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长森

长期以来,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社会的稳定发展和国家安全都牵挂着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敏感神经,尤其是中印边界问题、朝鲜半岛问题、南海问题始终是党中央高度关注的政治问题、军事问题、外交问题,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的热点、焦点。那么,信息发展对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底有何作用？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媒介变迁与国家安全意识信息传播对社会到底有什么意义？它对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究竟起到何种作用？这些问题似乎都关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特定的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的表现形态。“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①。我们认为,媒介是国家安全的预测器和稳压器,而新闻是政治的容器,新闻传播主导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直接地反映社会形态、政治形态的思想体系,是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在意识中的理论表现”②。这说明意识形态关乎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直接发展,其中,新闻传播是它的综合反映。施拉姆认为“新闻事业是一种双重性质的事业,站在为公众提供善及教育的立场来说,大众传播是一所学校,但是,站在投资者赚钱的目的来说,大众传播媒介是一家企业,任何传播媒介的负责人如果一方面要尽校长之职,另一方面又要尽经理之职,便会陷入一种两难的处境,这两种职务很多时候是互相矛盾的”③。可见,媒介是一把双刃剑,左右着社会经济发展。对于边疆地区的民众来说,信息传播是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分布在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宁夏、青海、甘肃、新疆、西藏、四川、云南、广西、贵州、湖北、福建等省(区),其中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分布呈现出“小群居、大杂居”的特点。根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统计,民族地区主要指新疆、西藏、内蒙古、宁夏、广西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和青海、云南、贵州、四川等少数民族分布集中的省份，以及其他省份的少数民族自治州、自治县。其中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媒介变迁和国家安全意识是保家卫国的屏障,也是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基础。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是指“一段时间内、角色、制度或组成一个社会结构的秩序的出现、发展和衰落方面所发生的任何事情”④。这说明社会变迁是社会滚动发展的前提,其中经济发展是活跃因素。社会变迁意味着人们的工作、家庭、生活、教育孩子、自我管理及寻求最终的生活意义等方面发生改变。从舆论演进的角度看,我国媒介形态从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到网络传播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其中少数民族的口语传播是人际传播的基础,同时也是提升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关键。在新闻传播的激烈竞争中,它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媒介变迁和国家安全意识在社会的中稳定发展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媒介变迁与国家安全意识的互涉关系

我们认为,边疆地区、社会发展、国家安全、舆论传播构成四角连带的关系,而且四者之间相互依赖、相得益彰,构成密不透风、坚强堡垒的互涉关系。从国家安全来看,杨毅认为“国家安全战略是安邦定国之道,大国的兴衰,战略是关键。一个缺乏正确国家安全战略指导的国家,必将是一个危机四伏、生存难以保障的国家；一个缺乏正确安全战略指导的国家,必将是不可能持续发展并逐步强大的国家；一个缺乏正确国家安全战略的国家,即使强大了也是一个必将逐渐衰败的国家”⑤。这说明国家安全是安邦治国的大事,其中国家安全战略具有极端重要性,是任何社会团体、任何组织都无法比拟的,这可以说明国家安全是国强民富的基础。众所周知,国家安全是军事学和政治学的用语,是一个常用词汇,其实质是保国安土、幸福人民。美国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将国家安全看成是“国家保卫其内部价值不受外部威胁的能力”⑥,也就是说国家安全不受外部威胁是前提。在我们看来,国家安全的实质主体是国家,而客体是对国家安全的反映。也就是说要保持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更不能分裂,关键是全体国民团结一致、齐心向力,共同建造国家安全,其中政治人物或政治领袖是国家安全的操盘手,起着重要的作用,兰斯·班尼特认为“在大众传媒时代,政治人物利用媒体把他们所要表达的信息直接传递给公众,已经成为直面媒体、公之于众的行家里手”⑦,看来,大众媒介通过政治人物对国家安全有着家喻户晓的意义,更为重要的国家安全是基于合理的条件维持它与世界其余部分的经济联系,防止外来力量打断它的特质、制度和统治,并且控制它的边界,更要保土安民。这也概括出国家安全的本质和行为关系,其本质是各民族团结发展,共施于经济、社会建设；其行为是国民齐心合力共建于国家安全。对于边疆地区来说,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宗教发展、民族文化发展是关键,尤其社会稳定是保障少数民族经济生活的前提和条件,也是促进文化发展、宗教生活的重要支柱。针对少数民族媒介发展来说,媒介是监测社会环境的利器,也是协调社会生活的一把双刃剑。媒介可能为善,也可能为恶,如果不加以控制,为恶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我们将国家安全、边疆地区、社会发展、舆论传播四者构成的四角连带关系如图表示:

