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伦理学研究七十年来的常见评价是“成绩斐然”与此同时“问题严重”，本文尝试结合70年来的思想语境以“伦理学教科书”为视角予以回顾、反省和展望。回顾层面，我们发现“伦理学教科书”不仅对于中国伦理学学界之研究现状有着深沉的潜在影响，同时也可能制约着未来之走向。因为中国伦理学教科书的当代重建，主要不是与国际伦理学知识谱系对接，而是有着深沉的现实情怀和道德使命，这是反思中国伦理学研究七十年时需要留意的线索。问题反省层面，可以看出三个问题值得留意：产生背景方面从“伪科学”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之过渡，内容指向方面道德建设、伦理思想与伦理学学理并重，判断标准方面我们应留意外推可能與知识谱系的普遍性。未来展望层面，撰写伦理学教科书的可能维度当留意学理自觉，对修身书、道德建设与伦理学自觉区别;问题回归与方法论自觉，逐步确立伦理学原理的普遍问题域;基于经验的学理论证与学理研究对道德建设的贯通。学界的许多反思都是基于“建国以来”或者“改革开放以来”这样的“地标”，我们期望将来再反思中国伦理学界之研究历程时有伦理学学界自身的学术地标可以参照。

[关键词]修身书;伦理学;论证

[作者简介]张永超（1982-），男，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副教授（上海 200234）。

问题引入：从两本伦理学教科书“地标”谈起

对中国伦理学研究70年来的反省与展望可以有多种路径，比如从“学科体系”“研究方法”“争论问题”等视角予以审视讨论

王小锡等：《中国伦理学60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但是，若结合中国大陆1949年以来的思想界状况，尤其是关于“伦理学”的波折命运，我们将无法回避“1952年高等院系调整将伦理学作为一门伪科学取缔”

王泽应：《道莫盛于趋时——新中国伦理学研究50年的回溯与前瞻》，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年，第15页。这一现象。由此才能明白30年后也即1982年罗国杰先生《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人民出版社）作为“新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教科书”之意义。同样，在30年后，也即2012年，由万俊人、焦国成、王泽应作为首席专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伦理学》

《伦理学》编写组：《伦理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出版也更值得留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大陆的伦理学界，教科书现象是很值得留意的，若考虑到伦理学界的实际影响，甚至可以说1982年罗国杰先生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罗国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充当着某种“地标”作用，上承1950年代的“共产主义新道德建设”和1960年代的伦理学教研室;后启大批涌现的伦理学教材，直到2012年“马工程”的《伦理学》重点教材。

倘若将视野放宽，我们看到在晚清民初之际，近现代中国就有着“伦理学教科书”热潮，比如1906年刘师培编写的《伦理教科书》，就被学者誉为“中国现代伦理学的开山之作”

何怀宏：《中国现代伦理学的发端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其实刘师培的《伦理教科书》说不上是最早的，也很难说是最好的，只是一种代表，在其前后所编写、翻译的类似伦理学、教科书、修身书有101种（不到二百册，1912年以前），而1898-1949年间类似书籍就有227种，三百余册。

杨玉荣：《中国近代伦理学核心术语的生成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4-106页。若考虑到上述事实，对中国伦理学70年来研究之反省，至少我们应当留意此种作为“地标”的“伦理学教科书”现象。而且，1949年以后的伦理学教科书编写固然有当时的问题背景（比如文革）、参考资源（比如苏联教材），但是，还应考虑的维度是近现代以来的文化变迁、“伦理觉悟”与新人生观重建。

本文尝试以“伦理学教科书”为视角对1949年以来的中国伦理学进展做一回顾、反省和展望。

一、历史回顾：学界研究综述及选择伦理学教科书为对象之理由

（一）学界研究综述：“对研究之研究”之必要

王小锡先生在《中国伦理学60年》“序言”中谈到“对研究之研究”工作的必要，希望更多的人“要关注对中国伦理学研究的‘研究，以此来推进中国伦理学在新世纪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进一步向纵深方向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学界同仁的学术境界不断提升，未来的中国伦理学就一定会沿着科学、理性的方向前进，从而成为真正的哲学伦理学。”

