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_郭忆静

这些年，中国文艺舞台上出现了许多小众电影，方言电影是其中一员。各地的乡音从角色口中吐露，就像诗歌一样，美得让人沉醉。2016年成名的《路边野餐》，因为男主角陈升用凯里方言念出的诗句念白，和那些喘息的翠绿的湿热的贵州生命景象，让多少人几度潸然。在这里，诗、歌和方言，成了最美好的记忆。

剧中人穿越现实和梦境，寻找原先的自己，迷失的自己。而我们中国那些熟悉而又陌生的方言呢？它们是否还能找回自己的影子？从小，方言是我使用的主要交流工具，甚至在课堂上浸润的也是乡音，老师上课提问讲的就是家乡话，学生发言也不需要强调讲普通话，哪一天班上要是转来了一个外地来的同学，同学们总能热烈地将他包围住，教他说我们的方言。

高中时的语文老师是一个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的先生，方言和外语却也使用得熟练，会说莆田话、福州话、英语、俄语，总爱在课堂上见缝插针展现他的语言天赋，犹记得他最喜欢用莆田话介绍莆田方志。令人欣喜的是，这种生动的通过聆听的授学经验，帮助当年像我这样的小地方孩子，构建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发现在方言和标准普通话之间，它们本身就存在一片需要深思和阐释的缓冲地带。我们也没有因为那一口蹩脚的普通话，就觉得自卑，而是在方言和普通话中找到微妙的平衡。他也教会了我一个道理，那些看似土味的方言其实才有着不动声色的巨大力量。

的确，每个阶段遇到的人，会决定你一生价值观的树立。而文化与方言形成独特的共生关系，也促使方言发出超越普通话的灵动。诸如每个地方的人要怎么被人区分出来，湖南人、贵州人、四川人没办法仅用吃辣椒的方法证明自己，唯有那一口带着浓浓乡愁的方言是最显著的身份标签，也是各自归属感的所在。那些再也不温柔、回不去的故乡，只要有家乡话在，我们都能找到共同掌握这文化密码的钥匙，打开共同的精神之门。

世界上不同的语言有几千种，汉语的生态区域最大，体现在它拥有庞大的方言区。研究历史人文地理的唐晓峰说，中国汉语方言分布地图中，官话（北方）方言占了绝大部分面积，从黑龙江到云南都是它的天下，而东南部则成了方言的栖息地。中国方言随着中国人迁徙的脚步而不断演变，每个地方的人因为这些美妙的语音变成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群。方言是我们与家乡，与我们家族的起源产生牵绊的纽带。

地理上山川、河流、海洋的障碍，也给方言造就了文化土壤。福建方言混杂，方言区居多，小到有些乡镇之间彼此语言都不通，却又存在一些方言孤岛，生活在那里的人说的话和周边的人完全不同，反倒和远处的陆地居民说的话特别像。晴耕雨读和海洋文化交融、碰撞，这些方言彼此形成独特的福建地域文化。

还有那些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福建人，靠着各自的家乡方言，也可以在异乡建立地缘联系，乡音最深沉的力量不仅仅是来自个体回溯生命源头的导索，更是在漫长岁月中，对一个族群乃至一个时代的血脉相连。离家已久的客家人，仍在遵循“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典录。

方言使用频率降低已是悲伤的事实，那我们作为父母难道还在每一种方言终结前推波助澜吗？这些年，我看到越来越多的父母有意识地避免自己的孩子说方言，怕将来的普通话或者英语发音受方言的干扰。这是非常悲哀的做法。有人说，使用率低的方言必然在语言竞争中面临失败的困境，世界在变小，人类在亲近，使用统一的语言是最终的归宿，但我觉得最可怕的还不是思想和文化的征服，而是语言的剥夺。

普通话让我们走得更远，而家乡话则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儿，希望哪一天我们还能找到回去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