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 磊 祝滨滨

( 东北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吉林 长春，130022 )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41044.8亿美元，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从具体数据看来，2017年中国的出口贸易高于进口贸易22.95%左右，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97.8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22634.9亿美元。由此可见，中国近40年的改革开放红利对我国出口贸易在全球的竞争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逐渐呈现新形势，即经济增速逐渐放缓、经济结构不断升级、经济增长动力也由要素及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与此同时，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巨额经常项目顺差转化为大量货币投放压力等都为国内通货膨胀的爆发带来隐患。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及贸易结构的不断优化，新形势下我国出口贸易是否依旧会对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当前的经济模式及贸易结构是否有利于发挥贸易对国家经济的促进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因此，运用计量方法实证检验分析我国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时变特征，对新形势下如何做好贸易结构优化及应对贸易战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以往的研究看来，虽然关于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看法存在着分歧，不过主流观点认为出口贸易的增长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例如：Balassa B(1978)通过对11个已有工业基础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金额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横截面数据进行研究，得出了出口贸易会导致经济增长这一结论。[注]Balassa B,Exports and economic growth: Further evidenc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5, No.2, 1978, pp.181-189.Feder G(1983)运用最小二乘法对1964—1973年间欠发达国家的实际GDP与出口占比的变化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出口占比的提高对实际GDP的增长存在正向效应。[注]Feder G,On Exports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12, No.1, 1983, pp.59-73.Kavoussi(1984)& Ram(1985)通过对出口贸易金额、资本积累、技术水平和经济增长等经济变量的研究，都认为一个国家的出口贸易水平的提高，有利于资本积累速度的提升以及技术水平的迅速发展，从而进一步拉动经济的长期增长。[注]Kavoussi R M, Export expansion and economic growth: Further empirical evidenc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14,No.1,1984,pp.241-250.Dollar(1992)运用最小二乘法对95个发展中国家在1976—1985 年期间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后，也认为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正向作用。[注]Dollar D, Outward-Oriented Developing Economies Really Do Grow More Rapidly: Evidence from 95 LDCs, 1976-1985,Economic Development & Cultural Change, Vol. 40, No.3, 1992, pp.523-544.McNab & Moore(1998)通过控制人力资本存量和初始发展水平等因素，对41 个发展中国家1963—1973 年和1973—1985 年两个时期经济数据的研究表明：出口扩张通过反馈效应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注]Robert M, McNab, Robert E, Moore, Trade policy, export expansion, human capital and growt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Economic Development, Vol. 7, No.2, 1998, pp.237-256.

