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粉艳，王丹蕾

(长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710000)

技术不仅是我们改造世界的重要手段，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更是深入人心。技术成果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也唤醒了人们对技术问题的反思。如何看待技术在人类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成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基于马克思承认技术在社会变革中起到的决定性力量，一些学者将马克思主义技术观归结为技术决定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技术观的误判。

“技术”(technology)一词源自希腊语techne，它原用作表示与自然相区别的人类活动，尤其是表示一种技能性，意为“工艺、技能”。在中文古籍中，技术一词最早出现在《史记·货殖列传》：“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1]在这里“技术”一词指的是技艺、法门。经过不断的演变、发展，技术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包括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经济、方法等等。

1 马克思主义技术观

马克思生于十九世纪的德国。在工业革命浪潮的冲击下，马克思目睹了先进技术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的一系列强有力的力量。一方面，技术作为变革力量，改变着现存的制度、生产方式。另一方面，技术同样革新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技术革命所创造的先进生产力，使新兴的资本主义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从历史发展进程看，科学技术的进步总是使社会关系发生变化。“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2]。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劳动中使用的劳动工具，可以看做是人体器官的延伸，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技术是沟通人和物质世界的桥梁，也是人类进行实践活动必不可少的媒介。作为社会总劳动的特殊部分，科学活动指导着技术的创新发展，在此意义上讲，科学和技术是统一的。作为现代化的科学成果，技术发展水平的高低成为了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马克思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考察分析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人们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思考，总结出科学规律，模仿或创造技术手段，使科学技术成为社会中最有活力的要素，资本在融入了科学技术之后也会更快的创造出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技术放到历史背景下思考，客观地分析了技术在历史发展和社会革命中扮演的角色，肯定了技术革新在人类社会进程变迁中的积极作用。马克思在评价中国古代科技发明的影响时曾说：“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是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了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巨大杠杆。”[3]

技术的发展和多种文化因素有着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日新月异，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在发生着变化，但毫无疑问的是，马克思主义技术观在现代仍然适用，先进生产力对人类生活的格局仍起着主导作用。在马克思看来，技术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所提出的“异化”理论中，他主张异化劳动是对工人自我的否定，是对人类本质的否定。实际上我们要在多元的社会维度下分析这里马克思所说的“异化”，而不能单纯的将其想象成马克思对技术的否认。在劳资关系中，工人总是处于弱势地位，资本家靠压榨工人的剩余价值获得不正当的利润。一方面，技术作为创造价值的客体，为资本家所服务，变成资本家的工具。另一方面，工人拥有着技术手段，技术又成为了工人阶级同资本家斗争的武器，因此说工人阶级的手中掌握着最强大的斗争力量。马克思主义技术观没有将技术看作是唯一不变的决定性因素，这也是其与技术决定论的分歧所在。

2 技术决定论

“技术”作为一个哲学范畴被纳入研究视野中是非常晚的事。首先是因为技术本身有着“自我遮蔽”的特点。当我们在使用工具时，往往注重的是其功能和效用。海德格尔曾举过眼镜的例子：在我们使用眼镜观察事物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往往是观察对象，而不会注意到眼镜。其次，哲学的研究特性决定着技术难以作为研究对象出现。在中国文化中，缺乏系统的科学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技术有着偏见，斥之为“奇技淫巧”，这一点从“技术”一词的汉语词源上也可以看出。在《易经·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4]在此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科技水平在封建王朝后期不断下降也不足为奇了。技术虽然一直脱离于中西方哲学的讨论范围，但随着技术和哲学自身内涵的变化，在社会环境的变革背景下，技术哲学逐渐被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线中。现代科学技术革命造就了新兴生产力的同时，也为我们的社会结构、生产模式、行为规范等方面注入了新的要素。技术领域内的创新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深深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进程和人类的未来。在关注现代科技作用的同时，逐渐出现了技术决定论的思潮。“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已经成为影响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变迁和发展以及使不同社会结构趋同的决定性因素”[5]。《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1995年版)中认为：“技术决定论通常指强调技术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认为技术能够直接主宰社会命运的一种思想，技术决定论把技术看成是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尽管对技术决定论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是技术决定论者始终把技术自身看作是独立于人类并能决定人类发展的自主性力量。