王小锡等：《中国伦理学60年》，第10页。王先生在学界的贡献有目共睹，他对学界的反思也可谓犀利，若我们认可王先生的评判，那么我们可能确实需要审视一下“中国伦理学沿着科学、理性的方向前进”的不足，甚或说“真正的哲学伦理学”有待确立。其实王先生的观点，在其他学者的反思那里会有很多印证，比如对伦理学科体系的反省认为“当前的伦理学主要只是描述现实和对问题做出解释，缺少学理分析基础”

王小锡等：《中国伦理学60年》，第15页。;对伦理学研究方法的反思认为“我国学者还没有构建出真正属于伦理学的研究方法”

王小锡等：《中国伦理学60年》，第33页。。若我们认真看待这些反省与批评的话，会发现王先生所说的“对研究之研究”的工作确实很有必要做，而且此种审视让我们发现原有的“研究”确实存在一些比较严重也不容回避的问题。

但是，也有两点值得留意。第一，尽管王先生的反省及其他学者的反省都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对于“中国伦理学60年”进行总体评价时，一般都认为“成就卓著”王小锡等：《中国伦理学60年》，第2页。和“辉煌的成就”

王小锡等：《中国伦理学60年》，第15页。。此种评价模式在其它反思性文章中也存在。毋庸置疑，1949年以来，伦理学的发展经历波折，但是也确实在不断推进;我们既要看到存在的问题，也要看到几代学人辛勤耕耘而来的积极成果。这里值得反思的问题在于，倘若我们在学理研究上尚处于“描述现实”层面，在研究方法上“没有建构出真正属于伦理学的研究方法”，而且“真正的哲学伦理学”有待确立的话，“辉煌成就”“成就卓著”的判读依据何在呢？两者的理论自洽性有待说明。

王先生提出“对研究之研究”工作确实是必要的，但是，若检讨一下汉语思想界的研究状况，此种“对研究之研究”的工作并不缺乏。比如以1949年为标志的“六十年系列”

比如王小锡等：《中国伦理学60年》;潘德荣等：《六十年哲学的反思与六十年的哲学反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五十年系列”

比如王泽应：《道莫盛于趋时——新中国伦理学研究50年的回溯与前瞻》。;以1978年为标志的“四十年系列”“三十年系列”更多

以“四十年系列”为例，比如李建华等：《改革开放40年中国伦理学的回顾与前瞻》，《湖北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江勇：《改革开放以来中國伦理学研究述评》，《江苏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樊浩：《中国伦理学研究如何迈入“不惑”之境》，《东南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冯书生：《我国伦理学的研究传统及未来面向》，《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等。。除此以外，还有不定期的“反思系列”

比如涂秋生：《伦理学的出路何在？》，《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3期;罗国杰：《我国伦理学的现状与展望》，《江淮论坛》1985年第6期;蔡子文：《十年来伦理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社会科学》1990年第10期;魏英敏：《我国十年来的伦理学》，《社会科学家》1989年第1期;罗国杰：《十年来伦理学的回顾与展望》（续），《道德与文明》1991年第2期。，赵修义先生在论文中也关注到周辅成先生在晚年就写有一篇长文《中国伦理学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赵修义：《伦理学就是道德科学吗？》，《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甚至可以说，中国伦理学界不仅一直有此种“对研究之研究”的工作，而且似乎从来都不缺乏“伦理学重建”“再写伦理学”“新伦理学”的建构冲动

