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志

（山东艺术学院 艺术学系，山东 济南 250014）

一

按照理查德·罗蒂的界定：所谓叙事就是对某事物的讲述。在讲述的过程中，讲述者会不由自主地融入讲述的语言之中，仿佛讲述者本人也参与了事件的过程。因为也只有在叙事中讲述者才能将自己的感知、体验、想象和理解融入到叙述的语言之中，这样的叙事方式，从根本上是为了带给讲述者一种意义寻找和体验的存在感。尤其是在一个文化过量供应的现代主义时期，太多的刺激、体验、观念和启示，当活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生命个体不能将这些通过叙事理解为一个整体时，世界就会变得支离破碎，它会引发一种苏珊·桑塔格所揭示的精神疲软——过量未加叙事化理解的体验与启示使人丧失了转化的能力。按照海登·怀特的理解：叙事产生于我们关于世界的经验和我们用语言来描述这种经验的能力，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意义得以产生。而当我们面对着一个文化过量供应而无法叙事的局面时，这往往意味着“意义本身的缺失和遭拒斥”[1]2。也正因如此，叙事也往往体现出生命个体通过驾驭知识而具有穿越文化所设置的重重理解障碍获得意义体验的一种能力。

从这一叙事文化视域出发来观照生活于20世纪最黑暗时期的本雅明，对其思想的复杂性会获得更好的理解。他一生都在遭遇着意义缺失的体验，尽管他徘徊于远古意象、古典文化、犹太教和共产主义之间，但最终没有一个可以使其忠诚地融入叙事之中并获得信仰意义上的精神体验，诚如他自己所言：“文化史所增加的是人类肩上堆积的大量财富的负担，而没有给人类甩掉这一包袱，从而把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力量。”[2]307这和尼采批判的历史学的过量侵害了现代人生活的造型力量意思如出一辙。人类之所以创造出文化，在最根本意义上是为了使其服务于人的生活，然而当过多的文化成为人类获得更好生活的障碍时，就需要“打扫干净房间”，为重新创造新的居住环境开辟空间。

然而，本雅明思想的复杂性在于，他自己不但无法割裂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而且还从中发现了那种可以使现代人获得拯救的乌托邦意象，尽管这种意象随着现代化去魅历程在文化景观上呈碎片化状态，但本雅明仍然希望通过批评将其拯救出来，为此他还提供了一种寓言性的叙事策略。如在反思小说的危机时，他用生动的语言描绘了传统与现代两种文化孕育的叙事艺术——史诗与小说在体验上存在的差异：史诗性生存就好比在生存的海滩上听浪花拍岸，或者收集被海水冲上来的贝壳，或者什么都不做，只是悠闲地在海边体验人与环境自然融为一体的闲适，这里的体验有一种沉醉于时间之中的幸福感，或者说是人与世界亲切地相遇，类似中国诗歌中描绘的那种“风吹草低见牛羊”和“悠然见南山”的和谐安宁状态。用存在主义的话说，人是诗意地扎根于这个“大海”之中的。另一种则是现代小说所代表的生存体验，虽然也是以大海为生存隐喻，但依靠大海，人已无法扎根于此，而是早已扬帆出海，这正是本雅明所说的现代主义小说所代表的生存境况，他们是一些离群索居的人，孤独的侵蚀使这些现代小说家不再能够与世界发生休戚与共的关系。无论现代散文式的叙事作品还保有多少史诗精神的痕迹，整体而言，现代人已很难再有扎根于世界之中如归家园般的生存体验了。

