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蓉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战时民族统一战线的妇女组织——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诞生于此抗日救亡之际，该组织聚合了不少当时中国社会中的精英女性。①根据学者宋青红2012年发表的博士论文《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研究（1938-1946）》,“新运妇指会总会及各分会广泛吸收国民党高官政要夫人、早期妇女运动者、妇女界名流、各行各业的妇女专家，国民党、共产党的妇女干部以及基督教人士参加。女性参与新运妇指会的组织工作，不仅仅因为其性别身份，也与其政治背景、身份地位密切相关。由于个人兴趣爱好的差异，女性参与妇女新运工作的广度和深刻不同，在新运妇指会内发挥的作用各异。参与新运妇指会的女性的广泛的政治背景、身份地位，可见新运妇指会并不是一般的民间团体，也不是单纯的官方妇女组织。”在1940年到1943年间，广西分会出版的《广西妇女》作为抗战时期广西最大的综合性妇女报刊，扮演了号召广西妇女团结抗战、指导妇女运动的角色。

1962 年，Philippe Ar iè s《儿童的世纪》的发表启动了儿童文化史的学术研究开端。然而在此扛鼎之作发表的20年前，战时儿童问题已经在《广西妇女》的传播界面中被讨论、实践和探索着。从这些泛黄的新闻纸中，可以窥见过去与现在的儿童有着迥异的特点以及成人相应的不同对待之道。何以不同? Colin Heywood认为，“童年的确是社会建构物，会随着时间而改变，而且在不同社会中的不同社会阶层与种族团体也会有不同的童年概念。”[1]若延续社会建构观，精英女性们将她们的儿童认识通过文字和印刷传播给广大女性群体的过程，虽不能完全说明战时儿童历史的全貌，但足以让我们读出一个时代儿童观念和文化的侧写。

一、《广西妇女》战时“理想”儿童形象的呈现

(一)爱国主义的抗战“卫士”

《广西妇女》给予儿童的第一种理想形象是深具爱国主义意识的抗战“卫士”形象，但他们并不是真的奔赴前线杀敌，而是承担着宣传动员大众、营造统一抗战气氛的任务。如《桂林—孩子们的城》一文，描述了儿童在西南抗战大后方的文化中心桂林市通过各种形式进行抗战宣传的情景：

当时桂林市街面上粘贴着各种儿童抗战标语：“小朋友要学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不要学弃枪卖国投降的行为！”“大拳头，小拳头，一齐对准敌人汉奸的头！”[2]署名为“各个不同名目的儿童团体小学校及青年救亡团体”的标语规划了儿童学习的“偶像”，要求他们与汉奸树敌。此外，儿童作为支持抗战的行动者的“心声”并非只粘贴在墙面上，还有直接的行动：

一辆宣传卡车，装载着二三十位小朋友，他们沿着桂林所有的街道作着流动的汽车播音宣传，每到一个十字路口，卡车均停下来讲演，唱歌，呼口号，唱相声，打快板，每一场总汇集着二三百个听众……最使人感动的，就是在法政街口的地方，当宣传完后，有一家人家特地买了很多的鞭炮来欢送我们，几百位听众也异手同声的鼓起热烈的掌声，这更鼓起了小宣传员们战斗的情绪，他们一点也不感到疲乏。[3]

在《广西妇女》中呈现的理想儿童是充满战斗激情的、具有行动力和影响力的、仇恨敌人的宣传卫士，并且不知疲乏地完美完成了激励民众抗战的任务。文章还进一步地描述儿童在四月四日儿童节庆祝大会上的一幕，会场上设立主席台，上面坐着许多由儿童担任的“小主席”，按照类似于成人会议的流程，儿童的代表进行了一番“成人化”的讲话：

大会的总主席——实验小学的小朋友代表致开会词：他提出了五点关于怎样庆祝儿童节的意见：（一）全国小朋友要一致团结起来讨伐汪逆伪组织，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二）小朋友要努力学习，武装自己的小头脑，不投降，不妥协。（三）努力帮助政府大人做各种抗战工作，真正的负起抗战中小战士的任务来。（四）小朋友要集体生活及训练身体。（五）要求政府及大人先生们改变对儿童不正确的认识，及改善教育内容和生活，并且，尤其要改善难童，童工，学徒，流浪儿的生活及教养。[4]

