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娟　陈力祥

[摘 要]北宋伊始，政治上的纷争、经济上的衰退、文化上的颓废，使北宋王朝陷入了囹圄之中。胡瑗作为宋初“三先生”之一，以儒者的积极有为的担当精神、责任意识，力图挽救北宋王朝于危亡之中。胡瑗以汉学为诟病，并力批佛道二教对儒学的挑战。胡瑗以接续儒家思想为己任，仁政施为以拯治，礼乐施为以化成天下，国以民为本是其政治伦理思想的三个逻辑层次。胡瑗的政治伦理思想，创造性接续了先秦以降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并表现出强烈的经世、民本情怀，开启了宋学视域下的政治伦理思想之先河。

[关键词]胡瑗;政治伦理思想;明体达用;仁政思想;礼德

[作者简介]李秀娟（1978-），女，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部副教授（长沙410082）;陈力祥（1974-），男，哲学博士，湖南大学岳麓学院教授（长沙410083）。

人类文明的进步，总是以思想的进步为基准与前提的。政治伦理思想，是政治文明得以延续与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可以管窥传统政治文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思想一以贯之、从未间断过。宋以降，以“宋初三先生”之胡瑗、孙复、石介等为代表的有识之士，以责任担当为己任，受命于危难之间，创造了辉煌的政治伦理思想。作为宋初之硕儒，胡瑗政治伦理思想的产生，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息息相关。时运与国运，时不我待的担当精神与责任意识，使胡瑗政治伦理思想应运而生。

一、胡瑗政治伦理思想之萌茁

胡瑗（993-1059），字翼之，祖籍陕西安定，学界尊其为“安定先生”;后迁居泰州海陵，著书立说，醉心政治，忧国忧民而终老一生。胡瑗乃北宋理学之先驱，思想别具一格的教育家。胡瑗骨子里的文化思想，渗透着其对政治的极大热情，并由此而萌生出胡瑗的政治伦理理念。胡瑗政治伦理思想之萌茁，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环境息息相关。社会需要、客观环境的推波助澜，以及胡瑗本人对政治的热情，系胡瑗政治伦理思想萌生的“助推器”。

北宋经历了五代十国的动乱，而后赢得了短暂的安宁;这种安宁，只是相对于五代十国而取得的相对祥和之局，并非“根底”之祥和。表面平静的北宋王朝，实际上直面的是经济上的“积贫”、文化上的纷乱、政治上的颓废。赵宋王朝于经济、文化、政治上的“三块短板”，使她陷入了新的危机与困顿之中。经济上，北宋一反北魏至唐中叶的均田制，取而代之的是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由此造成了一种普遍的土地买卖现象，豪者巧取豪夺，土地兼并尤为严重，使贫者丧失土地，丧失其生存之空间，继而导致经济上的两极分化。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加剧了政治上的危机。北宋伊始，多元文化的交织损伤了主流的意识形态，弱化了政治上的“大一统”。秦汉以降，文化一直于“一尊”与“多元”之间较量。本土道家、道教文化，东汉末年佛教的传入，文化的多元趋势尤其强烈，使传统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受到强烈冲击。面对文化的剧烈冲突，有唐以来的韩愈、柳宗元、李翱等有识之士奋起抗争，提出了“户异其说”的解决文化冲突的策略。这种策略持续到有宋一代，以胡瑗、孙复、石介的“宋初三先生”为代表，为回应时代之需，力图解决北宋所面临的文化冲突，确保政治上的平治。经济乏力、文化冲突，更加导致政治上的颓废;加之北宋初期废除了唐以降的九品中正制，分科取士为其基本的官僚选拔制度，形成了宋代文人治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由于宋朝廷通过科举大量吸收官吏，而为了加强集权，互相牵制，又设立了许多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致使冗滥官吏众多……”