对于中国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情况而言，Jordan Shan & Fiona Sun(1998)通过对1987-1996年间我国出口贸易与工业产量的经济数据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并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我国出口贸易增长与实际工业产量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即二者相互促进。[注]Jordan Shan, Fiona Sun, On the export-led growth hypothesis: the econometric evidence from China, Applied Economics,Vol. 30, No.8, 1998,pp.1055-1065.吕惠娟、许小平(2005)通过平稳的实际变量系统与非平稳的名义变量系统两个角度检验了我国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认为中国经济属于多因素共同驱动的复合型经济增长，虽然并非出口导向型增长，但出口贸易仍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注]吕惠娟、许小平：《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再思考》，《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范柏乃、毛晓苔等(2005)基于1952—2003年我国经济统计数据，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广义差分回归等方法，对我国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我国的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关系，即出口贸易的扩张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且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约为24.1%。[注]范柏乃、毛晓苔、王双：《中国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实证研究:1952—2003年》，《国际贸易问题》2005年第8期。胡善磊、齐铸等(2011)根据1978—2008年统计数据构建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误差修正模型(VECM)，认为对外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向效应。[注]胡善磊、齐铸、舒寿亮：《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经济视角(下旬刊)》2011年第5期。张兵兵(2013)运用CF滤波分析、PEARSON相关检验、偏相关分析及我国经济增长的Logistic回归模型，基于1952-2011年间我国经济数据对出口贸易总额与GDP增长进行研究，得出出口贸易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正向因素的结论。[注]张兵兵：《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协动性关系研究——基于1952—2011年中国数据的经验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3年第4期。谢锐和赵果梅(2014)基于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的视角，测算我国出口贸易对GDP的贡献率，结果表明：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我国传统优势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贸易对GDP的贡献率逐步下降。[注]谢锐、赵果梅：《出口贸易对中印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国际经贸探索》2014年第8期。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并非所有的学者都认为出口贸易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例如：Jung. Peton & Marshall(1985)通过对41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其中仅有4个国家的出口扩张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其他的37个发展中国家并不满足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假说。[注]Jung W S, Marshall P J, Exports, growth and causa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18, No.1,1985, pp.1-12.Chow(1987)对8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出口增长与工业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其中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出口贸易扩张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但阿根廷的出口贸易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注]Chow, P, Causality between export growth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26, 1987, pp.55-63.Grossman & Helpman(1991)认为，如果一国出口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会因为出口部门的增长使得研发部门中的人力资本流失，从而导致国际贸易最终阻碍经济增长。[注]Grossman G M, Helpman E, Quality Ladders in the Theory of Growth,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58, No.1, 1991,pp.43-61.Jang C. Jin & Eden S. H.Yu(1992)通过对美国的经济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出口贸易增长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即出口贸易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注]Yu E S H, Jin J C, Cointegration tests of energy consumption, income, and employment, Resources & Energy, Vol. 14, No.3,1992,pp.259-266.刘晓鹏(2001)利用1952—1998年的GDP与出口数据进行协整分析，认为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并从出口商品结构的角度解释了这种弱相关性。[注]刘晓鹏：《协整分析与误差修正模型──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南开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

现有实证研究结论不同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以往的研究由于数据获取等原因大多拘泥于研究出口总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很少有学者对出口行业进行细致的分类，因而只能从总体上判断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忽视了不同行业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国际贸易结构和经济环境的变化，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能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此，有一些学者尝试对出口行业进行划分，研究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例如，樊纲等(2006)通过四种基于贸易技术分布的贸易结构分析方法，认为出口商品技术含量的提升促进了经济增长。[注]樊纲、关志雄、姚枝仲：《国际贸易结构分析:贸易品的技术分布》，《经济研究》2006年第8期。杜修立和王维国(2007)通过对出口商品技术含量的划分，将经济体的出口贸易划分为资源投入型和技术附加型，并认为资源投入型产品的出口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而以技术附加型为主的出口贸易量的提升有利于一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注]杜修立、王维国：《中国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及其变迁:1980—2003》，《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苏振东和周玮庆(2009)构造出口贸易结构指数，认为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对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着明显的非对称效应：相比于低技术产品，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的增长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注]苏振东、周玮庆：《出口贸易结构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非对称影响效应研究——基于产品技术附加值分布的贸易结构分析法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邓创和李雨林(2016)通过将出口贸易划分为低、中、高等技术行业，利用时变参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得出结论：相对于高等技术行业的进出口贸易而言，低、中等技术行业的出口贸易扩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正在减弱，而高等技术行业的出口贸易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注]邓创、李雨林：《新常态时期中国对外贸易仍能促进经济增长吗——基于分类进出口贸易的动态计量分析》，《国际经贸探索》2016年第6期。

目前，国际经济形势复杂，中国经济处于新常态和对外贸易摩擦剧烈的背景之下，此时的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与以往存在显著的差异。但由于传统的固定系数模型无法捕捉到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动态特征，因而新常态背景下二者关系的研究多拘泥于理论分析。段铸晟(2015)通过对中国与埃及经贸合作的研究认为，在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以出口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受到制约及结构性矛盾和产能过剩的压力等问题，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外贸易的新路径将会成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注]段铸晟：《“一带一路”战略视角下的中国—埃及经贸合作研究》，《经济问题探索》2015年第6期。因为不同贸易品行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且固定系数模型的估计会受到样本选择的影响，所以本文试图参照HS分类，对出口贸易行业按照生产要素使用的比例进一步划分，并运用时变参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 Time-Varying Parameter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捕捉不同出口贸易行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时变关系，为新常态下我国贸易结构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动力提供更有力的解释与政策启示。