图1 国家安全、边疆地区、社会发展、舆论传播的连带关系

国家安全是上位概念,处于国家安全战略的顶端,是统领边疆地区、社会发展和舆论传播的,而边疆地区社会发展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和铺垫,是支撑国家安全的框架。没有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国家安全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边疆地区的人民群众就过不上稳定、和谐、幸福的生活。社会发展是国家安全、边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源头和活水,滋养着意识形态的发展；舆论·传播是国家安全和边疆地区社会发展的宣传导口,是支撑国家安全和边疆地区社会发展的支柱。舆论传播导向一旦出错或为恶,整个国家安全和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就会遭殃。这四角连带的关系是互动发展、连带牵制的,形成缺一不可缺滚动传播的机制。当前,人类“迈入21世纪时候,国际反恐斗争似乎使媒体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相互依赖的新形式,而结果则使人们对媒体垄断行为采取更加容忍的态度”⑧。因此,加强信息传播的舆论引导就至关重要。放纵媒体发展,国家安全必定遭殃,其中媒介的社会伦理遭到破坏。对于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民族而言,本土精神的延续和传统文化的继承主要是通过国民教育体系和媒介宣传两大渠道完成的。正如法国贝尔纳·瓦耶纳说言“所有政府都是以主权原则为理由,要对新闻的输出或输入进行独家控制”⑨,也就是说媒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舆论导向是最重要的,舆论导向是国家安全的稳压器。这四者协同发展,共同建设中华民族成为一体多元化发展的强盛国家。

二、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媒介变迁与国家安全意识历史探源

探究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媒介变迁与国家安全意识历史溯源,我们应本着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剖析族群、民族、国家、国家安全的线索和路径,追根问底、深入剖析它们之间的性质、功能、作用和影响,然后在少数民族媒介变迁的背景上探寻其发展的路径和规律。根据安东尼·斯密斯所言,族群是“与领土有关,拥有名称的人类共同体,拥有共同的神话和祖先,共享记忆并有某种或更多的共享文化,且至少在精英中有某种程度的团结”⑩。也就是说作者强调拥有领土、拥有共享文化、拥有共同的神话和祖先是族群的鲜明特征,其中共享文化是族群的集体记忆。人类不能不承认祖先,也就是说我从哪儿来,要往哪儿去,族群发展的流向是什么。我们认为,返璞归真,寻找人类生存的根源是民族认祖的前提。而民族的含义还是斯大林的界定最为权威,“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一定义高度概括了民族发展的性质和走向,比其他学者更有见识力。对于国家来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认为“国家=民族=人民这道等式当中,最核心的显然是国家”。进一步讲,国家等于国家安全。那么国家安全的起源和实质是什么？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指出“国家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这说明恩格斯洞察秋毫,对国家的本质看得最为透彻。从我国历史看,古代汉语中没有“安全”这个词,都是分开来解释的。《易·系辞下》载:“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可保也”。也就是说这一词汇并不连用。古代兵事较多,但是,和多于战,《汉书》九十四上记载:“匈奴大单于遗朕书,和亲已定,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匈奴无人出塞,汉无出塞,犯今约者杀之,可以久亲”。到了清代,“历经康熙、雍正两朝,迭破葛尔丹及罗卜藏丹津诸叛酋,乾隆继之,国威远镇,既荡平准格尔,复勘定回部之乱,又因西追叛酋,遂耀武边外,于是西域诸回部,若巴勒提痕、爱乌罕、拔达克山、布哈尔、博洛尔、塔什干、安集延、浩罕东西、布鲁特左右、哈萨克及坎车提等皆来朝贡,比于藩属；而南方诸国若安南、缅甸、暹罗及西藏边外之廓尔碦、布鲁克巴、锡金亦皆内附,即南洋之苏禄等地咸远渡重洋,贡献不绝,清代之版图至及极大矣”。也就是说清代是我国国土面积最大的时期,乐土安家是中华民族心仪已久的物质向往和精神向往。“自古至今,国与国之间的武装冲突都是以舆论冲突为开始,自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1964年的5164年间,世界共发生战争14513次,这期间,全人类只有329年是和平日子”。说到中华民族可以说基本上是和多于战,这是因为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轻战事多和事的传统,到了近现代安全一词才被广泛应用,换一句话说安全就是国家人口(居民)、领土(土地)、主权(权力)三者的结合体。以上我们梳理了族群、民族、国家、国家安全演进逻辑,认为国家安全是少数民族社会稳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宗教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保障,也是汉民族和少数民族意识形态安全和建设小康社会、富裕社会的基础。其中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社会的稳定是国家安全的表现形态,而国家安全稳定发展是全体国民收益受惠的物质基础。对此我们借用国外民族理论逻辑,将其表现为渐进式的关系:

表1 族群和民族的特征

表1 族群和民族的特征

族群民族共同的神话和祖先共同的神话共享的记忆共享的历史不同的文化共同的公共文化与祖地相联系占有祖地某些(精英的)团结共同的权利与义务单一的经济

也就是说拥有共同的祖先和神话是族群和民族的共性特征,而两者的区别则是领地和文化的不同。具体说来,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族群、民族是互为基础的辩证关系。族群拥有各种记忆传统,而民族则拥有成文的风俗习惯、共享文化和历史；族群不必拥有公共文化,只需拥有某些共同文化的语言、宗教、习惯或共享的制度,而民族拥有社会组织、政府、国家的命名制度。诸如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民族自治法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社会风俗、文化语言进行甄别就是对民族识别的一大贡献。这也进一步说明族群是从民族进化而来,民族发展远远高于族群发展,其中民族发展有单一的经济和共同的公共文化是两者的本质区别。同时,我们认为,纯碎的族群现在似乎也不存在了,而是民族发展取代了族群。民族创造了国家,国家也创造了民族,我国现在强力发展民族经济就是这个道理。

针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媒介变迁中国家安全意识互动关系,我们认为少数民族媒介变迁中语言传播是社会基础。语言可以综合反映社会,而国家、政府和国家安全是媒介变迁中语言交际反映的结果。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认为,“真正的自然疆界,并不是靠山川来决定的,而是靠语言、风俗习惯、民族记忆等因素来决定,因为这些因素才是民族的区别标准”。说明语言是区分民族的基础,风俗习惯是鉴别民族生活的标识。诺曼·菲尔克拉夫认为“意识形态在各种层次以各种方式介入到语言之中”,说明媒介借语言加以表达,再由大众传媒进行其广泛宣传可以起到政治传播的目的。因此,保持、发扬少数民族语言传播、人际传播是我国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人际传播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信息传递,而成了人们通过人与人的传播商定意义、身份和关系的方式”。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心理活动产生的想法或意见在传达到另外一个或多个人之后产生的信息交流对社会产生共鸣,进而变为一种舆论会影响社会群体或组织,可见舆论是由个人心中的不平之事发起的感想进而通过群体和组织对社会的影响。而“舆论是一种评论,是短暂的,或多或少合乎逻辑的成串判断”。舆论变为一种评论之后,对社会具有极大的杀伤力,不管是正面或负面的效应,都可能对国家人民造成影响。而国家安全的主体包括人民、人民生活的国土、政府和政府对主权的拥有,也当然包括边疆地区人民群众社会生活的稳定发展,其中边疆区域和内地中心区域是相得益彰、互不分割的关系。由此可知,在边疆地区媒介变迁发展和国家安全意识中,媒介变迁起到社会反映的作用,国家安全意识是媒介变迁的演化结果。其中,舆论的演变包涵在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之中。