发言者是最典型的理想儿童的代表，年龄的幼小与话语的深度形成一种对比，他的“意见”表现出对于抗战的认同，并履行呼吁同龄人参与抗战的责任。抗战“卫士”还主动弱化节日娱乐性、增强战斗性。他们庆祝儿童节并非单纯畅快地游戏，而是将节日庆典转变为宣传抗战的场域，在“长官和大先生”的在场观看下，“几千个”儿童进行集体抗战认同的强化。而这些行为令《广西妇女》欣慰和推崇，因为拥有众多抗战“卫士”的土地才充满光明和希望。

(二)“文明化”的儿童

《广西妇女》对于儿童的期待，除了要他们扮演为抗战宣传的卫士，还要求他们顺应当时国民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要求，抛弃不讲卫生、粗野顽皮的形象，转变为一个个具有现代文明观念、衣着整洁、礼貌得体的孩子。作为广西妇委会工作成果的证明，“文明化”的孩子最常出现在托儿所和教养院等社会机构中，内部环境及设施充满干净整洁的现代化气息：

宿舍完全是新式的建筑……床铺一律是架床，可以避免湿气不生脚气及疮疥……澡堂厕所特别讲究，澡堂有二十余间，都是新式的，可避免传染病。厕所分男女各十余间，每日都有公役打扫，都施以石灰□□，且与各室隔□很远，避免臭□气蒸……医药卫生虽然不怎样的完备，但也具了雏形……空气新鲜，阳光充足，为一般大医院所不及。[5]

被教养机构收容的难童、军人子女与弟妹们有了许多改变，他们接受了种种规训，生活变得规律刻板，如“儿童的饮食每日三餐，早晨七时吃粥，正午十二时及下午五时吃饭。”[6]经过训练，一批衣着整洁、彬彬有礼、落落大方的文明儿童“诞生”了，人们看到这样令人欣慰的情景：

儿童们一律穿着蓝色制□制服，分别在各□位站着，不时向来宾们行敬礼，他们一个个都是精神活泼，笑容满面的招待来宾……在疗养室门口一排坐着几个病孩，正在晒太阳，看见来宾，便一齐起立行礼。[7]三个四岁的小朋友……很自然地唱出这歌表示欢迎。他们的态度那么大方……大家都围着他们不肯离开，唱完了歌，随便的谈着像很熟习的朋友一样。[8]

对致力于促进新生活运动的精英女性而言，改造后的未来国民具有了惹人怜爱的品质。另一方面，《广西妇女》称,接受了文明教养的儿童表示自己比起家里更喜欢托儿所，且众多妇女都想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去。由此，《广西妇女》骄傲地得出文明教养深受社会大众欢迎的结论，进一步确立了文明化儿童的正当性。

总而言之，《广西妇女》展现的儿童活动、儿童声音和儿童意识，都是紧紧围绕着新生活运动妇委会的工作职责，精英妇女在媒介中塑造了去异质化的“理想模型”，每一个儿童个体都必须饱含拳拳爱国之心，自觉归入全民族抗战的旗帜下，将自身与国家、民族利益捆绑。其二，儿童要接受成人的文明教养，脱离粗俗和不卫生、没有礼貌的“恶习”。在这个过程中，《广西妇女》努力形塑一种社会心态——只有将这些爱国符码和文明印记刻写到文化基因里的孩子不断增加，才使成人有望得到安心、进步、欣慰与充满希望的未来。与此同时，这种社会心态也形塑着儿童所处的生存环境。

由此引发笔者思考，社会上对于儿童的某种认知和对待方式不会凭空出现，是什么刺激了此种观念的诞生？这些精英妇女的主张反映出的儿童观念实质又是什么？

二、《广西妇女》儿童观之辨析

《广西妇女》对于“理想儿童”的主张只是一种儿童观的外显表像，追溯其本质则要内化到一些理论核心，即这个时代中的精英妇女群体对于儿童观念是怎样的：儿童是否有别于成人？为什么要管理儿童？应该如何管理？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我们必须看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存在着三种直接影响儿童观的动力——爱国情绪、政府推进新生活运动的文明化进程及女性主义思潮，这些社会动力直接影响着精英妇女的儿童观念，下文具体展开解释。笔者将《广西妇女》儿童观有别于他者的特点归纳如下：