二、实证检验

(一)模型介绍

由Primiceri(2005)提出的时变参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 Time-Varying Parameter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与固定系数的VAR模型相比，不仅保留了将所有变量视为内生变量的优点，还在参数估计系数和协方差矩阵上加入了时变性，因此TVP-VAR模型能够准确地捕捉到不同时点下经济结构变化和经济变量之间作用机制的差异性。[注]Primiceri G E,Time varying structural vector autoregressions and monetary policy, Rev. Econ. Stud, Vol. 72, No.3, 2005, pp.821-852.TVP-VAR模型的设定如下：

首先定义一个标准的SVAR模型：

Ayt=F1yt-1+…+Fsyt-s+μt,其中t=s+1,...,n

(1)

其中，yt是k*1 维观测向量，A为k*k维联立系数矩阵，F1...Fs为k*k维的滞后系数矩阵，扰动项μt是k*1维的结构性冲击，且μt～N(0,∑)。同时，假定结构性冲击服从递归识别，即系数矩阵A为下三角矩阵。从而式(1)可以整理成如下形式：

yt=B1yt-1+…+Bsyt-s+A-1∑εt,其中εt～N(0,Ik),Bi=A-1Fi,i=…s。

(2)

将矩阵B中的行元素进行拉直处理，改写成k2s*1维向量β，定义Xt=Is⊗(yt-1,…,yt-s)，其中⊗表示克罗内克积。从而该模型可以化简为：

yt=Xtβ+A-1∑εt,t=s+1,…n

(3)

再将该模型的参数估计引入时变特征，将模型扩展为TVP-VAR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yt=Xtβt+At-1∑tεt,t=s+1,…n

(4)

其中，系数矩阵βt，联立系数矩阵At和随机波动的协方差矩阵∑t都服从时变特征。为了降低模型估计过程中的复杂程度和减少待估计参数，采用Primiceri(2005)和Nakajima(2011)[注]Nakajima J Kasuya M Watanabe T,Bayesian analysis of time-varying parameter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 for the Japanese economy and monetary policy,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Vol. 25, No.3, 2011, pp.225-245.的处理方式，将下三角矩阵At中非0和1的元素拉直成列向量，即令：

at=(a21,a31,a41,…,akk-1)′,ht=(h1t,…,hkt)′

(5)

(6)

采用Jouchi Nakajima et al.(2013)[注]Jouchi Nakajima, Mike West, Bayesian Analysis of Latent Threshold Dynamic Models, 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 Vol. 31, No.2, 2013, pp.151-164.中贝叶斯估计下的马尔科夫蒙特卡洛模拟(MCMC)对参数进行估计。

(二)数据的选取与处理

从改革开放到加入WTO，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经济的逐渐复苏，再到如今我国的经济新常态，国际贸易格局和国内经济环境不断变化，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同行业的出口贸易不光在比重上发生了变化，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也存在着些许的不同。因此，本文为了更细致地捕捉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HS分类下不同要素密集型的行业进一步划分。本文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划分主要借鉴杨汝岱和朱诗娥(2007)的分类思路，在OECD(1994)和Lall(2000)的研究基础上，将HS分类商品进一步按照要素密集程度细分为四大类：资源密集型行业(RI)、劳动密集型行业(LI)、资本密集型行业(MI)和技术密集型行业(TI)。分类结果如表1所示。[注]杨汝岱、朱诗娥：《珠三角地区对外贸易发展的国际比较》，《国际贸易问题》2007年第12期。[注]Lall S,The Technological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Developing Country Manufactured Exports 1985-1998,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Vol.28,No.3,2000,pp.337-369.资源密集型行业主要指没有经过任何加工过程的原材料以及经过简单加工用作直接消费或工业中间品的行业，主要包括动植物及其加工品和矿产品等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主要指经济生产活动中劳动要素投入比重较多的生产行业，包括纺织品、服装、鞋类产品、木制品等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包括化学工业、陶瓷、造纸等行业, 该类行业的技术含量虽然不是太高, 但规模经济非常突出。技术密集型行业包括电子电信类产品以及医疗器械、光学仪器、航空产品等行业。