蔡方鹿：《程颢程颐与中国文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页。进而导致了北宋王朝的“积贫”，使北宋政治处于困顿之中。此外，北宋时期社会风气败坏，人伦纲常松弛，道德秩序混乱，这也无形地给良政、良治带来了压力。

北宋初期的经济、文化以及政治的三重压力，“嚴重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中央集权统治的统治秩序的建立。”

蔡方鹿：《程颢程颐与中国文化》，第7页。此情此景，如何挽救北宋以来的政治危机与道德危机，胡瑗等一批有识之士的道德意识、责任意识、担当意识日益增强。“宋朝的时代，在太平景况下，一天一天的严重，而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茁。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天下的重任。”

钱穆：《国史大纲》（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58页。胡瑗作为“宋初三先生”之一，以天下平治为己任，其政治伦理理念与政治伦理思想应运而生。“宋代继兴，暴乱日敢，士大夫伤人心之陷溺，念祸乱之浸寻，乃薄词翰为末技，思践德于圣门，由是戚同文、胡瑗、孙复诸儒，群起筑室取徒，明伦讲学。”

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页。胡瑗作为有识之士，以平治天下为己任;振兴人伦道德、政治伦理，主张回复圣学之功，于是乎胡瑗的政治伦理思想应运而生。儒家哲学追求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胡瑗也一样，主张通过教育加强人伦道德的教化，实现人伦道德的提升。“宋儒的目的是要为个人与社会建立一个良性秩序”。

何俊：《南宋儒学建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1页。实现政治平治之关键在于教育，胡瑗创造了历史上著名的“苏湖教法”，“弘扬了儒学，论证了君臣父子的封建纲常秩序，以其所创造的教育新法，培养了一批北京朝廷的名臣，开了宋代儒学的新风。从而，铺垫了宋初儒学的复光。”

张岱年、季羡林主编：《中国宋辽金夏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页。胡瑗作为北宋名儒，既有来自于外部的忧患意识，又有自身的担当意识与责任意识。“明体达用”是其政治伦理思想建构的基本方向与目标。黄宗羲曰：“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

黃宗羲：《安定学案》，《宋元学案》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4页。黄宗羲直陈胡瑗的政治伦理思想是以“明体达用”为其方法与目标的。“明体”乃是古代哲学中最核心的道德伦理，此乃根本;“达用”修习了伦理道德之后，而达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目标。“明体达用”的实践推行，胡瑗试图通过教育的方式实现其政治目标。余英时曰：“胡瑗教学，分立‘经义与‘治事两斋，即后来‘内圣之学与‘外王之学的先驱。”

何俊编：《余英时学术思想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66页。通过教育，让人修心灵、养气质、明人伦、修道德，明体是方法，达用是目标，二者系方法与目标之间的关系。黄宗羲曰：“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比也。”

黄宗羲：《安定学案》，《宋元学案》卷一，第25页。胡瑗之政治伦理思想，以明体达用为其方法，以实现北宋王朝之政治平治为其基本目标。

二、“仁政施为”而拯治的政治伦理思想

胡瑗政治伦理思想的开显，首先表现为以仁义之道而拯治的政治伦理思想。仁义之道为“体”，拯治为“用”，明体达用在此表现为明“仁义”之体，达拯治天下之用。儒家之所以为儒家，主要标志在于其仁爱、仁政、礼治、礼教思想。仁爱、仁政思想乃是儒家伦理思想之表征，由孔孟所开创的儒家仁政的政治伦理理念深刻地影响了胡瑗，他毕生“希望重建国家权威、思想秩序”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2页。，这就关涉到为政者如何行政，如何发政施仁的问题。在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国家意识形态中，有识之士长期重视仁政思想。胡瑗接续了长期以来儒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主张以仁政治国的政治伦理理念，希冀在仁政思想的引领之下，能较好地实现个人人格健康与国家的和谐发展，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之，为政者仁政的政治伦理理念非常重要。作为为政者而言，他们的所忧所思，是建立在政治伦理之下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