这也是本雅明思考现代性问题的思想发力点，理查德·沃林指出：在一个令人绝望的世界里寻求救赎的希望是本雅明所有思想的精神旨归。这种寻求的方式也是其孜孜不倦地追求的文化批评之道，在他的整个思想历程中，这种寻求又沿着两个叙事维度展开：一是从语言、神话、艺术、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层面揭示现代人是如何丧失掉那种扎根于世界的整体性经验能力的；二是从美学、政治、神学、历史学等维度寻找如何使现代人重获这种经验能力。他和阿多诺共同拥有的那种信念——在人类过往的文化史中，还有许多被各个时代的同一性思想压制了的哲学、错过了实现的机遇。本雅明认为运用描述性的叙事（对此阿多诺有不同意见）将这些意象批评性地打捞出来，意义重大。“每一个尚未被此刻视为与自身休戚相关的过去的意象都有永远消失的危险。”[3]267这里的意象获得，需要的是一种瞬间闪现在人的意识之中的启示能力，这种能力根源于本雅明所深深青睐的一种人类原初阶段（原始的无阶级社会）把握世界的能力，即事物以整体的形式直接呈现在人的面前，不需要任何的中介。在这样的意象中，由于人是扎根于世界之中的，所以人的所有意欲、情感、精神与万事万物水乳交融地融为一体。这也是原始艺术中所包含的经由模仿在事物之中包蕴乌托邦意象。之所以是乌托邦因素，是因为经由人的精神观照，这些因素可以重新唤起人在远古时期与世界深深相依时的情景，从而可以救赎现代人精神过于抽离于世界之外的孤独处境。在本雅明看来，尽管神已经远离人而去，但在诸多事物中仍然残存着乌托邦救赎意象，比如他从意大利的废墟中发现的多孔性，其实正是物质和这种残存的精神意象之间的相互渗透，这种意象也是波德莱尔所称为的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应和”，在后期本雅明将之理解为辩证意象，“适当地把（精神及其物质表现形式）二者联系起来，它们就能互为引证，互为解释，到最后它们不再需要任何说明或解释性的评论”[4]153。这种辩证意象在本雅明看来对于现代人的救赎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纯粹的概念思维无法触及内在精神，而纯粹的神学意义上的直觉又无法触及外在事物，辩证意象正好可以把二者结合起来。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打捞文化史上未被实现的救赎意象。

另一个揭示现代人整体性经验衰落的途径是对人类经验在现代化演进中表现出来的文化景观进行批评性诊断：如对巴洛克悲剧艺术的分析，正是那些绝对的悲惨情境，揭示了人类历史上最为野蛮的、犹如无情大自然的灾难降临到人类头上时的境况，在这种状况下，被不可捉摸的命运摆布的人正是深陷彻底绝望中的人。面对这一极端的无救赎希望的虚无意象，人才能从辩证的反面激发主体的能动力量，积极追求命运的救赎。再比如照相、电影等可复制性技术对于人类原初模仿能力的摧毁，这种摧毁的表征是在这些复制性艺术的接受体验中，源于人与世界融为一体的和谐“光晕”也消失了。后期受到马克思主义对商品拜物教分析的启示，本雅明将商品中包含着的乌托邦救赎因素称之为幻觉，因为在这样的商品事物中，其展览价值盖过了激发救赎希望的膜拜价值，所以只能给现代人提供虚幻的满足。正是因为如此，作为批评家的本雅明相信去从文化史中打捞那些“充满乌托邦痕迹的生活”才有其必要；而被资本主义商品挟裹着的大众，要想获得救赎，也必须将这种从商品中获得的虚幻满足感去魅，本雅明所采取的方式是超现实主义式的，让消费文化中的理念发生革命性的内爆，从而使人认识到真正救赎的意义。

这无疑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拯救现代文化堕落的宏大叙事。实际上，本雅明所理解的整个文化史的叙事性拯救，都被这种不切实际的辩证意象支配。诚然，人类原初模仿能力的确是人与世界融为一体的原始乌托邦意象，而且这种意象在现代艺术中也有着诸多真实的体现，正如我们在一种在场的图像艺术中，可以感受到更多的与世界具有的亲和感。又好比还没有掌握语言技巧的孩童却能够通过图像理解世界并被其深深吸引一般，但这些艺术审美体验，一如前理智状态的孩童在绘本的世界中所感受到的那种亲和感，的确能带给被启蒙了的现代人扎根于世界的意义体验。但把这种审美意义上的体验放大到整个文化救赎领域，就会忽略掉：正如真正的艺术是想象中的存在一样，真正的精神救赎也是想象中的经验。一旦赋予这种精神以历史实践意义上的实质性内涵，便往往会陷入唯精神化的幻觉之中。正如理查德·罗蒂所言：“我们关于一种独立于心灵的现实所能形成的任何思想，都必须停留于由我们人类的生活形式所设定的边界内。”[5]204这里的边界，恰恰是本雅明批评性拯救意图所逾越的，在本雅明恣意汪洋的救赎想象中，潜藏着无视这一边界的危险，尤其是在他的远古意象与克拉格斯的人类学经验、云格尔的极端美学经验，以及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联系起来时，尽管都表达了对那种人类原始的整体性经验在现代化的技术世界衰退的忧虑，但在现实中召唤这种非理性的救赎经验，就不得不冒一种越过生活世界边界而被法西斯主义思想俘获的危险。