基于上述的分类标准，本文选取GDP增长率、资源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资本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贸易出口增长率衡量经济增长(G)、资源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水平(RI)、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水平(LI )、资本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水平(MI)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水平(TI)，并以1990年为基期对价格水平进行调整，构建五变量的时变参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 Time-Varying Parameter Vector Autoregressive Model)考察不同要素密集型的行业出口贸易水平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样本数据范围为1996年第一季度到2018年第二季度。各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出口贸易金额数据选自Wind数据库，中国GDP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数据选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三)参数估计

在进行参数估计之前，我们首先做出了各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金额占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来初步研究各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金额的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我国资源密集型行业与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所占比重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其中资源密集型行业占比一直最低，从10%左右下降到3.5%左右，而劳动密集型行业下降的趋势和幅度显著，从45%左右下降至25%左右，下降幅度高达44.4%；技术密集型行业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并在近些年达到了稳定，由早期的25%左右上涨至近些年的50%左右，占总出口贸易额度的一半；资本密集型行业总体看来比较稳定，占总出口贸易额的20%左右，2008年之前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但在2008年之后出现扭转，出现小幅度上升趋势。上述分析可知，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各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出口贸易金额占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不同趋势与幅度的变化。因此，按要素密集型行业划分，并研究其与经济增长的时变关系显得十分必要。

表1 出口贸易行业分类

图1 各行业出口所占比重

在进一步研究各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之前，为了避免伪回归的问题以确保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关联性，需要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各变量原序列均不平稳，而一阶差分序列均平稳，满足TVP-VAR的建模要求。并通过基本的向量自回归模型中的AIC和SC准则，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为2阶。

为了初步检验我国经济增长与四个要素密集型出口行业之间的关联特征，本文检验了经济增长(G)、资源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水平(RI)、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水平(LI)、资本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水平(MI)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水平(TI)五者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来看，各要素密集型出口行业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被拒绝，即各要素密集型出口行业均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表明各要素密集型出口行业均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

表2 单位根检验结果

表3 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为了进一步解释经济增长与各要素密集型出口行业之间的影响关系，接下来进行MCMC模拟，次数设定为10000次，为了避免前期迭代过程中的不稳定性，初始设定为-1000次，以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估计结果的收敛情况由收敛诊断统计量(CD)决定，CD统计量由Geweke(1992)提出，通过将前n0个序列和后n1个序列进行比较，计算的公式如下：

(7)

无效因素是用来测试MCMC模拟效果的，表示样本均值与不相关样本均值的方差比率(Chib,2002)，其倒数是相对数值效率，即当无效因素为m时，在参数估计过程中能获得M/m个不相关的样本。[注]Chib S, Nardari F, Shephard N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Methods for Stochastic Volatility Model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Vol. 108 ,No.2,2002,pp.281-316.由OxMetrics 6.0模拟的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各参数的CD统计量均不能拒绝收敛于后验分布的原假设，即该模型中的估计参数均服从于后验分布。无效因子的最大值为103.85，说明10000次MCMC可以获得96.29个不相关样本。因此，MCMC算法下该模型的估计是有效的。

表4 模型估计结果

三、各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时变影响

本部分通过对上述模型的估计结果，构建时变参数的脉冲响应函数来研究各要素密集型行业对经济增长的时变影响，即研究经济增长率对四类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一个标准差冲击下的动态响应。图2—5给出了经济增长率对四类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的极大响应值及相应的滞后期数。