君子所忧者，非忧其一身贫贱，忧其君不尧舜，忧其民不仁寿，故其中心恻然，盖以其道德仁义不见用于上，其泽不能及于天下也。……若王者有至圣聪明之资，能察己之道德，以升进于位，而任用之，使其道行于天下，致君于尧舜，跻民于仁寿，则君臣上下，罔不赖其德而受其福庆也。

胡瑗：《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82页。

君子所忧患的，不是其个人的贫贱，而是考虑普天之下的百姓能否享受到仁政思想之恩泽。仁政思想是古代社会治理的核心所在，乃贫民百姓能否受到恩惠的重要途径。在胡瑗看来，为政者将仁政定为执政之圭臬，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实现平治天下之目标，故此，为政者的政治伦理思想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君子之人有仁之术，可以济于天下为生民之福”。

胡瑗：《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册），第382页。胡瑗一语中的，直陈仁政的基本價值指归为民，是以老百姓之福祉为其为政之目的与方向。那么仁政所适用的范围是什么？何时启用仁政？胡瑗曰：“夫物既蛊败，则必当修饰之。以人事言之，则是风俗薄恶、教化陵迟而不纲纪也。方此之时，圣贤之人必以仁义之道施为而拯治之也。”

胡瑗：《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册），第266页。以仁义之道施为的政治伦理思想，表现出胡瑗接续了中国以仁政为天下治的治道思想，背后彰显了胡瑗的政治伦理理念。汉唐以降，由于本土文化重视人伦纲常的政治伦理思想，并受到本土道家文化与外来佛教文化的冲击，此情此景，如何解决长期以来困惑政治上的纲常伦理松弛问题，胡瑗提出了义理解经的基本模式，强化儒家对固有纲常伦理的认同，化解时局中的政治危机与道德危机。

胡瑗以仁义之道施为的政治伦理理念，实践着仁义理政的具体落实。因此，胡瑗强调在治国理政之时，应“以仁义之化，行己之道，兴天下之利”

胡瑗：《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册），第271页。，延续先秦以降的仁政思想，彰显出以仁义为化民成俗之本，以达平治天下之目标。为达到这个目标，胡瑗强调推扩仁义之道，然后行仁义之行。胡瑗曰：“扩仁义之道，使教化行于天下，德教深被于四海，则天下之人自然感悦于上。”胡瑗：《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册），第317页。“万物皆有其渐，故始以仁义礼乐教之、导之。”胡瑗：《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册），第183页。就为政者而言，推扩仁义之道是其首要任务，只有发仁义之心，行仁义之道，扩仁义之方，才能更好地将治国理政贯彻执行下去，则天下教化之风日隆，风俗日美。因此，政治上的抉择层面，胡瑗主张“广纳天下群贤，一可佐君施行仁政，二可辅君增广视听，三可致君无为而治”。

徐建平：《胡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262页。广纳贤才，贤才之“贤”，主要指的是有德有才之人，德为先，重德方可施才，德为才先。吸纳之人才，可担当辅政、助政之能事，方可实现政治上的良性互动，实现、实践修齐治平之政治目标。

胡瑗仁政的施政理念，是其政治得以推行的重要方式与路径。胡瑗以仁义之道施为，如此则可实现对百姓的教化之功。“圣人以仁义之道、教化之术渐染于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虽冥然无所知，然被上之教化，其心康乐，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既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自不知圣人之道所以然而然，是圣人之道渐染于人，如神之功。”胡瑗：《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册），第504页。施政有仁，则可实现对仁之教化之功能，天下平治可自然而然，不期然而然。