三、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媒介变迁与国家安全意识理论追溯

从前文可知,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媒介变迁与国家安全意识及舆论传播亦构成三位一体的连带关系。其中少数民族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屏障,国家安全意识是政治基础。而舆论传播是上述两者的总和,它涵盖了意识形态传播。从其舆论形成看,我国的古代先有邸报,逐渐发展为近现代的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形成读者-受众-用户受众机制进而形成铅与火、光与电、数与网的媒介形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媒介规制先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机关,逐渐演进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后经进一步发展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和谐发展进而成为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喻国明认为“中国媒介既是事业单位又按企业经济的双重角色规定,造成了实践上原本的社会正义和公益在逐渐被抽离,而市场中的恶行却未能得到有效制止,我们的媒介规制面临着与其构建的初衷大相径庭的悖论式尴尬”。这说明媒介规制是制约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这两难矛盾中,企业化、集团化、资本化对媒介改革增有亮色。殷琦认为“以市场化为取向的传媒体制改革观念为人们所接受并最终得到普遍认同”。这就说明中国的媒介规制和新闻改革是艰难前行的,但是,这一管理制度也形成了新闻生产的宣传模式、商业模式和专业模式并存的总体格局,同时也产生了媒介规制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快速发展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仅在我国如此,而且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如此。媒介规制发展慢于社会经济发展,原因是社会经济发展受生产力支配,媒介规制受上层建筑支配,中间有一个调适的规程。这一媒介建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中国特色,党管媒介是天经地义的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国舆论导向除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稍微走偏以外,我们认为舆论导向基本上是朝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奔小康、奔富裕社会迈进的。当然,少数民族媒介变迁也不例外。只是国家加大少数民族媒介规制变迁的力度,采取少数民族政策倾斜的原则另加惠顾,形成了少数民族双语传播的制度和原则,从而在边疆地区社会生活中加大国家安全意识的全方位、高密度、无透风传播的程度。构建了无处是边缘、处处是中心的广为传播的宣传架构,使国家安全意识成为人人皆知、广泛宣传的扬声器和传话筒。那么,国家安全意识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它产生的社会效应是什么？它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产生的直接影响是什么？这些都是迫切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从国家安全起源来说,国家安全是由族群逐渐演变为民族,又为国家演变为国家安全而生成的,也就是说国家、国家安全是合二为一的互为前提和基础的关系,国家在前、国家安全在后,逐渐形成中心与边缘的控制关系,其中政府控制是边疆地区社会发展的基础。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思维社会各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取而代之,而国家的基础单位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也就是说恩格斯精辟指出,血族团体是社会进步的阶梯,国家的生成依靠阶级的力量,而国家安全是在国家和政府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美国著名战略学者小约瑟夫·奈认为,“硬国力来自于一个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软国力是一个国家文化、理想和政策所形成的吸引力”。这说明软硬兼施、双重修和是国家发展的支柱。从国家安全的实质来说,国家领土安全是人民群众社会生活尤其是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基础,国家主权是不受其他国家侵犯的基石,国家稳定就是社会稳定,社会稳定是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前提。从国家安全的性质来说,国家安全对少数民族地域来说是信任关系,也就是少数民族处于国家安全中心地域,对少数民族来说是国家信赖大于国家安全；从国家安全的功能来说,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社会生活的保障,其中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地处最前沿,在维护边境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从国家安全的本质来看,国家安全是保卫领土完整,抵御外族侵略,坚持和平稳定环境的有效而坚实的措施和方法。如果环境污染,国家就会土地面积流失严重,直接造成国土伤害。这就要求国家安全是有形的,而意识形态是无形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的灵魂,统率全体社会成员行为的一致性,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和思想体系,看似无形,但它统领国家安全,而国家安全是保卫中央政府的心脏,尤其是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安全和社会稳定是防御外敌侵略的前沿阵地,而媒介发展则是宣传舆论阵地的唯一宣导口,其作用是任何组织、集团、党派无法比拟的,也是保卫国家安全和全国人民稳定生活的现实基础。这说明,国家安全是硬实力,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和舆论传播都被国家安全囊括其内,其中舆论传播的振幅变化是检测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变化发展的安全阀。