比如万俊人：《论中国伦理学之重建》，《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王润生：《新伦理学论纲》，《学习与探索》1989年第1期;朱贻庭：《“伦理”与“道德”之辨——关于“再写中国伦理学”的一点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邓安庆：《何谓“做中国伦理学”——兼论海德格尔为何“不做伦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问题在于，为何还会出现上述王先生提到的“成就卓著”与“问题严重”并存的局面。是否我们反思不够？“对研究之研究”的工作反思失当？还是其它原因？无论如何，王先生提到的问题值得重视，其实对此问题冯书生先生也有着“英雄所见略同”的深刻反省，二者可以相互印证

冯书生：《我国伦理学的研究传统及未来面向》，《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下面我们尝试以“伦理学教科书”为对象对上述问题进一步予以审视。

（二）选取伦理学教科书为对象之理由

中国伦理学界有一个值得留意的现象——“伦理学教科书现象”。确实如许多学者在反省中国伦理学70年来的发展历程时所看到的，目前的中国伦理学界，不仅研究队伍庞大、成果众多，甚至可以说学科建设、人才培养都自成规模，似乎具有“显学”的气象。但是，需要留意的是此种现象的“前传”，一方面有前辈学者的自觉开拓、辛勤耕耘，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中国伦理学学界的独特渊源。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学理研究，其生成背景都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有着或深或浅、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倘若我们认可学人培养语境的动态过程及其后续影响，那么，对于中国伦理学研究现状的审视，就不应当只从他们的“作品”“成果”评判，而应回到他们当初的“伦理学入门”知识凭借以及接近并进入伦理学领域的原初情境。那么，很自然我们会无法回避1982年以罗国杰先生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群落

包括罗先生自身随后又编著了《伦理学教程》《伦理学》等，其它比如魏英敏、金可溪、唐凯麟、王泽应、陈瑛、廖申白、王小锡、郭广银等学者编著的“伦理学教科书”体系，林林总总，蔚为壮观，详见王小锡等：《中国伦理学60年》，第4页。。

中国伦理学教科书的生成语境，有待反省的问题有：其一，为何伦理学学科从1952年被定位为“伪科学”，而在1982年却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群落？若考虑到1950年代“新人生观”“共产主义道德重建”依然是当时主题之一的话，1980年代“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主题与此并无本质歧异。其二，进一步，以罗国杰先生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为代表的“伦理学教材群”又是如何产生的？遵循何种文本依据？又是如何处理、编排伦理学体系的？这些都是值得留意的问题。其三，需要留意“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生成语境的地域性问题。无论是“伦理学”学科自身，还是马克思思想研究，在1980年代，都不是“白手起家”，甚至可以说有着深远的研究传统，考虑到当时中国思想界情形，《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体系所依据的思想资源是有限的，甚至可以说并非接续国际伦理学界的知识谱系，也并非充分吸收了国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论成果。若上述三点可以成立，那么我们当留意，1978年以来中国伦理学界人才培养期的“伦理学教科书”入门的知识情境，这一点或许对于后来四十年的伦理学界发展有着“根源性”的限制。

另外，需要留意的是根据周辅成先生的长文《中国伦理学建设的回顾与展望》，他提到当时伦理学被作为“伪科学”和1980年“教材荒”情形这两点都与苏联有关，“伪科学”还与国民党的“新道德运动”有关;而1980年代没有伦理学教科书，急于开课，饥不择食“遂以苏联的成果为蓝本”，主要是施什金《共产主义道德概论》和季塔连科《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赵修义：《伦理学就是道德科学吗？》，《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由此引申的问题便是，罗国杰先生《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苏联教科书的关系;另外，我们还需要留意同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学者编写“伦理学教科书”的中国化特点及其侧重走向。毋庸置疑的是，伦理学教科书之产生，无论是1950年代针对国民党的“新道德运动”被定性为“伪科学”，还是1980年代“伦理学学科”针对“文革十年动乱”的道德情境，都有着深沉的中国语境和现实关怀。这也构成了中国伦理学界新生代学人“伦理学入门之初”的背景信息。所以，中国伦理学教科书的当代重建，基本没有国际伦理学知识谱系对接，但是却有着深沉的现实情怀和道德使命，这是反思中国伦理学研究七十年时需要留意的线索。