胡瑗仁政的政治伦理思想，浸染着广大民众。胡瑗对儒家一以贯之的“仁”爱思想，也是有其特殊的情感流露，仁以彰其仁爱。孔子曰：“仁者，爱人”，表面看来，仁爱思想只是简单地处理为人与人关系的“试金石”，其背后彰显的是国家所关注的政治问题。就统治者而言，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统治者的政治伦理思想。仁爱思想外化，成为统治者关注黎民百姓最基本的方式。在施政者的政治伦理思想的指引之下，以恒久之仁施于万民，使仁爱之道成为圭臬，化民成俗，成就公序良俗，最终达到平治天下之目的。“发政施仁亦必久于其道，然后赏罚有常，号令有信，天下之人，莫不仰而归之……而天下化成也。”

胡瑗：《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册），第319页。人心背向，取决于为政者是否实施仁政。施政以仁，则民如影随，国家和谐平治;无仁政，则百姓唾弃之、背弃之，则国家无以得而平治。此外，这种发政施仁的思想，必然成为一种持久的为国理政之道，是一种长久的治国之道，唯其如此，才能实施仁义治国。胡瑗将施以仁义之道，称之为“柔顺之道”，主张以柔顺之道治理国家、治理社会。他说：

今圣人之内有刚明之德而外示柔顺之道，施其仁义，发其恩惠以说于天下。

胡瑗：《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册），第421页。

君子之人有仁之术，可以济于天下为生民之福，而潜身晦迹以自卑下，不务升进以行其道。

胡瑗：《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册），第382页。

这种柔顺之道，也即仁以施政的政治伦理理念，能普惠百姓，使百姓成为柔顺之道的直接受益者。在胡瑗的政治伦理理念中，最为直接的即是施政之人，仁政天下，如此，则能较好地实现仁政视阈下的政治抉择。因此，在仁政的政治伦理思想的熏陶之下，胡瑗以积极有为的方式践行着其政治理想。以仁治政，造福百姓，普惠百姓;作为仁政实施之人，则谦下不争，不居功自傲，真正彰显了其仁政的价值目的与归宿。为政者以仁施政，惠及百姓，这种因仁而彰显的政治伦理思想，如何实现百姓富足、人民幸福的目的，胡瑗有着更为深刻的阐释：

君子以至仁之德陶成天下，使一民一物莫不受其赐。是故于一家施仁，则一家之内爱敬而尊事之;一国施仁，则一国之内爱敬而尊事之，虽有鳏寡孤独穷民之无告者，均使之不失其所，如此是为众人之长也。

胡瑗：《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册），第184页。

当尽仁爱之道，以养育万物，使天下各遂其所，各安其业，以至鳏寡孤独皆得其所养，如此则可以使天下之人，久于无妄之道也。

胡瑗：《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册），第294页。

仁以治政，施仁由物及人，均能得到仁之恩赐，因之，万物得以长，人得以安居乐业，一幅生机勃勃的和谐盛世图徐徐展开。二程子曾曰：“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

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6页。在仁政的关照之下，由物及人，由家庭到国家，仁惠家庭，仁惠国家，使得仁德作为一种生生不息之力，成为万物生长之动力，成为人际和谐之驱动，成为家庭兴旺、国家富强的原动力。胡瑗曰：“推己之仁以安天下之物，使天下之人，万品之物皆安土而定居”，

胡瑗：《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册），第465页。推行仁政之道，惠及天下万物，万事咸宁。为此，胡瑗认为在治国理政之时，“当以仁恩之令而为之先也。”

胡瑗：《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册），第266页。治国理政，仁政为先，仁政为要，仁政为急，凸显出胡瑗之政治伦理思想的仁爱之性。以仁政为本，以治政为要，以挽救时局之衰与时局之紧，“圣贤之人，仁义首先素有以积飞之而蕴畜其心，然后扩而充之天下，以救天下之衰弊。”