四、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媒介变迁与国家安全意识的舆论导向

舆论是指“人们的日常意动现象,表现为公众的经常性的言论行动,能被社会大多数人的感官所察觉”。可以说公众的察觉是一种倾向,某种程度上代表民意,形成舆论的全过程。而言论使受某一社会事件的刺激变为一种社会情感,进而变为一种社会态度经过发酵以后变为一种社会行为,更进一步说变为一种民意最终变为社会舆论。如果意见领袖不加以控制的话,很可能变为一种示威游行,进而可能变为社会暴乱。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变革之中,其中两个舆论场传播是社会传播的敏感神经,尤其是民间舆论场传播牵动党和政府的政治神经。在社会舆论传播中,社会现实和突发事件、危机事件传播是检验党和政府政治传播与国家安全的标志。尤其是网络传播中国民到底该相信什么？这似乎是困扰国民媒介素养教育的难题,也是考验国民鉴别真假和社会真相的问题。“在现代政治社会中,无非将形成两组关系,一个是国家与新传播技术,一个是公民与新传播技术。前者是庙堂之上的云霄,后者是草根之上的土壤。它们之间尽管有此霄之别。但却一贯相辅相成,这是互联网链接式政治生态的齐观之一。当然,两者是平行发展,或者根本就不是平行发展，而是交叉前进,相互影响”。这说明,国家与新传播技术、公民与新传播技术是交叉前进相互影响的,其中新传播技术中的民间舆论场又起重要的作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新鲜血液。对此,“现在的问题是,作为消费者和公民,我们每一个人该如何在下一场危机的信息中获得真相。我们该如何理解日益增多的日常事件？如何确定相信什么信息、什么信源？真相何去何从,作为公民,我们又该如何甄别？”。看来,真相面前公民对信息的认识是人人不平等的,有见识力,才能甄别原因与结果、现象与本质、假相与真相的关系。至于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媒介变迁和国家安全意识的关系来说,落实在舆论传播上,主要是守正、纠偏意识形态传播的舆论导向的无方向感。因为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竞争中,我们要“争取时间、注意力、金钱和威望而竞争,主要是为自己的世界观夺取主导地位而进行斗争。一旦认识到每一种媒介都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偏向,我们就知道,媒介之间的竞争是隐而不显的”。这说明媒介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软刀子杀人。魏然指出,“新闻业本身就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物,其生产活动本质上是通过符号工具来维护主流意识形态”。说明舆论传播和意识形态紧密相连,其中社会舆情是检测意识形态的重要标尺。众所周知,社会舆情传播是各族人民尤其是少数民族人民群众信息传播的发源地和导口,事关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其中舆情传播是国家安全和边疆地区社会发展监测的晴雨表,尤其宗教传播和民族文化传播是检验国家安全的重要尺度。同时,舆论导向和舆论引导两者的概念不尽相同,会引起诸多的歧义。舆论引导是一个集合概念,泛指社会发展过程中,舆论发展要向社会正常发展的道路上引导；而舆论导向却是一个特指概念,具体是指在社会、经济、文化运行中,舆论从引导向正相关、正能量方面发展,更为具体的指向是舆论传播要摆正自己的方位,向社会综合发展的唯一性、正确性运行。从理论上说,舆情即民意,舆论是经过积淀以后的公众议论,公众议论具有代表性,某种程度上说也可以代表公正性、公平性。而舆情发展可以潮涨潮落、自生自灭,可以转化为舆论的公众意见,可以代表社会性、参与性甚至民族性。可见媒介有为善为恶的功能,稍不注意,就会滑向危险的边缘。当前,我国正处于两个舆论场的相互博弈中,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并不处于同一平台中,需要传统媒体中的权威媒体诸如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社论、社评、述评的权威信息搅动民间舆论场中微信、微博、两微一端来刺激民间舆论,使其沿着正确的信息频道来发展。而网络舆情则起着先发制人的晕轮效应。网络舆情是借用外部事件刺激产生并通过互联网传播给用户使信息从认知、联想、情感、信念、意志和行为等角度发表意见的导口,使人们的思想、行为、态度发生改变的一种舆情态势。网络舆情是一个混杂、复杂的概念,也是一个快速发展、褒贬不一、价值难卜、信息隐蔽的概念。网络作为虚拟互动媒体,它在颠覆传统媒体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的同时,也在挑战着传统媒介的权力体系和话语体系,赋予了受众自下而上、多中心、多角度、随机性和离散性的揭示信息、意见表达的权力,让民众对政府管理和行为进行全景式监控成为可能,因而也成为网络时代拷问地方政府政治判断能力的新元素。而对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来说,社会发展是检验国家安全的重要标尺,也是拷问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晴雨表。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传统媒体的发展受到巨大的挑战,表现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传统媒体的公信力、权威性、影响力受到市场的威胁,网民、受众受到微信、微博、两微一端的刺激和影响,在重大事件、突发事件出现时都先看手机媒体,因此,以党报为主体的权威媒体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切合时弊,将权威媒体变成精英媒体,进而变为“意义媒体”。向社会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在新闻生产上遵循基本的媒介策略,形成你无我有、你假我真、你快我慢、你碎我全、你偏我正的原则,针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来说,要彻底改变新闻传播滞后的现状,向着互联网时代新闻传播真实、真相、真知、真理的方面发展,就要遵循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传播规律,坚持党和政府管理新闻传播体系和规制。具体表现为:

1.克服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媒介变迁中信息传播的落后性

众所周知,我国有2万多公里的陆地边界线,毗邻15个国家,有9个沿边省区,135个边境县,其中民族自治地方107个。在漫长的边界线上,因为山大沟深,气候复杂多变,信息分布极其复杂,对一地、一时、一域而言,也许信息传播有落后性、滞后性、隐蔽性。其中历史与现实、族群与族际、境内与境外、民俗与宗教、先进与落后、传统与现代、自然与社会都打上民族地区社会变革信息传播落后的烙印。所谓信息传播的落后性,是指由于地理气候环境导致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构成的信息传播的落差性,而民族地区信息传播的滞后性、隐蔽性拖了建设社会主义富强国家的后腿。对此,我们要积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在互联网时代,吸纳“互联网的特殊传播机制在改变舆论的生成规律,也在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组织方式,甚至影响着政治生活秩序与政治规则的建构。因而很容易成为有组织的反动者制造舆论以达到分裂国家,组织发动破坏社会秩序的工具”。这说明信息的生成千变万化,要改变人们的命运,首先要做的是改变他的思维方式。互联网可以改变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信息传播的隐蔽性,也可以改变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宗教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改变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思维方式。一言以蔽之,互联网完全可以改变少数民族的政治命运。