其实，这一现象，不仅是1982年罗国杰先生《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生成语境，同时也是1906年刘师培先生《伦理教科书》的生成语境，尽管二者在问题针对性、教科书资源参考，甚至相关书目翻译等方面都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但是，在“伦理学学理知识谱系缺席”和“强烈的现实针对与救世情怀”方面，二者可谓如出一辙。

杨玉荣：《中国近代伦理学核心术语的生成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0-47页。甚至说，我们对中国伦理学70年的考察应当放到近现代“文化遭遇事件”以及“中国向何处去”的大背景下来考量。因为，1949以后的很多主张无论是“思想改造”还是“新道德建设”，都有着深沉的晚清民初以来的回音，只是当时是以“新民说”“伦理觉悟”“新人生观”重建为名，1949年以后的思想界的潜在继承线索是值得留意的，区别之一在于当初的理想在1949年以后逐渐落实，许多美好的理想一旦落实便会问题丛生。

在上述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出“伦理学教科书”群落不仅对于中国伦理学学界之研究现状有着深沉的潜在影响，同时也可能制约着未来之走向。因此以其为研究对象对审视中国伦理学70年来的发展历程才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二、问题反省：对伦理学教科书之三重审视

接续上面的思路，以伦理学教科书为视角，可以有不同的路径予以考察，比如遵循“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应用伦理学”的模型，也可以遵循“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西方伦理思想”“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模型。本文则是尝试从“产生背景”“内容指向”和“判断标准”三个层面予以考察，因为，若近距离观察中国伦理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在“伦理学教科书”视角下，无论是1906年前后刘师培先生《伦理教科书》的编写还是1982年罗国杰先生《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出版，都并非遵循“元伦理规范伦理应用伦理”模式，也并非依照“中西马”三分格局。毋宁说，逐渐形成“元伦理规范伦理应用伦理”和“中西马”三分格局是伦理学界努力的结果。在1980年代初的情形，问题的针对性首先不是“元伦理规范伦理应用伦理”的学科体系问题，而是一方面针对1960年代以来的人性伤害、道德情境如何予以补救，人生观之迷失疑问如何引导，更为棘手的是如周辅成先生所说急着上课用什么教材的问题。当时，更不存在“中西马”三分格局问题，而是坚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如何编写的问题。所以，“产生背景”“内容指向”和“判断标准”三个层面，更接近中国伦理学界的真实状况。

（一）产生背景：从“伪科学”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产生背景方面，值得反省的问题是：

究竟何种理由导致“伦理学”被定性为“伪科学”？周辅成先生在《中国伦理学建设的回顾与展望》中提到“伪科学”之定性受苏联的影响，同时还与国民党的“新道德运动”有关

赵修义：《伦理学就是道德科学吗？》，《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但是，当时关于“共产主义道德”（比如周原冰、吴江、江陵等）、“道德科学”（如周原冰、李奇等）等问题还是有着持续的讨论和写作，甚至周辅成先生编辑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也有出版;包括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组建伦理学教研室等等。这些现象都值得留意，值得专题研究，比如即便不用“伦理学”的名字，那么当时如何进行相关问题的讨论，毕竟与伦理学相关的问题讨论，当时的知名学者都有参与，比如冯友兰、张岱年、冯契先生等都有论著出版。

1952-1982年间的道德教育是如何进行的？抛开伦理学学理层面的研究和讨论，我们知道1949年以后“改造思想”“重新做人”“共产主义道德”建设似乎就是一个不间断的主题，那么当时所运用的道德教育文献依据何在，比如常说的“一边倒”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但是，具体受哪些书影响？对于马列经典著作又是如何选材？如何诠释？如何纳入伦理道德教育这一主题的？其成效如何？这是个很值得留意的“应用伦理学”问题。对于中国思想语境而言，应用伦理学领域，可能不是首先从“生命伦理”“经济伦理”“环境伦理”展开的，而是如何将伦理学经典诠释纳入“道德教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这是值得留意的，尽管许多反思文章，对这30年的梳理一笔带过，但是，似乎30年间丰富的道德实践是很值得留意的学术研究空间。