胡瑗：《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册），第303页。胡瑗主张仁政之人以其仁政之心，扩充仁政，从而达到政清人和的清明之政。胡瑗认为：为政者的主要任务与目标就是提升自身德性，推扩仁政，将仁政之任务与目标落实到位。为政者推扩仁义之道，将仁义推至天下，使天下之人在仁政之下受到恩惠。“夫君子有仁义之心，忠恕之道，推之于身而加乎其民，故不以一己为忧，所忧者天下;不以一己为乐，所乐者天下。以至天下之人合心而从之，是君子之正也。”

胡瑗：《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册），第247页。胡瑗主张仁政的政治伦理思想，通过仁以治政，仁爱天下，仁治天下，最终达到和谐之境。

仁政施为乃儒家一以贯之的政治伦理理念。从孔孟之道，到汉初由道而儒的儒家思想的发展过程，无不彰显出儒家仁政的政治伦理理念。隋唐佛学时期，虽然儒家思想暂处低潮，但儒家思想仍然作为核心价值活跃于政治领域。特别是在魏晋玄学以后，儒家式微，佛教兴起，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形成激烈的竞争，导致儒家思想成为核心价值之地位受到极大挑战。作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以挽救时弊为己任，大力弘扬儒家政治伦理，从而使政治伦理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屹立于文化之林。胡瑗仁政施为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北宋五子”如二程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二程子接续了胡瑗的政治伦理思想，从更高层面阐释了仁政，从而形成了二程子顺礼而治，发政施仁的王道政治伦理思想

陈力祥：《顺理而治，发政施仁——二程王道政治伦理思想发微》，《求索》2019年第1期。。胡瑗的“仁政施為”与二程子的发政施仁的政治伦理的高度契合，在一定层面上说明了儒家仁政为核心的政治伦理的开显;同时亦说明了“仁政施为”的政治伦理思想与古代政治伦理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胡瑗的政治伦理思想，不仅仅是在仁政施为方面，还在以礼治政层面，开启了宋元时期政治伦理思想的新时代。

三、“礼乐施为”以化成天下的政治伦理思想

胡瑗不仅具备仁政施为的政治伦理思想，还拥有礼乐施为政教的政治伦理理念。胡瑗所处的时代，经历了文化上的矛盾与冲突，在文化的危机时刻他力挽狂澜，主张仁政施为，并以之化成天下。

在古代社会，仁礼是政治伦理与政治哲学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内仁，则外必礼，仁之德外化即是礼。因为，“仁礼互实与仁礼互为体用”

陈力祥：《王船山礼学思想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276页。。故此，胡瑗内在地有仁政施仁之政治伦理理念，外在地表现为礼乐施为的政治伦理思想。因为“仁者，礼乐之实也”。胡瑗非常重视礼乐施为的政治伦理，并且重视礼乐并进，不可偏废。因为“若礼胜而乐不至，则民散而不和也;乐胜而礼不至，则民荡而不反也”。

徐建平：《胡瑗》，第247页。“大凡礼乐之道，必相须而成，然后节制和平，皆得其所也。”

胡瑗：《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册），第261页。胡瑗的政治伦理思想，主张礼乐施为而不可偏废，主张礼乐之间的和谐互动，相须不离。

王夫之曰：“礼乐为修己治人之本务”。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四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950页。礼的基本价值在于“正天下、治邦国，人伦之大本也”，礼之终极价值在于政治哲学与政治伦理之彰显。礼规约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非礼勿言”是也。王夫之主张：“非礼之色，目不暂视;非礼之声，耳不暂听。”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八册），第621页。礼与人际关系的和谐，可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框架之下，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中国自古以来被称之为礼仪之邦。礼仪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杰出成果，同时也是之于國家、之于人的外在表现形式。

既有文章之光明，又能止静，是人之文也。若夫君圣臣贤，上行下化，仁义礼乐，著于天下，是国之文也。父义母慈，兄友弟恭，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闺门之内和谐肃穆，是家之文也。圣人举此文明之道，发于天下国家，以文成其治，使刑罚措而不用，兵革寝而不作也。