进一步分析这种危险，实际触及对文化实质功能的理解，在现代社会，文化不仅仅是一种让人获得短暂精神性慰藉的力量，它往往还承担着代表社会来实施抵抗国家或意识形态或宗教的总体化压制和规约的力量，本雅明力图阐明的那种乌托邦拯救意象，就蕴含其中，但它代表的是一种间接的、持久的、有韧性的，指向人类终极解放的感性抵抗力量。后期本雅明则希望把这种力量直接现实化，这会犯他自己揭示的美学泛政治化的左翼错误，但把这种力量普遍化又会犯政治泛美学化的右翼错误。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一旦希望将其直接转化为社会解放的力量时，无论是法西斯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会导致对人类文明史贡献的那些实质性进步因素的破坏。

二

本雅明的现代性思想叙事扎根于生命体验的意义缺失，为使生命获得救赎，他不得不求助于美学体验。对于个体生命而言，在他看来那些幸福的时刻诸如人们快乐地呼吸过的空气、与之交谈的人，以及本可以委身于我们的女人，这样的瞬间体验足可以使被困于时间牢笼中的有限生命具有意义。这无疑是尼采去体验一切的生命哲学的回声。兰波曾经生动地描绘过类似的启示时刻：去年夏天我离家出走的一回，我到河边装水，有个没比我大多少的普鲁士士兵，在空地上睡觉，我看了许久才明白，他不是睡着了，他是死了！这使我想通了，我若想成为本世纪第一诗人，我需要做的，就是用我的身体力行一切，作为一个人已不够，我决定要成为每个人，我决定要开创未来！用无数瞬间的丰盈体验来充实空虚有限的生命，这也是每一个现代主义艺术家的共同追求。获得这种令人心醉神迷的瞬间体验可以使人摆脱理性强制性的神经机能症，从而使人在意识的迷宫里自由穿行。进入这一瞬间实际上也就是救赎的刹那，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又是不期而遇的，而且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或多或少有过这样的体验瞬间，因如此本雅明才断言，每个人身上都保有了些许微弱的弥赛亚救赎的力量。这也是一种处于清醒与梦幻之间的感觉状态，只有处于这样的门槛，生命才有存在的价值。类似处于死亡瞬间的人，一生的经验“像电影似的以秒的速度一闪而过”[6]177，此时此刻，生命经历的那些最鲜明生动、激动人心的图景瞬间集中闪过。本雅明极为看重这样的时刻，人进入这样的瞬间体验仿佛摆脱了现实的羁绊，可以获得意识的极度自由和精神的极度兴奋。

为获得这样的非理性体验，他甚至求助于大麻，在他看来吸食大麻是进入梦境体验的准备。恩斯特·布洛赫曾描绘过本雅明对大麻的迷恋：生命仿佛进入被大量奔腾不息的图像和声音挟裹着的洪流之中，那些在理智状态下无法穿越和进入的语言领域，意识可以在其中自由穿梭，生命仿佛向无限时间和无限空间开放，处于其中的人瞬间获得了自由的解放。同样对于历史而言，为了体现这样的瞬间，本雅明构造了一个“当下”范畴，“当下不是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当下里，时间是静止而停顿的。这个当下界定了他书写历史的现实环境”[3]274。这样的时刻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所理解的充满冲突和张力的革命时刻，与其说这是历史的思辨，不如说是美学的构造。本雅明相信只有唤醒历史上所有被错过的这样的时刻，才能够使所有人都获得救赎，而这种救赎的到来，就是宗教的末日审判时刻，处于个人生命和西方文明遭受前所未有毁灭威胁的本雅明，自然而然产生了这种末世救赎思想。