(一)儿童有别于成人，但要激发其潜在的成人性

对于儿童本质的讨论，西方存在一种儿童与成人二元对立的解释，而这种对立被认为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如Neil Postman将这种对立归因于印刷术的诞生，由于印刷术激发了人们的个人主义与对自我的思考，创造了文化人的世界，未具有文字阅读能力的儿童因此被区隔在成人的秘密世界之外。[9]而Edward Shorter则认为，近代私人婚姻家庭才是构建童年的关键，由于中产阶级和上流家庭生活的影响，关照儿童成为一种未来的投资，从而使儿童隔离出成人社会。[10]这种儿童被区别对待的现象，直到现在仍被视为是儿童社会地位提高的表现，一直影响到当代儿童的命运。

然而，熊秉真认为中国传统观念中，“孩童与成人固可代表社会上两种不同的身份与角色，但更可能是‘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彼此交融，相互交替，可能始而复周，周而复始的一物之两面”。[11]中国儒家伦理中的“善端”或“四端”均是起于一种人生观，即每个婴儿一出生，就有未成形的“成人”在体内，日后的教养就是为了栽培其内在的成人。而当孩子成长为成人，其心中仍存在着孩子的影子，并不会完全消失，故而中国道家有“复为婴孩”“返老还童”之说。这种观点提供另一种视角，即儿童与成人是合而为一的，并不是完全对立的生理概念，只是在不同阶段或不同的个体中体现“儿童性”更强，或者“成人性”更强。

回到《广西妇女》，其虽没有直接谈论儿童与成人区别存无的论述，但可从一些文本进行相关诠释。首先，与成人相较儿童易受伤害，流离失所的难童和将士子女弟妹要被注意收容和教养，“从各战区流离转徙或尚在战区中呼号待救之儿童，当不在少数，这个工作，正亟须我们去展开，要作为当前的一个中心任务。”[12]

因此，从这个层面上看，儿童是区别于成人需要额外照顾的。但这种照顾仅是提供给他们身体的庇护，精神上则与成人同在。这表现为《广西妇女》认同加速儿童潜在成人性的出现，战争的残酷、敌人的威胁应直接展露给孩子们而非加以粉饰。不像在电影《美丽人生》（La Vita è bella）中的桥段那样，身处纳粹集中营的父亲为了保护儿子的童心，一直欺骗他残酷的集中营生活只是一场游戏。《广西妇女》的儿童观中，并没有区隔成人于承担战争烽火的一端、使儿童被保护于岁月静好的另一端。如前文所述，儿童反而被塑造为抗战宣传员，儿童节庆祝大会去娱乐化而增强其战斗性，都是让儿童直面战争、承担与成人同种责任的体现。在这个层面上，儿童与成人的边界是模糊的。

(二)儿童管理突出守护国族的功能主义

Philippe Ariès认为，中世纪家庭注重家族的荣耀和延续性，家庭价值高于个人，而现代家庭注重个人主义和隐私，强调个人主义和子女的独立存在，所以教养目的发生功能性转变，从家族荣耀为重转向子女成长为重。[13]传统中国管理儿童观念也一直存在功能主义基础，熊秉真研究认为，传统中国儒家和理学程朱一派的幼教理想强调子女教育要从幼年就开始，教育是为了维护儒家社会规范，到明清时期则转变为以考取功名荣耀家族为重。

而在《广西妇女》的报道中，除了具有爱国和文明化意识的儿童形象被尤为突出，儿童存在的意义也被直接袒露。“新时代的儿童，在中华民国是太宝贵，太伟大了……新时代的儿童们，将会运用他们的聪明智慧，随着他们年龄的长成，从政治，从经济，从文化，从任何部门，把他们所有的力量，供献给民族国家，供献给人类。”[14]可见，儿童的珍贵在于其身上象征着国族未来的属性。正是出于守护民族“希望”的初衷，《广西妇女》强调提高儿童民族意识和整体素质：“要使他们知道，仇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回到家乡，要找父母，必须把日本鬼赶出中国领土去，除了以这种民族意识教育之外，还要教以各种技能，使他们将完全教育，以达到有了强健的身体，才能做伟大的事业”[15]那些不参与不重视儿童教养的思想行为等同于损伤民族肌理，如广西妇委会开办婴儿托育所受挫时，她们批驳道，“……显现出社会人士对于这项重要工作是怎样的漠视而不肯给予帮助”[16]此外，还强调保障儿童教育是出于安抚前线后方的考量，如“寄语前方的抗战将士，和战区的难童父母，你们的儿女，在桂林教养院是的，衣食住教是得到了很好的所在，你们安心杀敌吧……”[17]