由图2—5可以看出，四类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着一定的时变特征。由图2可知，资源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6年左右的持续下降区，2006年至2012年的波动区和2012年至样本结束期的逐步上升区。在第一阶段，资源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本呈现逐步下降的总体趋势，甚至在我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经济增长出现抑制作用，同时从该阶段对应的滞后期数来看，加入世贸组织后，资源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期数显著上升，即在该阶段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较为持久的抑制效应。在第二阶段中，可以看作是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调整区，资源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开始逐渐转变为促进效应，虽然在2008年经济危机前后出现了显著的下降，但经过短暂的调整，上升的整体趋势没有发生变化，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期数从9个季度下降至2个季度左右。在第三阶段中，资源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稳定的上升趋势，但在2006年至样本结束期出现了下降的趋势，滞后期数稳定维持在2个季度。

从图3看来，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整体看来为促进作用，基本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21世纪之前的稳步上升阶段，21世纪初至2006年左右的调整阶段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后至今的整体下降阶段。在第一阶段中，我国经济增长受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的影响显著上升，从1996—1999年，影响上涨4倍左右；在第二阶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步下滑至1996年左右的水平，但经过2004—2006年3年的贸易扩张之后，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达到样本区间内的最大值，上涨近6倍；但在第三阶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开始逐步下降，时至今日，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微乎其微。从滞后期数来看，促进效应的持续期基本维持在4个季度左右。

图4表明，资本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同样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2005年之前的整体上升区，2006年至2010年左右的调整区和2010年之后的整体下降区。在第一阶段中，资本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的冲击影响，短期内的波动并没有影响长期的上升趋势。在第二阶段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在2005年出现了剧烈的下降，并且在2006年转为抑制效应，但仅在4个季度之后就出现了显著的上升，并在2007年第三季度达到了样本区间的极大响应值；在此之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资本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出现了大幅度的波动。但在第三阶段中，资本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开始稳步下降，甚至在样本末期出现了微弱的抑制作用。从极大响应滞后期数看来，总体上维持在5个季度左右，但在1998年、2007年和样本末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为持久，维持在9个季度。

由图5可知，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为正，但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存在明显的时变特征，同样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2005年之前的上升阶段，2005年到2011年左右的调整阶段以及2011年之后的下降阶段。在第一阶段中，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最为明显，虽然在1999年出现了短暂的下滑，但整体上升的趋势没有改变；在第二阶段中，首先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在金融危机之后，技术密集型行业与其他三类要素密集型行业不同，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反而出现了上升；在第三阶段中，虽然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在2016年之后至样本结束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出现了微弱的上升趋势。从滞后期数来看，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本在4个季度左右达到最大值。

图2 经济增长对资源密集型行业出口冲击的反应

图3 经济增长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冲击的反应函数

图4 经济增长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出口冲击的反应

图5 经济增长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冲击的反应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时变量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综上可知，四类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变化均可分为三个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0年，在该阶段中，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最为显著，这是由于当时我国的人口红利导致的劳动力成本较低，从而带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同时在该阶段末期，我国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金额占比超过劳动密集型，成为我国按要素分类出口贸易金额最大的行业。这也说明在新世纪之初，我国科技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逐渐成为我国国际贸易的主导行业。

21世纪初至2008年金融危机结束，在该阶段，我国的国际贸易经历了2001年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4—2006年的对外贸易扩张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等阶段，这使得我国的国际贸易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而在该阶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发生了剧烈的波动。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没有改变资源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下降趋势，甚至资源密集型行业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效应，仅有技术密集型行业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出现了上升。2004—2006年的对外贸易扩张，导致资源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幅度上升，同时也使得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幅度下降。由此可见，该阶段的对外贸易扩张，主要是以国内资源的消耗、环境污染及人口红利的压榨为代价，换来的资源与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的增长，而忽视了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可能带来的国家科技水平的进步和相关产业链的发展。2008年，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四类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2004—2006年正好相反。在该阶段，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贸易环境恶化，经济持续低迷，资源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剧烈下降。而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基本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反而出现了大幅度上升的情况。这由此也说明，依赖于资源和劳动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后危机时代，我国各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额度占总贸易额的比重趋于稳定，其中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占51%左右、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占26%左右，资本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占20%左右、资源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占3%左右。