胡瑗：《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册），第281页。

在胡瑗看来，礼乃个人的外在表现形式，礼乃家之文、国之文。表面看来，胡瑗重视礼之文，实际上胡瑗也重视礼之质。礼之文质相救相成，最终彰显礼之政治哲学价值。礼之基本价值在于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礼义不兴。胡瑗曰：“男女既成则有夫妇，夫妇既正则有父子，父子既立则有君臣，君臣既正则有上下，既有上下，则礼义之道有所注错。”

胡瑗：《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册），第558页。胡瑗认为，礼首要的价值则是正名，名正可定秩，秩定则社会和。故此，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不能脱离因礼而正名。在礼的和合价值的彰显之下，和合秩序才能更好地得以彰显。在胡瑗看来，圣人制礼作乐，根本目标在于平治天下。礼的基本价值在于纠偏，在于规范，在于使人迁恶从善，从而达到政治上的清明。胡瑗曰：“民有匮乏者，则出粟帛以济之;民有失于奢者，则以礼而节之;民有未出于涂炭者，则出之而使安其所;民有人于凶顽而陷于刑辟者，则使之改过自新。”

胡瑗：《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册），第266页。胡瑗认为，以礼节欲，乃是礼之价值与礼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欲望是人类痛苦的根源，亦是人类社会纷争与动乱的根源，以礼节之，则社会可和。礼之价值与政治相契合，则整个国家可和。胡瑗曰：“……圣人观乎人文，使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兄弟有礼，长幼有序，各得其正，故制作礼乐，施为政教，以化成天下而成天下之治也。”

胡瑗：《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册），第281页。关于礼的这一思考，实际上是儒家学者的历史使命使然。孔孟荀等历代大儒都强调隆礼、重礼，视礼为重要的政治伦理之圭臬。胡瑗接续了儒家文化一以贯之的礼乐治政，并由此凸显出其政治伦理思想。

历代硕儒都主张隆礼重法，主张以礼治政，礼主刑辅。胡瑗同样也主张礼是主要的，刑乃是次要的，胡瑗在不同的次第上，主张礼法并用、礼法并重。

礼以节之，有刑以齐之。

胡瑗：《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册），第293页。

元为乐，亨为礼，利为刑，贞为政。何则？盖元者始生万物，万物得其生，然后鼓舞而和乐。圣人法之，制乐以治天下，则天下之民，亦熙然而和乐，故以元为乐也。天下既以和乐，然而不节则乱，鼓圣人制礼以定之，使上下有分，尊卑有序，故以亨为礼也。夫礼乐既行，然其间不无不率教者，圣人虽有爱民之心，亦不得已乃为刑以治之，于是大则有征伐之具，小则有鞭朴之法，使民皆畏罪而迁善，故以利为刑也。夫天下既有乐以和之，礼以节之，刑以治之，不以正道终之，则不可也。

胡瑗：《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册），第174页。

胡瑗不失为儒家以礼治政的代表性人物。他的政治伦理逻辑由元亨利贞而彰显：首先是万物之生，因而和乐;天下和乐，须适当地把握和乐之度。如若人之欲望过度，则可能危及天理并引发天理与人欲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须以礼节制。另一方面，万物虽然和生，但物毕竟有限，无法满足人之无穷欲望，因有限的物质财富与无限的欲望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从而“争则乱，乱则久，是礼之所以起也”。礼起，则可定分，定分则可致和。所以荀子有“礼以定分，义分则和”的政治主张。礼乐皆起，礼以定分，乐以致和。然而间或有不遵循天理者，则以法治之。无论是以礼治，还是以法辅之，最终恢复到礼治德教上来，更好地实现天下和谐，此乃合乎儒家礼治德教之正统。胡瑗重视儒家政治，主张礼治德教，主张礼治为先，礼法并重。“治国之道，不可专于刚，刚则暴;不可专于柔，柔则懦，刚柔相济，然后治道可成。”