1982年罗国杰先生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苏联两本教材有何种关系？据周辅成先生的说法，1980年代没有伦理学教科书，急于开课，饥不择食“遂以苏联的成果为蓝本”，主要是施什金《共产主义道德概论》和季塔连科《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但是，在内容上，三本教材到底有何种关系？除了苏联的教材之外，我们知道尽管关于西方伦理学论著翻译有限，但是毕竟当时还是有一些参考材料（比如周辅成先生主编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已经出版），那么罗先生的教材是否有参照西方伦理学的相关书目？进一步说，对于马列经典的选择是否有所选材或诠释上的侧重？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是否值得纳入考虑？同样，还值得留意的问题在于，在罗先生教材之后，还有版本众多的伦理学教科书出现，形成了值得留意的“伦理学教科书”群落，上述问题便值得纳入讨论。

（二）内容指向：道德建设、伦理思想与伦理学

在内容指向方面，我们需要留意的是中国伦理学界的复杂多元状况。考虑到主题集中，我们以伦理学教科书为聚焦点，还是可以发现诸如以“伦理学”为书名的种种内容填充，比如同是《现代伦理学》，王正平

王正平、周中之：《现代伦理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老师和龚群

龚群：《现代伦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老师的版本差异巨大;同是《伦理學引论》，章海山

章海山、陈泽勤主编：《伦理学引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老师与张传有

张传有：《伦理学引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老师的版本内容也差异甚大;同是《道德哲学引论/导论》，崔宜明

崔宜明：《道德哲学引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老师和徐向东

徐向东：《自我、他人与道德——道德哲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老师的版本基本没有重叠域;同是《伦理学概论/导论》，廖申白

廖申白：《伦理学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老师与王海明

王海明：《伦理学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另外王海明的版本与程炼的版本页差异巨大，参见程炼：《伦理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老师的版本也很难找到重叠域。这些应当说是中国伦理学界的“一道奇观”。若对比《知识论》相关的书籍，在“知识论引论”层面，无论是汉语书写还是译著，固然各个作者有不同的风格，各个章节侧重不同，甚至隶属于不同的流派，但是，对照手边6个版本（胡军老师北大版、陈嘉明老师上海人民出版社、洪汉鼎翻译的中国人大版、陈真翻译的复旦版、徐向东老师北大版、彭孟尧台湾三民版），甚至算上金岳霖民國时期写的《知识论》版本，应当说有着类似的问题域，观点、流派、论证风格不同，但是，其问题域是重叠的，换句话说，他们有着共同的“问题域”。但是，最近准备论文，考察了十几个《伦理学》教科书版本，不觉诧异：怎么会这样？怎么能这样？

若是关于“马克思主伦理思想”“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西方伦理思想”的历史叙述，那么其版本差异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国内出版众多的不同应用伦理学诸如《经济伦理》《生命伦理学》《环境哲学》等，其差异也是理所当然的。倘若在“伦理学”的名义下，尤其是教科书层面，在引导学生“伦理学入门”的指引上，大家就有着不同的问题域和指向，我们会问：这个学科的规范性何在？同时，我们也想问，“伦理学之门”到底在哪里？“伦理学有几个门？”因此看到王小锡先生主编的《中国伦理学60年》他高屋建瓴的反省，比较认同他的批评，冯书生先生的批评和展望也发人深省。但是，既然存在如此众多的伦理学教科书版本，从内容层面，予以初步梳理是必要的。

就目前我的初步考察，70年来中国伦理学界的伦理学教科书内容层面，大致可以分三个门类：第一，服务于“道德建设”“精神文明”以及“核心价值观”指引的伦理学教科书系列。这个以1982年罗国杰先生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及其后续的教科书群落为代表，而以2012年出版“马工程重点教材”《伦理学》为集大成。这一系列版本众多而且持续出版。第二，以“伦理思想史”为名的“中西马”伦理思想史系列。以中国伦理学思想史为例，张岱年先生、朱贻庭先生、温克勤先生、沈善洪先生、陈少峰先生、罗国杰先生等等都有着同名著作出版