为了获得这样的时刻，本雅明所求助的是现代主义艺术中那些具有审美解放意义的因素：波德莱尔的震惊、卡夫卡的绝望、普鲁斯特的回忆、布莱希特的间离化戏剧效果、超现实主义者的梦境，尤其是来自电影艺术审美接受上的经验启示。本雅明将欣赏电影所获得的那种震惊，与进入超现实之梦所获得震惊相提并论，实际上在对吸食大麻所获得的幻觉体验进行描绘时，本雅明就注意到了那种被奔流的图像和声音缠绕着的世界与影像中世界的相似之处，它们也契合他早年所提出来的关于远古时期人类模仿的图像世界。这样的图像世界所包含的乌托邦救赎意象，在本雅明看来随着电影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完全被释放出来。而且影像的世界与超现实之梦的世界也极具相似性。如果说吸食大麻是为了进入这样的世界做准备，那么本雅明再经由超现实主义艺术作品的欣赏而进入这样的梦境，所获得的强力体验就非大麻所带来的短暂幻觉所能够比拟的。比如在阅读阿拉贡的小说《巴黎的乡巴佬》时，本雅明谈到读这部作品所带来的刺激过于强烈，以至于每天只能阅读几页就不得不停下来以平复激动的心情。而经由对电影处理图像的蒙太奇手法的理解和超现实之梦的体验，本雅明对历史进行美学化处理也变得得心应手，历史的“当代”范畴也受到蒙太奇电影手法的影响。如果历史就是一幅幅电影镜头组接而成的话，当所有具有张力的历史镜头瞬间剪辑到一起，就会产生足够震惊的审美效果。而在对资本主义前史进行考察的《巴黎拱廊街》研究中，由于本雅明把自己所处的资本主义世界看作是将死的事物，在其死亡的刹那，用梦幻回溯其诞生以来的一个个历史瞬间意象，构成了拱廊街计划的方法论内涵。对本雅明而言，资本主义的同一性压制力量就是对实用性的贯彻，这种贯彻把那些毫无使用价值的事物压制甚或流放到了社会的最边缘，甚至视为垃圾加以处理（这包括他自己无用的作家职业和失败的人生）。本雅明在回溯之时，需要做的就是将这些被边缘化的历史意象拯救出来，所以呈现在拱廊街作品中的“是穿过大都市迷宫似的街道到处游逛的游手好闲者和把躺在神话学与理性主义之间的印象凝结成图像的捡破烂者，他的注意力不在社交聚会，也不涉及其中有一官半职的人，而是涉及从需要中掉出来并被认为毫无价值的东西”[6]177。