胡瑗：《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册），第281页。法不行，纯礼亦不行，唯有二者兼顾，方可实现政治清明。在胡瑗看来，以法理政，实属不得已而用之也。可见，胡瑗有礼主刑辅的思想，这种思想实际上来自于孔孟之道所开创的德主刑辅思想，亦是儒家文化一以贯之的主导思想。那么，在何种条件下以法治民，但又不伤害民众，并体现爱民、惜民的民本情怀。胡瑗曰：“夫刑者断人肌肤，伤人骨髓;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故君子当明显审慎而用刑罚，辨其情伪，正其枉直，使无至于失法又不可重伤其民。”

胡瑗：《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册），第412页。胡瑗主张以民为本，既点明了法的致命弱点，又说明了法在现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本价值;同时，胡瑗指出法的基本价值的贲张，要以不“重伤其民”为底线。可见，在一般情形之下，胡瑗主张礼乐治政，因为礼乃“正天下、治邦国，人伦之大本也”

胡瑗：《周易口義》，《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册），第558页。。礼乐施为，以礼治政，则“礼乐之化，以渐以摩，使之入人肌肤，藏民之骨髓”

胡瑗：《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册），第316页。。通过礼乐教化而致礼乐治政，使遵礼理念内化于人，并因此而成就人之德。

四、国以民为本的政治伦理思想

胡瑗之仁政施为与礼乐施为的政治伦理思想，其价值指归为民，由此而产生胡瑗民本的价值理念，亦可称之为民本的政治伦理思想。为政者如若有仁义之心，则其为政有忠恕之道，对老百姓行忠恕之道，使百姓受益，价值指归为民。“国以民为本，本既不立，则国何由而治哉。”

胡瑗：《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册），第286页。国之本在民，百姓事无小事，百姓之事关乎政治清明与和谐。在古代哲学史上，民本的价值追求一直是先贤们的热点话题。“民本思想乃我国政治思想之一大特色。”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页。中国古代社会重民、养民、亲民，凸显出浓厚的民本情怀。在传统哲学的视阈下，民本的价值理念贯穿于传统文化之始终，并引领着为政者的为政目标与方向。胡瑗接续了民本思想之传统，并提出了对待百姓以仁义之心的忠恕之道，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实现民本的价值指归。胡瑗曰：“夫君子有仁义之心，忠恕之道，推之于身而加乎其民，故不以一己为忧，所忧者天下;不以一己为乐，所乐者天下。以至天下之人合心而从之，是君子之正也。”对待老百姓，以民本为基本的价值指向，为政者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而行忠恕之道。朱熹曰：“尽己之谓忠实，如心之谓恕。”作为为政者，尽自己最大努力，且己实践，以更好地实现民本的价值，为政者“所动皆顺于民心，则民无有不顺而悦豫也”

胡瑗：《洪范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259页。。实现民本的价值追求与价值理念，胡瑗认为首先应满足老百姓最基本的物质欲求，即不让老百姓受饿、受寒，此乃最基本的底线需求。

为满足民本的价值诉求，实现民本的价值主张，彰显民本的政治理念，胡瑗主张为民之本必须有基本的民本情怀。“圣人能以豫顺民心，又合乎时，虽天地之至高、至厚，亦不违况建侯以治民……”

胡瑗：《洪范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259页。实现民本的政治伦理，首先应该想着百姓，“我”与万民皆为一家，作为普通官吏，其基本的价值诉求在于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心系百姓，与民同乐，以天下百姓之所需为己之所需，以天下百姓之所利为己之利。故此，在胡瑗看来，为政者“之所务，上思忠于君，下思利于民，其一谋一虑，必以天下之利存于心。小人则不然，其意日以残贼良民、侵削君子为务”。