王小锡等：《中国伦理学60年》，第353-363页。，自然这一系列可追溯至蔡元培先生的《中国伦理学史》（上海商务版，1910）。第三，以“伦理学学理”研究为侧重的“原理系列”。尽管我见到学界反思类论著中对徐向东老师的《自我、他人与道德——道德哲学导论》（商务版，2007）少有提及，但是，一来此书符合我们的论题范围，这本书固然纳入“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丛书”，但是，它是一本地道的教科书，而且徐老师在北大上课时也用过，前身正是课程教学讲义;二来，这本书纳入“西方伦理思想”名义是不妥的，因为其讨论的问题，固然取材多自英文，但是，讨论的问题“自我、他人与道德”则是普遍的学理问题，包括他的观点论证都很值得留意。另外一本北大教材程炼老师的《伦理学导论》（北大版，2008）也值得留意，很奇怪这两本书在学界反思论著里被提及不多。另外值得留意的是廖申白老师的《伦理学概论》，也是作为“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系列之一出版的（北师大版，2009），龚群老师《现代伦理学》是作为“21世纪哲学系列教材”之一出版的（人大版，2010）。

（三）判断标准：外推可能与知识谱系的普遍性

这里的问题在于，上述三个系列各有理据、各成体系。各个系列内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比如“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系列教材不同版本的比较，选材侧重与诠释引导;尤其是对于不同伦理思想资源的融汇吸纳;“伦理思想系列”的“伦理学界定”前提预设问题，比如方朝晖老师问中国古代有伦理学吗？

方朝晖：《中国古代有伦理学吗？》，《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倘若对此问题没有合理的回答，“中国伦理学史”之类的著作便存在合法性的问题，蔡元培先生在《中国伦理学史》“绪论”第一节便讨论了“伦理学与修身书之别”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北京：商务印书版，2004年，第1页。“伦理学原理”系列值得留意的问题是我们若将徐向东老师、程炼老师、龚群老师的伦理学教科书归入“西方伦理思想”似乎是不妥当的，邓安庆就专门讨论伦理学研究的学理普遍性以及历史叙事问题

邓安庆：《何谓“做中国伦理学”——兼论海德格尔为何“不做伦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很明显将《道德哲学导论》《伦理学导论》纳入“历史叙事”是不妥当的;这一系列还值得留意的是“伦理学原理教科书体系下的体系重建”，比如说王海明老师的《伦理学导论》所蕴含的“新伦理学体系”构想

我对王老师著作研读不多不敢妄评，但是读到王老师说“整整22年，我几乎谢绝一切社会交际和亲朋往来而只做三件事：撰写《新伦理学》、讲课和锻炼身体。”还是令人感动的，毕竟150万字的书稿确实写作不易;详见：王海明：《伦理学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01页。自然我也在反省这些“皇皇巨著”在伦理学学科的评价问题，在国际伦理学界呢？，再比如说廖申白老师的《伦理学概论》俨然一个“伦理学体系雏形”或曰现代汉语版的“尼各马可伦理学”。