之所以这些边缘人、游手好闲者、流浪的波西米亚艺术家吸引着本雅明的注意力，不仅仅是自己也属于他们之中的一员，实际上本雅明从这些无产者和失败者身上，发现了抵抗资本主义同一性思想压制的主体力量，尽管它们散落在社会的边缘，无法进入主流社会，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成功的机遇，抓住机遇的成功人士所代表的是必然性的力量，而整个社会、整个历史，以及当个体的命运被这些必然力量操纵和统治之时，被压迫者就永无翻身的希望。本雅明在那篇《一个因吸食大麻而陶醉的故事》中，借一位画家之口，绘声绘色地叙述了一位旅行者来到马赛，在那里获得了大麻并吸食，然后接到了一封电报，询问他关于一笔有可观收益的股票要不要买进，而且必须立刻回复，可是因大麻而陷入幻觉状态的旅行者错过了答复，当他第二天醒来时，一切为时已晚，获得一笔巨大收益从而使自己跻身上流社会成功人士行列的机遇也擦肩而过。本雅明在这里把进入奇妙幻觉状态和进入资本主义理性的成功世界做了截然鲜明的对立，而前者之后还可以加上省略号，省略的部分包括所有现代主义艺术所青睐的审美体验。它们是本雅明一股脑地投入其中并希望将之通俗化以唤醒沉睡在社会和历史边缘的非理性解放力量。为此他不惜牺牲掉一切启蒙和理性所带来的社会同一性力量。因为在它看来，所有同一性的思想就意味着必然性，体现在社会中就意味着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历史方面则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宣称的历史进步主义，打碎这些必然性的锁链，人类的整体救赎才有希望。这也是对马克思的只有当整个世界意识到后，才能实现自己长期梦想的东西，以及卢卡契的总体性革命的回应。本雅明所代表的这种现代主义革命精神，也体现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本质，从理想主义出发，不满现实的法则，对这些波西米亚艺术家而言，则是反叛自己出身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正如与本雅明在同一时代生活过的超现实主义电影大师布努埃尔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所反思的，这种反叛的精神，旨在推翻社会的旧有秩序，并使生活脱胎换骨，这是诸多超现实主义者后来加入共产党的原因，他们认为共产党所做的一切才能称之为革命。他认为现代主义艺术所代表的那种价值系统之所以让本雅明这类知识分子着迷，是因为这套系统“除了否定既有的价值系统之外，还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准则——我们崇尚情感、神秘的东西、黑色幽默、讽刺，以及诡异的召唤，等等。在这个领域里，我们的思想和行动都有脉络可寻，没有任何疑虑。我们的道德体系比起传统的道德秩序，也许更为先进，也更危险，但是却更有力量，更为丰富，同时也更具有凝聚性”[7]85，这些反思无不契合本雅明的思想。他们代表着最后一批认同艺术精神就是革命的、诗的、道德运动的人文知识分子理想。

本雅明的现代性思想叙事，已然触及后现代思想，尤其是法国后现代思想中的诸多主题。如巴塔耶对内在体验中包含的反叛力量的挖掘，与本雅明对非理性的救赎力量的拯救一脉相承；福柯对任何知识所内蕴的权力的批判，以及对一种边缘的、被压迫者的、非理性的人的历史谱系学叙述，正是本雅明思想的延续和发扬光大；而德里达对任何处于支配和中心地位的思想的解构，也是这一主题的哲学阐发；博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诊断所提出来的资本主义仿像社会的描绘，是本雅明用模仿的乌托邦意象批判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文化的延续；阿甘本对轰出了历史连续体的例外状态的重视，与本雅明的历史哲学瞬间理念更是直接承继的关系。

本雅明的思想在美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中也不乏知音。理查德·罗蒂所倡导的文学文化，其中所包含的反讽的自由主义和重新描绘僵硬的理性主义哲学思想，既有给予任何人类创造的事物都务必被历史化的反本质主义精神，同时也与本雅明对边缘个体生命重视的人本主义精神相通。而其所倡导的以叙述取代理论的观念，与本雅明散文化的叙事精神，可以说有着广泛的可互证基础。本雅明对现代主义艺术中非理性内涵的过多推崇，在当代受到了更多的质疑。在安·兰德看来，恰恰是因为现代主义艺术摧毁了艺术的认知层面，才使得浪漫主义艺术衰落了，艺术只有感性，没有强大的意志注入的理性，这是现代主义艺术的弊端。在她看来，伟大的艺术，一定是其中灌注了理性和感性都极为强大的精神才成其为伟大的。只是这样的艺术更贴近精英艺术，而希望直接唤起大众沉睡的非理性革命激情的本雅明，显然希望能够把现代主义艺术中的非理性因素通俗化地转化为政治解放的力量。在他看来大众不需要伟大，需要的是艺术的激发力量。