胡瑗：《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册），第268页。胡瑗民本的政治伦理理念，以思民、念民、富民、济民、养民等为其基本内涵。其中济民乃其中要务，为此，胡瑗主张为政者须“济天下之民”

胡瑗：《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册），第204页。，此乃民本思想的核心所在。济民之事，看似简单，实际操作起来则具有一定的强度与难度。在胡瑗看来，“济民之难，务在于速，不可使之久困也。”

胡瑗：《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册），第348页。由此可知，济民贵在神速，以挽救处于困境之中的民众。此其一。其次，轻徭薄赋。对待民众，需“省其刑罚，措其甲兵，轻其徭役，薄其税敛”。

胡瑗：《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册），第203页。再次，裕民。“裕民”的基本内涵是使百姓富裕，让他们过上富足的生活。因此，裕民是最能体现民本价值的关键一环，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最根本的体现。只有为政者施政以民为本，彰显出民本的价值欲求，民众“则可长裕”。

胡瑗：《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册），第535页。最后，民本价值诉求的实现，还有保民的民本理念。为政者实现民本，须惜民、爱民，以成就其保民之目标。周易中论及天地人“三才”，“民”（人）在天地之中，由此也彰显出以民为本的价值旨趣。胡瑗曰：“模范天地，以施化辅，相天地以保民。”

胡瑗：《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册），第465页。针对《易经》天地人三才之学，胡瑗关注夹杂在天地之间的“人”，人最为根本。为政者施政之目的，辅助天地，成就保民之职，以更好地彰显人之职责。

济民、轻徭薄赋、裕民、保民的民本价值理念彰显了为政者民本的价值追求。其目的在于“以和众情，以导众志，使皆得萃聚而至于亨通”;

胡瑗：《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册），第424页。其最终的价值归宿为“成太平之化”

胡瑗：《周易口义》，《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8册），第391页。，因为人民安，则国安;人民亨，则国亨;人民和，则国和;人民之幸福与满意是检验政治清明、政治伦理好坏之“试金石”。

五、胡瑗政治伦理思想之定位与特色

胡瑗作为“宋初三先生”，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定位：可用正学与开新来描绘。胡瑗的政治伦理思想，显著特色即是正儒家之正学，即恢复儒学之正统;同时，接续了原始儒家政治伦理的基本框架，应对现实文化的矛盾与冲突。胡瑗的政治伦理思想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以及本土文化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中得以彰显，弘传统伦理思想之正，开传统伦理之新。胡瑗等“宋初三先生”开启了宋明理学政治伦理思想之先河，而后诸理学家基本延续此思想基调，使儒家政治伦理思想成为政治史上的一朵奇葩。

胡瑗政治伦理思想之特色主要表现为：其一，注重经典诠释以阐发其政治伦理思想。漆侠曰：“宋学是以义理之学代替了汉学的章句之学的。”

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页。胡瑗注重六经注我，注重阐发义理，胡瑗之学“原旨是对于汉唐以来章句注疏之学和笃守师说的反动”

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5页。。其中，胡瑗的《周易口义》“……全面阐述了性、命、天、人、政、教的思想体现了胡瑗内圣外王的政治情怀。《周易口义》一书得到了宋人很高的评价，被认为是宋代以义理解经思想的源头。”

王锟：《儒学演进视野下的宋明理学精义及其影响》，《船山学刊》2018年第3期。因此，胡瑗的政治伦理思想颇有一番另起炉灶的味道。其二，针砭时政。胡瑗的政治伦理思想在很大层面上是为了匡正时弊而产生的。其三，“教学互长”促成了胡瑗之政治伦理思想。胡瑗乃是“苏湖教法”的创始人。程敏（明代学士）曰：“自秦汉以来，师道之立，未有过瑗者。”在教学活动中，胡瑗通过教学法，教学相长，以萌生其政治伦理思想。当然，胡瑗政治伦理思想中的儒学之维，即政治伦理回归儒家之本是其思想体系的显著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