2.消除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媒介变迁中信息传播的滞后性

边疆地区地广人稀、地形复杂,信息传播呈西北高东南低的扇状。中央政府的政策、法规、命令的发布从中心地带向边远山区、边疆地区运行有一定的距离和过程。因此,“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等就伺机钻国家政策的空子,形成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落后性和离心化。研究恐怖主义的著名专家沃尔特·拉克尔认为,“几百年来,恐怖主义阴魂不散,因其具有戏剧性特点,且往往毫无征兆,发生时总是吸引了极大程度的关注。对受害者来说,它确实是悲剧；但从历史角度看,它仅是件麻烦事”。目前,我国西部地区恐怖分子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和控制,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恐怖分子作乱的概率越来越小了。但是,境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发动的攻势也是隐蔽进行的,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厢情愿的做法。对此,我们要熟悉边疆地区民族的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及民族心理等共同特征,从社会根源上治乱先治穷、治穷再启志、治穷先启智,着力克服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思想观念的落后性,大力发展政策的快速性、教育的普及性,以社会稳定发展为前提,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中用好国家的信息和政策,通过信息时代的互联网微信、微博、两微一端等技术手段,向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逐渐改变信息传播滞后的现状。李冰心认为“一个民族一旦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受到影响和干涉,很可能会被认为成是对整个民族的损害,以至引发民族间的矛盾和摩擦,进而可能从局部问题演变为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可见,民族地区信息传播的滞后性不仅影响社会经济建设,而且会影响国家的政治建设、国家安全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也说明改变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信息传播的滞后性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对其强力克服这一滞后性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3.倡导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媒介变迁中宗教传播的先导性

宗教传播是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政治生活中的日常必修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国必治边”,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强调边疆治理的重要性。我们认为治边必治宗教。国人观之,我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信仰基督教、东正教,西北地区信仰伊斯兰教,西南地区信仰藏传佛教,汉族地区程度不同地信仰儒教、道教等。针对不同的民族价值信仰转化为宗教信仰的现象,我们认识到,我国22000余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从东北到西南呈现不规则的扇面状,大体每间隔4000～5000公里不等,在边疆少数民族居住区域与宗教文化传播空间相互交织作用的影响下,形成特定的宗教文化圈。这一扇面形结构该如何治理？原因是远离中央政府政治格局的远端、地处经济中心外围,况且交通不便,信息传播远隔千山万水,加之国外各种宗教极端主义、宗教分裂势力、宗教恐怖主义的干扰,使信教群众迷惑不解、似是而非。对此,首先,要通晓宗教的原旨、教义、理论，以及形成过程、演化规律、本质特征、现实关照等；其次,通过浅显、通俗的话语体系,形成国家-社会-民众-宗教-舆情五位一体的管理方式,明确党的一元化领导、各级政府负责、社会广泛参与、信教群众明白宗教原义的精神,通过教育等方式使信众明白宗教向善、向好、向真的本质；再次,要让简洁清晰、通俗质朴、一看就懂的话语作为语言先锋,使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信教生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意识形态、国家安全联系起来,共同打造边疆地区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宗教长城、信息长城；最后,形成浅显明白、一看就懂、一听就明的宗教话语体系,为国家建设、文化建设奠定基础。

4.消弭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媒介变迁中信息传播的湮灭性

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媒介变迁由于地形气候的限制呈现信息传播中心强边疆弱的特点,形成了信息传播扩散性、无中心的趋势。因此,信息传播的原生性、再生性、流动性、中介性等呈无中心扩张,这样,就会形成信息传播的无目的性,进而形成广种薄收,更进一步说强弩之末、无靶之的,形成信息传播的湮灭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的那样:“我们在自主创新方面相对落后,区域和城乡差异比较明显,特别是人均带宽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较大,国内互联网发展瓶颈仍然较为突出”。众所周知,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信息传播和经济建设落后于内地,形成信息传播的剪刀差,其要害就在于信息传播的湮灭性。湮灭性是指具有权威性、指导性、有用性的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可能比山川河流、气候地形所节流,进而将有效信息、有益信息变成弱信息形成信息的滞留性、无效性、湮灭性。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快速性、实时性、交互性、跳跃性等特点使搜索引擎、网络音乐、网络新闻、网络视频、网络游戏、社交网站等五花八门,导致人们思维方式碎片化、跳跃化,人们看报看题、看书看皮似乎成为一种行为习惯。久而久之,可能形成对权威信息、经典信息的妖魔化,进而形成信息传播的颠覆性、湮灭性。

