使用和获益也是未知之数。

为补贴家用，很多女性在生育后选择再次就业，而育儿所不足使她们难以安心工作。尽管出生率连年下降，但是还是没有足够的幼儿园接纳孩子，几乎每座城市的幼儿园都存在排队等候入园的问题。不少女性担心生育后孩子无法得到照顾，于是不生育或者少生育。如果孩子所在的育儿所能够提供特别服务，如延长托儿时间、周末也可以入园、照顾生病儿童、提供接送校车，获得这些服务的家庭孩子数量相对要多一些。传统上育儿活动基本上由女性单独承担，男性参与率低。已有研究表明，男性协助育儿的程度越高，生育率就越有可能提高。

此外，日本经济持续不景气，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生活方式已经难以维持很多家庭的日常开销，妻子不得不正式就职或兼职打工，夫妻双方都工作，没有时间照顾更多的孩子；即使是专职主妇，丈夫工作时间太长，不能帮助育儿的话，也难以养育更多的孩子；住房狭窄，尤其是大城市圈的工薪阶层，大多都租住面积不大的公寓，没有更多的空间容纳2个以上的孩子，即使有心生养面对狭小的生活空间也是无能为力。

三、日本的少子化对策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相继实施“天使计划”和“新天使计划”，推进幼儿教育，2003年国会通过《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和《次世代育成支援对策推进法》，2005年内阁制定《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及其具体实施计划《儿童·育儿支援计划》试图改变少子化的趋势。但是日本人口并没有因此改变下降的态势，反而2005年的总和出生率达到历史最低水平。日本政府意识到少子化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社会和家庭成员的共同努力和参与，2006年少子化社会对策会议制定《新少子化对策》，设置“家庭日”、“家庭周”以期提高全社会的改革意识；2007年出台《“支援儿童与家庭的日本”》重点战略，希望能够调和工作和家庭的矛盾；针对婴幼儿入托难问题，2008年制定《消灭入托难问题新策略》，2013年制定加速实施计划；2010年，日本政府改变策略，将社会保障、税收改革和少子化对策统合以来，增加少子化对策的投入，实施新的儿童·育儿支援计划；2015年安倍内阁重新制定《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加强对年轻人结婚生育的支援力度、进一步充实育儿支援政策、进一步照顾到多子家庭、改革男女工作方式、根据地区实际情况加强对策等五个重点课题，提出从长期的视角、综合推进更细致的少子化对策；2016年提出《日本一亿总活跃计划》，制定总和出生率提高至1.8的目标，为此要改善年轻人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充实多样的保育服务、推进工作方式改革等2016～2025年的十年计划。

但实施效果却不容乐观。女性仍然是家务劳动的主力，男性参与度依然很低。据日本内阁府对已婚男性劳动时间的调查资料显示，2016年日本学龄前儿童的父亲花在家务和育儿上的时间虽然比2011年有所延长，但在发达国家中仍处于最低水平。企业在公布育儿支援政策的内容及实际利用状况方面表现得非常消极，最终沦为利用率低、只是名义上存在的支援制度；充实完善保育设施是一项需要政府大量财政投入的工程，日本少子化问题的解决寄望于社会体制和相关法规方面的改革，当务之急必须解决“劳动方式的改革和工作与家庭两全”和“加强育儿方面的社会支援与合作”两大主要课题。

2018年日本提出幼儿教育和高等教育免费的目标，以期减少普通家庭的教育支出，继而提高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要实现该目标，必须增加教育经费，而这是以安倍政府提出的消费税提高至10%为前提，实际上是针对低收入家庭的优惠政策，普通日本百姓获得的实惠并不多。如果日本能创造一个让年轻一代想生育孩子、愿意生育孩子和乐意生育孩子的环境，那么，日本的少子化问题一定能得到有效遏制，工作与生活得以协调实现日本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