金融危机之后到样本结束期间，四类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新的状态：劳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逐渐下降，仅有资源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在上升。出现如此状况的原因在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亟待复苏，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国内逐渐失去人口红利并出现人民币的不断升值等情况，使得部分行业出口贸易的利润空间不断下降。通过对该阶段时变脉冲响应图的分析，该阶段可以进一步以2016年为节点划分两部分。2016年之后，由于受到新形势下我国经济转型以及与美国贸易摩擦等影响，各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增长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转变：资源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的影响一改2016年前的趋势，分别呈现出下降和上升的势头；而资本与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衰减至0附近。

虽然四种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时间呈现不同的变化情况，但就近3年的情况来看，依靠廉价的劳动力、环境破坏与污染所带来的出口导向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已经不可持续，而依靠技术的相关行业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势头已经逐渐显现，因而继续降低资源与劳动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的比重，提高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比重显得极为必要。

随着中国进入经济新时期以及大量的贸易顺差等原因造成的贸易伙伴间的摩擦，不同要素密集型的行业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也呈现出新的特征。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再加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提出，作为三驾马车之一的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结合近3年的情况来看，资本与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显，资源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但已经出现下降趋势，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呈现上升的趋势。

从以往研究成果来看，由于研究方法上的限制，学者大多通过对出口总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因此，以往的政策建议大多围绕“出口贸易的扩张能够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和部门的发展”“出口贸易可以通过要素优化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以及“出口贸易的发展可以带动国民经济的生产率的提高”等。这些政策建议虽然都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出口贸易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通常只将出口贸易作为总体进行调整，并未对出口贸易的各个部分的优化提出相应建议，即忽视了出口贸易各行业对于经济发展影响的差异性和时变性。因此，在以往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本文通过对出口贸易按要素密集程度进行合理划分，结合时变参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不同要素密集型出口行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时变特征进行实证研究。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并结合现行对外贸易的发展背景，对于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分别从出口贸易行业结构和非贸易因素两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首先，对于依靠环境、资源以及人力等要素密集型的行业，由于该类型的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正在逐步下降(甚至影响不显著)，因此应当逐渐降低其在出口贸易中的比重，促进该类型要素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由价值链底端的简单加工组装制造型贸易向自主创新型贸易转变，并由此提高对外贸易商品的技术含量。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放弃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并不现实。在现有劳动密集型行业发展的基础上，政府应该加强对该要素密集型行业的监管，严格把控行业产品质量，打造自主的民族品牌，并营造一个有利于先进技术发展，提高自主创新积极性的良好环境。

其次，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应该着重发展，提高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所占比重，加快产业转型重组，大力促进高精尖技术的发展。从本质上来看，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创新驱动或者创新导向的经济增长，在注重生产技术创新的同时，也应注重经济结构上的优化。从国家内部来讲，政府可以通过对科学技术研究项目上的投入来达到社会创新水平提升的目的，也就是对创新性人才的培养，这其中不仅包括创新性人才素质的提高，也包括创新性环境氛围的营造；从国家外部来看，政府也应该加强对外部人才的引进，促进技术交流，使国家在技术上站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

再次，出口贸易的发展不仅依靠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合理规划，同时也依赖于全球贸易环境。从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来看，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是贸易失衡，迫使中国进一步对美开放市场，深层次的目的在于美国试图重演20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战以遏制中国复兴，其中遏制中国复兴的主要手段即打击“中国制造2025”。因此，我国可以借鉴美日贸易战的教训，对现行贸易环境下我国出口贸易进行合理调控。第一，做好贸易战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的准备，并预防升级为汇率金融战和经济战的可能；第二，避免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舆论导向，认清我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核心技术以及军事实力等领域与美国的巨大差距；第三，防止采取货币放水以刺激内需的应对方式，避免酝酿金融泡沫；第四，建设高水平、高质量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第五，坚持对外开放，特别是扩大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与此同时，还要严格控制资本项下金融自由化的步伐。通过合理的行业布局，良好的对外贸易环境以及相应的政府改革措施和制度，以达到我国出口贸易的优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