主张技术决定论的有两大流派：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技术乐观主义者立足技术中性论，认为目的和手段只存在着偶然的联系，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技术自身并不存在某种价值。只有依靠技术的力量才能解决人类的危机，诸如环境问题、人口问题。技术乐观主义者把技术理想化，妄图用技术革命来代替社会矛盾。技术悲观主义者则认为，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都是技术。技术悲观主义者又分为两派，一派以马尔库塞、弗罗姆所主张的技术恐怖论为代表。他们否认技术的积极意义，认为科技革命只能导致现代文明的落后和人的异化。另一派主张反科学主义，主张技术发展导致了全球问题的产生，技术使国际环境变得更加糟糕。技术悲观主义者认为技术造成了社会的单向度、单维度——我们只能依靠技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技术使社会的单向化还体现在阶级上的拉平差距，技术的发达使我们在生活资料上的差异不断缩小，很多物质资料也不再被上层阶级所垄断。技术使世界陷入平庸之中，人们失去了对文化的批判能力，人类社会陷入了一种万劫不复的、没有未来的境地，各种各样的“历史终结论”应运而生。无论技术乐观主义，还是技术悲观主义都是向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现代科技革命是否改变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进程？社会基本矛盾是否被否定和取消？人类发展历史是否是一个技术决定一切的历史？

3 马克思主义技术观不是技术决定论

技术决定论者援引马克思承认“技术具有强有力作用”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也是技术决定论者。我们要看到，将马克思主义技术观与技术决定论等同起来的观点在承认技术作用的同时，也在否定社会对技术的反作用。社会对于技术的发展有制约、调控的作用。在当今时代，技术发明创造日新月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与人的联系愈加紧密，在给我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和思考。技术决定论要求技术不再受到批判，那么科学共同体的研究要不要受到约束？很显然，科学活动是要受到制约的，技术活动不能用纯粹的功利原则去衡量。进一步思考，技术决定论背后是企图用唯心史观代替唯物史观的观念，而马克思的历史观是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五个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在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的过程中，只有暴力革命才能达到目的。“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而技术决定论主张，技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决定力量，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资本主义制度将会永存，社会形态将不会再变化。当技术不能转为生产力，就不能作为一种要素直接的反作用于人类社会。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发生在一些生产力欠发达的国家，并成功的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历史的创造者只能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包括技术在内的其他东西。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技术观和技术决定论会被混为一谈呢？首先，技术决定论者将技术等同于生产资料，换句话说，他们将技术作为划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标志。例如，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以使用工具的种类不同为标志。但是实际上，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生产技术才是划分的标志。当技术不能转化为生产技术也就是生产力时，技术只是生产要素中一个活跃的因素。但并不是有了技术，社会发展阶段就必然发生变化。显而易见，假若马克思在论述中将技术等同于生产力，就相当于将知识形式和价值本身画上等号。这明显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超越于其他哲学思想，其先进性在于他的历史性、实践性和批判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在认识世界方面给予我们指导，更是为我们改造世界指明了方向。马克思哲学始终是关于人类解放的科学，这也是其他哲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所在。

技术决定论有两个论点:(1)技术具有自主性，具有独立的发展力量。(2)技术变革对社会变革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作为具有自主性的技术，能够控制社会的进程，人类成了技术生殖的工具。埃吕尔在他的著作《技术系统》一书中提出，技术的自主性，也就是技术最终要依赖于技术自身，其作为一种“有机体”可以自身设定发展路线，趋于自我封闭和自我决定，技术本身就是目的。技术这个“有机体”有着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社会领域的其他因素，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受制于技术。虽然这有助于我们对技术伦理进行反思。但是，无论是使用，还是反思，这个主体都应该是人类。人类的主体地位不是因为他创造技术的基础性，而在于人类是技术的逻辑原点。失去了人类的主体地位，探讨技术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蒸汽机的发明，加快了工业生产，使更多的资源可以投入到生产市场。蒸汽轮船的出现，西欧国家发现了新大陆，掠夺了更多的资源，加快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建立并巩固了资本主义制度。这可以看作是技术对社会形态的塑造，但实际上，技术在这之中，充当的是一个中介作用，在社会发展阶段的大规律下，技术把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连接起来，作为沟通的桥梁，技术发挥着可见的作用。就算是没有蒸汽机的出现，资本主义制度也会在其他的基础上建立。一些更为极端的技术决定论者，如哈贝马斯主张：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他错误的理解了意识形态的内涵。在技术作为一种工具实现对人的异化时，仍然是受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支配，在哈贝马斯这里，科学技术是现行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为奴役人民的反动工具，这也是由于哈贝马斯没有站在政治批判的高度上审视马克思主义技术观而带来的错误结论。

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技术的作用，但从来不是技术决定论的鼓吹者。马克思在肯定技术的作用时，也强调生产力中其他要素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结合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他认为决定社会发展的因素很多，不能限于单因素决定论。社会发展受历史规律的支配，技术不是也不能改变历史规律。技术和社会机制的相互作用，共同成为了社会前进的动力。理解马克思主义技术观不能和技术决定论等同起来。

现代科技革命给人类绘制了美好图景，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也加快了人类全面发展的步伐，必然王国也在向自由王国转化。但我们始终要看到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质的差异，要在斗争中着力揭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高扬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性，彰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扩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6]。技术在为发展创造物质条件的同时，我们也要做到对技术决定论的反思和批判。深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观，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