三

如果把本雅明的现代性叙事放到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背景中来考察的话，会发现它的独特性是形式意义上的，即他的哲学思考是反体系的，这一特点既表现在他用论说文这一形式来表达，同时他又力图从无法被社会思想整合的微小感知领域（童年记忆、吸毒体验、文学因素等）入手来阐释其中隐藏的乌托邦意象的解放力量。但在根本意义上，他的哲学思考又有着持之以恒的精神内涵，那就是寻找人生幸福的体验，“对幸福的期待是他的全部作品都具有生命活力的深刻期盼”[8]279。正是对这一内容的追求，才使得本雅明在所有现代主义艺术家中，唯独对普鲁斯特情有独钟的原因。正是从普鲁斯特动情地漫无目的的回忆世界里，本雅明感受到了一种深沉的、对幸福盲目的、无感觉的、狂乱的寻找，这一寻找动用的通感，又契合本雅明对远古模仿力的理解。回忆不是记忆，本雅明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此作了严格的区分，回忆是一种非意愿记忆，而意愿记忆则是强制性理智的体现。只有在非意愿记忆之中，世界存在的意义才会经由意象向亲近它的人敞开。这种能力也可以从现象学的角度展开，胡塞尔强调的意向性还原，正是一种呈现世界意识的方法。在科学理性关注下，概念和判断主导的认识世界，是使意识受到注意力支配的聚焦，而每一个注意力所关注到的点，都必然会遮蔽其他没有被注意力聚焦的领域。试想如果意识引领的直观使本雅明所理解的经由模仿/通感进入的是一个整体的世界，被理性和概念思维过滤掉的（用海德格尔话语表达是对存在的遗忘）事物便会呈现于人的世界。普鲁斯特借助非意愿记忆回忆逝去的时光达到的，也是呈现这样一个整体世界的效用。举例而言，一个人在一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聚焦的中心，无论是功利的还是非功利的，这些目的支配了人的注意力，其他的则被无意识地忽略掉了——类似中学生集中注意力准备升学，但除了学习之外的事情（暗恋别人或被别人暗恋）——这些没被意识聚焦的事物并非永久地消失了，在本雅明看来，它们只不过被无意识以意象的形式存储在某个地方，对于个体是无意识的潜藏领域，对于集体的人类则是文化的无意识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潜藏着的这些意象，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都仿佛带着时间索引，生活于当下状态一旦找到打开这些索引的密码，就能使整个过去消遁于时间的洪荒之中的意象获得救赎，就好比普鲁斯特找到了玛德莱小点心这一密码从而经由回忆打开了一个世界。本雅明对此显然也心向神往，并希望把这一开启密码就可获得救赎的启示运用到整个历史领域。

不难发现经由回忆所建立的整体世界，实际上与海德格尔的在时间中被遗忘的存在世界，以及加斯东·巴什拉的梦想世界的相通，“梦想者的宇宙使我们置身于静止的时间中，它帮助我们融化在世界中”[9]242。这也是本雅明从普鲁斯特回忆的意象世界所获得的幸福得以扎根的所在，普鲁斯特用史诗的形式“以他的关于失去的时间和复得的世界的寓言在诗歌中恢复了宇宙论的广阔视野”[10]。促使这些20世纪的现代哲学家去寻找这种整体世界意义的动力，无疑是他们对于自身所处意义碎片化现代世界的不满，诚如安·兰德指出的“在意识或潜意识中，时而外显时而暗含的，人意识到自己需要对存在的整体认知才能整合价值、明确目标、规划未来，使自己的人生得以维系，而不至于成为一盘散沙——同时人也会意识到形而上学的价值判断无处不在，深深地融入自己的选择、决定和行动中”[11]6。