除了三个体系各自内在的问题值得审视之外，我们还应留意的是，三者之间有何关系？若将“马工程重点教材”系列作为教科书统一标准，其它版本的教科书系列其存在意义何在？合理性何在？当教科书版本众多的时候，我们很想问“好的伦理学教科书评价标准何在？”如何称得上是“好的伦理学教科书？”若要对中国70年来伦理学界进行反思和展望，这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若考虑到“伦理学教科书”充当着“伦理学入门引导”“伦理学后续人才”培养等重要功能，倘若在伦理学教科书层面没有此种自觉，我们可能还是会出现王小锡先生所反思的“真正的哲学伦理学”付之阙如的情形。沈清松教授依据建构实在论“外推策略”，提出“语言外推”“实践外推”“本体外推”策略沈清松：《近五十年来中西哲学的回顾与展望》，《沈清松自选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4-15页。，由此可以检验一个理论学说、实践方案以及本体预设的合理性及其有效性。倘若一本教材只对一个班级、一个学校、一个地区有效，我们感觉是不够的。最近几年，我们翻译了很多国外教材，比如“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陈波策划，人大版，2008）、“哈佛教学用书哲学译丛”（黄颂杰主编，复旦版，2008），期待着我们的优秀教材有朝一日也能被翻译出版。或者，我们需要检讨一下我们自己的教材或许还不具有“外推”的学术生命力和可能性。

在上述反省背景下，我们的未来展望将会显得比较沉重。就我个人而言，还是找不到北，方向不明确，理论不自信。

三、未来展望：伦理学教科书撰写的另种可能

（一）学理自觉：修身书、道德建设与伦理学之别

首先我们或许应回到1910年蔡元培先生留德时期撰写《中国伦理学史》“绪论”第一节时所说的“伦理学与修身书之别”，他说“修身书，示人以实行道德之规范者也。民族之道德，本于其特具之性质、固有之条教，而成为习惯。虽有时亦为新学殊俗所转移，而非得主持风化者之承认，或多数人之信用，则不能骤入于修身书之中，此修身之范围也。伦理学则不然，以研究学理为的。各民族之特性及教条，皆为研究之资料，参伍而贯通之，以归纳于最高之观念，乃复由是而演绎之，以为种种之科条。其于一时之利害，多数人之向背，皆不必顾。盖伦理学者，知识之径途;而修身书者，则行为之标准也。持修身书之见解以治伦理学，常足以为学识进步之障碍。故不可不区别之。”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第1页。若蔡先生此种区分值得继承，那么我们会看到在中国伦理学界的后续教科书编写上理当有此种自觉，问题域要明确;进一步，不仅要区分修身书与伦理学，而且要将“道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与伦理学研究在问题域上有所区分，有区分才有融合可能。

尤其是在“伦理学原理”教科书层面要留意其“知识谱系”的普遍性，龚群老师提到一个有趣的问题，他说国内大学都在争创世界一流大学，但是“与国际一流大学讲授的知识体系接轨乃是我国伦理学教学与研究的重要一环，并且我们意识到差距之所在。”“放眼世界，深感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任何一个领域都面临着改革开放的需要，伦理学也不例外。”

龚群：《现代伦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页。说白了，我们的伦理学原理教科书与国际学界都不能接轨，我们的伦理学知识体系与世界一流大学根本就不在一个道上，所谓的争创世界一流那是荒谬的，好比从隧道两头挖洞，不在一个行道上，相遇是困难的，遑论接轨呢？或者我们可以引领世界，前提是做的比他们更好，前提的前提是要融入国际学界的知识体系;所以，龚群老师的说法还是有道理的。至少，于今看来，各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是不行的。通俗的问题在于，通过伦理学教科书，要将学生带向哪里？伦理学有几个门？

（二）问题回归与方法论自觉

陈波老师提到我们要“回归哲学的爱智慧传统”至少要做到“回归重要的哲学问题”“回归严格的哲学论证”“回归哲学史上的大师和经典”“回归哲学的反思、批判功能”陈波策划“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人大版，总序“回归哲学的爱智慧传统”，2008年。。若陈老师的说法可以得到辩护和接受的话，我们的伦理学教科书在“问题意识”“论证方法”“反思批判”以及“经典依据”方面都有待改进，甚至可以说问题严重。倘若伦理学教科书作为“伦理学入门”课程用书，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上量的叠加或者说道德教育灌输，那么我们理应回到伦理学界的公有问题域中来，由此而来的是对问题的论证方法自觉以及经典依据借鉴。不仅接续现有的学界问题，同时也接续学界现有的思想成果，由此才可能有所推进。