可见，《广西妇女》对儿童形象选择、儿童象征意义、儿童社会功能、儿童教养作用等方面的论述都基于儿童社会角色的“功能性”，个体的独特个性基本是不重要的，此种儿童管理观念凸显着爱国主义的逻辑和价值观。

(三)妇女与儿童关系天然紧密，但社会应分担管理责任

熊秉真认为，中国儿童历史中的儿童管理呈现“上层到下层”和“私到公”的拓展过程。从宋以后，由于议幼学者不断，编印教材增多，幼教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儿童被纳入教育体系，接受幼教的儿童从上层阶级子弟延伸到工商及中农家庭孩童，“一步步把家庭中重要而一向最固定的成员——幼龄儿童——从私人的领域逐渐脱离出来，成为家庭之外的团体（众人或社会）或制度（学校或教育）关怀用力的对象。”[18]而传统儿童管理中，女性不仅负责生育，也承担家庭中一定的教养责任。很多中国士人都有识字之母课儿的经历，他们入私塾后，母亲继续负责幼教的加强和辅助，如放学之后督促晚读。

而《广西妇女》则延续了儿童管理由家庭氏族向社会公共转移之趋势。战争环境中，许多家庭支离破碎，儿童原本的家庭教养无法维持，父母难以充当儿童的第一管教人，这些流离失所的孩子的管教职责转移到教养机构，政府又进行赋予管教权力的确认。与此同时，妇女充当儿童管教的角色又呈现新的特征。首先，传统观念中妇女与儿童之间的紧密关系仍天然存在。如《战时妇女工作与儿童问题》一文称，由于母亲比父亲更为体贴、细腻、周到，儿童更信任和亲近母亲，“妇女与儿童的关系实在比男子对儿童的关系要密切得多”[19]，但正因为妇女对于儿童的影响非常大，如果母亲的知识水平和素质不高，就会阻碍孩子提升个人素质及参与抗战救亡运动。

另一方面，妇女也被要求从儿童教养中解放出来，相对稀释对儿童的管教权力。背后的现实矛盾是，由于要担负儿童的教养责任，战时妇女无法全身心参加服务工作。但在爱国主义情绪的主导下，精英妇女期待广大女性作为社会服务和后方抗战的有生力量，减少母职而投入社会领域。因此，《广西妇女》非常支持和期待建设保育院、托儿所、教养院等公共机构，分担传统母职。

笔者认为此观念与该时期女性主义思想的引进有关。如《广西妇女》刊登了柯仑泰《新妇女论》的书评，文章认为苏联已经消除对妇女的一切不平等的道德观念，苏联的托儿所制度是值得借鉴的。“妇女获得劳动的权利，还要将妇女从为社会生育孩子的任务中解放，就要将母性的烦累，从妇女转移到集团，子女的保育、教育由家庭转向社会”[20]可见，西方女性主义将女性从儿童管理中解放的理念也被《广西妇女》征用，成为宣扬其儿童管理设想的一种有力佐证和思想来源。

三、小结

本文的研究源于儿童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面向，即相信儿童和成人相处之道是多元的，看待儿童“较合理的做法是将不同社会不同团体的童年文化史主题扯在一起，呈现它们合纵连横的状况，维持一种童年变幻莫测的社会建构形式”[21]由此，笔者通过妇女报刊对中国近代战时儿童文化细部进行了一次探索，发现《广西妇女》致力于建构爱国救亡、投身抗战、文明有礼的战时儿童形象，这些在文本中的儿童没有当代孩子的天真浪漫，而是与成人一样面对战争的残酷、充满对敌人及汪伪的怒火。由此可见《广西妇女》所代表的精英女性的儿童观念：她们认为儿童在生理上区别于成人，需要额外地教养和保护，某种程度上要区别对待，但又希望他们像成人一样地抗战；她们对儿童教养的重视，是出自儿童身上的抗战力量，出自儿童作为文明化国民的未来希望，而非儿童本身就是可敬的生命和个体；她们承认妇女与儿童的天然母子情谊，但又觉得二者传统上的教养捆绑关系既耽误儿童成长又影响妇女投身社会服务，于是提出成人对儿童教化应从家庭转移到社会机构，鼓励女性从传统母职中解放，投身社会工作和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