这种整体意义的价值也可以从保罗·利科关于叙事时间的分类来理解。在他看来，时间之所以在叙事中如此重要，原因是作为人类寻找的意义是通过在时间之中的叙事而建构出来的，而非是一直就存在于某处等待被寻找和发现的实在。基于此，人类如何处理川流不息的事件中的时间而非时间之中的事件就变得尤为重要，保罗·利科总结出三种在意识中处理事件的时间结构：一是事件在时间之中发生；二是这种过去对现在的影响，强调事件在生与死之间的延伸能力；三是将来、过去和现在置于一种多元统一体中来理解。只有在第三个时间结构层次上，人类才能够将意义理解为一个整体，本雅明“当下”范畴力图涵盖的也正是这一时间结构，它所要对抗的是一种来自于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进步观，这种历史观将时间理解为线性的，事件在其中受到必然进步的乐观主义观念支配，持有这种进步观的人会坚持历史发展的力量本质上是仁慈的幼稚信念，而本雅明用历史天使的寓言启示：如果说远古时期支配人类理解自然历史的是神话和巫术，那么启蒙主义所带来的进步史观只会带来事件灾难性的堆积，最终的结果将是文明成为废墟。因为进步的理性成为了新的神话。这种意识支配了现代人的信仰，时间被均质化，被其统治的人的空间层面和心理层面实际上成为了后来阿多诺所揭示的“第二个自然”：第二自然“与象征性地表现在神话世界里的原初自然一样无情和欲壑难填。现代完全可以说回到史前史了，因为统治一切的商品交换意识形态已经在人们的生活中，呈现出了神话力量在原始人的世界中所呈现出来的非反思的、像自然似得不透明性了”[8]271。解决之道还是需要将人本身也理解为自然的一部分，重新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这也正是存在主义哲学所力图揭示的真理内涵。

可见，本雅明对这种与存在主义相通的整体意义的追求，代表了20世纪哲学希望重回世界聚焦中心的努力，这种努力也代表着人类以哲学之思追求不变的意义领域的永恒形而上冲动。这种意义领域超越有限与无限、必然与偶然、物质与精神、此岸与彼岸、总体与局部的二元矛盾性。它之所以是一种深置于人类学意义上的永恒冲动，是因为上帝造人之时或许就早已将一种对现状的不满并希冀改变它的欲望置于人性之中。这就是为什么人总是感觉真正的生活是不在场的，按照利维纳斯的理解“形而上学即出现于这一不在场的证明之中，并于其中得以维持”[12]3。为此哲学的形而上之思总是喜欢思考别处、别样这些“他者”的维度，虽然它总是从我们所熟悉的世界出发，但在终点上却永远指向一个陌生的他乡，尽管在现实的环境中有许许多多的改变，但这些改变总会难以抵抗“他者”欲望的引诱与征服，20世纪的这些哲学家关于现代性思想的叙事，构成了一部大合唱。从这一现代性视域审视，本雅明并不是个例外，只不过，他处于最为极端的环境下，所以他对现实的不满和希求改变的欲望也更为强烈，其对现代性思想的叙事也更为极端。

在一种绝望的历史处境之中，本雅明对现代性思想的叙事构造既打上了一种末世论的救赎色彩，同时也体现出一种哈贝马斯洞察到的虚无主义、寂静主义和失败主义的色彩。站在21世纪重新反思本雅明的思想遗产，需要回到尼采的思想出发点对其进行重描。尼采认为：“历史现实与自然现实不同，因为人类行为者有能力对其行为进行叙事性的建构，因而赋予历史现实以叙事意义。”[13]所以本雅明所构造的现代性叙事，指向的其实是现代性的反面，他用一种辩证的思维揭示出了那些被宏大叙事的现代性进步思想所遮蔽掉的事物的另一面：那些歧义丛生的文化景观，那些被压抑着的处于生活边缘的乌托邦痕迹，本雅明用自己天才的敏锐思维触觉，把它们一一打捞出来，并带到了理智注意力聚焦的思想现场。这样的思想聚焦在同一与歧义的二元对立启示中，又为当代的多元价值文化开辟了广阔的思想空间。反讽的是：本雅明自己的人生故事和思想遭际，也同样是经历了一个从被历史遮蔽和掩藏着的状态到重新被发现、被诠释为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当代思想家的过程，只不过这个故事对于已经死去的本雅明及其生存的时代而言已经没有意义。他把关于自己的弥赛亚救赎意象通过一篇篇论说文编织好了密码，传给了当下阐释其思想的人们，在解码其思想的过程中，他留给后世的救赎启示也随之打开。不经意间，他自己的生命遭际却成为成就其思想真理内涵的绝佳注脚。