这样一来，我们的视域将不再限于“古今中西”或者“中西马三分格局”，而是将任何文明经典都视为人类共享的智慧成果，不再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马克思等的理论智慧等看成为“外在他者”的经典，而是我们理应继承的思想遗產;同时也不再想当然地认为孔孟老庄等经典就是“我们自己的”，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有待于自觉接近、理解、诠释然后化为“己有”的人类思想界共享成果。在我看来学界的一个误区在于，过于强调学者的出生地身份而忽视了思想层面的“普遍性”维度，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看出邓安庆老师对混淆“历史叙事”与“普遍学理”的一些嘲讽是合理的邓安庆：《何谓“做中国伦理学”——兼论海德格尔为何“不做伦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在此意义上，非要建构“中国的伦理学方法”似乎也无必要，没必要再继续为“方法”贴上国别标签。

（三）基于经验的学理论证与学理研究对道德建设的贯通

在学理层面淡化“地域性”，在方法层面不刻意贴“国别”标签并不意味着对中国本土经验的漠视和忽略。恰恰相反，只有回到“问题论证”这一“伦理学”模型上来，我们才能真正地关注中国本土的问题经验，并且不会停留于经验层面的描述;因为基于“问题论证”模型，对问题经验纳入学理讨论、论证、反省、辩护是题中应有之意。基于中国经验并进一步上升为“中国理念”（赵汀阳语），这可能是中国伦理学界未来展望时的一个可能性维度。我们无法说我们有着世界一流的伦理学学理原创，但是，毋庸置疑，70年来我们有着极为珍贵、丰富、复杂的伦理道德经验;放开眼界的话，这些是极为值得留意和专题研究的伦理学情境问题。似乎任何伟大的伦理学体系都不是“天空之城”，不是悬空的，若我们对“德性论”“效益论”“义务论”有所了解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其深沉的现实关怀背景和社会改进完善自觉。反观我们自己，一方面道德经验泛滥成灾，另一方面道德理论付之阙如，再另一方面各种伦理学论著堆积如山。这是值得反思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学界的研究与道德建设之类并不贯通，也即没有畅通的反馈机制。伦理学家的优秀成果、思想智慧与大众生活基本在“两个世界”，一方面伦理学界名家辈出人才济济，另一方面大众生活层面道德沦丧之语不绝于耳。学界与现实还处于一个“半身不遂”的状态。

小结：伦理学学界自身的学术地标何在？

反思的视角，看到的都是问题，但是，毋庸置疑，伦理学界70年来取得的成果部分是值得肯定的，尤其是考虑到1949年以来的思想界状况、学人生态，作为青年学人我们对其应当有充分的同情和敬意。动不动就性命堪忧，换成我们自己，可能还远远不如前辈们做得好。包括1982年伦理学教科书体系的确立，我们也应当有足够的同情理解，据周辅成先生的回忆，当时之艰辛可以想见。但是，至今2019年，我们似乎不能坐吃山空。一方面需要接续蔡元培先生“修身书与伦理学”之区别自觉，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龚群老师说“与国际一流大学讲授的知识体系接轨”之必要性，正是在此种意义上邓安庆老师、万俊人老师、陈波老师的说法值得深思，或许朱贻庭先生说的“再写中国伦理学”不仅是一种呼吁，更意味着一种责任。

若回到我们的本文主题，对伦理学的反思，或者用王小锡先生的话说“对研究之研究”，尽管有“六十年系列”“五十年系列”“四十年系列”以及其它不定期反思系列，但是，我们会看到此种反思都是基于“建国以来”或者“改革开放以来”这样的“地标”，我们或者可以期望，将来再反思中国伦理学界之研究历程时，有伦理学学界自身的学术地标可以参照。那样的话，或许才意味着，伦理学学科真的具有了某种内在独立性，或者可能是对朱贻庭先生“再写中国伦理学”的一种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