5.调整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媒介变迁中区域传播的复杂性

我国在区域发展中呈现出的地形特点是西北高东南低,而在经济发展中又呈现出东南沿海经济发展快西北地区发展慢的特征。这其中地缘、地势是一个重要因素,关键是信息传播的差异性、不对称性、不平衡性导致区域传播的复杂性。自从党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以来,中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很快,但是,社会经济发展快不等于信息传播发展快。罗安平指出“民族地区成为西部乃至全国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敏感区域,尤其是人的心理特别敏感。正常的社会传播系统功能减弱,而非常态的传播机制异常活跃”。从中可知,在全国经济发展中,无所谓偏倚和中心,全国都在赶、学、追、超。唯独西部人的结构、素质、学识在起关键作用,特别是西部人的心理素质影响媒介变迁中的复杂性。因此,抑制西部人的心理素质中的情感、态度、行为的狭窄、阴暗信息向开放、敞亮的心理发展,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开放度,透彻理解信息传播中政策要素、功能要素、经济要素,尤其是互联网技术以开放、平等、协同、分享的互联网理念改造传统产业、经济与社会,以期达到一个开放的公平的、分享的和竞合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与社会。互联网时代的手机传播可谓一网尽知天下事。因为科学研究发现,“人们通过视觉获得的信息占人们信息总量的83%,来自听觉渠道的占11%”。对此,边疆地区党和政府的组织传播、大众传播是纠正复杂性的有效方式,这也就要求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在新媒体技术环境下善于学习新技术、善于学习新媒体、善于学习新思维,让信息普照在阳光下,会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起到信息传播无以估量的作用。

五、结语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发展的美好生活与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其中不平衡不充分就是意味着边疆地区人民群众社会生活要有一个质的飞跃。质的飞跃,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幸福之梦。因为“幸福是人类的真正目的,幸福在于获得最大量的最好的商品。幸福的本质是避免痛苦、寻求快乐”。我们认为,幸福连着各族人民,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媒介变迁与国家安全意识研究既是国家安全传播范畴,又是政治传播范畴。其中,舆情传播是意识形态的敏感神经,牵动着党和政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宏伟蓝图。同时,我们认为,建立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媒介变迁与国家安全意识的互涉关系,认为边疆地区、社会发展、国家安全、舆论传播构成四角连带的关系是构建小康社会、富裕社会的理论牵引。建议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主体,形成国家-社会-民众-宗教-舆情五位一体的管理方式,共同治理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健康发展。对此,国家安全和政治传播要有问题意识,做到“学术命题要有执政意识,价值导向要有人民意识,理论分析要有中国意识,范式创新要有建构意识,研究视野要有全球意识,思想交锋要有阵地意识”。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社会发展才有起色,才能出色,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才有中国气派、中国气象、中国特色。同样,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媒介变迁与国家安全意识在四角连带关系中既是国家安全的屏障,也是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才能落到实处,更为重要的是在五位一体发展模式中,舆论传播关乎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的风向标,对于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强国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② 胡伯项:《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4页。

③ 南长森:《新闻精品生产与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当代传播》,2006年第6期。

④ [美]史蒂文·瓦戈:《社会变迁》,王晓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⑥ Daviad L.shills(ed).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vol.ll,New York,Macmillan,1968,p.40.

⑦ [美]兰斯·班尼特:《新闻:幻象的政治》,杨晓红、王家全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0页。

⑧ Robert Waterman Mchersney.RichMedia,PoorDemocracy,CommunicationPoliticsinDebilousTimes.Champaig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0.

⑨ [法]贝尔纳·瓦耶纳:《传播思想》,陈温蕴敏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